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场绵延几十年的情感纠葛

　　（接上）
　　两大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从这时起正式拉启了帷幕。
　　交锋，首先是从文攻开始的，先是在主要街道上张贴醒目的大幅标语，内容是互相攻击对方的谬论和无耻行径，后来逐渐发展到组队游行示威。当各家的四路纵队，在窄窄的城中街道上相遇时，互不让路，开始是肩扛脚踢，拳脚相加，后来就头破血流了。
　　文攻逐渐变成了武斗，逐步拿起了自制的长短红缨枪和木质大刀，和土制手榴弹一类的器械，并开始抢占一些主要据点。曽福指挥的“联络总站”的学生们，曾经好几次攻打“造反总司令部”占据的县委县政府大院据点，但都没有成功，还搞出了三条人命。县城里的六座城门，被“总司令部”占据了五座，只剩下一座和学校紧挨着的南门，还勉强控制在曾福他们自己的手中。
　　在这些攻打过程中，指挥学生冲锋陷阵的，都是翟玉凡和奋起这两个副总指挥，曽福这个总指挥则始终都是坐阵在帷幕之中。而且，曾福不允许任何人叫他总指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勤务员。所以，好多天天见到他的人，也并不以为他就是真正的指挥者，甚至好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曾福。大家眼中看到的身影和听到的声音，都来之于那个雄辩淘淘的演说家翟玉凡；亲自指挥学生们上街和冲锋陷阵的，则是那个腰间扎着皮带撸着半截袖子，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领袖奋起。
　　大规模的武斗，并酿发成事件的武斗，发生在六七年的八月七日。发生这起武斗的原因，如今看起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竟然是源于两大派性组织都要争抢陈永贵同志的支持。
　　陈永贵，从哪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认识呢？我们全中国人民都认识这位裹着白毛巾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人。他首先是我们全体山西人的骄傲。六十年代初，还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带领着处于太行山区的大寨村民，战天斗地，奋战在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三战狼窩掌，征服虎头山，硬是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一个靠吃国家救济粮过日子的穷山沟里，治理出来一片新天地。大寨，也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树立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作为扛着这面红旗的旗手，陈永贵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亲切地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就我们这种蠢货想来，这就是毛主席在见到陈永贵这位模范人物之后的寻常问候话吧？但这六个字，当时被一些格外聪明的人们演绎出了另外的含义。这六个字，后来竟然变成了大喇叭里天天响着的毛主席语录，变成了最高指示，变成了用来区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界限的工具。
　　陈永贵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地位是在快速地提高，由大寨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升，县里、地区、省里几处兼职，六七年时已经成为了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下边的县区发生武斗时，陈永贵理所当然地以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前去调解。
　　没想到的是，陈永贵这一次去往平遥进行调解时，居然被抢先得到消息的曾福他们前往迎接，在半路上截住了陈永贵所坐的吉普车，并直接将这辆吉普车迎接进了“联络总站”驻守的县中学校园内。
　　这一来，对立派“总司令部”的人不干了，更确切地说，是害怕了，着慌了。陈永贵没有来到他们驻守的县委县政府大院，而是直接去到了他们的对立派那里，这就等于是把他们放在了“永贵好”的对立面，这还得了吗？于是，“总司令部”的那个总指挥尹宽头脑一热，一声令下，一万多由工人农民组成的队伍，包围了陈永贵所驻跸的县中学，在学校围墙外面齐声发喊：“请陈永贵同志出来与我们见面！”“我们要求面见陈永贵同志！”这一包围，就将陈永贵包围了整整两天。
　　与此同时，曾福所指挥的“联络总站”，则用广播大喇叭连续地向全县人民呼喊，声称“总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武装围攻了陈永贵同志，陈永贵同志危在旦夕！同时，他们还通过驻地记者向北京告急，直至惊动了中央。
　　于是，周恩来总理紧急指示驻守山西的解放军六十九军，派兵前往平遥进行搭救。穿了军装的陈永贵，这才蹲在站满解放军的大卡车上，冲出了包围圈。
　　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用六十九军当时的司令员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给那个白毛巾擦屁股，动用了我三个营的武装兵力！”
　　从这个时候起，“总司令部”的那个总司令尹宽，以及他所指挥的“造反总司令部”所属的所有人的末日，就到了。
　　当时，岂止是三个营的正规武装兵力，解放军也只是对县城实行了军事管制，把守了六座城门和一些重要机构。更有大批的清剿队伍，则紧随其后，由“太原造反联络总站”的总司令杨承孝和他率领的人马，以及晋中地区所属的十三个县的“联络总站”队员，戴着柳条帽盔，手持着红缨枪、棍棒、长短枪，坐着一百多辆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沿着与南同蒲线并行的太汾公路，汹汹而来，不一会儿就将县委县政府大院包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仅仅用了半天多的时间，就占据了尹宽这个“总司令部”盘踞已久的巢穴。
　　其实，尹宽这伙“总司令部”的头脑们，早已得到了小道消息，并已经带领着一批中坚力量，从尚未封闭的下西关城门仓皇出逃，沿着西北方向的平汾公路，一直逃进了沁源县所属的山区里，逃到了过去八路军打游击的地方去了。那些被抓捕到的“总司令部”的喽罗们，则被押解着，排成长队，一个个举着白旗，戴着纸帽子，在夹道群众的唾骂和捶打中，游了街。至于一般人员，则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感召下，自动退出组织，纷纷作鸟兽㪚了。
　　大获全胜的“联络总站”，一变而成为了真正的掌权派，指挥机构堂而皇之地搬进了县委县政府的大院里。曾福，作为“联络总站”的总指挥，坐在了过去县委书记坐过的宽大办公桌后边，行使起当家作主的权利来了。而且，曾福从此还开始兼任了晋中地区所属十三县的“联防总指挥”。
　　牛吧？不是一般的牛，比县长的职权都大了。村里人都说：刘家庄这回出了真正的大人物。要说，村里在外边当官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村里人看不见摸不着，人家曾福这可是就在眼前。并且，曾福也还是为家乡做过几件好事的。比如：携带三两个年轻人进城当了教师，还将本村那个会开拖拉机的“半颗德脑马儿”，拉在身边，为自己开了吉普车。曾福还好几次带着他妈范淑珍，坐着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回来看望过他们的恩人梁步隆。
　　此时的曾福，已是格外的容光焕发。你想，三十岁出头的年龄，韶华正好，年纪轻轻，已是一呼百应；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敬畏和奉承的脸色。昔日那些卑视他“嘴上无毛”的老傢伙们，现在已一个一个地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了一只脚”，连想见他曾福的面都找不到门儿了。而那个曾经处处和他作对，进而成为生死冤家的尹宽，如今已经成为了抱头鼠窜的山贼流寇，正在遭到红色政权的通缉。这一切，都让曾福感到了快意恩仇后的心满意足。
　　曽福现在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况且，此时的曾福，也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满脑子只有空洞革命理想的曾福了，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胜利果实的滋味，更确切地说，是尝到了人间荣华富贵和大权在握的切实体味。当他与翟玉凡、奋起这些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坐而论道的时候，他胸中痛快淋漓地流淌着李白的诗句：“五花马，黄金裘，呼儿将出換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当然了，有时他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程英华来，心中也会掠过一絲淡淡的惆怅，不过这种惆怅一闪也就过去了，更多的则是志得意满后的骄傲和自豪。男子汉大丈夫嘛，只有事业和功名才是第一位的；只有有了事业和功名的男人，才能真正称得起是男子汉大丈夫。否则，没有眼前的这一切，而只有女人，哪又算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啊？！古人云：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看来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然而，为了理想牺牲爱情，不仅理由光明正大，行为更是冠冕堂皇。
　　他背着手，得意地环视一遭眼前这间宽大高雅的办公室，用手抚摸着厚实的紫红色办公桌，想到自己以前向县委书记请示汇报工作时，毕恭毕敬站在这儿的情景，便不被人觉察地自豪地微笑了——按照现在这样的上升速度，县级以上是地级，地级以上是省级，省级以上是——这不就上去了嘛。如果真是这么扶摇直上的话，牺牲个把程英华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死抱着爱情念念不忘的人，除了少数的情痴情种以外，大多数还都是那种在仕途上失意的人吧？
　　随你相信不相信，此时的曾福就是这么想的。你说年轻人得意忘形，把人生想的太过理想化也好，你说他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也好，反正他当时就这么想了，而且想的热血沸腾。
　　当然，曾福还算得上是个懂得在心里面做事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太张扬，比他更得意的人，反而是他的老婆胡爱花。
　　胡爱花一不留神就成了“县太爷”的夫人，这是什么命哪？！祖坟上只怕是都冒出了缕缕青烟，每天有多少人前来抢着巴结呀？有时都应付不过来。曾福周围的任何人，只要她一努嘴儿，一招手儿，就会忙不迭地跑过来听她指拨，按着她的吩咐，为她滴水不漏地办理好一切事儿，再低头哈腰地向她报告结果。这种派场，让胡爱花第一次尝到了权力带来的荣耀。这种荣耀，让她这个无比世俗的女人感觉到了一种收拢不住的得意，更让她抖够了夫贵妻荣的威风。就连那辆全县仅有的吉普车，她也坐过好多次，每次坐车还要让那个当了司机的“半颗德脑马儿”，跑前跑后地为自己收拾东西。
　　倒是范淑贞这个经年的老寡妇，老而成精，时常怀着一种杞人忧天的心情，时不时地对曾福耳提面命，提醒自己的儿子要注意韬光养晦，别忘了“爬得高跌的重”的千古道理。
　　糟心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在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溃败到山里的那些“总司令部”的流寇游勇们，并没有彻底甘心他们的覆灭，而是采用了当年打游击的方式，不断地派出小股人马，对曾福他们所在的大本营实行骚扰和偷袭。有时还积集队伍，组织过几次对县城的反攻。“联络总站”内部也有潜伏的特务，因为曾福他们多次派人对这些流寇游勇进行追击并前往镇压时，都被他们提前得到消息，逃之夭夭。
　　有次，曾福他们的队伍追到了通往山区的重要关口，“总司令部”的那帮亡命之徒为了保命，为了不让追击的队伍跨过汾河，就把横跨在汾河上的一座桥梁给炸了。这座桥，老百姓俗称“贾堡铁桥”，还是当年日本侵华期间的日本鬼子修的，全部的钢筋水泥结构。就当时我们自己的国力来讲，修建这样一座钢筋水泥桥还是困难很大的。所以解放后，这座桥梁就成了通往西部三线地区的战略交通要道。
　　这样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被炸，直接震怒了中央。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发布了由毛主席亲笔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
　　《七·二三》布告的下发方式，是空前绝后的。那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县城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当时很少能见到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轰轰隆隆很低的飞过县城上空，从上面抛下来一个很大的圆球。正在人们惊愕不已地看着那颗圆球不知所措的当儿，那颗圆球在半空中“啪”地一声炸裂开来，顿时，纸片像雪片一样飞舞下来，飘飘洒洒落满了街道和屋顶。
　　《七·二三》布告中严正指出：“对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抗拒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铁路、公路桥樑等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紧接着，省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通告：要对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中，混进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进行严厉惩处。
　　惩处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在这次严惩中，上边各打五十大板，“总司令部”和“联络总站”中各有三个人被枪毙了。“总司令部”方面被枪毙的是原检察院检察长王振山等三人，“联络总站”方面被枪毙的是副总指挥翟玉凡等三人。
　　王振山挨了枪子，所有的人都说是他自找的，炸毁贾堡铁桥原也没他什么事，他压根就没去过桥那面。他只不过和尹宽一直是好朋友，在观点上又支持“总司令部”，反对把“公检法”都敢砸烂的“联络总站”。
　　中央勒令严惩炸毁铁桥的罪魁禍首时，这个王振山自恃自己是长征中走过来的“红小鬼”，又是解放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觉得上边不会把自己这样一个建立过功勋的人怎么样，便主动签字画押，替尹宽出来顶雷。没想到的是，震怒的上边不肯手下容情，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直到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听到“立即执行”的宣判时，王振山才大呼“冤枉”。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含着眼泪喊了“毛主席万岁”。
　　唉，全县人民都知道他是冤枉的。可是，全县人民都没有办法救他，谁让他自己充大个，要“在羊群里装骆驼”呢？
　　“联络总站”的副总指挥翟玉凡被枪毙，则是因为手上留下了血债，曾经亲自指挥人，打死了对方的人。
　　不多日子后，还传来了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消息，那个曽经调动一百多辆卡车和人员增援过曾福他们的“太原市联络总站”的总指挥杨承孝，也被当作打砸抢的首要分子，枪毙了。
　　翟玉凡被快速地枪毙，让曾福心惊肉跳了好几天。接下来的这几声枪响，更是惊醒了他的黄粱美梦。
　　好悬哪！只差着那么一点点，曾福自己腔子上的这颗脑袋也就搬家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