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改革时弊（三）

　　鼓励创新，以法治克服政治之弊。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金口一开即为国家的法律，任何人不能违抗。在地方，由当地长官秉承皇帝旨意，来治理当地政治，当然，其中不免加上自己的意旨。这样，皇帝、地方长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怒、爱憎、亲疏远近而实施不同的法规，如此下去，很容易导致出现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在你所处的那个时代。处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偌大一个国家是封建皇帝的家天下，因而即便是皇帝再开明，由于性质的决定，也会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治的弊端。作为一名以忠孝为立身之本的封建臣子，你的可贵处在于，你力求在那个人治的大环境中建立一块法治的天地。让各地方官、老百姓依法办事，保持法律、法规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想到和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宋朝，自太宗赵光义任用大批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而当真宗即位之后，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依儒家经典，于是形成了儒家控制政治的局面。
　　儒家政治，重赏而不任利，而且宋室对公卿百官过分优厚。“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这等于是授其权力而不谋其责任。诚如孝宗所说：“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尚诛戮。”结果是大臣以姑息为安，导致纲纪日坏，“法制日益况弛”甚至连皇帝的赦书，有些官吏也没有施行“使天下及民之意，尽民空言”。有鉴于此你向朝廷建议：“今后每遇南郊赦后精选臣僚，往诸路安抚，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你在这里要求国家赦书中所颁布的有关老百姓的法规、条例能够一一得到施行，以保证其威严。
　　除了官吏对法令的颁布草率从事外，还经常更改，以致“上失其威，下受其弊”对此，你要求立法应慎重。在我们曾经提到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你倡导新政，说：“今后百官起请条贯，令中书枢密院看详会议，必可经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于审刑大理专，匀明令法律官员参详，起请之词，删去繁冗，裁为制敕，然后颁行天下，必期遵守。”
　　总之，你是希望通过实施新政，达到这样一种效应：皇帝所下的赦令，官吏应立即施行，以取得百姓的爱戴。同时，起草法令应慎重行事，应经过枢密院与大理寺的审核，删去繁冗的律文，划一制敕。赦令一经颁布之后，不得任意增减变动，官吏要严格遵守，违者处罚，视罪情轻重，或“徒二年”或“杖一百”。其目的就是要厉行法治，信赏必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这之前，你就看到了法制的重要性，开始试着应用法规、条例来治理一地方政事。在御守边关时，对于边境上那些让历任官吏头痛的大小羌族部落，你就采用了“法治”这一手。那时你初到边关，就根据羌族的民族习俗实际，对这些部落约法三章。法律规定，已经“和断”了的仇隙不能重犯，违反了要罚；伤了人的要罚一百头羊、两匹马；杀死人的要处以斩刑；债务上有争执，可以上告，不能捆绑一般老百姓作为抵押，违反了要罚羊五十头，马一匹。西夏大举进攻，不按规定入保城寨的要罚羊，按照规定的，公家供给饮食。
　　通过约法三章，你把历任官吏所认为的羌族“刁民”治理得服服帖帖，使你们再也不敢无理闹事，也不敢再阳奉阴违地去偷偷帮助夏人了。
　　在执法上，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绝不手软留情。在坐守边陲期间，你对逃亡的士兵，抓到了按照军法规定从事，坚持原则，治予死罪。虽然从感情上讲，你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受苦受累的士兵有些于心不忍。但法律是严酷而铁面无私的，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无情面可讲。因此，就像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一样，你挥泪把这些逃亡的士兵通通治于死罪。
　　你不但力求通过法律、法规来处理国家公务，就是家族内部事务，你也力求通过明晰法规、条例来处理。
　　皇祐元年(公元1049)，你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为族人创立了“义庄”。第二年，你制订了“义庄规矩”，以规范族人的行为。后来范纯仁将全文刻石，置于天平山白云寺的范文正公祠堂，这就是被后人称颂的“文正公初定规矩”。这一义庄规矩总共十三条，一些具体条例，这里从略。通过这些规矩、条例，义庄的经营管理就显得简便易行了。
　　不幸的是，你在订立义庄规矩后两年逝世，你的家族就感到义庄难以继续维持下人。这本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制裁违规族人的权力所致，而非规矩本身有问题。子范纯仁为此曾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上奏说：“今诸房子弟有不遵规矩之人，州县既无勒条，李家谁为仲理，五七年间，渐至发坏，遂使饥寒无依。”因此，范纯仁请来“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朝廷依所奏施行，于是义庄就成为政府承认的组织义庄规矩也得到官府的协助执行，自此具有了法律性质的强制约束力，也就成为正正规规的法规。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义庄规矩也就跟今天的地方法规差不多了。
　　有了最初奠定的基础，你的后人又对义庄规矩做了多次增补。从熙宁六年(公元1073)到政和五年公15)的四十多年间，你之子纯仁和纯礼、纯粹先后对义庄规矩做了十次增补。
　　范氏义庄的规约，发展到范纯仁兄弟的时候，可说已相当周密。显而易见的，这些规矩都是通过实践逐渐积累经验而拟定的，因此都非常切合实际，被范氏后人一直沿用到清末，作为维持义庄，控制族人的家规。
　　有发展才能有进步，发展的观点符合你的思想。由以上可以看出，你的“法治”思想和观念对你的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们在继承你的遗诣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地方性法规。这在那个时代，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
　　优秀的政治家不仅要惜才、爱才，还要挺身护才。
　　正因为人才难得，得了人才就要懂得珍惜和爱护人才。
　　庆历三年(公元1043)，你、韩琦内调之后，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职务，由郑戬接任，仍驻扎泾州。郑戬不讲情面，为政尚严，那时正知永兴军。他和你是连襟，两人私人关系也不错。抗击西夏立过功的滕子京仍旧知庆州，张亢知渭州。
　　滕子京字子京，和你同年举进士过去在泰州海陵修捍海堤时，二人又曾共事。你发现他在海涛骤至、兵民惊逃时，独能镇静处若，从容处置，认为是个非常之才。
　　你对滕子京的判断并没有错。后来在宋夏战争中，滕子京知泾州时，因葛怀能败绩于定州，敌兵大入，诸郡震恐。而在这种情况下，滕子京因城中兵少，乃募农民数千，戎服登城守御，又募勇士侦察敌军远近及其形势，通报附近各州，使先做准备。你率蕃汉兵一万五千人自环庆入援，驻在泾州。当时天气阴晦严寒，士卒情绪愁惨，媵子京大设牛酒，犒劳士卒，酒食柴薪充足，大大鼓舞了士气。又在佛寺哭祭在定川阵亡的泾州士卒，并抚恤其妻儿，使各得其所，于是边民稍安。
　　目睹这些事情后，你更加坚信滕子京是个危难可用的人才。此后你被调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后，就向朝廷推荐他代替自己继任环庆路的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
　　张亢是御夏战争中出现的一位名将，被称为“少豪迈有奇节”。庆历三年秋，夏军在取得好水川之役的胜利后，声势更盛，发兵攻击宋的河外诸城，先攻陷了北面的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纵游骑抄掠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之间。麟、府二州孤立无援，形势十分危急，宋朝一度打算放弃河外，退守黄河以东的保德军。张亢临危受命，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你从陕西赶到麟州，单骑叩城。人城后，就在城外有水泉、有菜园的地方分别筑堡，置兵守之，又用兵保卫老百姓到城外收割庄稼，首先解决了城内军民的吃饭和饮水问题。以后又激励将士，用计袭击附近的夏军，连战皆胜，保证了麟、府二州之间道路的畅通。
　　张亢还数次上书发表他对边事的意见，反对引兵深人，主张联合诸少数民族，修筑沿边城寨，轮番出击西夏，使西夏人不得种地、放牧，显示了独到的谋略。你对他非常器重，待之以国士之礼。
　　你到京不久，滕子京遭到御史梁坚的弹劾，说他到庆州后浪费不节，使用公使钱十六万贯。御史梁坚又告滕子京在泾州时曾贱买牛驴来犒军等罪。仁宗皇帝赵祯闻奏大为震怒，派人前往查问。你当时任参知政事不久，熟悉边上情况和滕子京的为人，明知所告罪状不符合事实。见宰相章得象等人默不作声，于是你冒着包庇滕子京的嫌疑，以“我不说谁说”的精神挺身而出，为子京辩明冤枉。当时已经查明，所用的十六万贯库钱，只有三千贯是用于犒赏诸部属羌的。其他十五万余贯，包括军队的饷钱在内，怎么能都算到他的帐上呢？显然是把用钱数目夸大了来诬陷滕子京。
　　为此，你在皇帝面前为滕子京竭力辩护，说葛怀敏军败之后，沿边郡县十分惊扰。夏兵打到渭州，距泾州才一百二十里，滕子京十分沉着，动员农民，共同守城。从环庆路来的援兵一万五千，他供粮供柴供酒食，一无所缺。人人说他能干、有功。如果坚决弹劾他，说他在泾州以低价向民户买牛买驴，犒劳军士，鉴于当时敌情严重，形势紧急，即使是这样，收买牛驴，价钱低些，也情有可原。
　　这时又有人控告张亢用公使钱的利息买马和周济周游求索的人。你照样挺身而出，为他辩白，说明张亢所作是合乎朝廷规定的。你说他和韩琦，无论是在庆州或泾州，都曾用过公使钱来补助贫困的官员，并一一列举了当时受到补助的人的姓名、官职，强调指出：张亢如果受到惩罚，你和韩琦甘愿贬黜。
　　公使钱本是宋代的一种特有的比较机动的款项。这种款项可以用修建、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罢官及入京往来费用等，边境上的州、郡，常利用这笔钱来作买卖，获利以充军需，原是得到默许的。当时因为侵用公使钱要办罪的还有葛宗古、狄青、种世衡，这些都是你力荐的贤才。他们的受弹劾，不过是当时反对新政的守旧势力的一种阴谋手段，是改革与守旧两派力量进行较量的一个回合而已。
　　一向在政见上支持、帮助你的欧阳修此时也上书仁宗皇帝赵祯。欧阳修时任知谏院。他在书中建议道：滕子京枉费公使钱这个案子牵连太广，监牢里关满了人，抱怨的人很多。他请求皇帝告谕边臣不要这样做下去，建议今后用钱，只要不入已，就给守边官员以全权，叫你们不要畏避，一心一意地效命立功，更不可把狄青、种世衡这样难得的边将牵连进去。
　　你生性执着、倔犟，认准的事理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为滕子京、张亢辩护的奏疏，你一上再上。你说，现今边帅都是儒臣，朝廷用他们带兵，给经略部署之名，授生杀予夺之权，抗击强敌。因为一点小错误被拘留办罪，人们必以为这些人不是朝廷的心腹，不足畏。这样，朝廷的损失甚重，就等于自失机事，目失爪牙了。这些人用过公使钱，只不过是馈送来往官员，或以公使钱做买卖，也都如数还本，毫无欺诈隐瞒。别的罪状，现在也没有调查核实，那些被牵连的人却在“盛寒之月，久在禁系”之中，这是很不合理的。
　　你最后激愤地说，朝廷假如看不到沿边将帅的功绩和劳苦，而听任一些人深文周纳，在公使钱等一些小问题上搜求罪名，加以陷害，必然会使边臣忧惕，不敢放手做事，直接影响了边防的安全。你恳求身居九尊的皇帝能体察这一情况，不要“使狱吏有功，而劳臣抱怨”。
　　你不但善于识才，而且惜才、爱才，为了保护人才，不惜“横身当之”，不顾个人安危，向皇帝上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你为人之臣的自觉责任。由于你的努力，才使滕子京等这些人免于罢官，只是作了降职处理。
　　相对于滕子京，张亢所受到的处分稍显轻些，只是被撤去引进使官衔。后来你宣抚河东后，又报请皇帝恢复了这一官衔。
　　你一心一意为国家爱惜人才，下面的一件事也可体现这一特点。
　　你的连襟郑戬主持边政时，赞成静边寨主刘沪修筑水洛城，以通秦、渭援兵的计划。水洛城(今甘肃省庄浪)在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和渭州之间，它北面即结公城，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处。筑城时，郑戬还派董士廉专予协助。后来此城没有修成，原因在于宋夏和议达成，战事停止。后来知渭州尹洙不赞成更筑新城，以为过去屡为西夏所败，就是因为城寨太多，兵力分散，命令刘沪停止修筑。刘沪不听命令，加紧筑城。尹洙大怒，命狄青把刘沪、董士廉都逮捕了。尹洙是你的好友，曾被人认为是仲淹之党，与你是谊兼师友的。对于沪修水洛城被拘，你在给皇帝的上中，首先说明水洛城的修筑不是“擅兴”，后来命令停止而不止，是因为刘沪在水路结公这一带地方打过胜仗，降服了那儿的部，又已动手筑城，不能半途而废，是计划不当，因此“以死抗拒，一面修筑，意息成功，也求免罪”，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你还为此解释说，刘沪是边防上有名的将佐，最有战功，对这样的人才朝廷要多加爱惜，不能轻易降罪。狄青是个武夫拘留了刘沪、董士廉，一旦发怒，行了军法，那就无可挽回。请求朝廷立即派员前去查问，妥善加以处理，一则使刘沪、董士廉免于刑戮，二则避免狄青、尹洙犯大错误，使被诛杀的家人骨肉“称宽致讼”。
　　后来，经调查后认为应当继续筑城，皇帝由此将尹洙调离渭州，改知庆州，沪、董士廉复职后继续负责修筑水洛城，一场风波最终平复。
　　由上可以看出，你对人才是备加爱护，在这些贤才遇到麻烦时，总是想尽办法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遭害。
　　你如此看重、爱惜人才，因此，对于那些不幸早逝的贤才你总是深感惋惜、痛。上官融是你早年在亳州做通判时认识的一个才子。你做通判时，上官融还很小，随亲经常到你处来做客。你发现他又雅，“有议论，不敢以子弟器之”。后来上官融在京师很有声名，蒋堂、吴遵路、段少连都极器重他，但只活了四十九岁。你得到死讯，惋惜悲痛不已。
　　皇祐三年(公元1051)，你为上融作墓志，颇感慨于他活得太短，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你在志文中写道：“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重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祸且死者，也皆而忘之，虽千百人，若无焉，如仲川(融)之亡，可谓重而伤之者矣。”
　　种世衡，此人是你在筑青涧城时发现的一个人才。青涧城修好之后，过了四年，种世衡又主持修筑细腰城，城成而病。庆历五年(公元1045)正月七日病死。你满怀悲痛，为他作慕志铭，记其生平甚详。在《祭知环州种染院文》中，你写道：“西戎入寇兮边臣共诅，君从边事兮独立不惧。营故宽州兮一口百堵，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抚。”又说：“伊余知君兮屡以才举改环之麾兮御彼外侮。万余族落兮贫豺狡鼠，畏如神明兮爱如慈父。”
　　你对这位边帅的哀悼当然不仅仅是个人的思念，祭文中写有：“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边帅之尽如君兮守此西土”句，即是明证。
　　庆历五年(公元1045)秋，王质病故。王质字子野，与王素是堂兄弟，其伯父王旦，是真宗朝的名相。王质还不满二十岁就被当时名流所赏识。朝中的权贵不是他家的亲戚，便是他家的故旧，本来很有势力，但他一点儿也不去逢迎。王质平生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是一个正直有骨气的人。你得罪了吕夷简，贬谪南方，朝廷贵人很少有人敢去送行，他却领了兄弟子侄设宴都门，为你饯行。你对他说：“这不又要连累你吗？”王质却说：“我得为朋党，倒感到荣幸。”
　　王质后来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你的次子范纯仁。
　　韩琦、富弼任枢密副使时，因为王质清正方直，在缙绅中数第一，便推荐他主持选举，做进退人物的工作。
　　你对王质的亡故很悲痛，因而在祭文中说：
　　余谪于江南兮，靡贵贱而见嗤。
　　公慷慨而不顾，日拳拳以追随。
　　何交道之斯笃，曾不易于险夷。
　　仰万石之家声，结丝萝以相维。
　　庶子子与孙孙，保岁寒之不衰。
　　诗中的万石是西汉名臣万石君，姓石名奋。因父子五人，官皆至二千万，故称奋为万石君。汉景帝说：“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家风孝谨，为当世所称道。诗中的结丝萝指的是范王二家的婚姻。在这首祭诗中，你表示了岁寒相保的不朽情谊。王质的墓志也是你作的，在你所写的墓志文字中，是较长的一篇。
　　从以上一些祭文中，流露出你对英才早逝的惋惜与遗憾，这也充分体现了你对人才的珍惜。
　　把及时推举贤能作为安邦定国的大事来抓。
　　《诗》曰：“天竞惟人。”意思是说，国家强盛完全取决于有贤人。你深知贤人在位对国家的重要，为此你在任枢密副使的有限时间里，经常向仁宗皇帝谈论人才的重要性，提醒皇帝进贤任能。
　　你任枢密副使不久，便为参知政事。你向仁宗皇帝讲“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宋朝的馆阁是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对此你说，唐太宗设文馆，妙选贤良文学之士，让他们轮流住在馆内，请他们入内殿，讲论政事，往往到深夜。宋朝馆图臣僚“大率清贫”，经常在馆供职的人也不多。你认为这种情况不应当继续下去，而应当有所改变。
　　你还向皇帝讲了宋初的历史，说太宗皇帝以唐太宗为榜样，特建秘阁，地位一如三馆，“听朝之余，时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为不重”。
　　从太祖赵匡胤时期开始，宋朝就把重兵驻在京城及其邻近地区，造成内重外轻之势。汴京粮食需要量很大，每年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往京城(今河南开封)运送粮食，数目达到六百万石。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漕运机构，漕运江南六路粮食，兼掌茶盐泉货，由发运使主持。但自明道以来，北运粮食往往达不到六百万之数，满足不了京师的要求。饥民抢粮的事已经时有发生。
　　针对当时这种情况，你想到了一个名叫许元的人。西夏用兵时，许元被举荐负责主持在京榷货务，变输粟入边给钱的办法为给南盐，即向边境供应盐粮，为此很受边境欢迎。你向朝廷推荐了许元，建议让你来主持漕运江南六路粮食。你向朝廷推荐时说：“许元这个人有知识，明事理，是个理财能手，不做‘侵刻’的事，能够关心百姓疾苦，可以担任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使的判官。”
　　果然不出你所料，许元非常能干。在被推荐时，许元表示：“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还不能满足京师的需要，我不相信。”到任后，便下令沿江州县储粮，一律留足三个月，多余的全部北运。其他地方，依路途远近，以沉相补。一千多艘粮船，迤逦相属，浮江人运河，折而西向。不久，汴京粮食的恐慌解除了。
　　许元从此负责漕运工作，由判官晋升至发运副使、发运使，前后十三年。从江南漕至京师的粮食，年年必满六百万石，每年总有一百万石的储蓄，以备非常时期。
　　由此可见，做同样一件事情，贤者较之庸者在位，其效果却大相径庭。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得贤则国兴，失贤则国衰”。
　　从历史上看，历代政治家都非常注重选贤任能的工作，英明的君主总是千方百计求得贤良。尧为求得舜，在诸侯面前对舜以礼相待，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还让自己的十个儿子隶属于他，甚至自己以臣于身份朝拜他。禹为了求得贤人，四处奔走，毫不懈怠，以至辛劳到面色黎黑，周身不适，步履艰难，终于寻得皋陶、伯益、直成、横革、之交五个贤人辅佐。所以禹的功绩铭于金石，书于盘盂，流传后世。商汤听说在有先氏身旁的伊尹很有贤德。为了得到伊尹，商汤派人请求娶有先氏为妻，让有先氏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仆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