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严以律己（五）

　　国先正家，家不正不利于正天下。
　　明道二年(公元1033)十月，正是你安抚江淮、途中以救弊八事上疏三个月之后。吕夷简由陈州被重新召回沛京，以门下待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身份，二度人主中书。距前次罢相，不过半年，宋仁宗还是离不开他。
　　吕夷简回到朝廷，难免会报私仇，惹得皇家后院起火。在仁宗的罢免名单中，一开始本来没有吕夷简，仁宗打算罢免张耆、夏竦这些太后倍用的旧人时，是先同吕夷简商量好的，足见仁宗对他的信任。但仁宗回宫后把这事告诉了郭皇后，皇后说：夷简就不依附太后吗？只不过“多机巧，善应变耳”。于是仁宗又罢了吕夷简的相职。
　　当朝中宣布制书时，吕夷简闻言被罢职，出乎意料，大吃一惊，不知是什么缘故。当时他不动声色，凭着多年深于宦海的经验，猜到必定是后宫有人作祟，便通过一向厚结的太监都知阎文应打听内幕，才弄明白罢你宰相职务是郭皇后的主意。对此，吕夷简怀恨在心，一定要找个机会报复干政的郭皇后。在吕夷简看来，后宫干政本身就该收拾了。
　　郭皇后是天圣二年(公元1024)宋仁宗十五岁时册立的。她的册立全由太后做主，仁宗并不喜欢她。她妒忌心盛，倚仗太后权势，颇骄纵，在后宫严厉把持，宫人难得和仁宗亲近。太后过世之后，郭皇后失去靠山，而仁宗少年登基，爱好女色，宠幸后宫尚美人和杨美人，因此后妃之间常常发生争吵。这种争吵正好说明郭皇后缺少应有之德，也给吕夷简提供了报复机会。
　　终于有一次，尚美人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皇后，语多不逊，气得郭皇后跳起来伸手就去打尚美人，仁宗从中阻拦，郭皇后一巴掌落在仁宗的脖子上，仁宗一怒之下，便打算废黜皇后。阎文应乘机劝仁宗把宰相叫来，叫他们看看伤痕，看他们怎么说。
　　吕夷简借此机会想乘机废掉郭皇后。他自己不出面，暗地里却和御史合中丞范讽合谋，竭力促成此事。范讽上言说：“皇后册立已经九年了，一直没有生子，应当废。”吕夷简力赞其言，以为找到了再恰当不过的理由了。但这时仁宗尚在犹豫之中。
　　废后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在汴京传开了，宫廷内外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多数臣僚认为皇后“母仪万方”，不宜轻易废之。况且郭后本无大过，遽言废后，无论从伦理上或政治影响上都说不过去。
　　你得知此消息后，认为皇帝这件事做得欠考虑。你并不知吕夷简的动机，只以为正国先正家，家不正何以正天下，皇帝的这件家事如果处理不当，直接影响皇帝在上下臣僚、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为此你向仁宗进言，极陈废后之不可，请皇上及早决断，平息废后之议，以免外庭议论纷纷。但是在吕夷简等的怂恿下，废后之议已定，并做好了应付言官的准备。
　　同年十二月，皇帝的诏令终于颁布，诏书中说：“皇后久不育子，愿入道门，特封为净妃，道号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在下达诏令前，吕夷简已令有关部门不准接受御史台和谏院的奏章。
　　你见书面意见无法递进，就与御史中丞孔道辅(孔子四十五世孙)，率知谏院陈祖德、侍御史蒋堂、殿中待御史段少连等台谏官员十余人，立于垂拱殿门外，伏奏是后不当废，请求皇帝接见，听听他意见。
　　垂拱殿是皇帝平时视朝的地方，这时守殿门的卫立紧闭大门，不肯通报。孔道辅情急之下，冲上前拍着大门的铜环大呼：“皇后被废，为什么竟不许台谏说话？”不一会儿，内中传旨，要你们有意见去找宰相说。
　　你、孔道辅一行人来到政事堂，质问吕夷简：“人臣对待皇帝和母后，犹如人子事父母。父母不和，本当劝止，岂能服从父意而休弃母亲呢？”
　　吕夷简则说：“废后这件事，汉、历代都有，用不着大惊小怪。”
　　孔道辅和他争辩说：“你不过是引汉光武帝废后之前例，汉光武帝废后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的英明之处，而正是他失德的行为，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几番驳论，逼得吕夷简哑口无言，只好站起来拱手道：“诸位还是去见皇上陈奏吧。”等人刚离开，吕夷简立即面见仁宗皇帝赵祯，指责范、孔等伏奏请对，“绝非太平美事”，提议将这批人逐出京师。
　　次日一大早，你和孔道辅准备上朝时请留百官，与宰相廷争，刚走到官员上朝前集合地点待漏院，就有诏令宣布，调你知睦州，孔道辅知泰州，孙祖德等人受罚金处分。皇帝的敕书接着就到，又派遣特佳督促你、孔从速离京赴上任。并诏令谏官御史，今后上奏章疏要秘密呈送，不得直扣宫门请对，惊动皇上。
　　朝廷内外官员大多为此愤愤不平。富弼这时服父丧期满，回到汴京，立即上书，以为废掉无罪的皇后，这是仁宗皇帝一大过错，贬谪劝谏的忠臣，更是错上加错，一举两失，这些都不是盛世应该发生的事，建议皇帝火速追回你，恢复你谏官之职，使二过减其一。
　　富弼进言说你“忠直不挠”，此评是深得朝臣们共识的。早在太后垂帘时，你曾上疏反对皇帝率百官向太后上寿“大正君臣之分”。太后去世，你被提拔担任谏职。既居谏官之列，又听说是帝次宣谕，叫你无论大小过失，秘直谏无隐而你照此办理，“闻过遂谏”，结果反及于祸，被远徙外职郡。富弼在陈举事实之后，话说得更加激烈，称你专职“是陛下诱而陷之，不知今后何以使臣？”这封奏疏呈上以后，仁宗仍未加理会。
　　景祐元年1034)正月，四十六岁的你携家离京南下，直赴睦州。途淮水，遭遇大风，几乎翻船，有感而发，写下了《赴桐庐淮上遇风》三首。其中之一写道：
　　圣宋非强楚，请谁异泪罗。
　　平生仗忠言，尽室住风波。
　　舟楫巅危甚，蛟鼋出没多。
　　叙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你素怀“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的信念，终于因言获罪，一家十口现在远走天涯了。但在惊涛骇浪中，你坦然自若，从上述诗句看，你依旧对仁宗皇帝抱有希望，相信自己不致重蹈当年屈原葬身汨罗的命运。
　　仁宗皇帝赵祯因家事处理不当，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波及到国家的政局稳定，引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忠臣贤良之士连连被贬谪，很难堵住下臣之口。看来，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的家事，才能处理好国事。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因家事处理不当，导致亡国，朝代更替。正因于此，你在《谪守睦州作》中说：“正邦先正家。”
　　关于郭皇后的事还没有到此结束。郭皇后被废后，原来还住在宫内。景祐元年九月，仁宗诏立宋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因此八月份就令净妃郭氏出居于外宅，今尚美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皇宫里的问题表现上似乎平息了。
　　由于你在苏州治水有功，加上你在士大夫中的声望，所以在景祐二年(公元1035)三月又调回宋廷。你进京时升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宋朝前期的官制十分复杂而混乱，官职和实际职务分离，只用来定品秩、俸禄等待遇，所以被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差遣才是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另有授给文官的一种馆客职务，称为“职”。如礼部员外郎是你的官员，判国子监才是你的本职，天章图待制则是给予你的职名，意思是皇帝的侍从，可以备顾问，参与议论的，因而可以说是十分荣誉的头衔。
　　你到京城后，皇帝的家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皇后的获罪，本是仁宗的一时气愤，加之吕夷简、阎文应等从旁极力怂恿而成。后来，仁宗也觉得废后一事做得太过分，渐有悔意，多次派人去郭氏所住的瑶华宫看望，有时还作乐府词赠她，她也和语甚凄婉。人们猜测说仁宗有心把郭后重新召回皇宫去，阎文应为此非常害怕，担心皇帝与前皇后重归于好，对自己不利。
　　景祐二年(公元1035)十一月，郭后偶然得了点小病，仁宗皇帝便领了太医前去诊视，没几天郭后就突然死去了。朝臣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可是又苦于无实据可查。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为此“风闻言事”，弹劾阎文应，说人们怀疑郭后是阎文应用毒药害死的。
　　仁宗皇帝的家事引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来。你认为一定要皇帝处理好这件事，查出罪魁祸首，从重处罚。
　　阎文应平日在后宫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他假借皇帝的旨意，许多事交付朝廷办理，执政大臣也不敢违抗。你对阎文应的专恣一向不满，这一次见不应废掉的郭后又突然死去，认定阎文应更是难逃罪责。于是你列举了阎文应的各项罪状，拟就奏疏，诚恳地劝说仁宗，要除掉这个误朝乱国的奸佞小人。
　　当时阎文应虽被罢为秦州钤辖，不久又改为郓州钤辖，但他假称有病，赖在京城不走。此时姚仲孙再上疏论奏，但因阎文应是仁宗所宠信的人，又与宰相吕夷简勾结，有很大的势力，要想把他下马，很不容易，因此你抱着拼命的决心再次上奏。事先，你安排好家事，对长子纯祐叮嘱说：“我这次上书是要扫除君侧小人，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我如果死了，你们兄弟从此不要再做官，就守在我的墓边，以教书为业。”
　　仁宗一方面深感对不起郭后，另一方面也迫于舆论压力，为平息众怒，终于采纳了你等人的建议，将阎文应贬逐出京。后来阎文应死在外面。
　　作为一国之君，仁宗在处理与郭皇后的关系上，凭感情的成份多，凭理智的成份少，仅凭自己一时愤怒和自己的喜好，结果引出了一场悲剧，朝廷上下为此动荡不安。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家事处理不好，影响国事。在这一点上，你比仁宗认识得清楚。尽管你及其他谏官没有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但你们已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内心无愧了。
　　面对是非敢说真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封建时代，敢于冒着生命危险问皇上力谏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唐代有魏征、诸遂良等一代名谏之臣，宋代也有可以引为骄傲之士，你即是一个突出代表。你敢于向吕夷简斗法，冒死向皇上进谏，在历史上已名垂史册，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个人奋斗史上看，宰相吕夷简可以说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但刘太后一死，他又马上说刘太后的坏话。郭皇后揭穿了他的这种狡诈行径，宰相职位被罢免。但吕夷简凭借宫庭内待阎文应重登相位，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皇帝赵祯的家务纠纷，废掉郭皇后。仁宗当时正堕人尚美人、杨美人情网，于是决定废郭皇后，并明令百官不得参议此事。
　　你知道，这场家务纠纷的背后，深埋着复杂的政治角逐。前面已经谈到过，当时你已经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经趋垂拱殿，求见仁宗，但司马门官将殿门掩闭。你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声呼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人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议定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夷简辩论。
　　到了次日凌晨，妻子牵衣顿足，再三劝戒你勿去招惹祸端。但你意坚志决，头也不回地径自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你远窜江外，去做睦州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你家，催促要押你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一同遭贬。
　　几年后，你因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这些年来，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职权，朝中早已腐败不堪。你对此极为愤怒。你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给仁宗。你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的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你迂腐。你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便诬你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当时的范、吕之争，人人都知道其是非曲直，但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皇帝赵祯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你担心仁宗继承人向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之事这使仁宗深感失去自尊。加以吕夷简从旁中伤，你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
　　你贬饶州，虽重病在身，妻子病死，但你仍不改忠谏之气。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你，劝你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翱高腾。你立即回赠了一首《灵乌赋》，说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就是你的忠谏本色。你从民族和国家之大局出发，敢于舍身一剐，把奸佞之臣拉下马，敢于直谏犯龙颜。但你诤谏归诤谏，不平归不平，只考虑进言之路，为臣犯上不作乱，不无事生非，对上忠心耿耿。
　　在历史上，北宋宰相赵普便是宋朝第一位忠谏之臣。你和他一样，甘愿冒死进谏，以保忠谏本色。
　　宋太祖赵匡胤时，有一次赵普向皇上推荐一人，太祖深感那人出身低微，又无名气，便没有批准他的奏章。第二天，赵普再次请求任用此人，宋太祖仍执意不肯，并显出非常不高兴的神情。赵普并不灰心。第三天，你又一次向皇上奏请起用此人。宋太祖平时十分敬重赵普，君臣二人亲密无间，但见赵普实在太固执，便一气之下，将奏章撕得粉碎。赵普默然跪在地，拣起被撕的纸片，若无其事地退朝。回到府中，将拾回的奏折摊在案上，一块一块地粘好，直到字字完好无缺。翌日上朝，赵普将补好的奏折再次呈给皇上。宋太祖赵匡胤见状大怒，又要撕扯奏章。赵普从容上奏，说：“陛下息怒，老臣深知此人贤能，才屡次向陛下推荐。如其不能称职，老臣甘愿受罚！”宋太祖见赵普态度如此坚决，又看见他精心补缀的奏章，很受感动，就提笔在他的奏章上写下“钦准”二字。后来事实证明，赵普推荐的这个人果然有才干，为国家建立了不少功勋。
　　在封建社会，像你、赵普这样敢忠谏之臣是不多的。赵普补缀奏章，静候宫门，力举人才；你触龙颜，秉公参奏吕夷简，虽屡遭贬而不变忠节的事迹，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为臣之道，最重要的是要守臣道，作为一名封建士子，据着臣的位置，享受着百姓给予的丰厚的俸禄，却临难而逃，这就是不忠诚；面对是非曲直不敢直言，愧对民族和国家，对上司，作为人臣应该敢于犯上，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其利害得失，但要以不作乱为原则，这才是应变之举。
　　风水不可信，墓葬应以简为要。
　　古代中国人是很重视风水观念的。亲人故去，必请风水先生相一福地下葬，以求荫庇子孙。这一传统习俗代代流传，使得现今相信风水之说的也还大有人在。先人故去后，即使行之火葬，在处置那一撮逝者留下的骨灰时，也还是要请风水先生相一处福地。
　　《晋书•周光传》便载有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之所以后来官至大司马，就是因为他葬乃父于一大吉地。据说陶侃父亲死后准备安葬时，他家一头牛走失，陶侃寻牛遇一老者，老者指示他牛卧于前岗山脚的污泥之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陶侃于是将其父葬于牛卧处，遂得大富大贵。
　　这件事被载入典籍，可见不只是一般老百信迷信，在封建时代，官场中和普通百姓一样盛行看风水。当然，人们相信风水之说，倒并不一定真正的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只是作为一种心灵安慰罢了。而人总是需要找到并且也难以离开一种安慰的，因而对风水，人们也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如病急乱投医，心知其妄，而必欲试之了，
　　陶侃葬父得官之说虽不大可信，但精于风水的郭璞惨遭杀身之祸却是事实。郭璞是风水先生的祖师爷，极通风水之说。按说他一定能够为自己的祖茔家宅造一福址，以保自身，以荣后人的，但他却被桓温所杀，不仅自己遭杀头之祸，其子孙也衰微不传。足见风水之说是虚妄无稽之谈。
　　使人感到意外的是，生活在旧时代的你是不相信的风水的。你死后葬于苏州之天平山。关于你所葬天平崇山之墓址，至今苏州还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对儿女亲家，其中一家选天平山为祖茔之地，为另一家看中，要求互换。两下情愿，也就换了。但换得天平山的这一家请风水先生再行测度，发现周围有锥形石块包围慕穴，指此处为“万箭穿心”的大凶之地。于是这一家又要求再换过来。另一家以妻死已葬，坚决拒绝。两下相争，官司打到回乡的你那里。你对要重新换回墓地的那家说：“你们的争议全在于风水。这样吧，我有一块墓地，据说风水很好，我和你换天平山之地好了。我是不相信此道的。”就这样你就用自己原已选定的墓葬的地换了天平山之地。可见你对风水这些虚妄之说全然不信。
　　你不信风水之说，表明了你敢于身体力行地反传统陋习的勇气。其反传统之精神主要来源于你深刻的洞察了现实兴衰变化的奥秘，认识到世界不是风水所能控制的。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中有一篇《光福地》就写了这样一则笑话：好谈风水的袁不凡为寻访福地至光福，遇一才人，他问才人是否听说这一带有合于墓葬的好地。才人告诉他：“我在这里已经三十年了，只见做官的人来选地，却从未见做官的人来上过坟。”为官作官者在这里选地筑坟，其后人却没有得到福佑而继续为官，自然也就见不到做官者来上坟了。才人以自己的目睹亲自证实了风水的虚妄，想来你自己也一定是不相信的。
　　风水之说的虚妄，连一介村夫也能看透其中之悖谬，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帝王将相却笃信风水，因为他们总相信可以荫庇子孙，让子子孙孙永享富贵，但这实际上只是他们一厢情愿而已。君不闻“风水轮流转”之说，也就是说，即使有所谓的风水之说，那么风水也是变化的，“风水”不可能永存于一地。若要永保风水，还得身前积德修行使风水永远青睐于你。有诗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就是说青山也以埋忠骨于斯为荣。忠魂葬此，自然青山也以此为荣，于是风水便永存于斯。若此地虽风水甚佳，但埋葬于此的是身前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的人，则青山也会以此为辱，由于人民对此处很少拜祭，那么风水也就渐渐地消失了。所以风水也是看人来的：此处若是埋葬了忠臣，则风水就好，且风水永存；若此处埋葬了奸佞之臣，则再好的风水也留不住。
　　可见，若真有风水，变化的风水之说才接近于真实。帝王将相们死后，其所葬之地风水之佳可谓登峰造极，但改朝换代却是必然的事实，皇帝的位置也不是永属某一姓氏的。秦始皇羸政在世时就开始大造骊山陵，死后葬于骊山一个风光绝佳之处，可结果如何呢？始皇羸政死后不过两年，强大的秦王朝就宣告灭亡了。可见秦始皇是没有能够荫庇子孙的。不但没有能够荫庇子孙，而且还给子孙带来了灾难。秦始皇赢政一死，秦二世胡亥就将自己的几十个兄弟姊妹全部杀光，秦王朝也便毁在了秦二世胡亥之手。
　　你不信风水，只顾葬在“万箭穿心”的大凶之地。但你死后，天平山风水却好了起来，千百年来人们争相来此拜祭和游览。你之子也都大富大贵。你有范纯祐、纯仁、纯礼、纯粹四子，《宋史》皆有传。据史载，长子范纯祐，字天成，十八岁随父在边关军中，与士卒杂处，为你得力助手，可惜二十余岁时因病而废，事功不显。但其余三子，均有作为。
　　你也很满意诸子，说：“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三子纯礼字彝叟，徽宗时拜礼部尚书，官至尚书右丞。《宋史》评他“沉毅刚正”。
　　元祐年中期，范纯礼官居吏部待郎进给事中。四子纯粹字德孺，元祐中除宝文国待制，官至户部侍郎，宋史评他“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风论事凯切”。
　　在诸子之中，范纯仁最为发达，哲宗曾两度位列宰执。《宋史》称他“性夷易变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人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也是一个为人宽得孝悌诚信之人。皇祜元年进士第，范纯仁调知武进县，因其父年老多病辞而不赴，后易长葛，又不赶。你问他为何屡而不赴，纯仁回答：“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范纯仁既孝且悌，兄纯祐患病，他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可见确实具有乃父之风范。
　　你四子，《宋史》皆有誉，这说明你之风范确已施及子弟，恩泽无穷。你身葬乱岗之地，但子弟皆位居人臣，名垂青史，这说明风水之说纯属虚妄之谈。
　　有境界的政治家重贡献而不重名禄位。
　　庆历二年(公元1042)，朝廷把你调至庆州，兼管句环庆路部置司事。当时朝廷已将陕西分为四路，韩琦管句环庆路部置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句泾原兼知渭州。王沿是从河东路调来的，他原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市)。
　　你和庞籍分别知庆州和延州，指挥环庆和鄌延路的军事。随后，朝廷又将四路帅臣任命为观察使。观察使是武官，相当于文官中的秘书监。但两者之间，俸禄却极为悬殊，秘书监年奉四十五千，观察使却是二百千。你被授命的是颁州观察使。当时朝廷的意思是“正其名使之总戎，厚其林使衣抚下”，目的在于要使你们官职明确以便于总领军队，使你们的俸禄优厚，以便你们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但朝命一下，你便连上三表，坚辞不受。在这三份表章中，你一再申诉己不能接受观察使之职的道理。依你之见，如果改原职为观察使，一是落朝内职，将失朝廷之重势，不利于监军；二是为外帅，无近臣之分，则“不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三是自己自来边关，便督责将佐当图实效，不要妄求恩奖，而自己一年之中，“三换宠数”，受之将无面目督请将实效；四是自己以文职居边关，藩人皆呼为“龙图老子”，而西夏沿边小首领均以观察团练使为职名，一旦受观察使之职，必会为其所轻。
　　在表章中，你特别谈到：“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当今守边将士生活极为艰苦，饮食粗粝，“经逾岁年，不沾肉味。”致使行军途中也有因累饿倒毙的，也不过是挖个坑掩埋了事。自己因此而与这些将士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条很深的鸿沟了，如果再接受如此厚禄之职，这些将士们又会怎么想呢？你恐怕会因此而“鼓军旅之怒”，致使边关将士“不能为国家之用，而能为国家之患矣”。
　　在表章中，你还一再申明：“臣自知孓孓惴惴，非将相之才，岂了大事？但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虽知屡困，日勉一日，将帅得人，臣即引退丘园，咏歌太平。虽多难之夫，有全归之乐，此臣之所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臣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有将相的才能，怎么能处理一些大问题呢？但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边境又缺乏人才，臣以侍奉皇帝保卫国家的迫切心情，虽然知道自己对有些困难问题的处理时常感到很棘手，但仍坚持过一天算一天。等国家得到将帅之才时，臣立即退居田园，咏歌太平盛事。”
　　你甚至还为此专门上书执政吕夷简，申言边关本来就靠边关将士居守，自己居诸将诸军之上，“责人死效”本来无功，再贪图千钟厚禄，于心不安！而且自己本来就是一文士儒臣，无力承当武帅之职，事关国家安危，生民性命，“岂可不自量力而辄当之？”你真诚希望朝廷能接受自己的辞让。
　　当时对于这一任命，陕西四路中，王沿、庞籍也和你一样，都上表力辞，只有韩琦一人接受了任命。韩琦以为，君忧边事，为臣者不当择官而就。
　　这大约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行事选择的方式也自然会有不同吧。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承认的是，你之辞观察使不受，既是虑在边事，忧在国家，也是出自自我衡量，不受自己无力胜任之位，以求避身、事两败之祸的考虑。这也可以算是一心为国，惟道为行的至性君子的智之所在了。古代史官周任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里确实包含着为官谋政者不能不明思慎察的深刻道理。从最一般的层次上看，一个人想做什么、愿意做什么，和你实际上能做什么，这之间常常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明智的选择自然应该是能够客观地衡量自己，受之所当受，为之所能为。假若仅仅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而不能自知，无力就列亦不能止，甚至自视过高，出于某种人生目标去勉强自己，一定要去担当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担当的责任，无论这目标多么崇高伟大，事功不成甚至身、事两败，最终也只能是落得个令人扼腕的悲剧结局。
　　清人郑板桥在他的《南朝》诗序中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行本色；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以忘国，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
　　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谈到南唐李后主时，也说他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其为诗人之大幸，却是其为人君之大不幸。确实，养就一副文人诗家的情性，而全无当国为君的才能，最终落得失国被囚，终日里以泪洗面，苦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啼血之词。除此之外，大约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可惜的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学士，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容易犯糊涂，比如李白一生都想往着能“申管晏之才，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比如杜甫自认”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说到底，自己在那里窃想一下可以，说归说，做归做，假使本无王佐之能而硬要去应王佐之用，终归不能算是一种明智。
　　从这里看去，你不愧是一个自知甚明的智者。在你看来，自己身为儒生，本无武帅之能，以一介文士而不自量力受任武帅之职，既无补于边事，自己也将取笑于三军，及其事败无救，不仅将危困社稷，自己也无安身全归之理。比如前之刘平，本是文臣，众推忠勇，朝廷授与将帅之任，最终导致有三川口之败，被俘绝食而死，不得生还。有此前车之鉴，你绝不愿意“苟宠禄之福，忘丧败之祸”，做那种于国于己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实际上，你御守边关之后，在抵御西夏进攻方面可以说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在与西夏两三年的对垒、交战中，逐步摸索出了军事战争的规律，形成了自己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使一向战无不胜的西夏军不敢小视你所统领的这路人马。西夏军几次想从你所防守的边城找到缺口，都在你的反击下狼狈而退。因此，西夏士兵说：“小范老子不如大范老子好欺。”边境上的人民也称赞你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出，御守边关几年摸索出来的军事斗争的经验，已使你从一介文士成为一个既能文又能武的将军。在一般人看来，凭你的军事才能，授予观察使之职，是当之无愧的。而你却推却再三，说自己“非将相之才”，这是因为在你看来无声名禄位之累，予夺不虚，去留无忧，如此做官，心灵才是自由的，精神才是舒展的，因而，这官也可以做得自由、洒脱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