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场绵延几十年的情感纠葛

　　（接上）
　　曾福就想，亏得自己平日做事还不算张扬，懂得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没有招来民愤；更亏得，从一开始，他就自己给自己按了个“勤务员”的头衔，以至在后来的清查中，蒙蔽了上面的人；也亏得，他平日为人还算谦和，没有人肯站出来撕去他的这一层面纱。否则，腔子上这个吃饭的傢伙就彻底保不住了。
　　再接下来，在上边组织的两派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原来的两位县委副书记和原来的两名副县长，被当作革命领导干部结合了进去，人家很快就驾轻就熟地把持了全县的工作，而曾福这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却明显地被边缘化了。
　　折腾了好几年，原先骑马的还骑上了马，原先坐轿的还坐上了轿。学生们和教师们简直都被气坏了。不知出之谁的口，他们用这四位领导的名字编出了朗朗上口的四溜句子，还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墙上：“东阳饼子利清汤，野峰干子霍德蛋”，以此形容讥讽污蔑新成立的三结合领导小组是一锅大杂烩。
　　然而，毛主席早就说过：“漫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可学生和教师这帮能文不能武的人，除了漫骂和恐吓之外，又没有别的本事。再看看人家那些新结合进来的干部，仿佛经历了前两年的批斗之后，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不再是惊弓之鸟，又仿佛是领到了什么圣旨，对这种漫骂和恐吓，根本不予理睬，一门心思在那儿“抓革命促生产”，全县的形势也很快就趋于平稳。人家的这种老辣劲道，和学生们的幼稚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出乎意外的是，紧接着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臂带红袖章慷慨激昂地拥护支持过曽福他们的青年学生，一拨又一拨地不见了，全部去往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大批学生的快速离去，这对曽福指挥的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组织来说，不亚于是釜底抽薪，骤然间失去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留下来的这些人呢，经过了这么三四年的潮起潮落，也逐渐地冷静了，理制了，消极了，也没有人过多地关注和围着曾福这个红极一时的人转了。眼见的是，大势已去。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几经权衡过后，曾福首先劝说另一位副总指挥学生领袖奋起，赶紧抓住征兵的机会去参了军。他自己，则通过以往在教育线上的人脉，悄悄地调去了八十多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榆次，在一所职业技工学校中当了个教导主任，快速地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正是这个明智的举动，使他侥幸地躲过了国家后来对打砸抢“三种人”的清理划分与限制使用。
　　曾福非常巧妙而且非常成功地“隐”了，所谓大隐隐于市，隐得痕迹全无，隐得相当高明。如今，就是在触角灵敏、疏而不漏的互联网上，过去那些吒咤过风云有过名望的人物的资料，都能查出个一二三四五来；唯独有关曽福的资料，随你怎么查，也只有“曾福，联络总站勤务员，其余不详。”寥寥几个字。只有那些当年有过亲身经历并非常熟知曾福的人，才知晓他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和非同凡响的名声。而这些非常熟悉曾福的人，曽福又都主动和他们切断了联系，以致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甚至，在要离去的时候，曾福连张兆年这个同乡、同学加战友式的人，也没有打过一声招呼，也不再主动联系。张兆年打从“联络总站”成立，就是曾福身边的幕僚加秘书，鞍前马后地为曾福服务了好几年，还跟着曾福走进县委大院当了几年办公室主任。但是，曾福连张兆年也不通知，就突然不见了，气的张兆年日后几十年都不再搭理曾福，还多次在梁步隆面前谈论起曾福的薄情和负义。张兆年断言：“人若如此，不知其可。”
　　曾福，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人，这个曾经被人前呼后拥过的人，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突然出现在天空，划出一道明亮的孤线之后，又悄无声息地落到了遥远的黑暗处，竟然连个土坑也没有砸出来。
　　曽福眼下任职的这所职业技工学校，外貌相当凋蔽，灰秃秃一座老式三层大楼，旁边几排简易的红砖教工宿舍，地处也很偏僻，所有的学子又大都是没有条件进入大学的农村孩子。这些孩子们三年一届，像公交车上一批一批的乘客，匆匆的来了，匆匆的走了，谁对谁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曾福当了个教导主任，上有党委书记、校长，下有年级主任、带班教师，教材又是多少年都不变的，况且尚在“文革”后期，学生们的心气根本不在学业上。曾福这个教导主任便显得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只知道学校有书记校长，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个什么捞什子的教导主任。所以，曾福这里，人情冷落车马稀，只落得，天天挥腕写大字。
　　然而，这正是曽福在繁华落幕之后刻意寻找的安宁。是，他还很年轻，尚不到不惑之年，这种安宁也许来得太早了点。但是，他已经“惑”过了，而且差点就“惑”得丢掉了性命。现在的清闲与冷落，正是他大彻大悟之后刻意寻找来的。历来，凡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一旦不再执迷不悟了，都会变成波浪不惊的智者。
　　但是，他这种异乎寻常的安静，却把他的老妈范淑珍吓坏了。范淑珍看着儿子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直上直下，仿佛是坐上了一架失去控制的电梯，忽悠一下冲上了顶端，还没停稳头脑也还在发晕，又垮嚓一下摔在了底层，以为儿子的沉默是在这样的急剧变化中受了内伤。有经验的人都明白，有内伤的人其实比有外伤的人，要危险很多。范淑珍上了年纪的人，经不起这种折腾和焦虑，不到一年时间就去世了。
　　最不能接受这种变化的是胡爱花。她已经当惯了“县太爷”的太太，尝过了被人围着捧着的滋味，一下子跌落进这样冰窖似的环境里，先是被这种突变搞得有些脑袋发懵，继而又被生活中的种种不便折磨坏了脾气。
　　说到底，中国也就是个人情社会，同学情、同志情、战友情、老乡情，及至爱情和友情，失去了这些亲情的包围和帮助，人就如同坏了动力的汽车一样，有时会变得寸步难行。
　　胡爱花住进这所技工学校的宿舍楼后，不懂得要审时度势，一时间根本改变不了过去那种颐指气使的毛病，本学校的人员她不敢随便指挥，她居然隔着八十多公里的距离，给原先为曾福开小吉普的司机“半颗德脑马儿”打电话，让马儿给她赶快送两袋土豆来。电话那边的马儿央告她：“嫂夫人呀，这车并不是我个人的呀，我就是个车夫，不敢私自离岗。我得听上面的人的支派，离开县城要有领导的签字……”胡爱花可不理会这一套，在电话里就冲着马儿吼叫开了：“咋的？这倒用不动你了？忘了你是占谁的光才开上这辆小车的吗？”
　　她又转过身来，冲着曽福喊叫：“你说现在的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呢？”曾福也不问她受了什么委屈，白她一眼，平静地说:：“人本来就是这么势利。”胡爱花就拿起手边一切摔不坏的东西，乱摔一气，边摔边不解气地乱骂：“去你妈的！去你妈的！去你妈的……”
　　胡爱花从过去走到哪儿都被人捧凤凰似的捧着，变成了现在走到哪里都无人理睬，郁闷加上愤慨，脾气渐渐变得相当暴戾和古怪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如今的她，也学着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烫起了爆炸头，脖子里带上了老粗的金链子，穿上了她这个年纪的人不敢领教的喇叭裤，以示自己依然是紧跟时代的弄潮儿，可惜，依然没有人多看她几眼。
　　有次，胡爱花出门碰上两个老太婆，絮絮叨叨向她宣传耶苏教，并告诉她说：得到主关爱的人，死后都会去往天堂。胡爱花顿时无名火起，咬牙切齿地冲着这两个老太婆喊叫：“如果天堂上都是你们这种混吃等死的老傢伙，那天堂和地狱也差不了多少，也不会美好到哪里去！”吓得那两个老太婆闭紧了眼睛，嘴里喃喃地念叨：“主啊，主啊，饶恕一切有罪过的人们……”
　　再后来，形势变化越来越大了了，好多人都舍弃了过去开口闭口的理想与信仰，一门心思地追求钱去了。眼看着别人家住上了高楼，眼看着别人家有了小汽车，胡爱花于是鼓动曾福，也像别的老师一样，出去走动走动，拉拉关系，为家庭谋取点儿适当的福利，为两个已经长大起来的儿子调換个好一点的工作；再不，举办个书法培训班之类的，既能聚集人脉，又能有所收获，何乐而不为呀？
　　但是，任凭她磨破了嘴皮子，曾福一概无动于衷。她吹到曾福耳边的的话语，好比秋风过耳，连片毫毛都吹不动。她觉得，如今的曾福就像小孩子们玩耍的那种“不倒翁”一样，拨一下晃两晃，就是不动地方，还立马就恢复了原样。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曾经令她得意过仰视过的曾福，怎么就能变成了眼下这副扶不起来的熊样？
　　胡爱花发泄不掉的怒火，常常还会殃及到两个儿子身上，嫌儿子们找不到能够高攀的对象。儿子们就打趣她说：“我们哪里能比得上老妈当年的眼力？长得又这么不入人眼，实在没本事让哪个官宦之家将我们招为东床驸马，好让你老人家也封个一品诰命什么的……”胡爱花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又擤鼻子又抹眼泪：“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想把我气死，才是真的……”儿子们自知话说重了，不敢再往下继续调侃。
　　家庭里的冷战也就从此开始了。两个儿子吃过饭后，就早早躲进另一个房间中，寻找他们自己的乐趣，就是听见外面吵闹得一塌糊涂，也决不出来探头探脑，深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曾福也不理睬胡爱花，她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她爱指桑骂槐就指桑骂槐，只当她是在即兴作着一首不太押韵的抒情诗；她爱穿上喇叭筒牛仔长裤和无袖衬衫，就把她当成街头的阿飞；她爱把头发烫成飞瀑乍泻并涂上血红的嘴唇；就把她当成埃及的妖后。
　　有回，胡爱花买来刚刚时兴起的双排扣加腰带的深蓝色皮大衣，穿好后在镜子前面转圈。恰好电视中播出的画面，是陕西刚刚发掘出土了秦始皇的兵马俑，曾福看着，嘴角绽出了些许笑容。胡爱花从镜子里发现了，以为曾福在和她微笑，等转过脸去，看清曽福是在对着那些灰眉土眼的兵马俑微笑时，顿时恼羞成怒，三把两把将皮衣脱下来扔在床上，拉起被子来闷头大睡。
　　一天，胡爱花出去了，家里难得地宁静，曾福挺胸收腹，紧紧米色裤子上的皮带，捋起白衬衫的袖子，磨好了一砚台的墨，抓起蜡烛粗的大字毛笔，在一张四开宣纸上狂草了一个大大的“虎”字。他平日的书法作品中，虎字写过不少，但今天的这个写得格外好。曾福一边等着墨干，一边围着桌子转悠，特别满意刚才最后一笔的运腕苍劲有力，使这个虎字的尾巴有如真正的豹尾一样带了股雄风。
　　这时，房门一响，胡爱花带着一股雌风扑进门来，而且兴奋得语无伦次。原来，她是和一个什么培训单位讲好了，让曾福去为即将高考的学生讲解古汉语文章，一节课可挣五十元钱，一天就可挣到一百元钱呢。
　　曾福听着不置可否，但那副莫不关心的态度，是摆明了不去，而且他还只顾围着桌子左边一转右边一转，欣赏着自己刚刚写下的那个“虎”字。这种油烟不进的神态，刺激得胡爱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一下扑过去，两手并用，嗖嗖几下，就撕碎了曾福非常得意的“虎”字，并将桌子上所有的笔墨纸砚统统扫飞落地，嘴里还气急败坏地嘶吼着：“虎！虎！你看看你自己哪儿像只虎？你连只猫都不如！猫还要二八月闹春，发发情呢。”
　　她是下决心要和曾福打一架的，那怕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然而，没打成。任凭她如何挑衅，曾福就是不理她的茬儿，还根本无视她的竭斯底理，反而岸着脸，带着溅了一身的墨迹，像一只价格不菲仪态万方的斑点狗，傲慢地甩了甩头发，态度不温不火，仿佛方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背着手踱到门外去了，只把神情呆愕的胡爱花和满地的狼藉留在了身后。
　　曾福的想法是，反正他也没打算去办书法展览，毁了就毁了，省得他过些日子自毁。曾福后来干脆躲避着胡爱花，只要她在家待得时间一长，曾福就背着手踱出门去，蹓蹓跶跶走到老城遗址去。那儿聚集着一些摆卖旧物件的小摊贩。曾福在这儿寻到了自己的乐趣。
　　他迷恋上了这些摊贩手中的古钱币。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些古钱币身上古朴的带着浅绿铜锈的字迹发生了兴趣，他还从这里边看见了民族历史的某些深处。在这些小摊上，他渐渐认识了不下五十种各个时代的货币。它们中有：战国时期的布币，一种仿造农具像铲一样的金属铸币；认识了形状像小砍刀一样的刀币；认识了殷商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无文铜币。当然，这些东西的价格已经不菲，小摊贩不肯轻易出手。见得最多的还是汉朝的大方孔五铢钱，和清朝各个朝代的铜钱。
　　有一回，他在一个小摊上发现了一枚唐高宗时代的“乾封泉宝”；为了得到这枚稀少罕见的古币，他蹲在摊前，和摊主磨咕了不少时间。摊主最后以一个他能接受的价格，将这枚古钱币让给了他。
　　在他和摊主握手成交的时刻，摊主看着他笑道：“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我的这枚钱摆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有识货的主儿，要不哪能留得到现在？”曾福一时激情乍涌，硬是没搂出，突口吟了几句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抛却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楼看落晖。”
　　这首诗是唐末起义首领黄巢作的。黄巢当年兵败后出家当了和尚，活到八十岁。这首诗正是黄巢晚年时的作品，前些日子被曾福从一本书中看到，不知怎么合了自家心境，默默念诵几遍后记住了，今日一激动，随口流了出来，把个不知究里的小摊主，惊得赶忙站起来，张开嘴看了他好一会儿。
　　曾福则没事人似的笑笑，转身走远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