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严以律己（一）

　　古今往来，大凡政治家，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得更好。
　　天圣五年(公元1027)，晏殊出知应天府，与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的你相识。晏殊十分敬慕你的才学，便请你主持府学，你欣然接受，于是在你的人生中便有了一段短暂的为人师表的经历。
　　在府学教书期间，你订了很细的学规，什么时间读书，什么时间休息，都有具体规定。你非常注意以身垂范、为人师表的问题，认为凡是让学生做的，老师必须首先能够做到，这样才能够师生一体。为此你要求老师：首先要加强自我心性、意志的锻炼和修养，使其心志和谐，取舍专一，持之以恒。言谈举止时时谦虚谨慎，做学生楷模。出现过失敢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并敢于接受意见和建议。
　　你教学生写作文时，但凡出了题目，常常是自己先写，摸一摸题目的难易，看看论述时要在什么地方下功夫，以便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
　　书院有个姓朱的学生，刻苦恭谨，成长很快，晏殊为他起名从道，字复之。你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督促这位学生要好好学习。你在文章中告诫道：一个人没有接受教育，不学而志短，就像一块未雕的玉石；受了教育，苦学而神通，便如金子经过冶铸，“成乎美器”。充分肯定了教育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
　　教育学生，你的要求一直很严。在你看来，严师出高徒，师严学生才会守纪。人都有贪玩好闲的一面，都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必须通过外力约束，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有一次，还没有到休息时间，你去查夜，发现有个学生睡了。你问这个学生为什么不遵守制度，学生说：“有点倦，歇一歇。”你问他没睡前读了些什么书，学生随口说了书名，你便就这部书向学生提问，学生一点也答不出，你便惩罚了他。
　　后来你出守苏州时，依然心系教育，在苏州设立了学校，并请了大教育家胡瑗到学校来掌学。之所以如此，除你们私交甚厚和胡瑗本人的才识之外，还在于你很欣赏胡瑗的为师之道。
　　胡瑗和你一样，是一个出身寒微而苦读成功的学者。据《安定学宋》中所记，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
　　意思是说胡瑗家贫，无法供给他念书。他就到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一起学习，生活艰苦，但学习刻苦，有时终夜不睡觉。在那里读了十年书，没有回过家，得家信，只要看到信上有平安二字，就投之河中，不再展开看完，恐扰乱心情。
　　经过长时间的埋头奋斗，胡瑗终于学成回乡，然后到湖州(今浙江省只兴县)，招收学生，讲授儒家的经术。
　　胡瑗的为师之道就在于以身垂范，对学生管教甚严。《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以身先之，虽盛夏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瑗如其父兄，从之游者数百人。”
　　胡瑗平日在校中以身作则，严守师生间的礼节，一丝不苟，哪怕是盛夏也是穿戴整齐坐在堂上。他对学生的仪表和生活教育尤其注重。一个叫徐积的学生初次见到他，头稍有些偏，胡瑗厉声责备道：“头容直！”虽然常常严厉得有些过分，私下里，胡瑗却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看待，而学生也能像对待父兄一般敬爱他，师生之间打成一片，真如春风化雨，甚为融洽。
　　胡瑗以“明体达用”为办学宗旨，他所谓的体即圣人之道，通过学习经义，明了圣人之道，再用之于当世，就叫做“明体达用”。这和你培养经邦济世人才的主张十分相符，胡瑗读书时的情景也颇与你多处相似。在苏州，范、胡二人经常讨论学术和教育问题。可以这样说，胡瑗的教学活动最能体规你的教育思想，而你的教育思想又从胡瑗的实践经验中吸取了营养，得以充实。
　　心装百姓疾苦，天堑自有通途。
　　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意思是说，为官者如果能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那么老百姓也一定会以你的快乐为快乐；如果能把老百姓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那么老百姓也一定会以你的忧愁为忧愁。作为一名封建名臣，你为官深得民心，所到之处，民心归服，百姓视之如父母，其原因就在于你能够时刻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很好地实践了孟子的上述思想。
　　天圣七年(公元1029)，你出任河中府通判。通判是两宋府、州的副长官。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权的产物。从乾德元年(公元963)开始，宋太祖赵匡胤在诸州设置通判官，来分割州官的权力。通判的职掌是“凡兵民、钱粮、户口、赋役、狱讼、职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与闻”。所以，州内的政令，如果没有州官与通判共同签署，就不能够付诸执行。蒲镇长官在其治理州郡中，同时也受通判的牵制。通判的设置防止了知府、知州的地方长官专权。宋代一直沿袭了宋太祖赵匡胤发明的这一制度。
　　河中府是个大地方。黄河自北直下，一泻千里，南奔现在的风陵渡，折向东行，因而河中府的西面、南面都是黄河。宋真宗赵恒东封西杞，大兴土木，当时由于陕西是盛产木材的地方，年年要向汴京运送木材，因而木材已成陕西人民的灾难。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大圣五年，寿宁观毁于火。七年，藏天书的玉清昭应宫又发生火灾——这座宫殿盖了六年，大小二千六百多间，一夕大火，从夜里烧到天明，变成了灰烬。皇帝因此派人祭告父祖的陵墓，声称以后不再修缮了。因而陕西的木材之灾似乎告一段落。
　　然而在你通判河中府时，朝廷又打算建太乙宫和洪福院，木材九万四千多根又要从陕西购运。你闻讯上书，说昭应、寿宁烧毁不久，又要“破民产”大兴土木，既不合天意，又不顺人心，你建议不要再搞这样的建筑。不论是道观，或是佛寺，也应一律停建。在上书中，你进言朝廷，向陕西征购木材要有个限度，只能减少，不能增多。每年要买多少，还须做出规定。可见你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
　　宋时，国家规定人民除了缴纳应有的赋税外，还必须服差役。当时差役极多，名目繁杂，其主要项目有：衙前役，主管运送官家物品；里正、户长和乡书手，催纳赋税；耆长、召手、壮丁，主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等，供官府杂差；虞侯，则做各项杂活。
　　你到河中府时，发现官府杂差太多，老百姓不堪其苦，以至影响到老百姓正常的农耕。你对此深感忧虑，便疏请皇上裁并郡县，减轻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以为郡县多、差役繁，“夸其农时”，使得边郡的谷仓里没有余粮，老百姓也不富实。你列举东汉光武帝并合四百余县减少吏员十分之九的史实，认为河中府的河东、河西两县应当合并，改变河西县“堪役之家，无所休息”的局面。
　　明道二年(公元1033)，因你进谏有功，被召回汴京，为右司谏。这一年江、淮、京东地区蝗旱严重，灾民很多，朝廷虽已命令发运使把北运的粮食留下来救灾，但流亡挨饿的人还是到处可见。
　　你对灾区的情况很关心，请求朝廷派人去灾区视察和慰问。但上书后没有一点动静。你找到了一个机会，便问皇帝：“宫中半天没有吃的，会怎样？现在三路广大地区都陷在饥饿当中，要马上采取措施，立刻过问。”皇帝被你说动了心，便派你去安抚江、淮地区的灾民。
　　你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并报请朝廷蠲免庐州、舒州的折役茶和江南东路的丁口盐钱。见饥民有以乌昧草充饥的，你特意把这种草带回汴京，请皇帝在六宫、贵戚中传观，“以戒侈心”，又上书陈繁八事，不赞成建造长芦寺，说把这笔钱节省下来，“施之于民，可以宽重敛；施之于士，可以增厚禄；施之于兵，可以拓旧疆。”
　　你非常沉痛地以亲身见闻，反复申说老百姓被迫参加转运的痛苦。你举了一个例子，说在淮南碰见六名羸弱不堪的运输兵，你们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来的。来时三十人，挽船到无为(今安徽无为)，路上逃的逃，死的死，只剩下六人。回潭州还有四千里路，不知道有几个能到家？你在疏奏中声言，这样搞馈运，不仅是伤财，害人也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必须尽快革除。
　　景祐元年(公元1034)，你奉命移知苏州。这里是你的乡梓之地，四周地势平坦，大小湖泊约占十之二三，其西南为烟波浩渺的太湖，纳周边数郡之水，只有湖东松江一脉导湖水由长江入海。春夏积雨之时，湖水涨溢，松江便泛滥淹没临江诸县。你到任时，正值松江发大水，田不得耕，民不得食，“灾困之亡民，其室十万。”你对苏州水道亲自做了调查研究，提出疏导的方针，主张导太湖东南之水入于松江，使其直接由长江入海，另在太湖西北开挖河道，导太湖西北之水入扬子江。当时这一计划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者或以为扬子江水已高出松江一带湖、河水位，无法接纳这些水流，或以为海上每日都有潮水回涌，苏州地面的水无法下导；或以为潮送沙至，数年壅塞，开河泄洪已非人力所能支；甚至有人干脆认为苏州“陂泽之因，动成渺弥，导川无益”。
　　面对大大小小的“横议”，你不仅上书相府，力陈苏州治水的重要和紧迫性，而且直接上书于重新回到朝廷执政的吕夷简，对于反对治水的各种议论已一一据理驳斥，希望吕夷简能“有忧天下之心，为亦留意于此”，给予支持。
　　看到百姓身处灾患，你实在不忍“自安”。你不仅亲自筹划了苏州治水事宜而且不畏严寒，常常住在海边治水工地，亲自部署和指导开河工程。大水过后，“北阙云霓远，南园桔柚荒”的灾后景象，也仍然是你萦之于心、挥之不去的忧思。
　　康定元年(公元1040)，元昊进犯延州地区，形势危急。你奉命坐镇西陲。到陕西边境后，你仍十分体恤边民的困苦。自从元昊人侵，边境兴兵以来，陕西农民的徭役、各种科杂税很多，家家户户都很贫困。你常常体验民苦，下令免收当年秋税并与陕西转运使商量，按照河东府的做法减放农民“支移”。
　　所谓“支移”就是要农民将应缴的物资运送到指定的地点交纳。这是一种变相的徭役，是官府为了节省运费而派加给农民的。这种“支移”无疑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得人民怨声载道。有鉴于此，宋太宗时，有名叫张鉴的下臣就上书指出：关中一带农民的租税，“互遗他州送纳，往返千里，费耗十倍，愁苦怨叹，在塞路歧。自春至冬，曾无暂息，食粮乏艳，力用殚穷。”由此可见“支移”是相当苦的一种差使。你奏请免关中支移二税，可以说是办了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
　　你在《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于次边入中斛斗》奏请中说：“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利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税赋、转般斛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常时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贵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的，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臣等欲乞朝廷，指挥都转运使，体量关辅，今年灾旱，民力困乏如边储有余，其二税与免支移。并边上人中斛斗大段价高，出却京师见钱银绢万数浩瀚，亦令相度。权于次边州军入中所贵，减得宫中贵价。既次边有备，则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军马于次边，就食粮草，既稍缓民疾，又不误军期，如此守边，庶为得策。”
　　在这封奏章中，除了奏请减免关中“支移”之外，你还建议在次边储备粮草，边情不紧急时，军马可以退守次边，规定同州、华州以及河中府所属地方，送边粮草就在次边交纳，以减少其送输路程，减轻人民运输之苦。在军务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你依然不忘为百姓利益办实事，可算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名封建臣子能做到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了。
　　后来你知邓州，任期满，朝廷又调迁知荆南(今湖北江陵)。邓州的老百姓听说后都不愿意让你南去，便在大路上拦住使者，请求留你连任。百姓对你的不舍之情，足可见你为官深得民心。
　　再后来，你病死徐州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西北“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也就是说：四方老百姓听到你死去的消息，都悲痛叹息不已。西北羌族数百人，嚎陶痛哭，像死了父亲一样。羌族首领聚于佛寺之中，斋戒三日，不吃荤，不饮酒，为你举哀、祈祷。据历史资料显示，邠州、庆州的百姓，与归属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你的肖像，给你立生祠，来纪念你。在封建社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官吏，你能始终站在穷苦大众的立场上，想人民之所想，为民办实事，的确是难得的。
　　手中有真理，就不怕“忤逆”。
　　鸟羽翼已丰，就应该让其展翅高飞，人一旦具备了某种才能素质，就应该放手让他去干。《易经》乾卦中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就是指人具备了某种才能，在时机成熟之时，就应该腾空而起，像飞龙在天一样，造福于万民。
　　天圣七年(公元1029)，仁宗皇帝赵祯已经二十岁了。从他十三岁登极，由皇太后垂帘听政，权处军国之事，已有七年之久。表面上看，他对章献太后十分恭顺，克尽孝道，实际上他对太后的独断专行还是有看法的。
　　章献太后姓刘，生长在四川华阳，她出身贫寒，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被寄养在外祖母家，后来跟随着一个做生意的人来到京城。年轻时的她长得小巧玲拢，十分秀美在街上行走，自然引来一束束目光。后被皇宫的内待发现，召进宫内。那时，真宗尚为太子，得到这一美人自然兴奋不已，极为宠爱。真宗即位后，封她为美人。当时，宫内有郭皇后、杨妃等，地位尚没有巩固的刘美人聪明乖巧，她极力奉承郭皇后，对杨妃也倍加尊重，于是在宫里逐渐站稳了脚跟。
　　郭皇后连生三子，先后死去，杨妃生了一子，也没有养活。真宗皇帝赵恒望子心切，又选纳沈氏当才人，也没有生下儿子。郭皇后死后，宫里的后位守着杨妃和沈氏，都是名门之女，权高势大，刘美人在这些方面争不过她们，但她深知只要自己能生个儿子，就准能稳当皇后。所以刘美人百般献媚，随时色引真宗到自己身边来。
　　刘氏美则美也，媚也媚了，真宗也常住在她身边，但还是命当无后，莫说是男儿，就是女儿也没有生出来。
　　一次真宗皇帝赵恒来到刘氏寝宫，不见刘氏，一向好色的真宗发现刘氏的宫女也不错，难以挡住诱惑，就宠幸了那个宫女。事也凑巧，这一次竟让真宗一下有了儿子，这就是后来的仁宗，这个宫女就是后来受封的李宸妃。
　　李氏怀孕之后，不久自然被刘氏发觉。聪明的刘氏马上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霸占李氏的儿子为己子。刘妃一面向皇上和他人宣告自己已有身孕，同时叫李氏自己不要泄露这件事，李氏位卑身践，不敢言语，加上刘氏的专横，只好隐瞒住这件事。从此，李氏和刘妃就躲藏在深宫内，刘妃假装自己已怀孕，深居简出。李氏临盆，果然是个儿子，立即就抱到刘妃那里，用被子捂着，把接生婆趁天黑从后门送出去，把乳娘接进来，刘妃派人去给真宗报喜。
　　真宗听报，有了接班人，自然是高兴万分。就此立刘妃为皇后。有人提出刘妃出身微贱，不足母仪天下。但真宗主意已决，加上对刘妃的宠爱，谁也无法扭转他的决定。这样，刘氏就由一个民间女子逐步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事后，刘妃告诉李氏，她生的孩子已经死了，并替她谋得一个皇妃的位置。李氏明知里面有诈，但她知道后宫完全是刘氏的天下，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就此罢休。
　　但天下事没有不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那天夜里接生婆被刘氏赶出来，走的是后宫侧门，天又黑，难以辨路，就走进了八王府，被他家查夜的人碰上抓起来，八王妃亲自询问。接生婆就告知了事情原委。八王妃由此知道了这件非同小可的秘闻，因惧于刘氏的威望，告诫接生婆千万泄漏不得，不然性命不保。接生婆知道事情的轻重，当然不敢出去张扬半个字。
　　刘妃这个人相当精明能干，被称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意思是说她伶俐聪明，不仅读过书，有文化，还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朝廷故实，皆能原原本本说得出来。刘妃的权力欲很强，真宗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开始干预国事。天禧四年(公元1020)，真宗病重，“居宫中，事多决于后”，也即朝廷大权实际上由她掌握。乾兴元年(公元1022)，真宗临死前召王曾入宫草拟遗诏：“以明肃皇后输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当时宰相丁谓于真宗临终时也在宫中，他要求从遗诏中去掉“权”字。但时任参知事的王曾坚决不同意，说是仁宗年幼，太后临朝，本来就是国之不幸，“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
　　真宗驾崩以后，十三岁的仁宗继位，刘妃遂升为皇太后，史称“章献太后”，她垂帘听政，完全独揽大权。至于什么时候还政，太后曾经宣过谕：“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
　　天圣八年(公元1030)，仁宗已经二十岁，而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权处军国大事也已历七年。你认为，朝廷军国大政听决于太后之意，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况且仁宗皇帝赵祯已经成年，完全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可以说应该“飞龙在天”，太后应该还政了。于是你做了一件别人不做也不敢做的事——上《乞太后还政疏》，请太后让出处决朝廷军国大事的大权。在这一奏疏中，你甚至直言太后，说她“听决大政”时间已经很久了，本该是由皇帝执掌的朝纲，长时间地握在太后手中“非黄裳之吉象也”，不如“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求“保庆寿于长乐”。这些言词，无异是对太后的久不归政做了一种毫无虚与委婉的指责。这实在需要有一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后拉下马”的勇气。你的此举犹如虎头拔毛，幸好宋太祖曾立下朝规，不杀文臣，否则你定会成为太后的刀下鬼。天圣八年(公元1030)，你因言忤太后而离开京师。
　　此一去即是三年。及至明道二年(公元1033)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宋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章献太后去世了。她垂帝听政，实际掌权长达十一年之久，直到临终时还不愿把权力交给仁宗，并且在遗诏中别出心裁地尊杨妃为皇太后，让她居于宫中，与皇帝同议军国大事。杨淑妃和太后是同乡，从来对太后一意恭维顺从，两人关系很好，故仁宗出世后，即交由她抚养，和仁宗同吃、同住，很用心照料。
　　遗诏宣布后，百官入宫向杨妃祝贺。御史中丞蔡齐暗示御史台属官不要入宫。你亲自去找执政宰相，表示不赞成“女后相继称制”，认为皇帝青年有为，已知“天下情伪”，正应该交由他自己独立处理军中要政，不应该再设一母后。
　　四月，你被召回汴京，开任右司谏，你也坚决反对以杨妃为太后。你上疏说：“太后，是帝母之号。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因为曾经保育皇上，就可代替立为太后的。现在太后一死，又立一太后，天下人岂不是要怀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吗？”你认为皇帝亲政的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就应该放手大胆地干，“羽翼已丰，就应该让其展翅高飞。”这一思想，与蔡齐等人不谋而合，也与你过去的主张一脉相承，由此在朝中掀起波涛，弘扬起一股正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