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严以律己（三）

　　把冤屈当考验，曲直自有评说。
　　景祐二年(公元1035)三月，你升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不久调回京师。当时吕夷简为宰相，任亲嫉贤，培植私党，奔竟之徒聚于门下。他紧紧抓住官吏任免大权，使比他强的人无法上去，“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刚直不阿的你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此自然深为不满。
　　有一回，吕夷简和你议论人物，说自己接触过很多人，但“有节行”的却没有。你说：“有是有的，只是你不知道。以阁下这样的思想待士，有节行的人是不会来的。”你言下之意就是“物以类聚”，像你这种人只能跟那些没节行的人在一起。吕夷简听你如此之言，心里自然不悦。
　　你不仅在言语上讽刺吕夷简，针对吕夷简络置亲信的作为，你专门向皇帝建议：在用人这个问题，不能全由宰相做主。你向皇帝表明，官员升迁，应当有个规矩，皇帝要掌握，特别是对近臣的进退要过问。
　　后来，你又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附以说明，指出哪些人是按规定升迁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对吕夷简在用人问题上的结党营私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你提醒仁宗皇帝，治乱之道，归根到底在于用人的得失，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你还以历代宰相专权以致社稷易姓的教训，开导和规劝仁宗，说：西汉成帝时，皇后王氏一家专政。朝中大臣非常不满，趁出现的日蚀、地震等灾异现象，纷纷上书，说这些灾异之来都是由于王氏专权。成帝将信将疑，就去问他所尊敬的安昌侯张禹。张禹说，灾变原因不易为人所知，人们随便说是由于王氏专政，不可信。因此，成帝依然信用王氏，终于酿成王莽的篡权，西汉灭亡。
　　你讲这一历史故事的目的，当然在于以古喻今，意在提醒皇上：今日朝廷，吕夷简就是张禹，希望仁宗罢免吕夷简宰相职务。你向皇帝指责吕夷简“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并向皇帝推荐韩亿，说：亿可为协政，亿与仲淹非亲非故，又素无交托。
　　吕夷简知道你的意图后，大为震怒。在仁宗皇帝面前再三申辩，对你的指责一一加以辩驳，并指控你“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当时御史大夫韩读为了巴结吕夷简，甚至请求仁宗书列你一党官吏姓名，张挂于朝堂之上，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仁宗皇帝赵祯结果听信了吕夷简等人的谗言，罢免了你的官职，将你贬谪去任饶州知州。
　　你的此次被贬，使朝野震惊。因为你对皇帝所言属实，是天下大道之所在。因此，尽管把你定为朋党罪，一批有志之士还是不怕牵连，纷纷挺身相助，正所谓得道多助。
　　首先起来帮助你说情的是余靖。余靖时任秘书丞、集贤校理。他上书说：“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邃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意思是说：你以前上书请出太后还政，谏止废后，都没有遭到如此重贬，哪里能够因为与宰相一言便遭贬放呢？余靖还对仁宗皇帝说：“仲淹说得不对，不听就行了，怎能以为罪呢？陛下亲政之后，短短时间，三次谪逐提意见的人，这不是国家之福！”为此他请求仁宗优容为怀，收回成命。仁宗见后大怒，又将余靖贬到江南西路，监筠州酒税。筠州即现在江西的高安。
　　第二个起来的就是尹洙。尹洙时任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与你有师生之情。他不满你被贬，愤然上书，自称得你举荐，与你”义兼师友”，你既以朋党之罪召致贬放，自己按理不该幸免，愿意与你同受贬黜。为此，尹洙被贬郢州(今湖北钟祥)，监郢州酒税。
　　第三个起来为你鸣不平的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时任官阁校勘。欧阳修愤然致书右司检高若讷，力陈你刚正好学，博通古今，朝臣中谁也比不上。不应该因忠言许相而遭贬。他在信中指斥高若讷：御史台已张榜于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可言者惟有谏官。而高若讷身任谏职，不仅“在其任而不言”，反而“昂昂自得，已无愧畏”，以为范仲淹当黜。如此行事，居然还敢面见士大夫，出人朝中称谏官，实在是“不自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甚至在信中慨然言道：“若犹以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宫之一效也！”高若讷恼羞成怒，将此信转呈给皇帝，欧阳修也因此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夷陵令。
　　第四个起来声援的就是蔡襄。蔡襄时任馆阁校勘，他有感于当时朝廷缺乏正气，懦不敢言，就写了一首政治讽谕诗，题名《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你、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即高若讷。诗写成后，“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发行量很高，传播很广。契丹来的使者也买了回去，张贴在幽州接待宋使的宾馆。
　　泗州通判陈恢读到了这首政治讽喻诗，上书要求给做诗的人加罪。左司谏韩琦，弹劾陈恢越职讨好，混淆视听，应加重罪。仁宗这时六神无主，也不知该怎么办，想不了了之，对此事不过问了。他没想到罢黜你竟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第五个起来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的是光禄寺主簿、大诗人苏舜钦。此时，苏舜钦父亲死了才一年零几个月，正在服丧中，他冒哀上书，书中说：“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志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愿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昔候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及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今国家归设爵位，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以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就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轸念于兹，可为惊怛！凯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可常守隆乎。若诏榜未削，欺罔成风，则不惟堂下远于千里，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今朝矣。”
　　苏舜卿上书仁宗皇帝，为你请求赦免。他在上书中向皇帝指出：你、孔道辅，刚正不阿，曾经做正台谏官，后来虽然改他官，但仍不忘向皇上进谏。两个大臣不是不知道缄口几年就可以获得卿辅之职的好处，而实不愿意辜负陛下对臣的期望。现在你们两个都因进谏而遭中伤，贬出京城。这样做打消了正直之臣的积极性，封住了下臣的口。过去晋俟问叔向：“什么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叔向回答说：“大臣光拿俸禄，而不进谏，小臣怕进谏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不能传达到上面，这就是国家的最大的祸患。”现在国家所设立的这些爵位，应该要求你们对皇上的忠诚，不应该使你们缄口不说真话。应该奖赏那些敢于直谏的人，惟恐你们不进谏言。现在皇帝加罪于那些敢于讲真话的人，谁还敢进谏言。天下发生的事情，皇上不知道，皇上的位置也怕危险了。每想到这里，就心惊胆寒！现在望陛下发德音，收回前西诏命，勤于采纳下臣的意见！这样就可以常守太平。假若前面的诏命不取消，就会形成欺罔之风，这股风气形成就不会只是在朝廷上下，会传到千里之外，到时候指鹿为马的事就会在今朝重现。
　　苏舜钦还为你、尹洙、欧阳修的贬谪，写了诗，诗曰：
　　伊人秉直节，许国有深谋。
　　大议摇岩石，危言季采旒。
　　苍黄出京府，憔悴谪南州。
　　还有一位为你鸣不平的就是与苏舜钦齐名的大诗人梅尧臣。梅尧臣把你比喻为啄木鸟，啄去了大树上的囊虫，却惹怒了园林主人，不幸地被金弹射落在余晖之中：
　　啄尽林中囊，未肯出林飞。
　　不识黄金弹，双翎落余晖。
　　你为官坐得端，行得直。惟道以行，在遭受危难之际，就能得到八方支援。这诚如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因此，人欲想在有难之际得到你人之助，必须做人正直，以道取义，以人格魅力为他人称赞。
　　在你被贬逐第二年，这个失道太多的吕夷简最终被罢相。吕夷简一去，很多人站出来为你鸣不平，士大夫为你言者不已，于是皇帝降劄子(一种公文)说：“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
　　也就是说，皇帝从来是没有错的，针对群臣对你的进谏，仁宗皇帝不得不另找一个你遭贬黜的理由，说你想立皇太弟的侄儿为太子，不是因为诋毁大臣。然后以“事涉朋党”压制进荐者。
　　可见，凡是替你申辩的官僚，都被视为朋党，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当时的参知政事李若谷的话说：“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
　　其实，反面文章正面读，这正是你得道多助的体现，帮助的人太多致使皇帝不得不用“朋党”这顶帽子来警示。
　　你贬满饶州，是你一生中第三次被贬，朝臣多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与你往来。甚至还有人上书表白自己与你“既非姻亲，又非故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戊于条有云：“同知枢院韩亿言：‘昨蒙宣谕：范仲淹赏密荐臣。臣自历周行，擢赞相府。未尝涉朋比之迹，结左右之客，况臣与仲淹既非姻亲，又非故旧，缘何契义？辄有荐论，若仲淹举臣以公则臣素无交托。’”
　　因为你曾举荐他，韩亿所以急于表白自己与你并无特殊关系，也未参与朋党，显然是害怕卷人这场政治纷争的漩涡而遭贬黜。
　　你出京时，“朋党”气氛紧张，只有六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载酒为你饯行。据赵善潦《自警篇》所记此事说：“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痛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头。”
　　王质可以说是你的知己了，正当满朝官僚都怕身受牵连的时候，他却以能为其党人而为荣。由此可见，你是一个道德品行非常高尚的人，但凡有一颗正直之心的人都会站在你那一边。
　　景祐四年(公元1037)十二月二日，汴京地震。接着，又有河东各路报告忻州、代州、并州地震成灾，忻州死了近两万人，代州七百多，并州一千八百多；牲畜仅忻州一下就死了五万，忻州知州负了伤，都监、监押颇有伤亡。都监，监押是管兵马的武官。
　　先秦伯阳父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把地震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后他不科学地认为人间出现了不公道的事情，上天就要降下灾害，以示警告和惩罚。这样，无形中地震把人们的思维引到了你受贬不当这件事上。
　　对此，朝廷内部掀起了一场议论。一些正直之士乘机又起来声援你。一月之中，韩琦、叶清臣、苏舜钦都纷纷上书，和西汉时一样，以为天变是由于人事不修引起，朝廷得赶快纠正过失，使灾祸不至蔓延。苏舜钦时任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官位很低，言轻论微，他只得把意见投人匦(类似意见匣)中，直接说到你，以为你刚直，得罪了奸臣，不仅意见没被采纳，还身遭贬责。
　　直史馆叶清臣乘机上书，说：“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蜡舌不敢议朝政各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应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
　　一直没有多大主见的仁宗皇帝看到上天也发怒了，心里面很有些害怕。他可以不顾下臣们的劝诫，但不可无视上大的警告。于是赶快命宰相把你调至润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把余靖调至泰州监泰州税，把欧阳修调至乾德(今湖北均县东南)任乾德令。
　　你迁调之后，你的政敌极担心你会复被重用，又进谗言。仁宗又很生气，欲把你贬到岭南。参知政事程琳又站出来，为你辩解，皇帝这才为之息怒。仁宗皇帝胸无己见，看大臣们怎么说就怎么办，当两边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时，他的办法是看哪边的人数多就认为哪边的意见正确。
　　康定元年(公元1040)，西夏国首领元昊对宋夏边境用兵，大败宋军于延州三川口，朝廷为之震动。镇守延安的振武军节度镇守范雍理所当然地降官他调，但由谁来境补这个职务呢？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首先想到了你，认为国难当头之时，正是需要用有能力、忠直之士的时候，认为这时提出重用你皇帝肯定恩准。
　　最开始，韩琦反对范雍他调，说范雍对边事操尽了心，延州的老百姓很拥护你，又是两朝旧臣，应当留下来安抚人心。后来朝廷欲派赵振调换范雍，而赵振不是那种守边之才。
　　你是一个被视为搞朋党的人。在专制体制下，搞朋党的罪名是很严重的。历史上，汉朝和唐朝，都因朋党招来亡国之祸，仁宗皇帝当然也就视“朋党”如“洪水猛兽”。推荐你，当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韩琦相信你的品行、才能，绝非历史上那些为谋私利而搞朋党的人。韩琦向仁宗皇帝推荐你的时候，保证：“若涉朋比，误陛下事，当诛”。
　　仁宗最终接纳了韩琦的建议，恢复了你天章阁待制的官职，命知永兴军。
　　只要思路正确，决不屈从上头的压力。
　　古人说：骄兵必败。不审视自己的实力，就是所谓的骄兵。
　　历史上因兵骄而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据《春秋左氏传》记载：桓公十三年，楚国的大将屈瑕讨伐罗国，斗伯比为屈瑕送行。回来时，斗伯比告诉他的车夫说：“屈瑕这次一定要失败，举止高傲，心思不定啊！”于是马上晋见楚国国君，表明对于屈瑕的看法。楚国国君马上派人追回屈瑕，最终是来不及了。屈瑕率军攻打罗国，路上不加防备，到了罗国，罗国人严阵以待，予以抵抗，屈瑕大败，自杀而死。
　　然而令你痛心的是，在宋夏交战的过程中，宋军每战必败，除了敌强我弱的情况外，那就是上自朝廷下至边将的轻敌的缘故。
　　宝元元年(公元1038)，元昊称帝。大宋朝廷也不做任何战前的必要准备，就命知永兴军夏谏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延、环庆路安路安抚使，准备出兵夏州。兵书说，大军出战，粮草先行。然而宋朝既没有派大军，又没有送粮草，只是把原来知边疆的地方官临时改为战将“安抚使”。换了个牌子，就着手出讨元吴。出兵如此轻率，是因为当时宋朝群臣认为“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只要大兵一动，很快就会一举全歼了”。正由于此，在元昊称帝的第二年，仁宗皇帝命在边地揭榜，募人擒捕元昊。大敌当前，宋廷上下不修武备，反视元昊为草莽游寇，实在是轻敌至极。
　　上有所好，下更甚焉，边将竟然比朝廷更为轻敌。范雍以振武军节度镇守延安时，边备废弛，驻兵也很少。康定元年(公元1040)，正月，当元昊领夏兵数十万众由攻延州时，延州城里守兵只有数百。元昊扫过延州西北的保安(今陕西志丹)，之后便马鞭东指，挺进延州东北的金明寨。
　　在陕西近边的地方，寨、堡、城、镇都是历朝历代设置经营的军事据点。金明寨守将是被称为“铁壁相公”的李世彬，糟糕的是他也很轻敌。对元昊的十万雄师东进，李世彬不仅仍掉以轻心，不做临战前的充分准备，甚至夸夸其谈地说：“敌兵一听我铁壁相公之名就落胆了，怕他干啥。”结果，元昊东进，李世彬所御守的金明寨不堪一击。
　　延州战事起时，镇守庆州的大将刘平奉命驰援保安延州的时候，“兼程而趋，士卒不得休息”，实际上也是很轻敌。等军队到达目的地时，元昊以逸待劳，在三川口设一网，把这支疲劳之师围而歼之。
　　援军被击溃之后，元昊兵临延州城下。延州被围七日，延州守城数百兵甲此时才认识到了局势的严峻，但为时已晚，只有自己身披甲胄，欲同敌人决一死战。数百兵甲与十万雄师对垒，其勇气虽可嘉，然亦可悲。可能是范雍的愚勇感动了上天的缘故，后来天降大雪，使元昊之军不得不撤去。延州城由此侥幸得以保全。
　　范雍被调走后，延州百姓给你编了一首诗，诗曰：
　　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
　　万卒不知战，两城皆复隍。
　　轻敌谓小丑，视地固大荒。
　　原因狂狡叛，如此葺边防。
　　这首诗尤可见当时边将轻敌之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这样轻敌，不败才怪。范雍降官调知安州(今湖北安陆)时，延州舆论还以为“城当陷而存，民将殒而生”是他的功劳。由此，范雍走了之后很久，延州人民还在指指点点，编诗歌而嘲笑他。
　　但三川口之败，并没有使朝廷大多数文武百官清醒，甚至主张延边五路军马同时入讨，以图一举歼灭元昊军马。
　　你被举荐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到边关，即向宰相上书，提请不可轻敌，对元昊军马要慎重对待。你向宰相上书说：“又闻边臣多请五路人讨，臣想未可轻举。太宗朝以宿将精兵而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况今承平日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臣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惟此下缓而图之。”
　　由此可知，听说边将欲以边境五路兵马出讨西夏，你向宰相建议不可轻举妄动。你以历史为例，说来太宗赵光义用精兵老将西讨，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都没有打垮他们，况且在天下太平这么久了，早没有精兵宿将了，一旦发动大军深入西夏境内，陷入敌境，国家的安危就不可预料了。为此望陛下从长计议，徐徐图之。
　　你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希望朝廷上下不要再轻敌，要慎重对待对西夏的战争，对西夏强敌，不可进攻，只可防守。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你对于当时的轻敌之策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由于边将轻敌，夏军迅速攻下了宋朝边境很多城寨，占领了一大片地盘。延州解围之后，塞门寨在五月为夏兵所占，寨主高延德被俘。接着，安远寨也被占领了。八月，夏军攻金明寨不得志。九月又攻三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镇戍军西路都巡使杨保吉战死。镇戎军当时属泾原路，都巡检使是个中级军官。后师子，定川堡被围，战士死了五千，乾河、赵福三堡陷落。泾原路战局紧张。
　　十一月，朝廷派晁宗悫至永兴军议边事。经略安抚使夏竦基本上采纳了你的意见，认为不可小看西夏元昊。你同晁宗悫商议，认为边上边将还没有“习练”，当以防御为主。假如夏人进攻，可找机会打，大军却不能轻易出击。经略安抚司判官田京也认为不能进兵，说：“驱不习之师，樱锐锋，深入贼地，争一日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
　　然而仁宗皇帝当时仍然夜郎自大，以中夏宗主国皇帝自居，自认为大宋兵强马壮，元昊上次得胜，实属侥幸，主张对夏进兵，一举歼灭夏军。庆历元年末，他亲自下令问夏竦军期。夏竦不得以提出攻守二策，派韩琦和尹洙去汴京，请皇帝决定。
　　韩琦主张进攻，以为集中兵力，深入夏国境内，寻找夏军主力进行决战是上策。为此他向皇帝上书说：“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故贼始犯延安，生擒二将，属掠无数者，盖刘平、石元孙聚一路之兵拒之。去岁秋末复有镇元戍之败，刘继宗等分兵御捍，不满万人，比援兵之至，则贼已捷归。是则彼势常去，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央，遂乃待贼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臣恐春失数寨，秋陷数堡，边障日虚，士气日丧，贼志乘此，则有吞陕右之心。……望陛下……且令诸路置办军需，训整兵马，俟文初秋，若你招怀未见其效，则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必须讨击，即乞断不疑，克日降旨则庶事已办，便可进兵。”
　　韩琦把元昊数年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不放在眼里，在上书中轻描淡写说元吴属下精兵最多四五万人，其余都是老弱妇女。其实，当时元昊已征国内十五岁的上丁男为兵，其十二监军司共有兵四、五十万人，岂止韩琦所说的四五万而已。
　　而你的观点是：“去年遣朱观等六道掩袭，所费不费，皆一宿而还；近者密诏，复遣王中宝等，几至溃败，或更深入，事实可忧……但战者危事，或有差失，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执议，非不协同。”
　　你用去年对西夏讨伐的例子来反击韩琦和朝廷轻率的决议。上一段话的大意是说，去年朱观等六路军进伐元昊，所花费的粮草不少，但出发一天就回来了。前不久秘密诏遣王中宝进伐，差一点全军溃败，如果深入敌境，那就更可忧了。战争是非常危险的事，一旦有差错，那么平定元昊的时间，就得延下去了。所以我再三提出讨伐的异议，不是不服从命令。
　　在两军交战之际，你对讨伐、进攻慎之又慎，对敌人不敢稍有轻视。这可以说是非常理智的，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慧。因为轻敌导致草率出兵，几万人性命亡于一日，国家安全也因此更趋于不保。兵法上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不整训，粮草无备，草率出军与那些残酷的统治者草菅人命差不多，视人命如儿戏。所以你说：“六军一出，关系到千万人的性命，是不能置胜负于度外的。”可见，你对战争非常慎重，对敌人的力量非常重视。
　　尽管你殚思竭虑，三番五次提请朝廷百官边将对西夏要慎重对待，不要轻敌，但朝廷、边将还是鲁莽行事。
　　朝廷采纳了韩琦的意见，决定于庆历元年正月上旬进兵西夏，命令开封府、京东、西路、河东路调发五万头毛驴，向陕西运送军用物资。当时担任枢密副使的杜衍跟你的态度一样，认为不宜出兵，认为他们此举是图侥幸求胜。为此，大臣中主张出兵的，指斥杜衍沮军，应当办罪。欧阳修这时任馆阁校勘，从经济着眼，以为朝廷应当注意的是通漕运，尽地利，促商贾，“积谷与钱，通其漕运，过一二年，国力渐丰，边兵渐习”，然后进兵，才算稳妥。实际上也是希望朝廷不要贸然进兵，先做好准备，然后再进攻也不迟，也是在提醒朝廷不要轻敌。但仁宗皇帝赵祯依然倾向于对夏用兵，他命令韩琦与你合谋，出师征讨。但你和韩二人意见悬殊，策略终难一致。韩琦奏请泾原与鄌延同时进兵，并派尹洙到延州劝说你出兵。
　　尹洙和你交谊虽深，但在出兵问题上意见相左。你从京城回陕西之后，便亲自到延安做你说服工作，约你同时举兵。尹洙在延安逗留了二十天，你坚持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说进攻只有失败，没有胜利的希望。你这样想，在于你实际上很清楚双方的实力，对韩琦轻率进攻的结果估计得比较准确。尹洙对你说：“在这点上，你不如韩公。韩公以为，大凡用兵，就得置胜负于度外，你是过分谨慎了啊！”
　　夏竦向皇帝禀报了你不肯出兵的意见。他认为只径原一路进兵，就很难获胜，请求皇帝派人到鄌延路监督你采取统一行动。皇帝把夏竦的报告转给了你。你顶住压力，坚决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
　　庆历元年(公元1041)二月，夏兵进攻渭州的怀运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正巡边至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北)，便命令结集军队，又募敢勇一万八千名，命任福率领出击夏军，而以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为后继。
　　任福出兵之后，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又产生了轻敌之心，为敌军抛弃的马牛骆驼所迷惑，和桑怿紧紧追击敌军。敌人的撤退，使任福更加狂妄自大，认为夏军乃乌合草莽之众，为此穷追不舍，渐渐地进人了夏军设置的包围圈。当天薄暮时分，任福、桑怿屯兵好水川(今宁县隆德县西)，朱观、武英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不过五里约明日会兵，使夏人片甲不得归，他们哪知自己已经危在旦夕了。三天过去了，他们还在寻找夏军的主力，粮草供给已不足，人马也乏了。此时夏军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缩小。在笼竿城(今隆德北)北，夏军主力终于出现，此时宋军如瓮中之鳖，结果桑怿战死，任福身中十余箭，誓不为屈，力战而死。朱观、武英和渭州都监赵津会兵于姚家川，武英、赵津战败阵亡。朱观率领残兵一千多人死守民垣。后来因为天黑下来了，夏兵才退去。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军事战斗中制敌的重要前提。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曾说：“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也就是说，每一场战争前，一定要深入地了解和重现敌人，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即使小敌也要当作大敌来应付，谨慎用兵，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大宋和西夏交战之所以连战皆败，就在于对敌人的实力认识不够，妄自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