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必有品（四）

　　忍耐是做人第一要义。
　　人们要做成一番大事业，首先需要有坚定的毅力，关键在于要有一个“耐”字，以其来把握自己的心境，因此养成忍耐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增长见识，胸怀广博则是使人能够忍耐的方法。
　　“难”这个字，惟愚人的字典里才有它。我们如果能历尽艰难险阻，百折不回，艰苦奋斗，铢积寸累，持之以恒，人生自然会大有改观。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樊迟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说：“仁，就是先历尽艰难，而后有所收获。”如果不是先艰难就不会有收获，先容易不能说是有大成，先享乐不能说是有善终。所以说，逆境是人生中最适宜奋进的境界，而且是最能磨练人，并使人增长才学的最好环境。
　　司马迁说：相传周文王被拘囚羑里(今河南汤阴)时，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完成《周易》一书的纲要；孔子周游列国，曾遭受围攻、绝粮等困苦，但回鲁国编成了《春秋》；楚国大诗人屈原被怀王放逐，写成了抒发遭遇不幸后悲愤心情的《离骚》：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虽然失明却写成了《国语》一书；战国时军事家孙膑被魏王处以挖去膝盖骨的酷刑后，写成了《孙膑兵法》；战国末秦国丞相吕不韦，被秦始皇放逐于蜀(今四川)，留下了传世之作《吕览》；而司马迁先生自己著作的《史记》则是在遭受宫刑后创作成功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困难中不低头、不灰心，继续奋斗而造就的，是在逆境中忍耐一切痛苦磨练而来的。
　　《菜根谭》中说：“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知始真。”意思是说：人的一生有苦有乐，只有在苦难中不断磨练得来的幸福才能长久；求学中既要有信心，又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
　　曾见报载，国外一些大公司的老板，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成长。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在艰苦中磨练而得的幸福足以珍惜而长久，温室中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求知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知，就必须忍耐清贫。因为能忍耐清贫，所以反倒比那些出身富贵之家的子弟更能成才。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相当多的。这是因为富贵之家的孩子只是钻在学问里头，却不懂得生活本身亦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最艰深的学问。
　　所谓“人情练达即学问”就是表明了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些知识是从书中学来的，但更多的知识则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这是不可轻视的。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同命运挑战的勇土，自强不息，战胜厄运的英杰。著名音乐家贝多芬一生时乖命蹇，他十七岁时母亲去世，家庭负担沉重的压在他身上；他三十二岁时耳病加重，最后丧失听力。作为音乐家而听不到声音，命运似乎把他推到了生活和创作的绝路。但贝多芬没有因此而万念俱灰，意志消沉，他以坚强的忍耐精神始终与厄运抗争，像一棵幼芽在巨石下艰难生长那样顽强地生活和创作。他赠友人的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是这样美好，活你一千辈子吧！”
　　你一生时常身处逆境，但在身处逆境之时，你看待自己人生的起落顺利有自己的一套辩证法。即居逆境自然是痛苦的。压抑的，但对一个有作为，能自省的人来讲，在各种磨砺而中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修正自己的不足。一旦有了机会，就可能由逆向顺，顺境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一个没有良好品质和远大追求的人来讲，优裕环境中往往容易堕落腐败。这与在清苦环境中往往容易奋发向上一样，一个人生活一优裕，就容易游手好闲不肯奋斗；反之如果处在艰苦穷困的环境中，“穷则变，变则通”。所以贫与富不是绝对不变的，顺与逆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人生在世，谁都会有不顺遂的时候，也会有突然跌落逆境的时候。只有在经过无数次的打击磨练之后，人才会变得更加坚强成熟。在逆境中崛起须有坚忍之志，而坚忍之志来源于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观你一生，青少苦学，长而人仕，也是风波不断，连蹇滞碍，成少败多。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实在是谈不到顺遂安乐。但你似乎从不以为忧，也从不以为是苦。如果不具备顽强的忍耐精神，如果不是有超越一己忧乐的人生追求，又何能如此？
　　确实，这个世界本来就不能尽如人意，如古人所说：“世界从来缺陷，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乎？”我们虽不必如佛家彻底否定凡俗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把现实人间看成是一个充满无边苦难的“娑婆世界”，但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却是我们总能切实地感受到并不得不承认的。即就人生所能得到的快乐而言，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种瞬间的感受，而长留于心的总是那种难言的忧苦。不说别的，日常生活中一夜睁眼盼晓的辗转失眠，一个盼而无来的约而不会，一次无可奈何的虚与应酬……就能让我们觉得苦不堪言甚至品出一些永劫不复的况味。何况生活中更有爱而不得的永久的相思，有求而无获的彻骨的绝望。这些也是我们都可能切实感受到也不得不承认的，除非你无知无觉，或者你拒绝去感受。一个正常的人又哪里会无知无觉？动之于心而切之于身，想拒绝又哪里能允许你拒绝呢？
　　因此说：忍耐是生存必备的修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中国古话，是提醒人们虽然目前处于不幸的环境中，但终究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对前途抱乐观的希望，忍耐现时的痛苦，等待时来运转是十分有价值的。
　　在你的一生中，你能忍住生活的清苦，能忍住一时的寂寞，就在于你立志的高远。正是懂得了忍耐，你才获得了丰富知识，掌握了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本领，成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你那种在逆境中顽强坚忍的搏击精神，同你的《岳阳楼记》一样广为人们传颂，成为战胜逆境的力量。
　　借山水之慰以洗仁宦之忧，是智者常用之事。
　　《菜根谭•圣境之下•调心养神》中谈到：“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犹子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
　　这段话是说：人如果经常漫步山川林泉岩石之间，就能使凡念渐去；人如果能经常流连在诗词书画的雅境，就会使俗气消失。所以有才德修养的人，虽然不会沉迷于飞鹰走狗而丧失本来志向，但是也需要经常找个机会接近大自然，以调剂身心。
　　人事无常，总有很多风波。在人生不得意时，迁客骚人们似乎都能找到自我排解的妙法。他们或寄情于山水，用造物主所赐的清风明月、奇山秀水来洗濯自己受伤的心智；或研经磨道，在空门虚静中超然物外，淡泊自适以安顿自己不安的灵魂。
　　许多人在如此去做的时候，虽然常常透着几许人生的无奈，但真能如此，倒也确实能收几分使自己安适而乐的功效。例如白乐天不遇于文宗称病东归之后，“居履道里”，放意文酒，所谓“岸取舟行迟，一曲进一觞”。应该说，还是很有些安适快乐的。说穿了，这是在求一种自适之乐，而人生的安适还真就在于人能随遇而自安自适，且能于自安自适中随遇而自乐。
　　与你于宋朝庆历中期同列宰辅，也是北宋名相的韩琦曾写有诗云：“酒酣陶然睡席上，人生所适贵自适。”这应该是一种智者的感悟。
　　你一生仕途多坎坷，几起几落。你大体上也是在寄意于青山秀水，以自适自安来排解自己的抑郁的。景祐元年(公元1034)，你因谏阻仁宗皇帝赵祯废后一事，被贬出京城，出守睦州。当时，你的心情难免是很沉重的。你的《谪守睦州》诗中有“十口向天涯”句，就可以看出你心中当时的哀感。
　　睦州即现在的浙江桐庐、建德，自然风光很秀美，富春江自西南流向东北，水清山秀，可能是仁宗皇帝有意的安排吧，此山此水，使得你难免心情为之一变，很快就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了。你在睦州给晏殊的信中这样描绘道：“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渭出遐？满月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骛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子之隐茅。又群峡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雀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经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潺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
　　在睦州，你为古人严子陵建墓，为方干画像，踏遍了这里的千山万水，在你的感觉中，实在是“大得隐者之乐”，你甚至“惟恐逢恩，一日移去”。在和章岷的诗中有一句“冷然便欲乘风”，就是你当时心境的写照。
　　来时颇具忧郁的你得睦州山水人文之乐之益，到了最后，竟至于对睦州的山水留连忘返。在睦州任上不到半年，又奉命移知苏州。到苏州后，你在《谢两府》文中，说你在桐庐正“优游吏隐，谢绝人伦”，想不到有苏州之命。到苏州之后，你仍然非常怀念睦州的“隐者之乐”。
　　在和朋友章岷的一首唱和诗《依韵酬章推官见赠》中，你充满感情地吟道：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诗中可以看出，你对自己如此快地就离开了桐庐的岩边水涯，是很有几分遗憾与不舍的。
　　景祐三年(公元1036)五月，你以言忤宰相吕夷简而“三出专城”。此次贬知饶州，更得要在丽山秀水中安抚自己的心灵了。饶州西临鄱阳湖，与庐山隔湖相望，山光水色应该是更令人倾心的。鄱阳的朝晖夕阳，庐山的飞瀑流泉，这佳景胜境，真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平复心灵缺憾的好去处，加之数遭贬放，也可以说是曾经沧海了。因此，这一次虽然受到的贬责更重，离开汴京时的情景也更加凄凉，但却似乎比前两次遭贬出京时更看得开了。
　　在饶州期间，政事之余你泛舟鄱阳，畅游庐山、结交僧道，心意舒展，很有点斋中潇洒，逍遥自放的味道。你的《郡斋即事》诗就写道：
　　三出专城鬓有丝，斋中潇洒胜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两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明月江上，歌酒赏菊，不负云山，斋中潇洒，甘乐自知，世间荣辱得失，也都被置诸脑后了。
　　饶州与庐山隔湖相望，从饶州治舟行向西，横过鄱阳湖即到五老峰下，自然是不能不过湖一游的。面对这座名山的峰峦瀑影。你也真的成了一位寄情山水，自在逍遥的诗人了：
　　五老闲游倚舳舻，碧梯岚径好程途。
　　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横十里铺。
　　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
　　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沿碧梯岚径，观云开瀑影，眼前只有良辰美景，心中自然无荣辱升沉。
　　诗人此时此刻逍遥于山水之际，而得失沉浮一任造化的心境，想来应该是真实的。在酬答一位名叫黄灏的朋友的诗中，你也说到自己此时的心境：
　　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
　　南方岁晏犹能乐，醉尽黄花见早梅。
　　心意淡然中，醉尽黄花之后，更有早梅可赏心悦目，且南方的岁尾年头都有可娱之物，这不更是“大得隐者之乐”了吗？
　　据史料记载，庐山道士程用之为你画过像，你题诗其上，说：“无功可上凌烟阁，留取云山静处看。”
　　凌烟阁是唐太宗图绘功臣的地方。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唐太宗李世民昭使画家阎立本图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等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画像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诸遂良题阁。其后侯君集因承乾太子获罪牵连被处以极刑，临刑前太宗与之涕泣诀别时，所憾亦在“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不用说，立身于朝，出将人相者自然都希望有图画于凌烟阁这一殊荣的。
　　对你来说，其所忧在国、在民而不在自身的荣辱，所求在治世而不在一时的功名。忧、求所在，自然是希望能成其功效而有功于当世的。在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能图画于凌烟阁的希求呢？古来儒生最重名声不重利禄，依情理论，想来应该是有的。但无论如何，“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风波之议”，能做的也只能是尽于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好在正是因为忧望所系不在一己之荣辱得失，既已“理足”，便也不妨“留取云山静处看”了。
　　在饶州你还作有一首《和谢希深学圭见寄》诗，诗云：
　　天地久开泰，过言防结括。
　　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尽室得江行，君恩与全活。
　　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
　　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
　　在诗句中隐然可见你这位政治家自感不被理解的无奈与苍凉。
　　你在饶州还盖了一座亭馆，名曰庆朔堂。离去之后，你有一首《庆朔堂》的诗留下来，诗云：
　　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
　　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勿来。
　　怀庆朔堂，实际上是怀念饶州的山情水情和人情。在饶州，有一位还在童稚的歌妓，颇为你所怜爱，这首诗有部分就是对她的怀念。
　　景祐四年(公元1037)十二月，你奉命徙知润州。在《润州谢上表》中你说自己“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圣政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静之乐，沦草泽以忘忧”。这里道出了你贬放之中不以进退为忧而处之泰然的心境。对于你这样一个只求与天下同其安乐而不虑一己之私的贤士君子，不以进退为意，于贬放之中亦能“守恬静之虚”，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润州的茅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风景也很好。你在宝元元年(公元1038二月到达润州。游览茅山，且赋诗一首《移丹阳郡先谒茅山》，诗中写道：
　　丹阳太守意如何，先谒茅卿始下车。
　　展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叩真关惜玉书。
　　不便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芝圃、玉书都是道书上的词儿，玉书指的是道教的经典。
　　润州为东晋时的京口，是所谓“酒可饮，兵可用”的去处，当时是重镇，后来便成为了名胜。城临大江，当然也算得上一个风景名区。你在这里和一位上人相逢，你送这位上人游金山寺的诗说：“山分江色破，潮带海声来。”你眼中美丽的景致，便变成了笔下如画的诗句。
　　宝元元年(公元1038)十一月，你又接到朝廷调知越州的命令。你在给文鉴大师的信中，说去越州(治所今浙江绍兴)，“不似谪宦味，多幸多幸”。想来，这两年多中你确实是在一种大体能淡然自适、随遇自乐的心境中度过的。
　　越州风景绝佳，公余之暇，往往寄情于山水之中，这里有一首你的小诗，颇能表达当时的心境：
　　越中山水绝纤尘，溪口风光步步新。
　　若得会稽藏拙去，白云深处亦行春。
　　春天来了，越州这个崇山峻岭的地方，到处都是杜鹃的叫声。你用自己的诗笔记下了这一良辰美景：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
　　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这也和当时的名士李泰伯一样，一到越州，就有登越山的诗，说：
　　腊后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转凄凉。
　　游山只道寻高处，高处何曾见故乡。
　　人生中的郁郁不得开心颜，许多时候不就是因为人汲汲于去留，斤斤于荣辱而不能自释吗？胸怀大道而不惑于得失，心意自然能够舒展。说穿了，人生天地间，也不过就是以此有形之身寄命于此，悠悠然随无始无终的时间之流，走过这有限的一生。天地何大，人生何小，何处不可以寄身？处庙堂之高，求建功立业，自有可乐。处江湖之远，寄身于山水之间，此身有“寄”则此身可存，此身仍为我有，不也一样可以自适而有乐？
　　综而观之，你的淡然自若，随遇自乐，确实来自于你不计于得失，不虑于荣辱的大胸怀。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的淡然自适，随遇而安本身，也是与你厌恶猎逐禄利而靖节目高相互生发的。事实上，没有弃禄利如粪土的靖节自高，仅仅寄情于青山秀水，至多也不过能显现为一种在品尝了人生的无奈之后的放浪形骸，又哪里真的能“大得隐者之乐”，而至于“斋中潇洒”“一听升沉”呢？
　　山水确实能给人以抚慰，但真能得山水抚慰者，也必是那些慕高洁如山水之清秀的人。
　　名利乃身外之物，不妨从容处之。
　　庆历四年(公元1044)，滕子京因人弹劾滥用公使钱一事，受贬至岳州。由于几十年以前，少年的你曾随继父朱文翰来过与岳州邻近的安乡，知道岳州是一个风景非常迷人的地方。岳州在洞庭湖口，湖水浩浩荡荡，澎湃而来，“衔远山，吞长江”。滕子京到岳州后，对这里的岳阳楼进行了修缮。
　　岳阳楼是唐代岳州城西门的城楼，下瞰洞庭，景物宽阔。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诗人杜甫曾写过登此楼诗，极言湖水的浩渺无边：“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比《水经注》所说的，“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气象更为壮阔、雄浑。
　　唐代过去了二百多年，岳阳楼由于没有人照管，多年失修，已有些残破了。滕子京到任后对之进行了重新整修，刻了一些唐人和当代题咏在上面。滕子京是一位有才能和抱负的人，贬居此地，心里有些郁闷和不快。你很为他担心，很想找个机会开导他，以排解你心中的块垒。恰好这时滕子京请你作岳阳楼记。借此机会，你在记文中开导他说，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倾，浮光跃金，其喜洋洋。你认为这两种人生态度均不可取，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你在记文中表现的不是个人的荣辱之感，而是忧国忧民之情。你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古仁人”的标准，在朝廷上做高官要为百姓担忧，被贬到外郡也要替朝廷着想。你提出了退亦忧的口号，表示决不能因个人的穷窘而放弃对天下的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远大的理想，充分表达了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有着一种激人奋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励的著名格言。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九月，时值庆历新政改革失败不久，你和好友滕子京同属“迁客”。所以你在文中寓于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坚信个人所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即使遭到贬斥，身处逆境，也决不妥协屈服，沉沦自毁，而要淡泊名利，坚持独立不迁的人格。这篇记文是你对政治上自己的同志者发出的策励宣言。
　　但你的劝导对滕子京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岳阳楼记刻行不久，滕子京便调知苏州，未逾月即在郁闷中病死。
　　对这位好友的过早逝世，你非常伤痛。你在祭文中说你和滕子京“相孝相勖，悔吝相惩”，交谊是很深的。后又为其作墓志，述其生平，说你才有余，命不足，不能尽其才，极力称赞你“育人之孤，急人之难”，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在那里做官，便在那里办学。
　　其实早在两年多以前，你就希望滕子京优游江郡，淡泊宦情。你在寄给他的诗中写道：
　　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
　　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
　　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
　　旋拨醅头酒，新炮缩顶鳊。
　　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
　　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
　　祇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
　　岂信忧边处，胡兵隔一川。
　　你希望滕子京寄情于山水，把名利抛于脑后。在这多事之秋，得以偷安，未尝不是好事。
　　名利累其心，滕子京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名利所致。名利对个人来讲，是身外之物，何妨不从容待之？你在这一点上比滕子京看得开、看得远，正如你自己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待名利，你能够从容而待之。你这一对待名利的态度，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言语和思想上，更表现在你的行动上。
　　庆历二年(公元1042)，你作为边关四路帅臣之一，被授与观察使一职，俸禄比原来优厚得多。这本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你却连上三表，坚辞不受。
　　及至庆历三年，夏宋和议开始了，朝廷把你从边关调回京城，升为枢密副使。对于许多人来讲，卸去塞外苦职，升为朝廷高官，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你考虑到边情没有完全安定，便要求留任边关，再三辞谢朝廷的升迁。不过，这次朝廷没有同意你的请求。
　　到京城后，你因谏官们的推荐，擢升为辅相。按廷惯例，凡是擢升为皇帝身边的近臣，都会由皇帝给予特别的赏赐。你以枢密副使应召赴阙时，仁宗皇帝赵祯赐赍银两帛绢，改参知政事后，也依例另有赐赍。但你受枢密副使就得赐赍后，对因改参知政事的再行赐赍却坚持不受。你为此连续两次上书仁宗，奏请免去赐赍。你在奏折中说，自己拜枢密副使时已经得到了赏赐，“仅方逾月，改参大政，不可复赍。”且自己以“虚薄之才，误膺柬扰，涓劳未立，不可再有贪冒，贻误缙绅”，因此恳请皇帝罢回“赐赍”。
　　庆历六年(公元1046)正月，老臣范雍在洛阳病死。你做了四十七年的官，青年时期即为北宋名臣张咏冠所赏识。康定元年(公元1040)，西夏进兵陕西，取得三川口的胜利，范雍困守延安，你认为这个地方不守，就要威胁关辅的安全，表示自己愿为国而死。你希望山神念百姓无辜，使得免于鱼肉。三川口兵败之后，范雍离职他调，由你接替他的职务。《宋史•范雍传》称你“颇知人，喜荐士，后多至公卿者”。后来成为北宋名将的狄青还只是一个小校时，“坐法当斩”，就是因为范雍“货之”而免死的。范雍曾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拜枢密副使，死溢“忠献”。
　　范雍死后，你应其后人请托，为其撰写墓志。在这篇墓志中，你称范雍为“蹈乎忧患，济以忠义。政本乎仁，行执乎恭”的“邦之伟人”。并称赞他治学之勤，藏书之富，把他的著作详详细细地列出来，说他到了高年，还孜孜不倦地读书，官做得很多，即使很忙，也从不把书本丢掉。
　　墓志写成之后，范雍的儿子送给你一份厚重的谢礼，你坚决不要。范雍的亲人实在过意不去，又送来范雍在世时收藏的书画，既表达谢意，也是留给你以作纪念。但你迫于情面，只留下一卷《道德经》，其余的如数退回，并亲笔写信给范雍的儿子，说：这些书画是你父平生收藏，后人应该珍重爱惜，不可使之流散以至为他人所得。
　　其实，应人之请修作墓志，收受馈谢，在当时本就是一种惯例，而且，似乎自隋唐起，便历来如此了。据史料载，赠送厚礼，请名士为死者作墓志，那时就已蔚然成风，“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以至墓志之中多有谀美死者的不实之辞。在你的一生中，以其学养、名望以及地位，为许多人写过墓志碑铭，以文传人，这自是极其自然的，但你从未接受过任何馈赠谢仪。而且从你留下的墓志碑铭看，能让你命笔为作的，也大都不是亲知即为朋友，且大都是你自己敬仰的同道，其所作碑文，也大都与所志者相合。这也能见出你的风义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