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严以律己（四）

　　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两军阵前，骄兵必败。
　　对有道之士待之以礼，是贤者之为贤者的原因所在。
　　天禧五年(公元1021)，你监泰州西溪镇盐仓。在泰州时，时为二十岁的富弼还没有入仕，当时，他对你极为仰慕，前去拜访。你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只一介书生的富弼极为赏识，后来发现其才华过人，对这样的人才，你自然是以礼待之。
　　为了荐才，你把当时富弼的文章推荐给宰相王曾和晏殊二人。仁宗恢复制科取士，富弼当时进士及第后至陕西省亲，你派人将他追回京师，鼓励他参加制科考试。据《河南邵氏闻见前录》记，当时晏殊正为自己的女儿议婚嫁，你便从中做媒，对晏殊说：“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晏殊见到富弼后，也极爱重，欣然“妻之以女”。
　　正因为你对富弼以礼相待，富弼后来被朝廷重用后，对国家尽心尽力，特别是富弼出使辽国，对宋朝江山稳固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历元年(公元1041)快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辽兵准备南下，要求“归还”关南十县的消息。这年秋天，西夏在鄌州(今陕西神木北)、府州(今陕西府谷)打败宋朝的守兵。麟、府的东面都是大河。在这里，黄河自北向南，一泻千里，州城因山而固，形势险要。麟、府二城相距一百四十里，它们北面的丰州八月中就被西夏占领了。
　　这一年的冬天到来的时候，河北二十一个州、军都忙着修城。这当然是宋朝应该有的准备，但辽国却趁人之危，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抓紧时机，向“南朝”提出了领土要求。
　　庆历二年正月，辽国集中军队果然屯扎在宋边境，派了两名使者至宋，说关南十县土地是辽国的旧疆，南朝应予归还，不仅如此，而且对宋廷提出质问，说西夏早已向辽称臣，不应该一个招呼也不打，便对西夏用兵。
　　宋朝廷派出接待辽国使者的官员，就是富弼。富弼这时已官至右正言，是个谏职。谏职在宋朝廷占有重要地位。辽使和富弼在雄州(今河北雄县)相见，双方谈得很坦率。辽国也毫不掩饰其真正目的。
　　富弼奉朝廷之命出使辽国，朝廷把富弼升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同你的做法相似，富弼对这一升迁表示谢绝，你说：“国家有急，惟命是从，是我的责任，用不着加官晋职。”
　　到了辽国，富弼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对辽主说：“旧账很难算。晋高祖把卢龙一道给了契丹，周世宗从契丹手里取回关南，这都是事实，都过去了。宋朝建国已经九十年，倘要恢复旧疆，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他又以充分的理由申论宋国用兵西夏无可非议，说，“他们打高丽，打黑水，和南朝(注：指位于辽国南部的宋朝)打过招呼吗？没有。过去，我们不知道你们和元昊的关系，只因他侵犯我国的边境，加以回击。在这点上，你们有意见。继续打下去，势必影响我们的关系；不打，就坐视吏民之死而不救了。易地而处，不知道你们怎么办？”辽主用契丹语和他的臣僚商议了半天，徐徐说道：“元昊侵犯你们的边境，南朝岂有不回击之理！”
　　辽主请富弼出猎，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宗故地，向富弼表示得到关南十县辽宋便可永久和好。富弼说：“你以得祖宗坟地为荣，我们便以失祖宗故地为辱。澶渊之盟以来辽宋成为兄弟之国已经很久了，难到可以叫这样的两个国家一荣一辱吗？”
　　凭着富弼的胆量和良好的辩才，辽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这年秋天，辽宋两国，仅以宋增加岁币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而继续和好。富弼让宋朝廷免去了一场战争灾难，同时又为国家争回了面子。
　　实际上，富弼出使辽国，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吉凶难测。朝廷不少人以“其情叵测不敢行”，吕夷简这时举荐智勇双全的富弼。当时欧阳修以此次出使实在危险，不同意富弼出行。富弼见仁宗，则以“主忧臣辱，臣不敢受其死”，自己要求出使辽国。
　　富弼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回对辽外交中，两度出使，第一次出使时女儿夭折，不顾而行；第二次出使时，妻子临产，也来不及看一眼。在辽时，每次得到家书，拆也不拆就扔到一边，说是拆看了于事无补，反而徒乱人意。为了顾国家这个大家，富弼正可谓是舍弃自己的小家。
　　富弼舍身忘家，为国家之安危，竭尽自己的全力。他所以这样做，跟当年你对他的礼贤下士不无关系。富弼后来和你的私交也相当不错，一直以长辈礼事你，称你为“六丈”。
　　你对有道之士的礼遇，不只是在体现与富弼的交往上，下面几个人与你的关系也体现了这一点。譬如婺州东阳人滕元发，九岁便能赋诗，你在睦州见过他，对他很是器重。后来滕元发来到京城，无地方可住，你知道了，把他请到家里，给他安排了住食。滕元发住在你家里，放荡不羁，常常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深夜不回来。你对他的行为一点儿也不计较反而为他担心。
　　有一夜，你坐在滕元发的卧室里明烛观书，一直在等滕元发回来。滕元发到半夜才归，一进门，长揖问你读什么书，你说：“《汉书》。”滕元发猝然便问：“汉高祖这个人如何？”你知道问的人以刘邦自许，什么话也没有说，便离开了。滕元发后来治边有声，成为名帅。
　　又如胡瑗，此人是北宋大教育家，但年少跟你一样，家贫无以解决温饱，到泰山跟孙明复、石守道一同治学，经过十年苦读，终于学有所成。然后到湖州，聚徒讲学，传授儒家的经术。你对胡瑗的学识早有耳闻，对胡瑗“爱而敬之”，你到苏州后，就以一个太守之位，礼聘胡瑗到苏州讲学。你对胡瑗非常尊重，让自己的儿子纯祐拜他为师。
　　胡瑗后来逐步成为北宋大教育家，他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胡瑗的教育一反当时的时尚——教学浮华辞藻。他订立的教学目标，在明“体”(道德仁义)，达“用”(正事文学)。你的教学方法是“议立经义、治事两类”，分别讲求经典大义和探讨实际的学问。经义类是选择性情开朗、有抱负、可以担任大事的青年，使他们研究六经中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学理。治事类则随学生各自才能的不同，一人主修一科，再又选修一科，科目有政治、军事、边防、水利、算数等，任由本身兴趣决定。这种学以致用的教育，正与你的意愿相吻合。
　　通过礼贤下士，你从胡瑗处得了不少的启发和作人义士的经验，加强了你兴学校改科举的信心。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在教育方法上的过人之处。
　　庆历五年(公元1044)庆历新政兴学时，开始建太学于京师。仁宗皇帝赵祯特命官员到胡州去，取胡瑗的教学方法，作为太学的制度，明令施行。可见胡瑗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你趁机向皇帝上书说：“臣窃见前密州推官胡瑗……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恩，特加恩讲，升之太学，可为师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不但自己对胡瑗加以礼遇。而且还建议皇帝对胡瑗的聚徒讲学进行嘉奖，以示朝廷对胡瑗的勉励和尊重。
　　仁宗皇帝赵祯采纳了你的建议，召胡瑗为王宫教授，指导皇族子弟。由于你对胡瑗的礼遇和扶持，及至皇祐四年(公元1052)十月，胡瑗走向了他一生教育事业的顶峰：先是奉命为光禄寺丞，随后调职作大理寺氶兼任国子监直讲。早在七八年前，太学已采用湖州学规，现由胡瑗参与执行，可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
　　宝元元年(公元1038)，你在润州兴学时，曾写信给当时身为布衣的李泰伯到润州讲学。你先后两次写信邀请。你在信中对一介布衣的李泰伯的邀请非常诚恳。譬如你在信中写道：“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可见，你在信中对李泰伯推崇至致。
　　以上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你非常礼贤有道之士，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有道之士为国家效力。你知道，一般有道之士志节高雅，你们胸怀坦荡，大道在握，傲慢世俗，洞察幽微，而且遵循天道自然法则，与物变化无所终究，精力充沛没有尽竭。他们在主贤世治之时可能居于六位，在主不肖世乱之时则甘居卑下。
　　如此有道之士，如何求得？只有礼遇之，以诚相待，方能请他们出山。历史上，很多贤君明主对待有道之士都采取礼贤下士的态度。
　　譬如，尧不以帝王之尊会见善绻，而且面朝北恭敬地向善绻请教。尧为天子，而善绻只是一平民百姓。为什么如此谦恭地施以重礼呢？原因就在于善绻是位得道之士。对得道之土就是这么以礼相待，不可傲慢。尧还自认其德行智略不如善绻，所以重礼待他，此举足见尧以至高的德行求得有道之士的智慧。
　　为了不怠慢有道之士，禹有时洗一次头，要几次握住头发停下来；有时吃一顿饭也要好几次站起身来。他总是以礼向有道之士请教自己不通晓的问题，弄懂了自己不通晓的道理，不计较尊卑名利等身外之物。用愉悦恬静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一切顺其自然，才能使他们各得其乐，畅所欲言，指点君王和国是。
　　周公旦会见过七十位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这事他的父亲文王本想做到而只开了个头。周公旦的哥哥周武王做了而没有完成。周公旦辅佐年幼的侄儿周成王，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因而得到了众多资助。
　　齐桓公也曾亲自上门去求见稷，一天去了三次都未遇到。跟随的人说：“大国君王去见一平民，一日去了三次没有见到，这也就不必再来了吧？”桓公说：“不能这样理解。有道之士不屑于俸禄爵位，固然轻视君王。纵然你稷不屑于俸禄爵位，难道我也不屑于霸王事业吗？”桓公终究还是没有受到阻拦，见到了稷。
　　所以桓公成就了霸王事业。子产在郑国为相，专见高士壶丘子林时，把相位的尊贵放在一边，与壶丘子林的弟子们按年龄为序就坐。身为大国之相，能这样以平等身份与人一道谈论思想，议论品行，共同探索，所以子产能得到高士指点。他在郑国为相十八年，治绩显赫。
　　魏文候去见段干木，站得疲劳了都不休息，而回宫后召见上卿翟黄，则箕居堂上与他谈话。翟黄不高兴，文侯解释说：“段干木这人给他官做也不肯，给他俸禄他不受。现在你想做官则得到相位，想得到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如此还要我对你以礼相待，可能有些困难吧。”可见魏文侯认清了高士，便以礼待他，因而他得到了高士相助，向南在连堤战胜楚国，向东在长城战胜齐国，俘虏齐侯献给周天子，得到了周天子的封候。
　　相比之下，亡国君主则自以为聪明、天下独尊，漠视众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因而他们也就得不到有道之士的指点。分不清昏暗与光明，视混乱为安定，把毁坏当成功，危机四伏却以为一片安宁。商周因此而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剖腹。
　　有道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歌咏周公礼贤有道之士的名篇，这种一饭三吐哺，犹恐对高士的接待有怠慢不周到之处，至今仍可作为镜鉴。
　　战国时期的齐桓公那种不计一切代价重用人才、礼贤下士的气魄也可称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不计前嫌，重用管仲。而管仲先是提出地位不够尊贵，齐桓公便拜他为上卿；继而又提出生活不富裕，齐桓公遂将齐国一年的租税收入赐给他；既富且贵以后，他又兼自己与国君的关系“疏而不亲”，齐桓公则尊称其为“仲父”。于是，管仲便充分施展出自己的杰出才干，在齐国进行改革，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图伟业，终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
　　而你更能够礼贤有道之士，积极网络人才，让他们为国家效力，这不仅体现了你的忠君爱国思想，更表现了你的超人智慧。
　　认清利弊得失，择其利大而从之。
　　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得失、利弊，又无绝对的利和绝对的弊，关键在于怎样去认识和权衡。凡是有认知能力的人，都知道趋利避害，择其利大而从之，择其害大而避之。这即是智者。
　　天圣初年(公元1023)，你在监泰州西溪盐仓时，要求修复失修的捍海堰。但当你提出时，就遭到众多人的反对。因为修复海堤后，虽可挡住海潮，但秋潦的积水却无法排除。针对众人的异议，你分析了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认为海潮的祸患要比秋潦积水的大，“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是当地的主要灾害，主要矛盾。
　　事实确实如你所言，海潮的祸患比秋潦积水要大得多。每年海潮以来，海水倒灌人田，田地盐碱化，农作物颗粒无收，老百姓只能看着田地荒芜，无计可施。捍海堰修好之后，虽然有些秋潦积水，但并不过分影响春夏种植的农作物，并且秋潦积水也可以想办法处理。
　　显然，你修复捍海堰的提议，利远远大于弊。排除众议，朝廷最终同意了你修复捍海堰的建议，并任命你主持修复海堰这一工程。结果，捍海堰修复之后，挡住了海堰，田地盐碱化得到控制，又恢复原来的农业生产了，当地老百姓因此富足起来了。
　　景祐元年(公元1034)，你从睦州调知苏州。到苏州时，正值夏秋之际。因苏州多湖泊之地，时正发大水，农田淹没，不能耕种，老百姓因此而闹饥荒。
　　你到苏州后，对当地的地形、水道、河流做了详细调查，提出了治水方针。但你的提案，很快就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他们最强的反对理由就是认为这项治水工程难度大，耗费的民力多，得不偿失。
　　这项工程在当时来说，难度确实相当大。你当时提出的治水方案就是让苏州东南面的水流注入松江，其西北的水注入长江。当时扬子江里的水已经高出松江一带的湖、河水位。要让其接纳水流自然很难。并且，海上每日都有潮水回涌，潮送沙至，数年壅塞，苏州地面上的水很难下导人江。因此，这种情况下，开河泄洪是非一般的人力所能达到的工程。
　　尽管如此，你仍然坚持认为，把这一带河治理好，是关系这一带老百姓世世代代的大事，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你排除众议，动工治水。
　　凡事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或者想到了没有勇气去做。由于你坚持要做，苏州大水最终也被治理好了，虽然说当时耗费了一些人力、财力，但老百姓却可以世世代代因之受益，正可以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通过权衡利弊，你取其利大而从之，为百姓带来了福利。
　　看似简单的道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原因不在别处，在于身处其中的许多人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弃大利而求小利，最终导致什么事也做不成，甚至会因而得祸。苏州反对治水的人就是这样，因怕难度大而不修，而使民受灾。
　　历史上有因贪小利而亡国的故事。春秋时，晋献公派荀息向虞国借路以伐虢国。荀息说：“请把垂棘出产的五壁和屈邑出产的四匹马送给虞公后再向他借道，必然会允许。”献公担忧道：“垂棘之辟是我先君宝物。屈邑出产的马是我的骏马，如果虞公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不答应借路怎么办呢？”荀息推测说：“不可能这样。他若不肯借路，必不会接受礼物。若接受了礼物而借给路我们，就好像我们把玉壁从宫中内取出来而藏在宫外的府库里，把骏马从宫内马槽边牵出来挂到宫外马槽边去。您还忧虑什么呢？”献公答应按昭苟息所说的办。之所以这样做，荀息就是利用了虞公欲贪求小便宜的心态。
　　虞公果然如荀息所预料，接受了玉壁和骏马，并借路给荀息。当时虞国的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这么做。虞和虢的关系就像牙床骨和颊骨一样互相依存。两国关系如同唇齿一般，唇亡齿寒。虢之不亡依仗虞国，虞之不亡也依仗虢国。若给晋国借路攻打虢国，则虢国朝亡而虞国必然夕灭。”
　　虞公拒绝听取宫之奇的劝谏，给晋国借了路。荀息攻打战胜了虢国之后，返回时顺便就打败了虞国。荀息取回玉壁和骏马回国禀报。献公自然很高兴。玉壁和原来一样大，马只是年龄稍长了一点而已。
　　虞公贪图眼前的小利，而舍弃了虢虞唇齿关系的大利。最后落得两手空空，只是暂时替人家保管了玉壁和骏马而已。
　　智伯想攻打中山国的凤繇国，但又找不到道路通达那里。他想了一个计策，那就是用小利诱引凤繇的君王，让他开辟一条大道。智伯铸了一个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准备送给凤繇的君王。凤繇的君王太想得到那大钟，便不听赤章蔓条的劝谏，削平高地填平溪谷以迎接大钟。这样便修筑了一条通达凤繇国的大路。智伯阴谋顺利得逞，没过多久，智伯就通过大路把凤繇国灭亡了。
　　凤繇的君王为求大钟，而失去积极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也是因舍大利而求小利，导致国破家亡。
　　你之所以能做到取其利大而从之，择其利小而弃之，就在于你能够高瞻远瞩，从长远考虑，从大局出发，深入事物内部，全面权衡得失，然后得出结论，并据此做出决策。
　　少施刑罚，多施仁义，此乃服人之道。
　　在封建专制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治理国家，一向比较注重严刑酷罚，往往通过实施严刑酷罚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你却并不赞同这一做法，你认为：治理国家和天下，莫如以德，莫如行义，如果以德行义，不赏则民劝，不罚而邪止，能够实现道德、仁义的感化作用，而施以严刑酷罚，则无法从根本上教化民众。
　　庆历三年(公元1043)五月，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士兵，还有饥民。起义队伍先向青州(今山东益都)，后复南下，经过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转战数千里，如人无人之境。最后，才在和州(今安徽含卫东北)被击溃。起义军经过的地方，州县长吏，不是逃奔，便是投降。
　　王伦起义被镇压之后，张海、郭邈山等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起义，当时起义军人数合起来不过二百多万。庆历三年九月，起义军攻人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王茂见起义军兵临城下，便打开城门，金州城内，军次甲仗，一任义军拣取。到邓州顺阳县(今河南淅川南)时，县令李正已敲锣打鼓，把义军迎人城内，大摆酒食，任其在县衙门内住宿，要什么给什么。这一支义军，有京西几千里地方，转来转去，官吏作鸟兽散，“士民涂炭，以至江淮州县，无不震惊。”
　　而当起义被镇压后，这些守土有责的州县官自然也当办罪了。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富弼主张严办。然而你却不赞成，说：“平日讳言武备，江淮郡县，城壁不像边塞上的坚固，要求那些长吏守土无失，不合情理。”
　　有一个叫晁仲约的，当时知高邮(今江苏高邮)。起义军打到高邮时，这个晁仲约就让城内的富人拿出金帛牛酒，迎接起义军。富弼提出要办晁仲约的死罪，愤怒地说：“盗贼公行，身为守臣，又不能守，还叫人醵金以为馈遗，按照国法，要办死罪。听说高邮人对之切齿，欲食其肉。你为晁仲约辩言，说：“高邮既无兵，又无械，知军虽守土有责，但事有可恕，不当办死罪。老百姓为了保全地方，出些钱，也许还是愿意的。说高邮之民那么恨你，恐怕也是传闻失实。”富弼很生气，说：“现在提倡法治，你却偏偏阻挠执法！”还嘲笑你说：“你大概是想做佛了！”你面对嘲弄并不生气，却平心静气地说：“皇帝正值盛年，我们不可引导他轻易杀人。祖宗以来，还未曾轻易杀过一个臣僚呢。”
　　在这里，你之所以主张对这些犯错误的地方官放宽处理，是因为你认为对他们从轻处理，会让这些人诚心归附朝廷，客观上孤立敌人。你之所以主张这样做，也跟你接受儒家仁治思想有关。
　　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主张行仁政，以德服人。这就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王道”相对立就是“霸道”政治，霸道就是假仁义之名，以力服人。孟子反对霸道，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这就是说，用“力”不能使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实际上，正如你所说，当时地方官吏面对汹涌而来、杀气腾腾的起义军，不作抵抗，责任不能全在地方官吏上，也有朝廷的责任。朝廷的责任在于：平日讳言武备，在地方上不加强军队武备建设，在起事端时，又要求他们守土不失，这是不合情理的。有鉴于此，对他们的失职处以死罪，应该是不公平的，自然让人难以信服。
　　你在这里所采用的明德罚政策，实际上早在你之前，已被许多明君贤臣所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
　　早在神农、黄帝治理百姓时，他们就重在用德性教化民众，顺应人之常情，潜移默化改善了民众的面貌和习俗。他们身隐不现却功绩卓著，形体已死却声名远扬，根本没有严罚厚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神农、黄帝的教德顺情之治相比，严罚厚赏是衰亡社会的政治。
　　帝舜时，三苗不归服，禹请示攻打它，舜说：“用道德感化就可以使其归服。”结果实行德政三年后，三苗就归服了。后世的孔子读得此事后，感叹道：“通晓道德感化，则孟门、太行两座大山算不得险峻。”在周代的庙堂里把象征武功的金属器具陈列于后，用以表示先行德义而后不得已才用武力。这就因为那时舜就是这样做的。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智慧，直接启迪了周代。
　　韩国修筑新城墙，限十五天完成。段乔主管土木工程，有个县延迟了两天才完成。段乔将这个县的主管官员囚禁起来。封人子高知道后去拜见段乔，邀段乔一同登上城墙，左右张望着赞叹：“这城墙修得真漂亮啊，算得上一大功劳了。在修这样漂亮的城墙、建立这样大的功劳过程中能做到不惩罚或杀戮一个人的，自古及今还未曾有过。待封人子高离开后，段乔人连夜释放了那个县官。显然，这是子高用明德慎罚激将并开导了段乔，使段乔受到了启发。
　　晋国时，因大夫栾盈犯了罪，晋正卿范宣子在处罚栾盈时，不仅罪及犯人之友羊舌虎并杀了他，而且诛连羊舌虎的同父异母兄弟长叔向，将叔向抓入官府为奴，戴上刑具，这就是滥施刑罚的典型表现。当时有个叫祈奚的去拜见范宣子，劝说道：“善于治理的人，只适度赏赐于人，谨慎施刑于人。过度赏赐怕奸人得利，随意施刑怕好人遭殃。如果因偶然不幸无法避免过错，则宁可用重赏而使奸人得利，不能滥施刑罚而冤枉了好人，尤其不能一人犯罪诛连左右。所以尽管尧杀掉了刚愎自用的鲧，而在舜时还是重用了鲧的儿子禹。周施刑罚杀了管叔，却仍然重用了他的弟弟周公。这就是不随意诛连，谨慎用刑。”
　　听祈奚这番说教，晋正卿范宣子明白了明德慎罚的道理，知错就改，便释放了叔向。
　　明德慎罚是融会和吸收了庄子、儒家、墨家等多家智慧，针对法家方面的严刑酷法所提出的治民策略，弘扬了人道精神，从深刻和长远的角度考虑，不失为合理的教化民风之术。你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应该说是一个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