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师者

　　（接上）
　　
　　*张兆年的人才
　　
　　王校长不知道的是，李树茂不再和他争辩下去的原因，是王校长的话，触动了李树茂埋藏在心底里让他忧心的事情。
　　李树茂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本来毕业后就应该双宿双飞了，可女朋友考取了硕士，目前正在积极准备考取博士，而且是要考留学美国的哲学博士。这个女朋友现在虽然还是李树茂的女朋友，不过他们已经快一年时间没有见过面了。
　　按照当代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哲学已然分出了五大门类，分为了基本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自然哲学和哲学发展史。李树茂的女朋友杜蔷，专攻的是自然哲学。这门哲学要探索和研究的，是自然界事物存在、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基本原理。比如：宇宙世界的本原，物质存在的必然性，力度活动的规律性，等等吧，并由此主导并推动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的向前发展。
　　李树茂能不支持她这种远大的志向吗？作为可以谈婚论嫁的恋人，他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做好她的后盾吗？李树茂虽然觉得，学了哲学的女人大多会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不过他也不敢反对她的这种选择，只是希望她选择在国内深造。
　　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女朋友的嗤之以鼻和冷嘲热讽。女朋友显然是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无尚崇拜，根本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反而毫不迟疑地斥责李树茂：“你这个人呀，年龄不大，思想却非常僵化。”甚至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戳着他的额头说：“简直是鼠目寸光。”当然了，这还都属于恋人之间打情骂俏和开玩笑的范围以内。
　　女博士，男会计，当时正被人们调侃为社会上的两大稀有动物，就更别说还是攻读哲学的女博士了。李树茂的女朋友杜蔷，正是那种风衣飘飘短发披在耳后的样子，金丝边椭圆形眼镜片后边的细长眼睛里，永远闪烁着知性女人特有的自信目光，遇人遇事只有她来研究你的，没有个你能研究她的时候。
　　今年，杜蔷果然走了。赴美留学前夕，李树茂和她因去留问题进行过好几轮激烈的争辩，但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见她坚持要出国，李树茂知道阻拦不了，只好帮助她打理行装，然而还是不解地问她：“学哲学在哪儿也可以学，为什么非要坚持去美国呢？”女朋友不亏名叫杜蔷，身上是很有些尖刺儿的。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李树茂看着她一动一动的眉毛和额头说：“哟嗬！说得这么严重哪？这可不符合事实咹。”杜蔷回过头来反驳：“你倒解释一下，哪儿不符合事实了？”李树茂歪头看着她：“你这么乱下结论，是在鄙薄我们的祖先。这只能说明你呀，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了解的不够。”杜蔷一抬下巴：“证据？！”
　　李树茂就说：“证据比比皆是。谁敢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没有真正的哲学呢？那么，我来问你：‘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唐朝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句子。这是不是等于间接在问：天上从什么时候有了月亮？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呢？再有，跳了汩罗江的楚人屈原，在他的《天问》里边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变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敦初作之？’这是不是等于在问，日月循环往复，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阴阳掺杂混合，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这么重重叠叠的宇宙，究竟是什么人设计的？如此宏大的工程，又是由谁来主宰创造的？你说，外国有谁曾经发出过这样透彻明白的追问呢？只不过啊，中国的文学气场太过宏大了，历史也好，哲学也好，自然也好，它们无不包罗在辞彩华章的文学气息里，与文学紧密而不可分割。”
　　刚才还理直气壮的杜蔷，显然是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辞，而且显然是被李树茂这一连串的引经据典和发问搞得有点儿发懵，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过，这些问题一般都难不倒女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的特长，就是善于强词夺理，尤其是在自己的男朋友面前，就更加伶牙利齿甚至是无所顾忌，即便是在理屈的时候也还可以无理强搅三分的。
　　被李树茂问得有些发懵的杜蔷，也就停下动作来楞了几秒钟，就连珠炮般的反驳了过来：“可是，外国出现了伟大的苏格拉底，出现了伟大的柏拉图和伟大的亚里斯多德，还出现了伟大的康德！中国有谁？有谁能算得上是中国哲学界的翘楚？”
　　李树茂好笑地看着她的竭斯底理，不愿意把气氛搞坏了，就尽量缓和下语气，调侃着问她：“胡适能算一个吧？冯友兰能算一个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冒出一个叫‘杜格拉底’的女哲学家来，也未可知？”杜蔷不屑地“切”了一声。
　　刚走后的杜蔷，每个月都要给李树茂写来一封信，信中不断劝告李树茂也飞到大洋彼岸去与她会合。李树茂经过一番考虑后，回绝了杜蔷的要求。他在回信中，给杜蔷讲述了古希腊神话中安泰俄斯的故事：
　　安泰俄斯，是大地之母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会从母亲身上获得无穷的力量，那么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安泰俄斯逼迫所有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与他决斗，然后用失败者的头骨来装饰他在海边为他父亲建造的神庙，因此触怒了众神。众神便邀请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前去战胜他。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俄斯不能脱离大地的秘密后，就在战斗过程中把他举在了空中，使他不能从地母盖亚那里获取到力量，最后终于把安泰俄斯扼死了。
　　李树茂在信中说：“我们不能像安泰俄斯那样脱离母体，若是那样，将失去最根本的生命力之源。”杜蔷在回信中说：“大洋彼岸，同样有地母盖亚，同样可以赐予你无穷的力量。”
　　李树茂在信中很诚恳地告诉杜蔷：“我是一个书写中国文字的作家，更是一个中国的母语教师。我的全部灵感和激情，全都来之这片广袤的土地。这块土地上不仅有我故去的祖先的灵魂，还有我父母呼喚我的声音，更有我的学生期待我的眼神。假若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力会在哪里。我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的双脚脱离大地。因为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安放我的理想和梦想。我以为，理想和梦想，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期望。每一个活着的人，无不怀揣着这种理想和梦想。只不过，理想仅仅存在于白天，梦想则可以不分昼夜。所以，我只愿意躺在祖国肥沃的大地上做梦。”
　　杜蔷几次劝他劝不动，后来的信件中，语气里有了霍霍跃动的火光：“一个戴着花岗岩脑壳思考问题的人，注定是做不了什么美梦的。我再次奉劝你，不要再做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梦了。”
　　李树茂回复道：“一九五零年，美国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晚宴上发表演说，谈到了世界在核战争的阴影下，人道主义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说：‘我相信人类不会仅仅存在，他还将取得胜利。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仅有人类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人类有一个灵魂和一种同情心，有一种牺牲精神和忍耐力。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去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我深深地贊叹着他的这段话，也决心用他的话来激励和升华我自己。”这次，杜蔷没有回答。
　　李树茂又一次写道：“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我有责任肩负起这种神圣的使命，而且责无旁贷。”这回，大洋彼岸的杜蔷，没有沉默，而是对李树茂的这种不自量力狂傲甚为恼火，回信中用粗重的炭素笔，只写了横平竖直的四个大字：“不可理喻！”
　　从那以后，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李树茂都没有接到杜蔷的来信了。既然谁都不肯屈服于谁，那么结局，估计就剩下可以想到的那一种了。一场才子佳人的缠绵初恋，就要淹没进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里去了。这不是不让人痛心的，而且是一种无处诉说的心痛。
　　夜里躺在床上，李树茂默默地念诵着唐人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种时候，他眼睛里含着泪水。然而，他会很快地翻身爬起来，把自己的思绪强压进一堆现实的思考与写作之中，好让自己忘记那个已经越走越远的身影。
　　人们都说智者无惑。可是，只学会了不哭和挺住，是远远不够的。李树茂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智者，他坚信自己的坚持并没有错。但要坚持，就只能顽强地把这种隐痛埋藏起来，用不停的写作来转移失望带来的不良情绪。还有，他更不愿意舍弃的，是他从教的职业。他舍不得离开这片蓬发着鲜活生命力的百花园地，去当什么专业作家，早早地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让思维渐渐变成一颗煮硬了的蛋。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对某些作品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辞，李树茂最不认同其中一句似是而非的评价，就是那句“由绚烂而归于平淡。”他不止一次地皱着眉头思索，认为这实在是一句没有原则的谄媚之语。
　　可想而知，对于一个依靠思想与激情码字的作家来说，缺少了最起码的生活体验与情怀激动，整日里闭门造车，或者炒食残羹冷饭，还能绚烂得起来吗？一株吸收不到养分再也开不出绚丽花朵的老树，只能举着一树凋敝的枯枝败叶摇摇晃晃，姹紫嫣红万绿丛中，轮不着你不平淡。当然了，作为一个刚露头角的年轻人，他还不敢毫无敬畏地把这些话呼喊出来，充其量这只是他藏在肚子里面的话。但唯其是藏在肚子里的话，才往往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实话。
　　其实，就是在学校里，李树茂也不是那种非要和领导对着干的年轻人。别人怎么想他，他管不了；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取得的那点儿成绩，就傲视别人。他明白，这世上没有什么天才与蠢才之分。所谓天才，就是长期坚持的结果，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咔啡和打牌的时间用来写作罢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牢牢地把持着一个度的，就像钟摆，无论往那面摆动，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然，那可就真是坏了。
　　前几天，王校长一找他谈话，他立刻就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让领导不放心了。尤其是听到王校长说“崇洋迷外”的话，和他对女朋友杜蔷的担忧不谋而合，他就有些惊心了。再说，自己是来干事业的，干嘛要让领导对自己不放心呢？自己又不是乳臭未干的孺子，闹点儿意气以显示自己的存在？那就太幼稚了，那已经都是中学生时期玩深沉玩腻了的把戏了。所以，他在听了王校长的话后，把擦拭好的黑框眼镜重新戴好，端端正正地看着王校长裂嘴一笑：“我懂了，王校长。今后我一定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王校长哪儿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啊？但他听见李树茂这样表态，还以为是自己做思想工作产生了效果，不仅有几分自得地认为：你看看，对年轻人嘛，你就得用谆谆善诱的办法嘛；来硬的，注定是不行的哦。王校长那天还拍着李树茂的肩头，真诚的笑意溢出了嘴角：“你是咱们学校的中坚力量，要多帮学校领导的忙。学校的健康发展，就得依靠你们这些后起之秀是不是？你也看到了，学校从来就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地方啊。”
　　王校长的苦恼是真实的。你别看学校里全是文里文气的教师，其实他们并不好领导，远不如军队里的士兵那样，一声令下，整气划一。教师们各有各的特长，可也各有各的毛病，而且他们面对年长的王校长时，大都嘻皮笑脸，让你对他们没脾气。
　　王校长其实是个能耐不大但操心不少的好人，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他从不拉帮结派，也没有自己的班底，有时不免会啰啰嗦嗦，小心胜过了雄心，成天提心吊胆，总像夹着一泡尿似的紧张兮兮，为的却是只求保一方平安，不要出事那就谢天谢地。他虽然对张兆年有些看法，却决不会给张兆年下套。他知道，学校比兵营难管理得多，离了张兆年这样既有文化又有管理能力又有办学经验的人，还真是玩不转。别看自己头上顶着个校长的名目，其实他心甘情愿为张兆年打下手，去处理一些和教学有关的杂务，物尽其用，人尽其长嘛。再说了，党可是一贯教导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嘛。
　　至于王校长所说的“瓢”呢，也不是凭空捏造，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指向明确，是指学校里的另一名中年教师邱子良。
　　邱子良在学校里是另一个特殊的存在，这是个六十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照理说，邱子良从中国顶尖的大学里毕业，不应该跑到这么个县城的中学来教初中生。但是，这就得说是命啊，命运常常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要和人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就在毕业的前期，邱子良的父亲被人揭发出来，说他父亲是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叛徒，还曾在敌特的机构里待过，直接逮捕过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父亲就被关押起来了。邱子良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这件事情的牵连，被发配性质地分到了这个小地方来，热恋中的对象也告吹了。
　　打从分配进这所学校里来，邱子良就学会了用酒精和吸烟来麻醉自己，整日里酒气熏天，头发像雄狮一样蓬乱着。过去的几任学校领导都拿他没有好办法，既不敢安排他给学生带课，现行体制下又没有办法将他除名。再说了，人皆有不忍之心，谁好意思那么落井下石，再做出些雪上加霜赶尽杀绝的事情来呢？所以，邱子良就一直那么散淡着，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十五年了，都没有在学校的黑板上划过一个道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