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必有品（五）

　　综而观之，对待名利，你绝无贪求之心。对名与利，处之泰然，视之草芥。宋人笔记《孙公谈圃》记有你的一件逸事，说你在南都读书时，有一位同学与你交好。同学生病，你亲调汤药，照料备至。这位同学最后终于不治。临终将一册方术和一囊药料交给你，并对你说：“我有一术，虽远游四方，未尝贫乏，赖此术之力。如今传授给你，藉以为报。”据说此术即为能将水银变为白银的“黄白术”。你无可推辞，接受下来，但方术及药囊你都从来没有打开过，二十年之后，将它们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了此人的儿子。这则逸事，在宋魏春《东轩笔录》中也有记叙，《东轩笔录》所记，除说与你交好的本来就是一位术士，而与《孙公谈圃》略有异词外，大体相同。
　　这则故事，虽然充满了传奇的色彩，看起来似乎真伪难知，但肯定有一定的事实根基。事实的本来面貌经过作者加工、传奇化，或者由老百姓加工，由作者把它笔录下来，就成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但你的不好财货的事肯定是存在的。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虽然，这种淡泊不同于佛教徒的清苦，宁静亦有别于坐禅，但是其中也不乏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似乎真的有自己的一套所谓心外无物，无功无名，在自我心造成的、与现实功利保持一种距离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以随遇而安为其特点。所谓“悠哉游哉，聊以卒岁”，所谓“大隐隐于世”，所谓“心远地自偏”，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对于个体来说，这自然不能不算是一种应对人生忧苦的有效技巧。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有时确实不妨对切于己身的现实忧乐保持一种达观的态度，保持一种类似艺术鉴赏的“审美”距离。
　　人常言，无欲则自刚，无私则无畏。仁者以大道为本，进退惟道，因而不计于得失，不虑于功利，无挂无碍，性自刚直，而且进退穷通，始终如一。古往今来，那些堪称先哲的贤士君子，他们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可以有不同，但他们不以一身之微，而忘天下之忧，奋励有当世志，却总是大体相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济世安邦之志亦长留于心。也因为这样，历史才得以记下一页页慷慨豪迈的壮丽人生。
　　先哲们的这种人生追求，本身就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我们常常能够感到的切于己身的忧苦，实际上总与不能超越一己得失有关。一个只为一己得失汲汲于道，为自身荣辱贵贱斤斤计较的人，不可能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不可能有乐道忘忧。正如一个悭吝刻薄的守财奴，即使将你埋在一座金山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之乐趣，因为人的私欲总是无以厌足的。
　　一个人立身立世，总要做点有益于人的事情，也应该做点有益于人的事情。即使撇开以我们自己的劳心与劳力为社会、为民族做出或大或小应有的贡献不说，我们也总该能尽到对周围的朋友、亲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即使仅仅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有超越一己之私的追求以及由这种追求而来的胸怀。
　　人的一生与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相比，实在是太短暂，如果我们能具有超越一己忧乐的人生追求，即使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候，我们也能自适自安亦有自乐。
　　读圣人书，仿效圣人所为。
　　你既然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育才，那么怎样育才便是你所关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育才，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譬如，你认为，人才学习的内容应以六经为主，而以子书与史书为辅，理由是：“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策存乎《易》，得失之论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策，陈得失之论，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书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至于叩诸子，所以观累同，非求道于斯也。”
　　在你的论述中，六经各有所用，是必读之书。你认为，不但教学要以六经为主，科举考试，“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这样国家才能培养出匡时济世的才智之士。
　　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在封建臣子们看来，你的议论实在是高论。由于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以天下为己任，因此，读书就不能不加以选择。苦读书只为装点门面，不妨去读那些吟风花雪夜之诗词，但那绝对于国于社会毫无益处。要有益于社会，就必须读经典之作。经典之作是古圣先贤和学者专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对这个社会作出的最深刻的概括与总结，是指引后人特别是统治者向着光明的路上去的。因此读书取士应以六经为主，次之以正史等。
　　作为一个对国家尽忠尽责的封建臣子，你当然认为：应该“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信于君，下诚信于民”。”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而且要“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这些都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由于北宋注重文治，武力松弛，外患频繁，作为一种必然的平衡调节之需，你对现状的反应就在于你认识到了当朝政治的缺失，因而在自己的政论文中表达了重武的思想：“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大司马阵战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奏上时务书》亦云：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诸侯暴武之时，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此圣人救之文也。及夹谷之会，孔子则回：有文事者，必有武力，请设左右司马，此圣人济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
　　孔子也曾教诲别人提高警惕，备之以武，可见武不可废。你举以孔子为证，力劝当朝天子。由此可见你的思想是非常清醒的，你一向推崇文教，但并不忽略武力。你的崇尚文武之道，实际上都是从古圣人那里得来的。实际上这是你读圣人书，仿效圣人所为的根本点所在。
　　你在仿效圣人所为方面有着广泛的自觉性，在这一点的追求上，渗透在你的为人为官的各个方面。
　　提到你，人们都知道你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岳阳楼记》。这是你在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庆历改革失败后，贬居邓州时所写的。前面已经谈到，当时你个人虽遭贬谪，但并不灰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仍以天下为己任，时值你的好友滕子京谪守岳州，于施政之余，重修岳阳楼，于是你写了一篇文章记叙此事。第三、四段具体写出了文人骚客所感”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嚎，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馋畏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大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深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在这里，你以洗练的语言和排比、对偶等手法，色彩鲜明地描绘了封建士子在风雨连绵的日子登上岳阳楼而触景伤情，有“去国怀乡”之悲和“忧谗畏饥”之感。第五段又立意急转，从这种伤情中解脱出来，落到正面的意旨，发出了古代圣人的千古忧国忧民之音：“嗟乎！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几段文字典型地体现了你追随圣人，仿效圣人作为的意识。在这里，你借古圣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坦荡胸怀，否定一般士子局限在狭窄圈子里的个人感情。的确，具有你这种修为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封建士子由于仕途坎坷，为挫折所左右，感情忽喜忽悲，都只是在个人的得失荣辱上缠绕。你批判了这种情感。最后用设问的方式，突出一代封建精英士于先天下之忧则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以与滕子京共勉。
　　在贬居生活中，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将忧国忧民的情怀置于一己的悲欢之上。这种高风亮节正是圣人之所有，圣人之所能。
　　自古圣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自然是这种追求的题中之义。不仅从《岳阳楼记》中，从更多的诗文中，你都一贯追随圣贤、仿效圣贤，表达了自己这种忧国忧民的伟大志向。苏轼在《范文正公集叙》中对你的作品发表评论说：“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沸，盖其天下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
　　由此可见，非但你的散文是以开明儒家之道、崇尚圣人作为为主，你的诗歌也是如此。我们先读一读你的这几首诗：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
　　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美禄报尚功，好爵縻尚贤。
　　黜陟金殿下，昭昭媸与妍。
　　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
　　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
　　术者乘其隙，累端千万感。
　　天道人指掌，神心出胸职。
　　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
　　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
　　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
　　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
　　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
　　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
　　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
　　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
　　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范集》卷一，《四民诗士》)
　　中山天下重，韩公兹镇品。
　　堂上绩昔贤，阅古以儆今。
　　牧师六十人，冠盖竦若林。
　　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彼或所存远，我将所得深。
　　仁义智可尚，忠与义可钦。
　　吾爱古贤守，馨德神祗歆。
　　(《范集》卷二，《阅古堂诗》)
　　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
　　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
　　直气海涛在，片心江月存。
　　悠悠当日者，千载祗惭魂。
　　(《范集》卷四，《伍相庙》)
　　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
　　身甘一枝巢，心若千仞翔。
　　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
　　立谭万乘前，肝竭喉无将。
　　意君成大舜，千古闻膻香。
　　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
　　(《范集》卷二，《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你的这些诗由于忽视了形象思维，也不重比兴，所以读起来味同嚼蜡，但你修身立志，追随圣人、仿效圣人的心思在此是显而易见的。
　　《范集》中自然也有许多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如《依韵答提刑张太傅尝新酝》末段云：
　　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
　　长戴尧舜主，片作羲黄民。
　　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
　　你在这里道出的政治理想正同古代圣贤一样，希望社会恢复到淳朴熙和的上古之世，使人民安居乐业。
　　更能体现其追随圣人的表现是：登人仕途后你自觉竭尽人臣之责，直言劝谏并屡遭贬谪，但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自己的这种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之一体现了你仿效圣人的作为：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
　　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孔子所宣扬的正是忠孝仁义，以此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忠君报国就在其首。你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从这首《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中的一则来看，你忠君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所以《宋史》本传说你“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这就是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本色。
　　你的诗歌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特点。你的《书扇示门人》反应了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况：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这里指出土地的流转无定，大地主吞并小地主；新兴的地主又吞没落的地主。全诗语言口语化，明白晓畅，不假雕饰。
　　《范集》中类似这样的诗还有很多，如《江上鱼者》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首诗反映宋代渔民生活的艰辛，人们只知道鲈鱼味道鲜美，却想不到这是渔夫“出没风波里”，冒着生命危险而捕来的。这些诗的创作不难看出，你努力把宋代诗歌创作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而现实主义道路，正是古代圣贤们所推崇的。
　　词的创作在宋代文学中占有不朽的地位。作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你还致力于词的创作。你所留下来的词虽然只有寥寥几首，但也有其独特的表现。有的写得悲壮苍凉，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渔家傲》。
　　在专家看来，上阙写景“风景异”的“异”字，一方面说明塞上的风景与内地不同，另一方面又说明秋天和其你的季节不同。“衡阳”句有两重意思，既说明气候的寒冷，雁不敢回，又说明家信的难通，与“家万里”“归无计”互相照应，“四面”句把悲凉的边声与凄凉的角声融成一片，真切动人，“千嶂里”两句，极写边区荒凉景象。在千山环抱中，残阳静悄悄地吻着一座紧紧闭着城门的只见长烟不见人的孤城，这是多么令人寒悚的情景！“长烟”、“落日”“孤城”配合起来已经够荒凉够冷漠的了。还加上一个“闭”字，那就连千山紧锁，万古不开的境界都突现出来了。正因为作者你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很自然的就会生出去国怀乡之感，不能不以酒浇愁，转入下阙毫不费力。
　　下阙抒情，“浊酒一杯”就足说酒既无法浇愁，而家乡又在万里之外，心情异常沉重。可是作为一位坐镇边疆的大帅，未平定西夏，立下大功，是不能立作归计的，这与汉代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相类似，流露出了作者你浓烈的爱国之情。从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你杀敌立功的壮志，又看到了你久别家乡的痛苦，心情极为矛盾。于是便只能长夜不寐，感慨落泪地苦闷作结。
　　全篇都是你守边时的真实情况的反映。从总的思想倾向上来看，可以说，你对宋朝的不自振作和西夏的久未平定是深感不安的，因而在坚持杀敌报国的同时，仍不免有“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喟。
　　你的词不仅有苍茫悲壮的艺术风格，也有婉转明丽的婉约风格，如《苏幕遮》写景秀丽，抒情柔婉：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苏幕遮》的上阙写景：深秋时节，天、地、江水，境界多么壮阔！碧云、黄叶、潋滟的江波、浮翠的寒烟、红色的斜阳，色彩明丽玄乱。由近及远，层层推广，浑然一气，这种表现手法是相当难得的。“芳草”句则情景交融，芳草喻人，行人已在斜阳外，则漂泊天涯的情况可想而知。
　　下阙主要写情，“暗乡魂”两句写离愁别恨。这是总起。为怀念而暗然魂消，为羁旅而愁思不释，六字就概括无遗何等精简！“夜夜”两句申说具体情状，在乡愁澎湃之时，日思夜想，好梦是很难做的，离愁别绪，好梦也很难做，究竟如何并未道破，就更耐人寻味。“明月”句是深自警省的说法，意味深厚，因为在月明中高楼上独白倚栏有所戒怯，那就不但增强了思故乡、愁羁旅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上阙写深秋远望的景物都有了着落，最后以“酒人愁肠”作结，不但不能浇愁，人了愁肠反而和酸泪混在一起，增添了相思之苦。
　　以上这些，是你诗词中经典之作的略约扫描。综而观之，无论是为人，为官或为文，你的作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仿效圣贤，追随圣贤。你以自己杰出的作品为世人仿圣贤之作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更以自己的操守，显示了封建臣子的可贵品质。
　　懂得取信于下的人，才能终成大事。
　　取信于民，自古以来是政治家取胜的法宝。英明的政治家都格外珍惜老百姓的信任之情。不难想见，一旦失去老百姓的信任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你非常明白这一点，为此你常常强调民是国家之根本，对待老百姓，从来就不失信于民。
　　当时，北宋的边防军有两种，一种是东兵，属国家正规军，因为是从东边京城调到陕西前线的，所以叫东兵。另一种是土兵，也称乡兵或弓箭手，是从陕西百姓中征发的当地民兵。由于承平日久，作为东兵的国家正规军既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平日又缺乏训练，骄气十足，异常腐败，这批人在边际上根本不耐劳，久戍又思乡，斗志不高，战斗力差。但土兵生长边塞能吃苦耐劳，又熟悉地形，长于骑射，而且为了保卫家乡，作战勇敢，与东兵比较起来，虽不属正规军，但战斗力却强得多。
　　由于西夏几次挫败宋军，宋军感到兵力不足，准备扩大招兵。因为土兵战斗力强，所以宋朝廷决定多招些土兵，以补充正规军。
　　宋朝的招兵有个规定，正规军的土兵必须黥面。不黥由就不能成为土兵。但陕西的老百姓对招入正规军并不反感，反感而且非常害怕的就是黥面，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当兵，甚至逃兵役，这就影响招兵工作。
　　此时战事又很紧，迫切需要增加兵源。估计是求兵心切，朝廷不知谁出此下策，即采用欺骗手段，先贴榜说：招兵只是为了守护乡里，不黥面任充正军。可是榜还未收，就把土兵刺面改为正军，令其屯守边境了，以致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痛苦。
　　你对朝廷扩大招收士兵很赞成，但对朝廷失信于民的做法却非常反感。你虽然不能阻止朝廷这么做，但你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弥补朝廷的过失。
　　在当时，被征召的老百姓最怕的有两点：一个是远戍，另一个就是刺面。虽然同在陕西，但是也有沿边和近里州县的区别，用靠近内地诸州的乡兵屯戍边境，就要离乡背井，既脱离农业生产，又不能照顾父母妻子，必然“久则怨起”。现在朝廷又失信于民，征召时不讲实情，使老百姓更加怨声载道。为了补救这一过失，取信于民，你决定在边寨大兴营田，农战结合，将士兵徙家寨下，由政府给予士兵家属以适当补助，就地驻防，就地生产，“父母妻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这样便”无久戍之苦”。
　　关于黥面问题，你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由刺面改为刺手背，这样，既没有怎么违背朝廷的旨意，又没有失信于民。
　　你的做法自然比朝廷其他人高明得多，既招到了兵，又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至于在取信于民方面，你不但要求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自己的部下做到。对那些取得老百姓信任的下属，你非常赏识，且在升迁上，优先考虑。种世衡就是其中一位。
　　种世衡是深得羌族老百姓信任的一位汉族官吏。为了嘉奖他，你奏请朝廷把他升为环州知州，专管羌族部落。到环州后，种世衡与牛家族首领奴讹相约拜访日期。为了不失约，种世衡在约定日期冒雪拜访奴讹。种世衡的行为让他们非常感动，使他们对你更加信任、爱戴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你对“取信于民”看得那么重？因为在你看来，只有取信个民，才能上下同欲，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取得事业成功。
　　关于“取信于民”，古人早有论述。古人云：“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是故君子以信为大宝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兵，则无敌矣。”
　　古今许多著名的领袖都把“取信于民”作为治军、治国之宝而付诸于实践之中。春秋时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不背盟约，全部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晋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约，大败楚军，并在践土称霸；晋文公伐原，原定攻打十天。十天未下，也依前言，罢兵而去。有人劝说继续攻下去，他说，我和士卒说好打十天，不能失信。攻下原而失去士卒信任，这事不能干。
　　诸葛亮正准备进攻陇西时，长史杨仪报告说：军中现有四万人应该回去休息了。诸葛亮立即命令这些部队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这四万多人将要起程时，魏军突然打来。杨仪建议，让这四万人留下，打完仗再走。诸葛亮说，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军情再紧，也不能失信前言。诸葛亮让大家按时起程。诸葛亮说，你们的父母妻儿无不倚门而望，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留下呢？部队士卒异常感动，几次下令，却不愿走。诸葛亮这样才同意他们留在军中参战。魏军远来，一经交锋，蜀军大获全胜。
　　纵上所观，凡是治军之良将，治国之贤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失信于民。毫无疑问，你也是这治军良将(帅)、治国贤才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