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改革时弊（四）

　　你为官三十多年，举荐人才总是孜孜不倦。
　　如前所述，参知政事后，你建议仁宗皇帝增加馆阁臣僚。你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十个可以进驻馆阁的贤士。这十个人的名单是：杜杞、章岷、尹源、张、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孙复。你说这些人有的“文词雅远”，有的“经术精通”，请求任之以馆职。
　　你向皇帝说这回推荐的人虽然很多，但他们在士大夫当中都是很有名气的。现在边境上还有问题，值得忧虑，朝廷要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俊哲所聚，虽危必安”朝廷对于这些人，要认真选用才好。
　　杜杞是一位能吏。他祖父叫杜镐，为著名馆阁人物。住的地方仅能庇风雨，但他在那里一住二十多年，不谋迁徙。京西民变商州、邓州、均州、房州等都受到影响。你这时候担任执政，杜杞便被命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在宋代，所谓的“路”是指一个行政区，京西路约略相当于现在河南郑州以南、阜阳以西和湖北北面一部分地方。商州现在陕西的商县，邓州在河南的西南。你推荐时，说杜杞学古通今，即使京西民变，很短时间也能平定下来。
　　张掞做知县的时候，把里胥之事放在一边，直接管理租赋，颇能抓主要矛盾。在他的治理下，老百姓按时把租赋送到衙门。碰到旱灾，张很懂得恤民，就请求免去灾区的租赋。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时，宦官阎士良过多的干涉帅权，张掞就报告皇帝，提出弹劾。张掞的哥哥张揆自幼和你认识，他的父亲张蕴则为你所敬重，被视为“信道有素”的一位长者。
　　王益柔字胜之。你推荐他的时候还没有和他见过面。西边用兵时，王益柔就提过要备边、选将的意见。他是一位对历史很熟悉、有研究的学者。司马光写完了《资治通鉴》，很多人要求借阅，但大多数人往往还没有读完一纸便昏昏思睡。司马光说：“真正读完了的，只有一个王胜之。”
　　楚建中曾经主管鄌延路的机宜文字，是个有胆有识的能人。宋夏议和之后，他仍提出要筑安定、黑水八堡，控制一方道路。这八个堡都在延安的北面，使夏人不敢窥伺。
　　对于章岷和苏舜钦，你是知之已久的。在睦州(今浙江建德东)，章岷作州从事，你作官陕西，他又被推荐到陕西来。苏舜钦因你所荐，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给你写信，说朝廷多事之秋，对你不敢有所作为表示不满，提出七个方面的意见，你所主张的庆历新政的内容，和苏舜钦所提的颇为吻合。
　　姚嗣宗是你在陕西发掘出来的人才。而孙复则是你丁忧在南都时资助过的那名行乞养母的孙秀才，早已被你推荐过。
　　你一直认为，君主需要举贤才以成大事，因为这并不仅仅只是某一两个人的进退使然，而是因为它显示了当国者取舍正邪的明确态度，退邪而及于其朋比，进正而不舍其同类。进者全为贤正，退者尽皆佞邪，天下也就因此而安宁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得能者而用之，看成是使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得以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把已经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称作人才竞争的世纪。其实，哪一个民族在兴旺发达的时期，不是人才济济并能得而用之呢？贤者用而肖小退，是天下得治的一个先决条件。
　　你曾将那些愚暗不肖，既无能也不思有为而尸位素餐者，称之为“天之螟”、“民之腾(古书上所说的会飞的蛇)”，实在是很有道理的。一国之政，只有贤者在位，能者得用，才能百姓得安。而百姓得安方有百姓乐从，百姓乐从方有人和政通，人和政通才能真正天下大治。从这一角度看，你主张惟才是举，将功论进，以求贤者在位，能者得用，这正显示出你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深远眼光。
　　开创慈善事业，要有讲究实效的作为；
　　古代的大人物，在功成名就之后，都渴望对自己家乡有所贡献，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也不例外。你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家乡兴办义庄的事，历来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据钱公辅《义田记》中记载说：“公既没，后世子孙至今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其实，不但范氏子孙，许多各地的大族，也都纷纷仿效你的义庄形式及其庄规，置义田。办社会的福利事业，成为一种风气。
　　北宋的刘辉、吴奎昏曾为立义田以瞻其族，南宋时则更为普遍，清人全祖望说：宋室之南，吾乡先辈史汪沈诸公置义田以廪乡人之穷者。而专以义田廪其宗人者三家，最初为楼氏……其继为余氏……最后为吾全氏。
　　据宋汪应辰《文定集》所记：“公诸子谭，字伯恭，……捐俸钱三百万，悉捐人郡学，为养士藏书费。……置义庄，以瞻宗族贫者。”
　　又如宋楼钱《攻愧集》云：“陈公居仁，……命诸子斥田二顷，略用范文正公规矩，以给宗族。”
　　由以上文史资料所记载的情况，可见南宋时楼氏、余氏、全氏、清江向伯恭，莆田陈居仁等等，都有义田的建置，办义学的则有玉山刘氏和新昌石氏等。
　　至元代，除了应氏、董氏外，还有江苏常熟的杨氏义学，便是取法于你。
　　清代也是如此，《光绪嘉举府志》卷九，《学校》二记：
　　“自范文正创立义田，遂为千古赡族之良法。……今程氏义庄规条，大约依据范氏，又捐腴产若干亩，另设义学以造就通邑人材，凡贫不能具修脯者，延明师教导之。”
　　清人钱大昕在其《陆氏义庄记》中也说：“至宋范文正公守乡郡；并立义田，以赡宗族，讫今七百余年。范氏之苗裔，犹食其德，高义之名，彰于宸翰，其规条具在，可谓善之善者矣。我国家列取重熙，风俗茂美，好义君子，希风先哲者，接踵而兴。长洲陆君豫齐，……割遗产五百亩，为赡族之资，设义庄于陆巷，每岁收支出纳，集族于其中，相与勤于修体勤力，而勿蹈于匪彝，殆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乎。”
　　由上可见自宋以下至清，范氏义庄一直被一般大族视为杰出的蓝本，在吴中不用说，在华中、华南一带的士大夫们也争相仿效。尤其是清代，义田义学的设立更为普遍，你所开风气影响之深厚，可见一斑。
　　你是在皇祐元年(公元1049)创立义庄的。翌年，你制订了义庄规矩，后来范纯仁将全文刻石，置于天平山白云寺的范文正公祠堂，这就是所谓“文正公初定规矩”：
　　一、逐房记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平时加折。
　　二、男女五岁以上人数。
　　三、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就给米。
　　四、冬衣每口一条，十岁以下五岁上，各半条。
　　五、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六、有吉凶，增减口数，书时上薄。
　　七、逐房各置请米厝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份支请，掌管人亦置簿拘辖，簿头录诸房口数为额，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赔填。
　　八、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
　　九、娶媳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十、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送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十一、逐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卑幼十九岁以下，丧葬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支三贯，十岁以下支二贯，七岁以下及婢仆皆不支。
　　十二、乡里外姻亲戚，如贫中非次急难，或遇年岁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指责，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十三、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米量，并冬衣绢，均自皇祐三年以后，每一年实熟，椿留二年之量，若遇凶荒，除给米量外，开始不支，或二年量外有余，却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如更有余，方支冬衣，或所余不多，即凶吉等事，均匀支给，或又不给，即先凶后吉，或凶吉同时，即先尊口后卑，如卑尊又不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后支合。
　　如支上件食量，吉凶事外，更有余羡数目，不得粜货，椿充三年以上量储，或虑陈损，即至秋日，方得粜货，回换新米椿管。
　　右仰诸房院，依此共同遵守。
　　你资助穷乏的族人，置田收租，作为族中公产，名为义庄，其田为义田，义田收取的米为义米，存储义米的库房为义仓。你制订的规矩主要是列明义庄中对族人衣食的配给办法，例如无论男女，五岁以上都受配义米，每月白米三斗，冬衣大人各配给绢布一匹，五岁至十岁减半等等，有详细的规定。此外，有嫁娶丧等吉凶事故时，也有发给辅助费用。如果遇饥年短收，则义米先用于主食，有余时才为丧葬，嫁娶配给，也就是按先凶后吉的原则来办理的，义庄周济的对象虽是以范氏家族为主，但是对于贫穷不能度日的那些外族姻亲，也量行予以济助。
　　义庄是由一名掌管人经营，这名掌管是从你的诸房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他的职位只限于收取地租，储藏适量的米，以及分配义米于族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无权出售剩余的米。
　　在这十三条的初定规矩中，并没有关于教育活动的规定。其实，在范氏义庄中还设有义学，义学也是靠义田的收入来维持的。牟氏的《义学记》中专门谈到了义庄中所设义学的事：“范文正掌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食咸供，意最近古。”
　　可见你在设立义庄时，已设了义学，义学有时称义塾，常以义庄内的祠堂充当教室。你设立义学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你自己幼年时没有机会人学，而要到长白山的寺庙去苦读，设立义学就可以为族中子弟就近提供学习的场所。族中子弟如果要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科举，因此立学劝读就显得更为需要了。
　　你在订立义庄规矩后两年逝世，你的家族一时感到义庄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权威性，没有制裁违规族人的权力。你的儿子范纯仁为此在治平元年(公1064)上奏朝廷，说：“今诸房子弟有不遵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权修，本家难为审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饥寒无依。”因此，他请求朝廷特降旨苏州，并告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会官司受理。”结果朝廷准奏，由此使得义庄就成为受政府承认的组织，义庄规矩也得到官府的协助执行，具有了法规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大，表现在对待穷人的问题上，显得特别慷慨。你办义庄兴义学的动机，正是为了以同族为基点，借以表明自己的某种理想，从而证明自己存在于世的某种价值。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将文人们的这种忧天下的慈悲本性做了生动的写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对封建时代文人们心忧天下的最生动写照。
　　端正文风，使文学从属于封建教化。
　　每一时代都必然会有自己的文学。按说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文学是政治的工具，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作为封建臣子，你不可能脱离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超然于外。
　　在北宋初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也使当时的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从而促使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已有许多非常繁华的消费城市，如汴京、成都、扬州等。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为这种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则是继承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大量出现了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粉饰太平的反现实主义作品，以杨仪、刘筠、钱惟演、丁谓为代表的“西派”，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的熏陶下产生的。除了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创作而外，这种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甚或是消磨人的斗志的，因而也是为正直的封建臣子所鄙弃的。
　　“西派”是因杨仪编《西酬唱集》一书而得名的。这部诗集收录了杨仪等十几个御用文人典型的点缀升平的作品。他们的诗歌内容，不外是歌功颂德，抒闲写逸；形式则醉心于雕章琢句，用字精确，对偶森严。他们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只是片面地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倾向。然而，西体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同。”又说：“杨、刘风采，名动天下。”的确，“西派”在宋初文坛上风靡达三四十年之久。
　　与西体诗文并行的，还有晏殊、张先等人的词。这些词是他们荣华富贵生活与闲情无聊心境的产物，词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男欢女爱的艳情，充满了浓烈的富贵气与脂粉味，词藻华丽，千篇一律，是“花间派”的回光返照。
　　这一文坛逆流，不久就遭到了反击，最初站起来发难的是柳什、孙复、穆修、尹洙、召介等人，经过你、梅尧臣、苏舜钦诸人的努力，到欧阳修终其大成，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坛风气。
　　说到宋初文学改革的过程，你曾总结说：“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至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开起而麾之，髦俊率徙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至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词镂意，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不卒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不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徙穆伯长游，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体。”
　　由你此言，可见刻词镂意，雕章琢句的西体，在宋初风靡一时。柳开虽首先倡导古文，力复革新复古，但却未得成功。这主要是由于杨意、刘筠等人的影响力还相当大。直到欧阳修、你等人出现，从理论上和创作上反对宋初西体的末流之弊，文风才为之一变。
　　因此，赵孟坚的《凌愚谷集序》中说：“皇朝文明代兴，废厝以前，六一公欧氏未变体之际，王黄州、范文正诸公充然富赡宛乎盛唐之制，亦其天资之后，已脱去五季琐俗之陋，一阳动于广锤，厥维有本。伯长一倡，尹欧仲涂和之，南三苏又和之，元祐诸君子又和之，虽然古雅，至乾淳尚余音损，其风棱骨峭，摆落繁华，亦一代之体也。”
　　上面这番话看出，你的创作已超脱了五代文风的流弊。你在诗文改革运动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你和柳开、石介等人，首先攻击当时流行的西体。柳开说：“代言文章者，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公，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与德，于仁义体知信也何？”
　　你也攻击沿袭五代的时文说：“五代以来，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能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诵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观诫，抱《郑》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从这段话来看，你不只是在攻击五代文风的悲哀风流，无病呻吟，而且更是攻击宋初文人模仿五代文风，一方面是学步效颦，忘己之实；另一方面又是变本加厉，增华相滥，致令文章失去规谏和劝诫作用。你揭发了西体模拟失真的严重弊病。
　　石介也抨击西体的杨意、刘筠，说：“杨仪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奢。”所以你极力反对这些无用之文。
　　在攻击时文的同时，他们也开创了自己的理论。其中柳开、孙复等均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柳开说：“文章为道之会也，令何妄作乎？全之不良，独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词也。”
　　孙复在《答张洞书》中也确定文章的宗旨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这就是以道为本而文为末，以道为目的而文为手段的主张，也是他们文学理论的基础。
　　从“明道”出发，石介等人提出了“致用”的口号，提出文章要有劝导教化的实际作用，石介说：“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殊不类今之文。曰诗赋者曰碑颂者，曰铭之赞者，或序记，或书箴心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东刑政，而后为之词，大者驱引常皇王之道，施于国家，教于人民，以佐神云，以浸虫鱼，次者正百度余百官，和除阳，平四时，以舒畅元化，缉安四方。”由此可见，石介十分明确地把文学作为儒家教化的工具。
　　你在天启三年(公元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的主张，其中包括对文风的改革，你说：“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可能独发？大君有命，孰不风徙？可敦谕词臣，与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壹别，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你强调文章和社会风尚的关系，比如南朝文风浮华，正反映了社会的衰靡，因此你向仁宗皇帝赵祯建议“兴复古道”。
　　天启五年(公元1027)，你在《上执政书》中又云：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偿使呈诚之曰，先策论以观其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贯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复当深思次渐隆古道。”
　　既然当时一般士人“言不及道”，“鲜于教化”，所以你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勤学，勤学之道莫尚宗经。”
　　你的宗经并非理论，虽然和道学家一样，但目标却不同。政治家的宗经，重点是要讲求其用，也即是要为政治的目的服务，这就是政治家文论最突出之处。所以，你在《与欧静书》中主张士人“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又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超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很自然的，你认为文章的作用是重在教化，其功能是可以敦厚风俗，辅成王道的。
　　除了建立文学理论之外，你还通过政治的力量来革敕文弊。你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所写的《上执政书》中就主张以策论取士，你的意见虽未被朝廷所接纳，但仁宗赵祯后来于天圣七年下诏书，指责“褒博之流，时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并且申散士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复温纯，无陷偷薄，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闭于儒风。”可见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由上而下，适应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展开的。所以你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为参知政事时，领导庆历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为主，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田况说：“废后三年，既放春榜，时议以为取士浮薄已久，士行不察，学无根源，宜新制约以救其弊。执政与言事者意颇符同，乃勒两制及御史台详定贡举条例。”
　　由于你认识到“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义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之弊，所以你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三事是精贡举，建议“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词藻，心明理道。”改革考试制度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是这种科举考试实行不到一年就随着你的罢政而取消，尽管如此，与你关系密切的欧阳修、梅尧臣等名士，仍然坚定信心，力复古文。
　　你与欧阳修通过国家所主办的考试来提倡古文，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当时被欧阳修提擢的士人如曾巩、苏轼兄弟以及王安石等，你们的诗文都名重一时，士子群起仿效，文风乍变，五代的颓废弊习，终于廓清，而古文遂为文坛之主流。苏轼《提进士对御试策》中说到了古文的盛行之况：“昔祖宗之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书共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
　　以策论取士，不但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而且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赋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都与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可贵的是。你不仅在理论与政治上帮助成了诗文运动的改革，而且其自身也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创作颇丰。在《宋史•艺文志》中列有《丹阳编》八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奏议》十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到了你的创作，称：“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藉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体达用。凡所论者，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这段关于你的文字可谓精确。的确，你的文章既不像道学家的空谈心性，也不像文章家的虚饰词藻，而是“贯通经术，明体达用”“皆有本之言”。换言之，你的为文应说是讲究实际效果的，因此不是“空谈”。与宋初的作家相比，你的文章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譬如你在《帝王好尚论》中说：“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故《礼》曰：‘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圣帝明王，在其正而己。”
　　在《帝王好尚论》里，你用大量的事例来证明帝王的“好尚”对于治国的影响，说到了桀纣好利欲，不喜听逆耳之言，终于亡国；秦朝好用兵重刑事法，厌恶仁义道德，结果被汉朝所取代；隋炀帝好逸乐，不力行恭俭，国家也就归唐朝所有了。总结道：所以帝王好尚，实与国家的兴亡治乱息息相关，是以为人君者，务必谨其所好恶。基于这一点。帝王必须常接近贤臣，不断的议论治道，兢兢业业，惟恐百姓得不到实惠。
　　从《帝王好尚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民有饥若己饥之，民有溺若已溺之”的儒家典型的王道思想的发扬，这种思想成了宋代帝王学的基本精神。
　　又如，你认为：帝王必须接近贤臣，国家就应以网络贤才为急务。为此你在《选任贤能论》中说：“王者得贤杰而天下 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再如，你在其著作中完全继承了儒家的“举贤才”的政治主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关于人才的造就，你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意思是说：文章应以崇尚宗经为主。只有如此育才，方能使国家兴盛。
　　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务实性构成了你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其对于读书为文之道的精辟论述于我们也有许多有益的启发，那就是学以致用，就是要用自己所学贡献于国家和社会，这正是你的文中固有之意，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在当今社会，尽管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意识，但以国家、社会的兴旺繁荣为己任，仍然是值得提倡的。正基于此，假如我们为文只写些庸俗之言，以博人一笑，那就不如弃文。古人读书讲究读圣人之书，就是要从中明理，从中自省，读书而不知探求真理，不从中吸取精华，那就只能是个书匠、书虫，或者是附庸风雅之流，而所学只为了读书，为学而学，不能以所学指导言行，指导实践，用于社会，其所学也就只能成为个人的东西。同样，居官、立业不能益于社会，不能益于子孙后代，事业不会牢靠，官未必居久，史难以留名。
　　在当今社会，在东方文化圈中，儒家的思想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市场，你的为文、为人、为官之道，还是有着诸多可鉴之处的。
　　我在继续品读着你——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