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改革时弊（一）

　　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变革
　　真宗、仁宗、英宗三个皇帝统治下的六十几年间，是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以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最佳时期，同时也是统治集团内部日益腐朽、衰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
　　你入朝作参知政事前，先后在地方、朝中、军队中作官一二十年，对当时大宋统治集团的腐朽、衰弱、积贫积弱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感触也颇深。譬如，宋初集中兵权的政策，导致军队庞大而腐败。你御守边关时，发现军队兵将之间互不相知，而且由于缺乏训练，极其虚弱。又如，宋初集中政权的制度，导致了官僚机构的反常膨胀。你在地方为官时，发现官员们苟且因循，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贿赂公行。
　　再者，宋朝皇室更是日益腐化，侈靡挥霍。宋朝的赋税虽然大量增加，财政仍然是入不敷出，年年亏短。经济发展了，政治却腐败了，这使宋王朝陷于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最后终于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
　　在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的淳化四年到至道元年(公元993-995)，你五六岁时，便有四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事件。本来四川是很富足的地区，但也因此而成为宋廷剥削压榨的最集中的地方。北宋初年，赵匡胤派兵征服后蜀国以后，大将王全斌等贪取蜀地财货，无孔不人，以致“军政废弛，寇盗充斥”，“部下掠夺无已，蜀人苦之”。这样，便大大地耗损了地方元气。同时，地主对佃户的剥削，也比别处更为严重。
　　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又有益州戍卒赵延顺等率众起义，杀兵马钤辖符昭寿，群拥王均为主，均亦号称大蜀，改元化顺，广置百官，攻陷州县。虽举事仅及十月而溃败，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叛乱，相继出现于四川一隅，却是自有原因——应该从宋廷的各种政策上来检讨。
　　据《宋史》记载，自宋仁宗宝元、康定年(公元1038-1040)以后，由于同西夏战争而激增的军费严重地扩大了赋税的征收范围，民不堪命，于是“京东西盗贼充斥”。枢密副使富弼上疏说：“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佐，遂使为盗。今张诲、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巡检县尉不敢向前。”
　　欧阳修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上奏说：“王伦暴起京东，转攻淮南，横行千里，旁若无人。……驱杀军民，焚烧城市疮痍涂炭，毒遍生灵。”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签子》中又说：“王伦、张诲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人县，如人无人之境。”可见，王伦所领导的军队遍及二三十州，活动的范围不可谓之不广。
　　作为封建臣子，欧阳修以及沈括、苏辙等人的立场自然是站在统治者方面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起义者说成是“盗贼”或“强盗”，这是可以理解的。按照欧阳修的上奏，王伦被讨平之后，接着起事的又有“建昌军一火四百人，桂阳盗一火七十人，草贼一火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
　　在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况下，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你日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很清楚，要挽救宋朝这种政治危机，必须要破旧立新，来一次从上到下的大换血，以激活宋朝的政治颓势，从源头上杀住这种危机。
　　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是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实际上，比你早些或同时代的人也有提出一些改革主张，以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的。
　　早在宋真宗即位之初(公元997)，知扬州王禹偁就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谨防边，通盟好，使替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民不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险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惟”。他主张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
　　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减少官兵冗员，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到仁宗初年(公元1023)，也陆续有人针对财政危机发表改革的意见，如“权三司使李谘赏奏事两宫，言：‘天下赋调有常，今西北寝兵二十年，而边馈如故，你用浸广，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宽敛厚下’。”判官俞献卿也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改革意见：“天下彀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卒、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高，民力积困也……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无益于此，与公卿大臣朝夕图汉而救正之。”
　　也就是说，李咨与俞献卿指出了以仁宗为首的宋廷为了应付冗兵、冗吏、馈食的庞大开支而加重对人民的刻剥，使得民力积困的社会现实，以此促请仁宗皇帝裁减浮费，以减轻百姓的重担。
　　及至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由于对西夏用兵，调费回蹙，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他所指出的三冗是：(一)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州县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他所指出的三费是：一是道场祭醮，都以祝帝寿，析民福为名，百司供用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
　　在这里，宋祁希望仁宗能“灼见根本，去三冗，节三费”，并且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奏论，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用王禹偁的主张而略有发展。
　　正在这种要求改革时弊的呼声日渐明朗的情况下，你清楚地认识到，要挽救大宋摇摇欲坠的江山，要让天下长治久安，必须要把这种改革的呼声大力推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有识有志之士站出来匡扶时政。你义不容辞地扛起了这面改革大旗。
　　为改革时弊，你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改革的意见，力倡改革。第一次是在天圣三年(公元1034)，你向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进《奏上时务书》，提出你的改革意见，如：原风化，救文弊；恢复唐武举旧制；重三馆之选，为国储才；改革居近位的人，“岁进子孙”，以致“簪绂盈门，冠盖塞路”的局面。
　　你第二次倡导改革是在天圣五年。你向宰相王曾《上执政书》，你提出六项十八字的改革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你这两次向朝廷提出的改革意见都没被采纳接受。你第三次倡导改革是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这一次经过深思熟虑，你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有名的《答手诏条陈时事》。在上书中，你向皇帝陈述了改革的理由——你先引经义，说变是不可避免的。
　　条陈了十事之后，你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改革的现实根据，以使皇上接纳自己的改革方案，坚定改革的决心。你向皇上讲道：“我国家革五化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后，在条陈十事里，你提出了自己的十项改革主张；
　　第一项主张是明黜陟，你指出：“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将以约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
　　第二项主张是抑侥幸，你指出：“为重定文武百官奏荫，及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
　　第三项主张是精贡举，你指出；“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才也。”
　　第四项主张是择官长，你建议“为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并州县长吏，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
　　第五项主张是均公田：“为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请更赐均给公田，即使丰足，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赐也。”
　　第六项是厚农桑，你建议说：“为责诸道沟河，并修江南圩田及诸路陂唐，仍行劝课之法，将以救水旱，丰稼稽，强国力也。”
　　第七项十修武备，你建议：“为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诸密定规制，相时而行，以卫宗社，以宁邦国也。”
　　第八项主张是减徭役，你 说：“为天下徭役至繁，请依汉武故事，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也。”
　　第九项是覃恩信：“为赦书内宣布恩泽，未尝施行，并请放先朝欠员，以感天下之心也。”
　　最后一项是重命令，你指出：“为制书(疏)忽而行违者，请重其法，以行天下子之命也。”
　　假如把你所条陈的十事，归纳起来来看，可分三类：一类是澄清吏治，这方面的内容包括了前五条，都是针对当时官僚制度而发的；二类是富民强兵，包括厚农桑、修武备与减徭役的事；三类是厉行法治，包括最后二项。
　　不同寻常的是，你的改革纲领被仁宗所接纳。除了“修武备”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而放弃之外，其余的主张从庆历三年(公元1043)十月开始付诸实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你凭借你聪明的才智，终于实现了平生的夙愿，按你自己的意愿对国家进行改良。我们姑且不论这次改革很快就遭到失败的结局，仅就你提出改革，把改革措施得以推行这一件事来分析，就可以将其视为出类拔萃的政治家。试想一下，作为一名封建臣子，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有几个政治家能够做到让专制君王一揽子接受自己的主张呢？很多政治家面对国家贫弱的现状，或熟视无睹，安于现状，苟巴偷生，或不闻不问，只专注于自己的政治前途。
　　至于“新政”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必然要触及一批人的利益，这批人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强大。所以历史上很多改革不仅都有风险，而很难一次就成功。“庆历新政”也是一样，但它为后继者们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改革之路。“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的二十四年，便有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变法的继起——尽管是在史典之中的记载。
　　改革纵使不成，也要为后人打基础。
　　人类是不能够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表面的，任何活动都不能脱离所处的环境。换言之，人们欲做什么时，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宋朝的庆历新政，是以你为首的改革派，在维护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其中的官僚管理制度加以调整，以便使封建统治这架官僚机器运转得更有效，从而进一步巩固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但这个颇有活力的改革，为什么却半途夭折呢？
　　俗话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归结起来，你主持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没有得到皇帝始终如一的支持。仁宗赵祯这个人，就其作为皇帝来讲，是一个比较宽厚仁慈的皇帝，心肠较软，很少诛杀臣下。但在另一方面你却有着明显的弱点，即没有明辨是非、区别邪正的能力，易于听信谗言；做事更缺乏坚持到底的毅力和恒心。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在你、韩琦被重用后，蔡襄等人又说：“陛下罢夏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驾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虽然，臣切忧之。天下之势，譬如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病愈，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奏效矣。”
　　尽管蔡襄给仁宗在改革前注射了一剂预防针，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不能阻止仁宗的改弦易张。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仁宗的这一毛病终究改不了，以至于最终还是完全相信了守旧派的谗言、妄言，对你为代表的革新派怀疑、排斥，使革新派失势。
　　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特别在宋代君权已经大为强化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里，他的诏令就是法律。失掉仁宗的信任和支持，改革派就只有下台，舍此别无出路。
　　由此可见，要取得改革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始至终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支柱。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改革的这根支柱自然必须是封建皇帝。在今天，自然就是人民大众。
　　庆历新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树敌太多。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政以整顿吏治为重点，其中包括限制官僚的恩荫特权，考核官僚的政绩，要裁汰和降黜其中贪污、不才、老病等不称职的官吏，被考核的对象既有中央的京朝官，也包括地方官。既有大官，也有中下级的官吏。虽然宣布所要打击的只限于不称职的，而且宣称要提拔一些良吏。
　　改革的想法虽然很好，但打击面过大步子过快，必然会引起对方的反弹。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合格者占官僚队伍的绝大多数，就以地方政府来说，欧阳修认为“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他说：“其间虽有良吏，百无一二。”官员的素质已降低到如此程度，一说要考察整顿，必然要引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反对，赞同者不过百分之十几。
　　由富弼奏荐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按察使杨纮，按察江东州县，持法不苟，贪官污吏有的望风解官而逃，有的迟迟不敢到任。杨纮与提点刑狱王鼎、判官王绰以雷厉风行、持法严正被反对者称为“江东三虎”。可见，反对派对革新派非常仇视。
　　在中央政府，你等刚刚调来，也没有什么基础，不像吕夷简久在中枢，朝廷里有不少党朋，如王拱辰就是其一。和守旧势力相比，改革派只是少数，处于劣势，而改革一开始，就连续宣布“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等有关政令，一下子全面开花，打击面明显过大。正如《宋史•你传》中所说的：“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温，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
　　果然，“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这样，你的改革，树敌太多，这使得他们上下左右一起联合行动起来，形成强大的势力，进行反攻。由于改革是在政府机构内部进行的，老百姓无权过问，当时也没有新的社会力量可以借助，改革派最后在自己所树立敌人的攻击下，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由此可鉴，改革要得以比较顺利实现，必须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人，把他们作为支持、推动改革的力量，不要树敌太多。
　　庆历新政失败的又一个原因是用人不当。为了推行新政，你援引了一批文人狂士如石介、苏舜钦、王益柔之流。他们恃才傲物，好为高论，往往脱离实际，个人行为也不够检点。如石介在你、富弼刚刚进入两府。夏竦被斥以后，马上作庆历圣德诗表示庆贺，似乎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映了你对于改革的艰巨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而苏舜钦、王益柔等挟妓饮酒作傲歌，被政敌所乘，借机动摇杜衍和你的地位，更是给改革派帮了倒忙。因此，改革要立求成功，必须选用一些德才兼备、慎重的人才。
　　庆历新政失败原因还很多，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公认的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这两条，在这里把它归纳、总结出来，以供当今的改革家们引以为诫。
　　你自庆历三年公1043)八月任参知政事，到次年六月离开朝廷，还不到一年，而庆历五年正月就罢免了参知政事的职务，也只有一年半时间。你的新政是以庆历三年十月开始推行的，随着改革派的失势，到庆历五年十月你被罢诸路按察使止，为时只有两年。由于时间的短促，难以立竿见影，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些措施稍见成效，旋即废止，自然也就被一风吹了。但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却给二十四年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熙宁年，由于王安石吸取庆历改革的教训，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没有把裁汰冗官、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最艰难的问题放在前面来解决，而且始终也没有像你那样开展一次全国性的考察地方官吏的运动。相反地，王安石在执政期间还增加了地方低级官吏的俸禄，而且制定州县胥吏的俸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过去胥吏从来没有俸禄，只能靠勒索百姓和纳贿为生。王安石这样做，无疑就大大减少了阻力，扩大了改革的影响，团结了地方更多的人士来支持变法。
　　王安石在中央政府里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又设置了检正中书房公事一职(相当于宰相府的办公厅主任)，提高宰属的地位和职权，从下级官吏中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拥护改革的人，如曾布、吕惠卿、章惊等，作为骨干，令他们主持上述机构的工作，这样王安石在政府中就有了自己的办事班子，可以得心应手地推行新法了。此时改革派的力量比庆历时要强大多了。王安石所做这些都是从你的改革中得来的教训。
　　当然，熙宁变法也颇得庆历革新之惠，庆历新政中的好的经验也被王安石所继承和发展。如新政中的若干措施和改革原则，其中最明显的是兴学和改革科举制。王安石也十分重视学校对培养人才的作用，曾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并鼓励州县置学，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精通经术为宗旨。
　　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进士科只考试经术义理、时务策与论，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科目，而且取消了明经及诸科，令考生改习进士科。这和你“先策论而后诗赋，清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的主张一致，而且做得更加彻底。
　　王安石还对将不知兵的宋朝之弊进行改进，推出了将兵法，这更是以你在陕西所实行的将兵法为蓝本并加以推广的。宋人徐度为此评述道：“熙宁将法盖本于范公之遗意。”
　　熙宁期间，王安石裁并了州、军、监二十余处，县一百多处，是你的“并合县邑，以省徭役”措施的继续。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和你的“厚农桑”的精神也是一致的，而且措施更加详细具体。你“均公田”的用意，也为王安石所继承并加以变通。你主张平均地方官的职田的目的，在于补协低级官吏的生活，“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洁，督其善政”，可惜在执行当中，仍然出现了贪吏乘机多占民田的弊端，因而不得不停止实行。针对此弊，王安石则改用政府增加俸禄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又避免了职田分配不均及侵占民田的弊病。既贯彻了“均公田”的本意，而又有了改进和发展
　　文武不可偏废，文武并举才能叫政治。
　　北宋是在唐末“五代十国”的混战中建立起来的王朝。确切地说，是在后周政权的基础上经过政变建立起来的。由于江山易主，下臣自然有不服气的，当时藩将的叛变，武将的夺权，使得国家战乱不止，政权极不稳定，交替贫乏，民不聊生。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依靠拥戴自己的武将建立了国家后，为了革除五代十国军人操持政权这一流弊，稳固大宋江山，曾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削夺了武将的兵权，将其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在防止“五代十国”的流弊中，宋朝政权又逐步走向了一个极端，那就是“重文轻武”，具体表现为重视文臣，轻视武臣，轻视武备建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按当时的磨勘制，文职官三年一升迁，武职官五年一升迁。
　　针对这种情况，你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其中的弊端。懂得文与武，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相互配合才能治理国家的道理。你懂得，没有文治，就不能得民心，这样就会出现动乱贫弱的局面，反之没有足以维护国家稳定和社稷安全的武力，也会导致国家灭亡。
　　中国历代政治家都深谙文武之道，秦代兵书《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讲：“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重，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意思是说，武功离不开文治，文治也离不开武功。二者必须紧密配合才能保证国家和社稷的安全与稳定。文中的“植”指枝杆，“种”指种子，引申为根本。意即以武力为骨干，以文德为根基。
　　这种思想，在尉缭子之前，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早就提出过。《孙子兵法•任军篇》中就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尉缭子之后，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也曾谈到：“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为继承先贤们优秀的治国思想，你希望或者说是要求朝廷文武并重，两者并驾齐驱。针对北宋自建隆年来朝廷矫枉过正，厚文薄武的不当治国方案，你曾数次上书朝廷加强武备建设，做到文治武功，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