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改革时弊（二）

　　天圣三年(公元1025)，你以微职向执掌朝政的章献太后上《奏上时务书》提出恢复旧唐武掌制，储将备危。
　　大圣五年，你不避居丧越轨，冒哀上书。在《上执政书》中，你提醒朝廷：国家承平日久，兵久弗用，武备荒废，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在上书中，你坦率直言：“朝廷无忧则苦言难进，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才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穷困则天下无恩。”实在有“泰极者否”之忧。据此，你向执政者提出了六条十八字的改革方针中，其中两项“备戎狄，杜奸雄”，就是要求朝廷加强武备建设，以备不测之祸。
　　对你这份上书，《宋史》的编撰者曾经有所感慨，说：“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你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作为一个官小禄微的朝廷小吏，你不避訾议，纵论朝政，也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宋夏开战以后，宋朝边境上的边将大部分是以文职官出任，包括你本人。针对朝廷“重文轻武”，你向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你提出了宋太祖以来用文职官员之弊：“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等到和西夏发生了战争，才感到人才大大缺乏。从刘平陷没，你一直数到了夏竦，陈执中被罢去陕西都部署和经略安抚使的职务。信中，你强调了文武并治的方针。你说：“窃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终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如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泾原，秦凤二帅，亦如之。既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你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矣。”
　　为了贯彻“文武参用”，你表示愿意把环庆路一路让给武臣。在你的文武并治的方针中，其中涉及到文臣与武将的待遇问题。你要求一视同仁地提高武将的待遇。当时，宋廷由于疑忌武人，对他们的待遇采取了区别对待。
　　在武将的升迁上，你奏请朝廷将五年升迁的“磨勘”制，改为三年，即与文职官员一样，同时对于一些表现优越的有功将士，请求特准一次跳升两级。
　　你之所以在武将的待遇上作文章，其目的就是让朝廷对文臣武将一视同仁，提高武将地位与待遇，让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也显示朝廷对他们的重视，从而让他们尽心为国效命。
　　你的文武并治方针，还体现在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就是要求文武合一，即培养人才既习文又习武。你在《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会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中说：“臣切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优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还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
　　狄青，是边事中很优秀的武将。当尹洙把他引荐给你时，你送给他一本《春秋》，并告诉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你意在希望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兼备，成为国家的良才。
　　庆历三年(公元1043)，你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提出“修武备”的改革措施。你认为“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应该“密定规制相时而行，以卫宗社，以宁邦国也”。
　　以上观之，你一再强调国家要加强武备建设，重视“武”的作用，并提出武备建设的很多良策。你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就在于使国家文武并治，达到贤人治国的要求，使国家长治久安。
　　事实证明，只有文武并举，方能使国家强盛，否则，如果厚此薄彼，偏废了任何一方，就会导致国家衰弱，沦于挨打受辱的地位，甚至难逃灭亡的命运。
　　据《韩非子•内诸说下》中记载，孔子也主张采取文治武功之策略，曾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从而使鲁国道不拾遗，国力日强。当时强大的齐国为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使齐景公“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最后由于用十六名美女送给鲁哀公，使之整天沉湎声色，不理国政，抛弃了文治武功之策。在劝诫无效的情况下，孔子只好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从而导致了鲁国的最终火亡。
　　由此说到发生在后世的史实——北宋末南宋初时，大多数宋朝军队都不堪金兵-击，而岳飞、韩世忠统帅的军队战斗力却很强，特别是岳飞的军队多次重创强敌，并深得百姓的拥护。这里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得到普遍公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岳飞采取了文治武功的策略。岳飞一方面严肃纪律，苦练精兵，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以“精忠报国”的思想教育部队，并要求“行师动众，秋毫无犯”。这使金兵也不得不承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事实上，与岳飞、韩世忠同朝代，并比他们要早的你在治军上，早就采取了“文武并举”的方案。
　　你被朝廷委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派往延州后，针对军队素质差的情况，一到任，你首先就抓紧边军整训。当时延州守军共一万八千人，分属部署、钤辖、都监带领。部署官职最高，领一万兵马，其余依次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三千。没有专人负责士卒的训练，各部之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每次有敌来侵犯，都是官职低的领弱兵先出战，而官职高的却统领精兵，逗留下兵营。因此，夏军来犯，宋军屡遭挫败——不问敌兵多少，弱兵先出，精兵不动，岂有不败之理！
　　你认为这正是边军不能克敌致胜的关键所在。你将这一万人兵马分为六将，每将三千八，选路分都监、驻泊都监六人，分领六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别隶属六将，专门执掌兵马教习，主持训练。另外，在每一指挥(营)中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北宋军制，每一指挥满额为五百人)，先教习以弓驽短兵，技精之后补为教头，每人领教十人，分批训练本指挥兵马，一季之后，到年底，训练工作大见成效。
　　据宋人徐度《却扫编》卷上记，延州守军不仅练成精兵，也改变了以前的出战方式，“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将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人，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不均，人乐为用。边备浸修，寇不敢犯点。以后，陕西、河东诸路驻兵都经过这样整顿和训练”。
　　除了强调军事素质外，你也非常重视军队的文化道德建设。为了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老百姓称赞的仁义之师，你要求军队不管是在驻地，还是打仗、行军途中，都不能侵害老百姓的财产，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你的文治武功策略，使你统辖的军队深受老百姓称赞，被国家视为坚不可摧的长城，被敌人视如猛虎。
　　因此，不管是在治国，还是治军上，你的文武并举，文治武功的策略都是良策，值得今人借鉴与学习。
　　敢于触及既得利益者，才能推进官制改革。
　　在你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你在第一条中提出了“明黜陟，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将以何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这一主张。
　　在这里，你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制订一个明确的官吏升降的标准，重新修订文武百官的磨勘制，以防止官吏滥升迁，从而使天下政事兴盛。
　　在明确官吏升迁标准时，你为什么要重新修订磨勘制呢？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什么是磨勘制。
　　磨勘二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指的是人事资料。所谓的磨勘制，是宋代规定的官吏按照资历的升迁办法。按照这种磨勘制，文官的官职三年一升迁，武官的官职五年一升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好好坏坏都一样，任期届满时，只要校查一下你们的磨勘(人事资料)就可以升级。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升迁几乎是一定的。
　　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不做事，却能做到“尸位素餐”，即使能力极差，人望极次，甚至为人所不齿，由于磨勘制的存在，照例也能年限一到，升官进秩，甚至能够“坐至卿丞郎”。而一些做事的人不断进取，兴利除弊，却往往被看作“生事”，阻挠、妒嫉、非笑，即随之而来，稍有差错便被挤陷。不做事反而得迁有望，做事反而得咎，这就是宋朝中期的官场政治现实。
　　至于那些专掌钱财、金彀浩瀚的美差——在京百司，都被“权势子弟，长为占据”。朝中到处是纨袴子弟、迂懦无赖。将帅不谙弓马，学士不习书礼，三司不识财务，而且一朝得官，终生受用，只要不造反，无论怎样不法，如何贪婪，至多贬降而已。这样一来，人人因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官吏们只以自己的前程为重，毫无政治的进取心。
　　你对这种勘磨制度甚为不满，你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一项就攻击这点：“今文职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尧舜黜陟幽明之意邪？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条局，兴利专害而有为也，众者指为事，必忌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来素餐尸禄，安然而奠有为也。虽愚暗鄙隈，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望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
　　在你的提议下，庆历三年十月，仁宗皇帝赵祯命令中书、枢密院新定勘磨之制。新定的勘磨之制改变了原来按资历升迁官职的办法，即由原来的按资历升迁改为按政绩升迁。在规定新的官吏升迁标准时，你严定考核政绩之法，使无功者不得擢，有善者必赏，有“大功大善”的官员，应该“特恩改迁”，不受磨勘的限制，没有功绩的官吏则“只守本官”，不宜循资升级。
　　按照新的升迁标准，怎样确定官吏的政绩呢？你强调：升迁应该基于明确的政绩，诸如对于政策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推广教育、在司法上能辨沉冤、在经济上增进农业生产、或善理财政等，这些政绩需由吏部加以仔细校查。如果吏部的意见分歧时，应将全部资料向皇帝呈报，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
　　由此可见，你非常清楚县令、郡守是亲民之官，关系民生疾苦，最要选择得当。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只问资历，不分贤愚。资历到了，就可以升作知州、知县。懦弱无能的人不能检查你的下属，而使贪赃枉杀之吏为所欲为；有本事的能干人，也只是求名，不做好事。以至“天下赋税不均，狱治不平，水早不得救，盗贼不得除”，逼得老百姓举起锄头镰刀，以求生存。你提议朝廷派能干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到各路去做一番考察，把那些“非才、贪浊、老儒者”通通罢官，使那些有政绩的人得以升迁。
　　庆历三年(公元1043)十月丙午，宋廷在你的提议之下，选拔了三位相当能干，有决断力的官吏作转运使，出京到各地考察地方官吏政绩。这三位能吏分别是张昌之、王素、沈邈。
　　张昌之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能吏，人们称之为“所至有声”。张昌之在提点淮南路刑狱时把蒙城县(今安徽蒙城)知县王申从监牢里放了出来。毫州(今安徽亳县)知州杨崇勋，祖父、父亲都是军人，为皇帝所信任，恃恩不法，王申得罪了他，便诬谄王申犯了罪，将申置于监狱。
　　根据你提议提拔的另一能吏王素，被任命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是名相王旦的儿子，你对他很了解。仁宗生子，议进百僚官，王素站出来极力反对，以为国家要留爵秩赏有战功的人，要聚多帛以作防守边塞的费用。
　　沈邈被任命为东都转运按察使。此人在做侍御史的时候便直言极谏，曾向仁宗弹劫枢密夏竦揭发你交结宦官刘从愿，二人狼狈为奸，一个在外专掌机密，一个在内阴为诡诈，侵夺人主之权。和王素一样，沈邈也是反对非功授官，无名进秩的。
　　这三位都是敢于仗义执言，不惧权势的人，而且也是你改革官制，以绝非功授官之弊主张的积极拥护者。由此看来，
　　你在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时，是很慎重的，在人员选派上作了充分考虑。
　　你自己在考察转运使、提点刑狱时，也毫不留情。当时规定，由二府(枢密院和宰相府)选用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的长官，由两制(翰林学士起草皇帝诏令称内制，官加知制诰官衔起草皇帝诏令称外制)、御史台、开封府及诸路监司选用知州、通判，由知州、通判选用知县、县令。你深信，贤者在位，能者在政，可以医国救民。因此，你严格按照政绩考察转运使、提点刑狱。
　　在检查全国监司的名单时，你将那些政绩平平、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朝廷大员一一勾掉，决心逐一撤换。改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被触及利益的人自然不会愿意。当时，枢密使富弼不太同意你这种做法，认为你有失于苛刻，太不留情。他对你说，这些人你如此挥笔勾去自然容易，但这些被勾去的人一家可都要哭了。但你却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你风趣而自信地对富弼说：“一家哭总比一路(一路，是指政府管辖的一方人民)哭好啊！”
　　按照你之所求，自然在于要以那些尸位侥幸之徒的丢官失禄之“哭”，换来一方生民百姓的安居足食之乐。无论如何，为官不正或为官无能，贻害一方，首先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总是那一方土地上的生民百姓。这样的官吏越是官位稳坐而无虞，那一方土地上的百姓就越是水深火热而堪忧。
　　《书》曰：“德能善政，政在养民。”几千年前，由先哲道出的这八个字，实实在在提出了衡量政治如何、昌明与否的终极标准。为官不正或为官无能，民不得养以至千家鬼哭、万户萧疏，这样的政治要想不隳不毁，那才真正是怪事了。从这个角度看，你的“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谓不刊之论。
　　从本质上看，任何一种社会政治的改革，都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一种趋近于社会发展要求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总是以剥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为前提的。不能设想还有一种可以保持原有秩序的改革。因此，任何一种改革也必然会是有歌有哭的——那些只为一己私利贪占禄位的人，怎么可能不哭呢？纵观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在得到一些人的拥护的同时，也都一无例外地会遭到另一些人的坚决抑或是十分激烈的反对，原因也大约正在于此。
　　你实施的这一官吏升迁标准的改革，可以说是历史上任人制度的一次了不起的进步，于国家于人民，都十分有益。
　　权势子弟受宠则天下难治，政治改革应勿忘于此。
　　由于封建专制体制性质使然，大宋皇帝为了笼络官僚，总是给予他们各种特权，其中一项政治特权便是“恩荫”
　　你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第二项所谓“抑侥幸”，就是针对“恩荫”提出来的，从中足可以看出你的政治智慧
　　所谓的“恩荫”，就是皇帝给当朝官吏的子孙施恩封官，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上，各个朝代都设有这一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皇帝对下臣文武百官为皇上尽忠，为国家尽力，鞠躬尽粹、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一种赏赐。但宋朝的“恩荫”与其你的各朝各代有所不同，那就是过滥。
　　宋代“恩荫”之滥是有名的，关于它的”滥”，清代史学家赵翼有过精确的描述和记载。赵翼写道：“荫子图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胜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和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性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棕，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棕一人。寺长、二监以下至左祠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有致仕阿朴，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衔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子门客、医士，可谓滥矣。”
　　这只是宋朝“恩荫”制度的定制，定制之外还有特别的“恩荫”。赵翼接着描述了“特恩”：“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新属人贺，亦得授官。”
　　此外，赵翼还列举了宋朝几次封官子孙特别多的“恩荫”：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一人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圭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
　　从赵翼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前辈为官，宋朝官僚的子弟、亲戚和朋友居然可以无须科举，都可以通过“恩荫”获得官位。一个七品官，在郊祀大礼或皇帝生辰时，可荫子孙一人做官。四品以上官，便可荫嫡子孙以外的本家亲属。二品宰相，则不但得荫亲属，连门客和医士也能跟着沾光做官。本官愈高，子孙迭荫，世代无穷。由此看来，还不仅仅是一人做官，鸡犬升天了。如此滥授恩荫，朝廷内外大小官员的普遍素质，也就不问可知了。难怪你慨叹说：“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平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正例之外，更有“加荫”，即赏给前朝的、退休的、死去的和刚刚出生的官僚子弟与亲属做官。有时一个功臣死去，家属竞数十人得官。
　　“恩荫”中享受奖赏最多者，自然还是皇族、外戚，他们的宗族，只有稍有些瓜葛可攀，便不至于当布衣。从玩竹马的孩童，到襁褓中的婴儿，都照样订做“紫绯佩鱼”的高贵章服。宋朝官员有福，以至于此，正所谓子子孙孙，爵禄不断，无穷匮也。
　　宋朝政府这样滥赏官吏，大开“幸进之门”，自然造成了诸多问题。结果是“害官院常患充塞，无缺可补”。那些靠读书，然后中举的人，可能几年也等不到补上一个实缺。这样看来，科举制度表面上虽说人人有份，严格公正，实际上还是被“权势子弟”抢先。因此引起一般中下阶层的人民，对当前官僚政治的不满。
　　宋朝官吏人数的不断增加，终于造成冗员积重难返的问题，并引起了财政上的危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户部副使包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他在所写的奏疏说：“臣伏见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百余员，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汉魏以至隋唐，虽设官寝多，然未有如本朝之弊冗者也。今天下州郡之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额，大卒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开贡举，每放榜仅千人。复又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阴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又不止于三倍，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这就是说，从真宗景德年间到仁宗皇祐初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宋朝中央政府官吏增加了一倍多，地方官吏也增加了三倍多，增添之速，实在惊人。
　　由此可以看到宋朝“恩荫”制之滥，已经基本上起不到奖赏的作用了，同时，还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
　　你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你对严重的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努力说服仁宗皇帝，以尽自己的人臣之责。《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抑侥幸”之说，就是你为对这种“恩荫”过滥加以约束所提出的措施。这项措施要求皇上“重定文武百官奏荫”，规定恩荫得官的人“不得陈乞馆阁职事”，目的在于“革滥赏，省冗官”。
　　你的“重定文武百官奏荫”，要求有爵位的官员只能在“过大礼”时，提名一个儿子补人实缺，其他的儿子与血亲则只能给予候补的职位。地方的高级官员与军官，到任二年后方可享有这样的权利。这些通过“恩荫”得官者，不可担任馆阁职事及侍读之类的官职，这类天子近臣的职位，应该保留给有学识的士大夫。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呈给皇帝后，你感觉到“抑侥幸”所定的关于对“恩荫”过滥的限制力度还不够。于是你紧接着又第二次上疏。疏中建议应奏荫选人。在年龄达到二十五岁之后，遇南郊大礼，限半年内铨管院投状，并予以考试。如果这些候补任者连续三次考试都不能如愿，则必须要有三位品行良好的官员来保举，否则，仕途的大门就要永远对他们关闭。
　　为了实现真正的大治，你大胆推行有效措施，以革除“恩荫”之滥，希望以此能让贤者在位，杜致乱之源。这就充分显示出你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深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