第一百三十七章

　　秋末之时，光秃秃的田野，让人感觉有种说不出的苍凉。天空碧蓝高远、浩瀚无际，一团团白云懒散而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仿佛它们身上的能量，已被春日里的和煦暖风、夏日里热情似火的炽烈阳光消耗得所剩无几。当然，这个时候的太阳，业已变得不及夏日里那般炽烈，那般明亮耀眼了。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能够装点大自然的，唯有林立于棋盘山山脉各种树木之上的依旧绽放生命热情的秋叶。举目远眺，那些被秋风染成色彩斑斓的秋叶，把棋盘山山脉装点得格外美丽，更像是著名油画大师倾力完成的彩色巨幅画卷。然而用不了多久，当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袭来之际，那些对母体充满无限眷恋，被秋风染成黄、红、橙色的片片秋叶，便会像一只只向死而生的彩色蝴蝶，翩然飘落于树下，给即将离开的秋天，画上一个凄美壮烈的句号。
　　在农村，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里，生产队里的活儿越来越少。所以村民们在干活儿的时候，也就显得懒散懈怠、吊儿郎当了，全然没有了春播、夏种、秋收时的紧张概念；同时他们也很难听得到生产队长丁贵堂常挂在嘴边的“妈了个巴子”的口头禅。这让他们感到有点不习惯。
　　“妈了个巴子”是个啥概念？那是丁贵堂对他们的一种心理暗示，是丁贵堂往他们血管里注射了一管子鸡血，使得缺乏劳动热情的他们，由此而变得精神振奋起来。当然，丁贵堂多少也有点不太习惯——春播、夏种、秋收三个季节里，他似乎已经把“妈了个巴子”这五个字说烦了、说累了，懒得再去说了；除非张三或者李四们干活时精神萎顿，迷迷糊糊打瞌睡，他才会忍不住对张三或者李四斥责道：“妈了个巴子，你是三顿没吃饭，还是晚上没睡觉？啊！”
　　于是被斥责的张三或者李四，精神便会为之一振，继而挥动铁锹，将堆积在粪池旁边的牲口粪便，以及掺和着泥土的猪的粪便，奋力铲进粪池里——队里每年都会给蓄粪池的土围挡进行一次加固，使其看上去（尤其是在朦胧的月色中）更像是一座低矮的散发臭气的、专属于屎壳郎家族繁衍生息的城池。然而铲了一会儿之后，张三或者李四铲粪的节奏和气力，就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仿佛他们的的确确三顿没吃一口饭，也的的确确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似的。在他们看来，人可以抑扬顿挫地歌唱，为何就不能抑扬顿挫地干活？再说，人又不是机器，怎能持续不断地运转呢？所以说，有效控制好劳动节奏，不仅能够减少自身不必要的体力消耗，更能节省家里的口粮。
　　对于尝过挨饿滋味的村民们而言，这是很不错的一个计划！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攒下家中口粮的“宏大计划”！倘若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那么，一天省一口，一年省一斗的“宏大计划”，就很容易实现了。这般有利于个人的经济账，张三李四算得清清楚楚，其他村民同样也能算得清清楚楚。总之，这或许很契合他们与生俱来的农民式的狡黠，更或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张三李四们，在从事一辈子都在从事的繁重的生产劳作过程中表现出的狭隘的小农意识；并于此后漫长的生产劳作过程中，不断挖掘并发挥他们小农意识的巨大“潜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村之所以贫穷、落后，无疑与狭隘的小农意识有关。而狭隘的小农意识，又是个极为可怕的东西——它不仅束缚着农民们的思想进化，同时也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
　　因此，当张三或者李四狭隘的小农意识开始作祟，开始主观地控制他们所谓的“劳动节奏”时，丁贵堂就会忍不住奚落他们。
　　“哼，瞧瞧你们，拿着‘壮劳力’的工分，却干着‘半劳力’的活儿，你们倒是好意思啊！”丁贵堂满脸不悦地说。
　　“这种活儿，也只能悠着点‘干’。”于是张三或者李四便会挤眉弄眼、怪声怪气地说，“一鼓作气地‘干’，再强壮的身板儿，那也吃不消啊。”
　　“悠着点干？谁放的狗臭屁？”丁贵堂目光如炬，“我丁贵堂便是躺着干，也比你们站着干效率高！”
　　“躺在粪池旁……咋干？”不知是谁趁机咕哝了一句。声音极其微弱，像是一只绿头苍蝇垂死前的振翅挣扎。
　　“妈了个巴子，躺在粪池旁就不能干了？你们哪个又在放臭屁？”丁贵堂循声叱问。
　　“躺在粪池旁‘干’，岂不是滚了一身的粪？滚了一身粪，哪个还有心情‘干’啊。”又不知是谁在一旁多嘴多舌，“锦上添花”地咕哝了一句。
　　尽管那句锦上添花的咕哝，要比之前张三或者李四发出的像是绿头苍蝇垂死前的振翅挣扎略胜一筹——听上去更像是屎壳郎从蓄粪池中腾空而起时发出的嗡嗡之声。但丁贵堂却听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是，当他看到更多的张三，更多的李四（包括女的张三，女的李四）装模作样地审视着彼此，挤眉弄眼，嘀嘀咕咕；仿佛被审视的那个彼或此，就是自己想要找的那个多嘴多舌、声音听上去像是屎壳郎腾空而起时发出的声音的人，他又显得若无其事了——因为丁贵堂忽然觉得刚才自己委实用词不当，尤其不该口不择言地将那“干”字说得掷地有声。
　　为了掩饰自己用词不当引起的尴尬，为了避免那些男社员和女社员从他脸上窥视出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丁贵堂便对那两个只闻其声不知其谁的人进行了强词夺理地批评和揶揄。
　　“妈了个巴子！”丁贵堂依旧目光如炬，“农民怕大粪么？就算这蓄粪池里的粪不是人拉的，而是牲畜们拉的，你们也不能嫌弃它的臭！‘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如果你们连老祖宗们传下来的谚语都不当回事了，那你们就别种地了，干脆都去‘边外’‘跑盲流’算了！秦忆军不是也去‘边外’‘跑盲流’了么？尽管他不是因为闻不得大粪的臭而去‘边外’‘跑盲流’了，而是因为‘边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比咱双山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还要严峻；那边的阶级敌人，比咱双山大队还要多，还要猖獗！所以……”
　　“所以咱们的秦副书记，是去‘边外’搞阶级斗争了。”姜豁牙终于没能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紧跟着插了一句。
　　“你这个姜豁牙，不说话，还能把你当哑巴卖了！”丁贵堂朝姜豁牙狠狠地瞪了一眼。
　　于是在场的男社员和女社员们全都捧腹大笑了起来。他们笑的原因和理由与姜豁牙并无关系，而是毫无二致地集中在了一个“干”字上。因为他们觉得：丁贵堂所说的那个“干”，跟干农活儿的“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着云和泥的巨大差别；是两个赤裸裸的异性肉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温柔碰撞，是爱的抚摸所引发的一阵酣畅淋漓的快速摩擦……他们彼此配合默契、彼此快乐无限！他们“干”得昏天黑地，“干”得浑身瘫软……由此可见，丁贵堂所说的那个“干”，被那些存有肮脏思想的男社员和女社员们由此及彼地发挥到极致时，竟与“日”、“搞”、“弄”等诸如此类汉字的释义南辕北辙了。这显然不是丁贵堂的过错，而是某些怀有淫邪之念的男社员以及女社员们的过错——他们不该在一个“干”字大做文章，使其派生出一系列与性有关的字义……如此意义深远，大大超乎了人的无限想象力的汉字文化，不仅让人深刻感受到了仓颉造字如此之伟大，更是深入骨髓地领悟了华夏语言文化如此之博大精深。
　　“妈了个巴子！”丁贵堂大约已经知道这些男女劳动力们因何挤眉弄眼，怪声怪气地窃窃私语。于是他就虎着脸，对那些满脑子想着床笫之事的男社员和女社员们（未婚之意淫或手淫者可以忽略不计）嗔责道，“一提到‘干’字，你们一个个就精神抖擞，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恨不能立刻马上回家干那事……你们谁有这个想法？啊？谁有？举个手给我看看，我丁贵堂立刻马上就让你回家干那事去，而且工分照记不误。”接着就将一双凌厉的目光在男社员和女社员们的脸上扫来扫去。
　　每每这个时候，那些受到丁贵堂斥责的男社员和女社员们，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精神陡增。尤其是那些热衷于说荤话，一天不说荤话就会无精打采的男社员们，他们的意识底层仿佛正在燃烧着一团淫邪的欲火，他们仿佛正于此刻享受着“周公之礼”所带来的肉体上乃至精神上的莫大快乐！
　　“俺们白天……不干那事！”一个年近三十、精力显得很旺盛的男社员，用其虚伪的言辞顶撞丁贵堂。
　　“妈了个巴子。”丁贵堂对顶撞他的那个年轻男社员讥讽道，“你小子白天不干那事，并不代表别人白天不干那事；别人白天不干那事，并不代表你小子白天不干那事。没有花花肠子的男人不多见，你也许就是那个……”
　　丁贵堂话没说完，一头发了情的“泡卵子”（公猪），从生产队的猪舍里跳了出来。它口冒白沫，一路哼哧着追逐一头年轻母猪。
　　于是大家又轰然发出了一阵笑声。笑声里，依稀听见有人对那个敢于反驳丁贵堂的男社员提出含有贬义的表扬——表扬他脑袋被驴踢了，没病找罐子拔；表扬他口无遮拦，具有“敢在太岁头上拉屎”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之后那个男社员便丧气地垂下头，沉思不语了。他似乎正在冥想着“干”的其他含义。这样一来，他的心就开始躁动起来，感觉裤裆里的那根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向上举起，这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于是，当那根东西向上举起之际，它的主人果断采取了控制措施——即刻蹲下身子，从衣兜里掏出一盒价格低廉的“经济牌”香烟，然后擦着火柴，假装漫不经心地吸着。那一刻里，他才忽然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龌龊不堪的人。好在之前的那个“冥想”，只不过是一道闪电，在他内心一闪即过。于是，当他裤裆里的那根东西疲软下来，从容地站起身子，从容地扫了一眼那些满肚子花花肠子的男社员们（丁贵堂可以忽略不计。在他眼里，丁贵堂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不解风情的人，又怎会有花花肠子呢），他又觉得自己其实算不上是一个虚伪的龌龊不堪的人。
　　“你们还好意思笑？”丁贵堂冲着那些余兴未消的男社员和女社员嗔视了片刻，然后用手指了指对面那些仍在奋力挥动铁锹，将牲畜粪便铲到蓄粪池里的男知青和女知青，“看看咱们队里的知青，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作为贫下中农的你们，就是用这般粗俗的语言和消极的劳动态度让他们接受你们的再教育？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脸红？”
　　于是笑声在这一刻里戛然而止。
　　然而，对于丁家堡村知青们来说，他们似乎感受不到那些社员群众突如其来的笑声，似乎感受不到队长丁贵堂所说的“干”的其他含义，更是感受不到那些男社员和女社员们脸上所呈现出的讳莫如深的“干”的“莫大快乐”！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仅有理论而没有实践，无异于纸上谈兵。相对于那些结过婚的男社员和结过婚的女社员们而言，他们既有理论，更有实践；他们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谈论与“干”有关的话题——尽管他们对各自的床笫之事讳莫如深——也正因为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知青们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那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莫大快乐”。即便某些早熟的男知青或者某些早熟的女知青肤浅地掌握了些许关于“性”的基础理论，但若没有机会加以实践，那就只能“自娱自乐”。尽管他们采取了羞于启齿的非常规手段，暂时解决了各自生理方面的需求，但却难以使他们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莫大快乐”！
　　追溯往昔，知青们的思想是被压抑着的，知青们的言论和“情欲”也是被压抑着的。包括他们悄然逝去的青春年华，亦是被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使命”，被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艰苦生活给牢牢捆绑住了。因此，在那样一个不可抗力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伟大时代里，他们仿佛是马戏团里的提线木偶，任由政治人物和政治形势操控着，被动地从繁华城市来到偏远贫穷的农村。他们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前提下，茫然不知所措地在广阔农村“施展作为”，茫然不知所措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包括吃饭、劳作、睡觉，也都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以至于他们在“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半年多后，开始对艰难窘迫、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产生了厌倦情绪。不仅如此，大多数知青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因此，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因素和悲观思想，成了他们插队生活中的常态。这不仅是时代的莫大悲哀，也是知青群体的莫大悲哀！
　　所以尽管那些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男社员以及女社员，因生产队长丁贵堂嘴里冒出的那个常规情况下用作动词的“干”，使得他们哄然大笑；进而又由此及彼地将那“干”字升华到了“性”的层面加以热烈讨论。然而对于那些正在挥动铁锹，将堆积在粪池旁边的猪的粪便，以及牛、马、驴、骡子的粪便铲进或者说抛进粪池里的知青们来说，他们似乎对“干”字派生出的诸多释义毫无兴致，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参与其中——他们似乎已经听腻了、看腻了社员群众们粗鄙的语言，粗鲁的行为。以至于在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岁月里，知青们越发觉得，他们其实不应该也没必要接受这样的再教育；包括他们初来乍到时的一腔热血，也随着漫长的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艰苦岁月，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血管当中悄然不觉地冷却下来。
　　所以尽管丁家堡村知青（从事本队农业生产劳作的）插队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已经和贫下中农们很好地打成了一片——所谓的“打成了一片”，只不过是挂在知青们以及领导者们嘴边的一个浮夸之词，是一种对“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六十年”带有三分的诚意，七分的虚与委蛇的善意嘲笑，是一种受制于客观而非主观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影响的表现形式——但在进行各种农业生产劳作的时候，他们还是喜欢“物以类聚”，有意无意地与社员群众划分开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青们自以为自己是城里人，而瞧不起那些浑身散发着汗馊气味儿的社员群众。他们或许是为了体现知青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的特殊存在，而非故意为之——难道他们现在身上不也散发着这种汗馊气味么？难道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特定环境下的特殊存在”是多么的愚蠢和虚伪！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肯定和否认，界定各种问题的是与非、错与对。道理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树叶如此，人亦如此。就拿铲粪这件事来说，男知青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满满一铁锹的牲畜粪便铲到粪池的腹地，甚至可以将满满一铁锹猪的粪便，牛、马、驴、骡子的粪便，在铲到粪池中间地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道散发臭气的弧线——所谓的粪池，不过是从水塘周边挖来的粘土。先是简单堆起一个半米多高，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围挡雏形，然后再用铁锹使劲拍打，最终形成足以挡住粪水外溢的梯状蓄粪池。用不了几天，硬化了的粘土围挡，便承担起了贮存牲畜粪便的光荣使命——尽管那道散发臭气的弧线多半时候是呈现“天女散花”状的，甚至令人不堪入目，但却足以让知青们陡然联想到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性词汇——物体曲线运动。如此这般的联想，倒也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
　　而女知青们则不一样了，她们既便使出吃奶的劲儿，也绝无可能步男知青们之后尘，将满满一铁锹的牲畜粪便铲到粪池腹地或者中间地带；她们充其量只能将满满一铁锹的牲畜粪便，铲到一米开外的粪池里，而非粪池的中间地带。这种情况下，“巾帼不让须眉”的修辞手法，自然会让“须眉”们产生出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修辞手法未免有失偏颇，而且过于夸张了。
　　当然，也有为数不多但影响力巨大的“巾帼”，她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冲天的劳动干劲，足以让所有妄自尊大的“须眉”们感到汗颜不已。譬如大寨的“铁姑娘”郭凤莲，譬如全国女知青中的佼佼者邢燕子、吴献忠……当然也包括棋盘山公社新任党委副书记——知青翘楚艾冬梅，便是让“须眉”们感到自愧弗如的巾帼典范。她们不仅可以将满满一铁锹的牲畜粪便轻而易举地铲到粪池的中间地带，而且可以铲到粪池的另一端——尽管粪池的面积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甚至要比半个蓝球场更宽、更长一些——因此，那些认为自己力大如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满满一铁锹的牲畜粪便铲到粪池中间地带的男知青的这个“壮举”，对巾帼们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这样一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修辞手法，就又显得真实可信、不容置疑了。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由此及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是所有的男知青，都比女知青有力气。不是所有的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对“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六十年”这句铿锵誓言持有三分诚意，七分虚与委蛇态度的。
　　快要收工的时候，丁贵堂拎着铁锹来到王冠杰身边。
　　“收工后去我家……”丁贵堂悄声对王冠杰说。
　　“有啥事情么？”王冠杰随口问道。
　　“陪我……喝两盅。”
　　“嗯。”王冠杰感觉丁贵堂找他不仅仅是为了喝两盅，肯定还有别的事情要跟他唠扯。于是便点了点头，爽快地答应下来。
　　秋日的夕阳，开始悄然向西缓缓沉落，沉落到快要与棋盘山亲吻的那一刻，似乎已经没有了春日里的缱绻，夏日里的炽烈。每当这个时候，总有几只闲得无聊但却心存善意的灰喜鹊，站立于高高的枝头上——这似乎是它们的一种习惯行为——它们一边拉着白屎，一边喳喳地叫着，仿佛是在召唤那些外出觅食的麻雀赶紧飞回村落里，找到它们各自的栖身之处。而与此同时，丁家堡村的村落里，便会隐约传出一阵阵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的拉风箱的声音，村民屋顶上的烟囱，立刻会升腾起一缕缕人间烟火，继而弥散于暮色之中。
　　此时，丁贵堂的老婆王桂枝正在灶台旁忙乎着。丁贵堂和王冠杰则坐在炕桌旁，一边吸纸烟，一边唠闲嗑。
　　“我寻思着，今年队里获得了多年未有过的大丰收，社员们的工分，是不是也应该跟着水涨船高，往上涨一涨呢？”丁贵堂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征求王冠杰的意见。
　　“这个想法好！我举双手表示赞同！”王冠杰果然就举起了双手。而夹在左手的纸烟，也同时跟着冒出一缕白色烟雾，似乎在衬托王冠杰举起的那双手，使其对前面那句肺腑之言，做出强有力的一个补充。
　　丁贵堂吸了口烟，很是满意地笑了笑：“相信你会赞同，但没想到你会举双手表示赞同。”
　　“那是必须的！”王冠杰郑重地说，“凡是符合广大社员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我必定坚决支持！”
　　“你有所不知，冠杰，过去的几年里，咱队的工分，一直都很低，低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生产队长当得丢人现眼！当得窝囊透顶！”丁贵堂心情顿时沉郁起来。片刻后，他重新卷起一支烟，“但话说回来，就算我丁贵堂有万般能耐，老天爷不开眼，我也没咒念啊！总之，这些年来一直是风不调雨不顺，地里又没有个好收成……所以社员们吃不饱肚子，拿不到高工分，跟老天爷不开眼有直接关系……冠杰你说，我的话在理不？”
　　“绝对在理！”
　　“不管怎样，老天爷今年总算是开眼了！”
　　“这叫否极泰来……”王冠杰随口说道。
　　“啥意思？”丁贵堂不解地问。
　　王冠杰顿觉自己有意无意地在丁贵堂面前卖弄起了学问，便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意思就是……坏的到了尽头，好的跟着就来了。”
　　丁贵堂用佩服的眼神看着王冠杰，称赞道：“到底是知识青年啊！”
　　“我不过是一只‘一瓶不满半瓶咣当’的三脚猫而已。”王冠杰自嘲道。
　　“谦虚过了头，就等于骄傲自满了……”丁贵堂撇嘴笑道，“冠杰，我这么说，你还认为自己是一只三脚猫么？”
　　“……”王冠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引经据典或用哲人智者们无懈可击的理论为依据，强力纠正丁贵堂的“歪理邪说”。
　　丁贵堂见王冠杰面呈窘色，便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废话暂且不说，咱俩还是讨论一下‘水涨船高’的正经事吧。”丁贵堂郑重地说。
　　“贵堂队长，您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谱了？”王冠杰迅速收起脸上的窘色，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要说有谱，那也只能算是简谱。”丁贵堂幽默地回答道。
　　“简谱咋啦？”王冠杰顺着丁贵堂的幽默格调，不失风趣地说，“简谱照样能演奏出阳春白雪。”
　　丁贵堂猛吸了口烟，吐出一条烟蛇。紧接着，那条烟蛇便开始在一正一副两个队长的头上逶迤而行，直至弥散在这间充斥着人间烟火气的屋子里。
　　自打插队以来，王冠杰已经记不清自己在这间摆设简陋（除了地上的条凳、躺柜，以及躺柜上面传了两代人的老式座钟；以及炕柜和摆放在炕柜上的被褥之外，再就是糊着报纸的墙面上，贴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包括几张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经典剧照），但却充满农村生活气息的屋子里坐过多少回，跟生产队长丁贵堂喝了多少回的小酒——尽管酒的价格颇为低廉、口感也不算太好，难登大雅之堂；尽管有时佐酒之物只是一盘花生米，然而每每来此，王冠杰心里总会荡漾着一种家的温馨感和幸福感，而这样的一种感受，又足以令他身心愉悦。
　　“那就……说说我的‘简谱’？”丁贵堂边说边挪动了一下屁股——很显然，烧得渐渐发烫的热炕，让他的屁股难以承受。
　　“嗯……”王冠杰欠了欠身，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关键是，今年咱队取得了多年未有过的大丰收！”丁贵堂唯恐他的“简谱”不足以引起王冠杰的足够重视，也不似王冠杰之前所说的那样，“简朴照样能演奏出阳春白雪”。于是就把“大丰收”三个字说得掷地有声。
　　“您说得没错，贵堂队长，这都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咱们丁家堡村，哪个人眼睛看不见？哪个人心里不明镜？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跟您一样或者不一样的谱。”
　　王冠杰看起来像是在附和丁贵堂的话，而实际上，他只想让丁贵堂尽快说出他心里那个所谓的“简谱”。丁贵堂也似乎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咱俩长话短说。”丁贵堂像是在跟生产队里某个犯了绿豆大点儿错误的社员群众促膝谈心、指点迷津，“按照咱队劳动力（工分制）划分标准：青壮年劳动力每天两毛六分钱，女劳动力每天一毛八分钱，老弱病残每天一毛二分钱……不过，这也仅仅是我个人心里的一个‘简谱’。至于别人心里是怎样想的，怎样在心里拨弄他们各自的算盘珠子，我丁贵堂一点都不感兴趣……话虽这样说，但我丁贵堂也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一瓶不满半瓶咣当’（这话是从王冠杰嘴里学来的。算得上是活学活用了）的丁家堡村的生产队长。只要他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对人民公社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丁贵堂则无权干涉他们如何拨弄各自心里的算盘珠子，我更没那闲工夫纠正或者批判存在于他们脑子里的任何私心杂念。当然，如果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简谱’也能演奏出阳春白雪，那我可以厚颜无耻地认为：我丁贵堂就是那个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能够用通俗易懂的简谱演奏出阳春白雪的‘演奏者’了。这般说来，我丁贵堂便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丁家堡村的广大社员群众，无愧于……”
　　丁贵堂忽然没了灵感，一时想不起自己还无愧于谁谁谁。不过还好，另一个灵感接踵而至——他想起了往日艰苦的岁月和窘迫的生活，想起了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苦涩日子。于是他又开始诅咒起了过往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去他妈的每天累死累活，出一天的工，只能挣回一个鸡蛋钱的倒霉日子吧！去他妈的每天只能吃个半饥不饱的日子吧！去他……”丁贵堂诅咒到此，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十分响亮的喷嚏。
　　“咋的？酒还没有下肚，人就醉了？就开始跟冠杰说上酒话了？”王桂枝在外屋调侃了丈夫一句。
　　“你懂个屁！”丁贵堂推开窗户，朝外吐了口痰，关上窗户又接着说，“我那是在‘演奏’呢……”
　　“没错，贵堂队长，你就是那个拿着简谱演奏的农民演奏家，而不是什么演奏者。演奏者和演奏家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王冠杰见丁贵堂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口无遮拦了，于是就果断拦截了他的慷慨陈词（丁贵堂还要继续往下骂什么，鬼都不知道），“而且我也相信，咱们丁家堡村的广大社员群众，当然也包括我们这帮知青，听到了你的‘演奏’之后，定会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感激涕零，定会……”
　　“你拍我的马屁啊，冠杰。”丁贵堂同样果断拦截了王冠杰的慷慨陈词，“你一口一个‘定会’的‘定会’的，说得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还是不是丁贵堂了。我若像你说的那般厉害，咱丁家堡村，不！咱棋盘山公社还能装下我丁贵堂么？”
　　正说着，王桂枝端着两盘下酒菜走了进来。
　　“这可不好说。”王桂枝冲她丈夫撇嘴笑道，“没准北京中南海能装下你。”
　　丁贵堂用嗔怪的眼神瞪了他老婆一眼，没好气地说：“没有你插不上嘴的时候。”
　　“你以为俺愿意插你的嘴？”王桂枝冷笑一声，不无讥讽地说，“俺那是太激动了！激动的管不住俺的嘴了。俺是觉得俺家男人哪天果真‘走了狗屎运’，去了北京中南海，当上了中央首长，俺和两个孩子，不就跟着你一起飞黄腾达了么？”
　　“贵堂队长，作为您的副手，我可不可以也跟着您一道飞黄腾达呢？”王冠杰也趁机调侃丁贵堂。
　　“当然……你们当然可以跟我一起飞黄腾达了。”丁贵堂故意板着一副领导干部的面孔，仿佛他此刻已是中南海的一位“重量级”的领导干部了。索性就以领导干部抑扬顿挫、张弛有度的口吻，应允了老婆王桂枝以及王冠杰跟他一道“飞黄腾达”的强烈诉求。
　　“冠杰你瞧，给你贵堂叔一根竹竿，他就顺着竹竿爬上去了，也不怕摔下来。”王桂枝边说边把两盘下酒菜——油炒花生米，尖椒土豆丝——摆到桌子上，接着又把供销社售卖的价格低廉的本地生产的白酒——地瓜烧老白干，放在桌子上，笑着对王冠杰说，“你陪‘中央首长’先喝着……我再去炖一锅地三鲜，锅边再贴上一圈玉米饼子——好吃的很呢！”
　　“那……您不作陪么，婶儿？”
　　“俺倒是想陪，可是你婶儿……只能下厨房，而不能上酒桌啊！”
　　“那还等啥？赶紧下你的厨房吧……”丁贵堂见他老婆转身走了出去，便又故意用他老婆王桂枝能听得见的口气对王冠杰说，“你以后找媳妇，就找像你婶儿这样的女人做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