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内心纠结

　　王有平在侍卫长的帮助下，搭乘一辆军车，从东河村到了临汾城。他手持阎锡山亲自开的介绍信，找见分管教务的杜任之(共产党员)报到。杜任之处长安排其住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为教师租用的一间民房内。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本部设在铁佛寺，由于刚组建不久，一切还未走上正规。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固定的教师，整个临汾就成了一座民大。除了几名年龄偏大的教授住在校本部，其余师生分散住在校本部四周的大街小巷里。每天早晨学生出操，都是以军号声来召集学生。
　　阎锡山虽然兼任“民大”的校长，但其声誉不佳，遂推出李公朴等救国文人、张申府等著名学者作号召。教员也是以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为主，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
　　李公朴先生在民大期间,先后为学生作了几次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他还不遗余力地为“民大”介绍了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等知名学者任教。当时社会上著名的教授学者侯外庐、徐懋庸、温健公、萧三、萧红、江隆基、周巍峙、胡磊、庄启东、秦丰川、刘肃然和朝鲜的尹澄宇等，也应聘前来担任教授职务，可谓名流荟萃，盛极一时。
　　学生中阅读毛泽东论著的人也很多，凡是进步的书籍都能在学校中广为流传。整个学校政治空气很浓，进步思想活跃,堪称革命熔炉。初创时期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确实具有统一战线性质。
　　在这个革命的大氛围里，王有平既当教师，又当学生，虚心向这些知名学者学习。
　　作为一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极为不满。看到国民党的大小官僚为了升官发财，互相倾轧，渐渐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
　　他对曾经很尊重的阎锡山也有了一些看法。尽管阎锡山在日本侵略山西之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作了一些国防工事，但一与敌人交手，这些国防工事如同摆设，没起多大作用。短短两个多月，丢弃山西半壁河山。
　　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为什么设防防溃、守城城破？除了军事实力不如别人以外，难道没有其他的因素吗？
　　在王有平看来，今天军事上的失败，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腐败的直接结果。武器装备不如人是次要原因，多年的政治腐败才是导致现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局面的主要原因。
　　就拿太原防守战来说吧，敌军进攻的不过区区数万人，而我方拥有庞大的兵力。除了晋绥军，还有西北军、中央军、川军。各路大军云集，但只守了四天即失守。国军除少数坚守外，从司令部到各军各师争相逃命。特别是阎锡山，先是一意孤行坚持固守太原，随后见大势不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把晋绥军主力先期撤往临汾，留下傅作义部孤军守卫太原。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卒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
　　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决心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他们奋勇抗敌，与突入城内的敌人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独力难撑，才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傅作义将军还征得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同意，将存放在太原城内的大批枪支弹药、武器装备、战略物资送交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甚至还打算处分傅作义，由于有卫立煌“相机撤退”的手令及蒋介石的反对而作罢。傅作义在太原失宁与共产党合作上与阎锡山产生了严重隔阂。第二年傅作义率领所部脱离晋军，投奔蒋介石。
　　当然，第二年发生的这么具体的事，当时的王有平肯定不会知道的。否则，他倒成了能掐会算的神仙了。只能说作者是个急性子，在这里提前告诉各位读者朋友了。
　　作为一名致力于历史研究的青年教师，王有平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他关注的重点是战争中各派的表现。抗日战争是在中国连年内战刚刚结束时爆发的，换句话说，是由于中国连年内战，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日本才敢于步步进逼，遂产生亡我野心的。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国民政府才被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在战争中，各派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的表现，现在已露出端倪。
　　王有平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为国军的毫无章法的撤退深感焦虑。因为在国军大踏步撤退的同时，八路军却大踏步地开进沦丧区，组织人民起来抗日。有朝一日，抗日战争胜利了，谁是这些土地上的主人呢？是国民政府？人们要反问：抗战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王有平以前对共产党不了解，统一战线建立后，他接触的共产党员渐渐多了起来。共产党员为民族利益不计前嫌的胸怀和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的作风，他深感钦佩。在历史的大风暴面前，打乱的是旧秩序，建立的是新世界，谁能把握住这个机遇？他的心里已有了数。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又非常的痛苦，他不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拒绝得出这个结论。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他甚至觉得自己有叛党的嫌疑。无数个夜晚，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想，一个执政政府，与人民的距离如果越来越远，即使你现在再强大，总有一天，人民会像扔掉一块用脏的手巾一样抛弃你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研究中却不能不运用假设的方法。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设研究的方法当然就无可置疑了。通过假设得出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的最佳选择，以供后人借鉴。王有平现在有两个假设:假设1931年九·一八事变，迅速举全国之力，势如破竹捣毁日本在东北的所有武装，岂能有今日之山河破碎。然而，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二十万东北军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侵略者。蒋介石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集结几十万部队、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担任参谋，三番五次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不顾民族利益，把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只用来维护个人的独裁统治。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假设国民政府能正确认识中日两国军事上的巨大差距，将敌人引入国土纵深，分散其力量，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分而歼之。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消耗强大的放人，直至彻底战胜日冠。这种战例古今中外都有经典之作，比如1812年莫斯科抗击拿破仑的侵略，就是实行焦土战术并采取游击战的策略，使拿破仑的军队遭受了严重的疲劳和粮草不济的问题，最终，拿破仑被迫撤退。不可一世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最终为自己的狂妄和轻敌付出了代价。这场战争成为拿破仑帝国的转折点，并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
　　然而，我们的蒋委员长被迫抗日后，采取了貌似强硬实为拼命的阵地战、消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战果寥寥，收效甚微。所以，无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还是七·七事变的盲目应战，其实质只有一个，即国家利益服从少数人的意志，其结局必定是同样的悲残。
　　王有平认为，尽管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但广大官兵英勇顽强，不畏强敌，前仆后继，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不过，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拼死搏杀绝不能掩盖最高指挥者的拙劣与无能。为抗战牺牲的烈士，无论是哪党哪军，其精神必将光耀千秋，永垂青史。
　　尤其让王有平愤慨之极的是，在国民政府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普遍存在；升官发财，纳妾建宅的事情层出不穷。如果一个政府的官员为自己大肆兴修私宅，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远的不说，看看北洋军阀哪个不是拥有豪宅美妾？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现在怎么样呢？从蒋介石、阎锡山到他们手下的一个个军长、师长、旅团长，甚至一个个小小的县官，到他们老家看看，便知这个政权的危险性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的《阿房宫赋》，历史上的当政者人人背得滚瓜烂熟，可真正借鉴的又有几个？呜呼！呜呼！只因私心作祟呀……王有平不敢再胡思乱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