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工作单位外的挚友

　　我历来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更不爱与人扎堆闲聊，所以，我的朋友不多，小道消息也不广。从我懂事起就特别爱美，除了喜欢根据自己的身材自做衣服，还特别特爱讲究，无论穿什么衣服，“哪怕是件旧衣服穿出去都好看”，这是父亲常夸我的一句口头禅。兴许是这个原因，身边的人一般都不敢贸然接近我。虽然如此，但从小学至高中以及到参加工作后，每个时间段都还是有那么几个很靠谱的好友亲密相伴。我不爱乱交朋友，但如果交上这个朋友我就会贴心对她，同样，久而久之，这个朋友也会对我产生一种特别的依赖感。读书时，我和密友一同上学放学，一同嬉戏玩耍，亲如姐妹，形同臂膀，看到我就能找到她，找到她也就能看到我，因此，别人都嬉笑我们是“连裤裆”。刚进焦化厂工作时，别人对我不熟悉，我对别人更不了解，我一般不会主动与人打招呼，更不会随便与人攀谈，于是，别人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一天，一个相处久了的科室同事对我说：“你刚进厂时我们都不敢和你说话，觉得你很严肃，又不爱搭理人，好像和我们耍不来。现在熟悉了觉得你其实是个很随和，很好相处的人。”同事的一席话道出了我的真实性格。
　　我是被红旗焦厂的招工领导作为教师招进厂的。因为当时厂子弟学校正在筹建，我进厂后便先安排在洗煤车间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子弟学校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我被正式调到学校教书。工作调动了宿舍也要随着科室变动，于是，我从洗煤车间的宿舍搬进了机关的女生宿舍，与两个女化验工同住一室。我们住的那间宿舍原本是四人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幸运地安排给了我们三人住，剩下一个床位的空隙可供我们放些杂物。两个女室友都是从衡阳铁路子弟中招进厂的，她们的个头都比我高，一个稍微矮一点的姓江，是上海人，另一个大高个姓张，是长沙人。她俩不仅个头高，而且长得还挺漂亮。在我们三个人中，她俩都是来自大地方，又是铁路子弟，平时都有机会免费跟着火车走南闯北。而我却是出生在本地，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幸跟着串联队伍到过北京上海，以及第一次初升高时被分配到衡阳市医士学校，在衡阳市呆过半年之外，全国其它地方很少去过。与两个室友的见识面比起来，不可与她们同日而语。但世上往往都是人各有所长，物各有其用，比起其它的特长来，我却高高占了上风。相处久了，两个室友见我不仅会唱会跳，又会自己缝制衣服和做一些女工活，她们便总是把我夸得不亦乐乎。那时，很时兴用钩针钩饰品，空闲时，我买来很多白棉线团钩出各色各样的空心花盖毯，把那些盖毯铺在枕头上，被子上，在不同颜色的枕套和被套的衬托下，那些盖毯的空心花一朵朵印入眼帘栩栩如生，漂亮极了，这让两个室友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也勾起了她们的兴趣。每天下班后，只要有空，她俩就坐下来忙着跟我学钩花。刚开始，她们虽然有点笨手笨脚，但兴趣给了她们十足的信心和耐心，学起来也特别认真。久而久之，在我的带动下，我们每张床上都布置得漂漂亮亮，特别醒目。我的能干换来了两个室友对我的特别尊重和无比信赖。她们下班回来除了跟我学钩花，还很喜欢告诉我她们每天听来的一些小道消息及新闻笑料，那些都是我在学校所无法听到的。尽管我不怎么健谈，但出自礼貌，也常常抽出空来认真聆听。每次节假日归来，两个室友更有不少各地的新闻跟我说。特别是性格活泼又健谈的江室友如果从上海打转回来，她会操着上海腔调没完没了地告诉我一些她所遇到的奇闻趣事。哪怕那些奇闻趣事本不好笑，但看她那眉飞色舞的述说，常常逗得我捧腹大笑。我们三个室友不论是性格还是爱好基本都能合拍，所以，别人把我们宿舍三个人说成是“三个窗架脚”，意思是缺一都不行。她们是我进厂后第一次遇到的工作岗位以外，有着共同语言的两个贴心好友。
　　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都是在为解决温饱而奔忙，对于一些爱美爱漂亮的人士，大多数人不仅不欢迎，甚至还要指责。哪怕你在工作中做得再有成绩，你都不会被看重，特别是不被领导看重，总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小姐做派。相反，那些成天一身穿得邋邋遢遢，破破烂烂的人却被认为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即使毫无工作能力，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会被认为是扎实肯干的人。我虽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但我的父母除了勤劳，还特别注重衣着的干净、整洁。父亲常常教导我们姊妹：“衣服不怕旧，洗干净就好，最怕的就是不爱干净，邋邋遢遢，那样哪怕穿件新衣服出去都会逗人嫌。”父母亲平时不管再忙，都要把一家人的衣服搓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一件穿烂了的衣服都是透透亮亮的，没一点污渍。父亲说：“只有这样穿在身上才觉得舒服，别人也看得顺眼。”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爱干净，爱整洁也就成了我的习惯。长大了，爱美，爱打扮也就成了我空余时间的兴趣。可是，在那个困苦的年代里，我这样的人无意中也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沙子”。
　　那时候，在红旗焦厂当权的一把手是一个来自北方的满头白发约有五十多岁的南下老革命。每次开职工大会时他都不忘讲他从十五岁就开始干革命的事，虽然，大家的耳朵都听得长茧了，但他还是三番五次旧事重提，唯恐哪个忘带耳朵。他和他老伴没生养过孩子，领养了一个男孩，当时那个男孩才十一二岁，在我们子弟学校读五年级。老革命一天到晚总是穿着一件脏兮兮的，上面起了一层很厚油膏的白不白黄不黄的旧军衣，且又从来不扣扣子。从他那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并不像军人出身，可那却是他的独特风格。他眼睛上总是架着一副不知是老花镜还是近视镜，走起路来两眼观天，下巴翘得老高，给人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那孤傲的神情兴许是与众不同的革命工作经历给他的自豪。从他那风风火火的神态以及那邋邋遢遢的穿着，常常给人一种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感觉。他最看不得青年人的穿着打扮，更看不得干净整洁的人。估计他从来就不懂得什么是美，在他眼里只有一身邋邋遢遢的人才是干工作的人。因此，厂里便有那么几个另类投其所好，经常上班下班都是一套脏兮兮的工作服巴在身上，哪怕像膏药一样也不愿脱下来洗一洗。其中，要数一个外号叫“铁人”的更甚，身上的那套工作服都发臭了也没见换一下，因为，他可能觉得那是他工作勤劳刻苦的象征。在厂里，我可能是老革命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我爱美，爱整洁，特别是爱穿裙子。那个时候，厂里没几个女同胞敢穿裙子，就是我和江室友下午晚饭后洗了澡敢在宿舍里穿一穿，有时，老革命看到后气得眼睛都快鼓爆了。
　　一天晚饭后，我洗好澡穿着一条连衣裙，提着一桶洗好了的衣服刚进宿舍，就听到后面传了一个粗哑的声音：“小王呀，你这样穿可不行啊！”
　　“怎么了？”我惊吓了一大跳，回过头来连想都没想就无意中问道。
　　“不能穿裙子啊！”老革命直盯着我的裙子。
　　“为什么？”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话。
　　“你这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做派，我们是工人阶级怎么能穿得像资产阶级小姐一样呢？”
　　“下班的时候也不能穿吗？”我直接问。
　　“不行呀！你又是当老师的，更不应该这样穿，穿得这个样子怎么去教学生呀！”
　　“我上课没穿，就是刚刚洗澡回来穿穿也不行吗？”
　　“也不行，以后要以身作则，多注意点。”
　　“好啰，我下次不穿就是。”我只有口服心不服。
　　常言道“身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想到他是领导，我是老百姓，不管他说得对与否，也没哪个会来正确裁定，只有听从。
　　“你不要理他，穿裙子就是资产阶级小姐，真怪事。”待老革命走后，江室友抱不平地说。
　　“噢，还要说一句，你们床上不要搞得花狸狐哨的，工人阶级要朴素一点。”江室友的话还没落音，只听得老革命又转了回来，指着我的床铺说。
　　“厂长，我们知道了。”我赶忙回答，想打发他快点走。
　　“他刚才没听到我说的话吧！”待老革命走后，江室友紧张地问。
　　“应该没听到，如果听到了他就会指着你骂的，他反正觉得自己是老大，什么都不怕的。”我跟江室友解释。
　　“嘿嘿，那就放心了，不然，他以后就会盯着我的工作挑刺。”江室友放下了悬着的心。
　　“不用搭理那么多，他想一手遮天，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要听他的，正确的就听，不正确的也懒得理。”我嘴上虽这么说，其实，哪敢不听呀，“强人斗不过地头蛇”，也只有忍声吞气。
　　“还有更不合逻辑的事呢，那次召集厂篮球队员开会，他提出要我把长辫子剪掉，说怎么能像李铁梅那……”
　　“像李铁梅难道不行吗？”江室友还没等我把说完就抢过了话茬。
　　“就是呀，我也寻思着，李铁梅是革命者，他平时不是经常提起自己是革命者吗？他就是喜欢信口开河，语无伦次。我装聋作哑没搭理他，我的辫子还是没剪，他也没办法。”
　　“是的，不要听他那么多，他自然就觉得说多了没趣。”江室友附和着。
　　每天经过一天给学生们辛苦的授课，晚饭后是我最快乐的时刻，除了在宿舍里有两个无话不说的室友围在身边闲聊，我还有一个最要好的密友经常喜欢和我一起散步。这个密友和我同是本县人，家住县城里。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她和我一样都是军嫂。她姓白，我叫她小白，她呼我名字不叫姓，显然，她对我的称呼就像家人一样亲热。小白在财务科当会计，我俩都是以工代干，且还有着很多共同点，只不过她当过知青下放过农村，比我先几年参加工作。单位曾几次想提拔她为国家干部，但在她丈夫的阻拦下一直没搞定。听她丈夫说如果转为国家干部，以后随军到部队就没法安排工作，这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时，我俩都还没生孩子，也很急着想怀上孩子，因为我们都是夫妻天各一方，怀孩子也就成了我们的奢望。兴许是各方面的共同点让我们走得很近，在一起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聊。
　　不久，小白怀上了孩子，我羡慕极了，也为密友庆幸，给她美好的祝福。兴许是我期盼孩子的诚心感动了菩萨，靠菩萨保佑，在小白怀孕两个月后，我在丈夫一次回来探亲时也怀上了我的宝宝。那时，我和小白不知有多高兴，于是，我们平时聊天的话题也就转换成了有关胎儿发育，有关孩子成长方面的专题。小白在她的孩子快要出生时随军了，后来听说她生了个男孩就没再生了。不久，我的女儿也出生了，过一年多，我又生了我的儿子，然后，我带着一双儿女也随军了。我和小白两个曾经的密友就这样各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