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必有品（三）

　　不偏不倚，居正无私，即可立于无敌之境。
　　公正无私不仅是一种可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的高尚德性，而且也是治国安民必不可缺的智慧。你为官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大公无私。
　　庆历二年(公元1042)，仁宗皇帝赵祯亲自下令进你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接到朝廷进职加官的命令，你立即上表辞让。你在让表中说：“在物之情，向荣必喜。”说加官进爵虽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在自己看来，这对于边关战局、国家利益来说，却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你在表中向朝廷分析道：军中将士，在战场上出生人死，为国家效命，但朝廷在奖赏上却厚此薄彼，只给帅臣以“千钟之禄”，这是很不公正的。如此一来，军中将士必然心中存在怨恨，而失苦劳实效之志。因此，你表示不接受这一“千金之赐”，“千钟之禄”，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由此看出，你是求安社稷、济苍生而为官谋政，而不是仅仅为君王，更不是为自己的名位利禄来为官谋政的。正是这样你才没有自我利欲的挂碍，一切以国家百姓为重，进退惟道，行之所必行，止之所当止，才会当取则取，不当取则拒，也才会辞千钟之禄而不受。就当时的情形看，臣子在皇上面前明言以社稷、苍生为重，而不以愚忠标榜，这在封建社会倒是少有的。
　　你在邓州上任时，得知王洙在襄州刚任满，朝廷又把你调往徐州。你很不赞同朝廷这一做法。在你看来，王洙被贬出京，本来就是因为“横议中伤”。朝廷有过几次赦宥，但你一次也没有得到恩遇，如今又要移知徐州，没有被召回朝廷，这对王洙是很不公允的。
　　王洙这个人，通学术，善文词，对朝廷典故非常熟悉。过去你曾请求知越州，宰相章得象说朝廷离不开此人，不让出去。后来调知襄州，勤于吏治，为民做了不少好事。你请求皇帝把王洙召回京师，以为台阁的仪表，否则也要“就迁近职，别领大蕃”。这样，才能体现出朝廷对有学问的王洙给予了公正待遇。你这样做，自然是以公心为重。
　　在庆历新政的措施中，也显示了你的公正无私。庆历新政中提出的“抑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你针对朝廷对读书人不公正待遇提出来的。
　　在当时，宋廷对官僚士大夫实施了“恩荫”制度，使官绅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仕途，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公开允许开后门、搞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势下，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他们的亲戚、朋友、门客也可以通过“恩荫”沾光做官。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好容易中了举，在正式当官之前，还要等很久，才能补上个空缺官职。而官家子弟往往把那些专掌钱财、金谷浩瀚的美差早早抢占完了。因此，朝廷的这一做法对读书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鉴于此，作为读书人出身的你，极力纠正朝廷这一不公正的做法，提出了“抑侥幸”，尽可能堵住官家子弟入仕做官的幸进之门。
　　至于庆历新政中提出的“均公田”措施，其内容也是要求朝廷在对待上层官僚和中下层士绅时，做到公正无私，一碗水端平。
　　宋朝是个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最重视知识分子的朝代之一。譬如在对待高层官僚时，宋廷所给予他们的待遇是很优厚的。他们除了受俸禄之外，又有职钱、公用钱、四季衣服、茶酒厨料，乃至随从人员的衣料等物，一概政府供给，应有尽有，还不算额外的种种恩赏。而中下层的官员比起他们的待遇则相形见绌了。很多中下层的地方官收人很低，他们的主要收人就是靠职田，而地方官的职田往往分配很不平均，有的甚至没有职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官甚至无法维持生计。
　　你也是由下层官吏步人朝廷高官的，前后待遇的悬殊，你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你极力提出“均公田”，希望朝廷对待高层和中下层官吏应该平等公正，这样中下层官吏才能认认真真地做官，为百姓办实事。
　　你为官多年，前后多次向朝廷推荐贤士，你推举人才，不避亲疏，公正无私。譬如你在杭州由给事中升为礼部员侍郎的时候，张升由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调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你向朝廷举以自代，说你“有忧天下人之心”，大节凛然，无让古人。“朝野推重”，你自己比不上。你与张升绝非亲友、故交，你完全是公正无私地论才荐举。
　　你没有荐举错，这个张升在朝廷任言官，讲真话，论事坦直。张贵妃的兄弟张尧佐“缘恩骤进”，于是张升对仁宗皇帝赵祯说：“你希望天下太平，怎么能让一个女子来破坏呢！”宦官杨怀敏在宫中值宿，张升极论其事，说：“怀敏这个人，一旦得志，可以比得上唐末搞废立的刘季述。”仁宗皇帝赵祯认为张升说话没轻没重，很不高兴。
　　你很看重张升，你在《举张升自代状》中，说张升“清介自立，精思剧论”，可见，对张升的德行才能，你是很推崇的。
　　庆历八年(公元1048)，朝廷贬黜张升知濠州。你在朝廷时，张升屡次以母老辞官，有人指责你“避事”，你站在公正无私的立场，说张升不是个避事的人，很为他着想，使他得以归养。
　　和你认识多年的李觏，二十八岁到京城，曾被聂冠卿、叶清臣所赞许。你知饶州时，曾和李觏见过面，后调越州，又请李觏去那儿讲学。李觏才华过人，你很欣赏他，极力向朝廷加以推荐，说他深明六经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议”，并把他的著作，包括《明堂定制图序》，共二十四篇，缮写进呈，让皇帝翻阅。
　　皇祐二年(公元1050)三月，皇帝决定九月大享于明堂，需要草拟仪注。六月，你又上书说李觏对于明堂制度有研究，十多年前就作过明堂图，写过序，“学古之心”和皇帝完全一样，再一次向朝廷荐举李觏。
　　明堂是皇帝祭天地、祖宗、祀西神、布大政、合诸侯的地方，是所谓的王者之堂。关于它的制度，历来有争论。李觏据《考工记》、《盛德记》、《月令》诸书及两汉以来诸儒议论，详加考索，编绘成图。这年八月，李觏被召作太学助教。九月二十七日大享明堂，朝廷召杜衍陪祀。你致仕归田已三年。为此，你专门上表，说杜衍“直清忠尽，勤劳弼亮”，是陪祀的首选。
　　在杭州，你升为礼部员侍郎不久，后又被进为户部侍郎。九年前，在你转尚书户部郎中时，曾凭公正无私之心，举荐彭乘以自代。
　　彭乘在真宗时就为馆阁校勘，寇准很器重他，曾参与校正《南史》、《北史》和《隋书》。他家富藏书，亲手校雠，仁宗称之为老儒，是一位自甘寂寞的学者。你说他“好学不倦，孤立无徒”在馆殿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升迁。因此，你多次向朝廷荐举他，以让朝廷不失公允。
　　你的异母兄长范仲温，晚年住在家乡苏州。你对侄儿的成长十分关心。你担任参政后，担心子侄会仗势为非作歹，为此专门写信给范仲温，嘱托你一定要告诫子侄“勿烦州县”，尚有争吵，你必须“奏乞深行”。对于作了官的侄儿，你则谆谆劝告，要求你们做官须廉洁谨慎，公正无私。因为在你看来，为官只有公正无私，才能使国家政令畅通，百姓百官臣服。
　　正由于此，古代名臣明君治国平天下，都必须从公正无私开始。相传尧有十个儿子，却不把帝位传给他们而授之于舜；舜有九个儿子，也不将帝位传给他们，而授之于禹。
　　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担任这职务？”祁黄羊举荐解狐，而解狐是祁黄羊的仇人。晋公采纳了祁黄羊之荐而用了解狐，受到了国人称道。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缺个军尉，谁可以担任此职？”祁黄羊荐举祁午。平公说：“祁午不是您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你是问谁可以担任军尉，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平公又采纳了你的荐举，又受到国人交口称赞。孔子听到这件事后也发感慨：“善哉！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真正做到公正无私了。”
　　在历史上，与举贤无私对应的是诛暴无私。墨家大师腹黄享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想讨好腹黄享，对他说：“先生年纪已高，没有其他儿子。我已命令司法官不杀您的儿子了。先生在这件事上就听从我吧。”腹黄享对惠王说：“墨家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样做是为了禁止杀人伤人。禁止无理杀人伤人是天下大义，大王虽给我恩赐，命令司官不杀我的儿子，可是我不能违犯墨家法律。”腹黄享最终没有接受惠王恩赐，毅然含泪敦促法官杀了自己的儿子，受到朝野仰慕，为维持社会秩序做出了示范。
　　厨师烹调五味后不敢私自食用而可称其为厨师，若厨师将自己所烹调的东西都私自吃掉，那你就不能做厨师了。君王也是这样，诛杀暴君不将其土地贪为己有而分封给贤德之人，才可成就王业。秦国宰相认为，凡先代圣王治理天下，都做到了公正无私，失去天下的人都是因他们有偏狭私心。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当你公正无私就发迹，当你偏私时就倒霉。
　　齐桓公弃私为公，启用管子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长，而一旦你偏私庇护任用了其所爱的竖刁这个人，便使国家大乱，连你自己的尸体都无人收敛。
　　正缘于此，《尚书•周书》中的《洪范》篇谆谆告诫人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元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以作为一国之君，一地方之长官，也就不能偏袒一人或一方。你遵从古训，力求公正无私，这不仅是美德，也是调治好家庭、各集团利益、各阶层利益关系的最高智慧。
　　不因志同而营私，不以见异而生恨，此君子之道。
　　有道是“君子不党”，其实君子自古即有“党”，这个“党”就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共施仁义于天下。在这个意义上，君子不党而自然有党。
　　在你的一生中，你与韩琦、富弼、尹洙、晏殊、杜衍等或为忘年之交，或义兼师友，同道互进，并列于朝。但你们之间却似乎从无私谊胶固、徇情妄从的事情发生，议决朝政也从来都是廷争无私，和而不随。由此而知，只要不结党营私，原是可以无惧于党的。
　　你与晏殊交往较早，他对你的人生影响也比较大。你早年因晏殊的荐举才被升迁到朝廷做官，虽然官不大——秘阁校理，但晏殊的这一荐举可以说对你的仕途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正因为到了天子脚下，才被仁宗皇帝发现，得委以重任。因此，你对于晏殊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二人关系一直很好。
　　然而，尽管如此，你和晏殊二人的政见也时有冲突，前面已经谈到的，比较明显的一次，就是你上疏章献太后，谏阻仁宗皇帝率文武百官向太后拜寿。这件事遭到晏殊的强烈批评，说你是自显不凡，沽名钓誉。但你并不因私交深，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你与韩琦的密切交往源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这时你还在谪守越州，且被诬为朋党罪。韩琦奉朝廷之命出守边陲，他以全家性命担保，向朝廷荐举你，和你一同出守边关，你因此重新得以重用。从个人感情来讲，你对韩琦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从此，二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你与韩琦在驻守边关，统领边军时，两人意见也并不是总能一致。你们一到边关，在对西夏的攻守战略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你主张“严戒边城”，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韩琦则希望“速胜”，想通过一次决战彻底打垮西夏军。韩琦与尹洙亲赴京师，拟定进兵西夏的决策之后，你甚至孤立自持，固执己见。
　　庆历四年(公元1044)，契丹率兵讨击西夏。你认为契丹这次西征，名义上是针对西夏，暗中却在图谋中原，因此要求派兵防备河东路。韩琦不同意你的意见说你是轻举妄动。二人在皇帝面前进行争论。退朝之后，你认为必须增兵，韩琦冲动地说：“真是这样，我就请求去，不要朝廷派一人一骑。”一语将你激怒，你甚至怒形于色地要拉上韩琦去面见仁宗论理。
　　但这些激烈的争执并没有影响你和韩二人之间的友谊。庆历五年(公元1045)你被罢参知政事，韩琦上书直言，为你不平。他甚至质问仁宗皇帝赵祯：范仲淹究竟何负于朝廷，而要遭如此黜辱呢？如此以往，忠臣义士谁还肯为国家效力？
　　检索《范文正公集》，你与韩琦书信往还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直至你去世前不久，二人还是书问唱酬不绝。
　　你在徐州病故后，韩琦得到死讯，十分惊恸，好些日子不思饮食，在祭文中称赞你“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惋惜你的“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委经纶于一梦”，说你们之间，“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果如是乎？！”韩琦这里所说的“指之为党”，是指朝中一些反对改革的派别，其实对方自身也未必没有“党”嫌。
　　与志同道合者交往能和而不随，与其他人相处，则虽非同道也可不随而能和。比如你与吕夷简，两人之间无论就个人性情而言，还是就处世态度、政治主张而言，大约都不能算是同道。景祐年间的朋党之祸，所分两党即在你们两人之间。
　　你与吕夷简的矛盾很深，甚至几乎成不能两立之势。而且，以你的个性，对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你也决不愿意因要化解矛盾以至随而求和。不过，尽管如此，你们之间的矛盾，大体上也只是在政事、政见上“不随”，超出政事政见进入个人交往，赴任边帅，吕夷简仍能以为“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也正因为吕夷简的建议，你才得以“超迁”。此后不久，你入朝，仁宗皇帝赵祯曾劝谕你与吕夷简修好以释前憾，而你却对仁宗说：“臣以前弹劾夷简的都是国事，于夷简何憾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吕夷简致仕之后随其子公绰居郑州。据《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八载，四年八月，你宣抚河东路过郑州，曾专程拜访吕夷简，两人欣然话心，相语终日。吕夷简问及你何以要出京巡边，你答曰：自己觉得在朝无补，欲以此行图报于外。吕夷简很不赞成你如此选择，直言批评说：“参政误矣。既跬步去，朝廷岂能了事？”
　　这次相见后不久，吕夷简去世，你在边土闻讯，深自感伤，为文祭悼。祭文中赞吕夷简“保辅两宫，纡谋二纪。云龙协心，股肱同体。万国久宁，雍容道行”。表达了自己在品味了“富贵之位，进退维艰；君臣之际，始终尤难”的苦楚之后，对这位资深政治家深深的理解和感念。对于吕夷简的去世，你在祭文中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综而观之，你与韩琦、吕夷简之交，让人不由得会想起历史上许多君子之交的佳话。比如晚于你的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交往，就与你与吕夷简的交往颇有些类似。王安石位居宰相时，推行变法，苏轼以为“慎重之必成，轻发之多败”，主张“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归入反对变法一党，终被受王安石重用的吕惠卿、李定之流罗织罪名，以“乌台诗案”下御史台狱，由于高太后的力保，才得以勉强保住脑袋，贬至黄州。
　　照常情判断，苏、王之间的嫌隙应该是很难弥合的。但两人其实彼此十分倾慕敬重，王安石称苏轼“不知更过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自己也在《次荆公韵四绝》诗中也说：“从公已沉十年远。”
　　元丰七年(公元1092)苏轼得赦自黄州移知汝州(今河南临汝)，北上途中路过金陵(今南京)，专程拜望了此时退居金陵蒋山养病的王安石。知苏轼来访，王安石亲自骑驴至江边迎候。两人同游蒋山，互相唱和，论佛谈诗，十分融洽。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置田买房，以能卜邻而居，经常相见，苏轼也欣然答应且积极筹办。
　　这大约也是至诚君子们超凡脱俗，为一般人难以深自索解的地方。这里很可以用得上宋代史学家刘敞在《题魏太祖记》中说的一句话——被曹丕追尊为魏太祖的曹操，在击破袁绍，平定冀州之后，曾亲往袁氏墓下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世人不解，以为这是曹操在自己功业成就之后的有意为之，是一种“匿怨矫情”的“奸雄手段”，而刘敞以为：此正“所谓慷慨英雄之风也！”
　　前及你与吕夷简，包括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交往，自然不能和曹操之与袁绍同判，曹操哭祭袁绍是否全无“匿怨矫情”不同的人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刘敞所析，也确可见古今至诚贤达，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磊落烈士胸怀和泱泱君子之风。
　　由古今交际实例中所蕴含的道理推而论之，君子之交，明于公义而不蔽于私情，争之于理，自然也有其不得不争、不能不争的时候——但也正因为能明于公义而不争于私利，故而也能胸怀宽展且至诚昭明，决无“幸已成而乐人祸”的小人之心。君子们即使在争之于理，互不相让之时，也能相互仰慕，甚至是愈争愈慕，愈是自恃不随也愈能互见其诚。也就自然有和而不随，更可不随亦能和了。
　　前已有述及，你还有一位师友至交尹洙。尹洙曾得你的举荐，有一层师生之谊在，且尹洙十分钦敬你的为人。景祐中期，你因言忤宰相吕夷简，被诬为朋党遭贬，尹洙愤然上书以你“义兼师友”而自求同受贬黜。可见，你们的友谊是很深的。
　　康定末年，你不同意韩琦对西夏进兵的计划。尹洙以师友至交的情谊，希望能说服你出兵。尹洙到延州当面商劝，但尹洙在延州呆了近二十天，竟无功而返。你并未因你们的友谊而放弃自己的主张。
　　庆历三年(公元1043)，尹洙知渭州，主持边政时，对在秦州和渭州之间的水洛城的修筑持反对意见，派狄青将坚持修筑此城的边将刘沪、董士廉抓了起来。你听到这消息后，向朝廷陈述了修水洛城的理由，要求释放刘沪、董士廉。朝廷采纳了你的意见，明令释放刘沪、董士廉，继续修筑水洛城。把妨碍修筑水洛城的尹洙调离了渭州，改知庆州。但你与尹二人的相知相慕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减损。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你罢参知政事而知邓州，尹洙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后移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税。其时，年仅四十六岁的尹洙已在病中，但郡守赵可度迎合朝廷权要，仍对尹洙极尽折磨。得到消息后，你请求朝廷允许尹洙移邓州治病。得仁宗皇帝批准后，尹洙移邓州。
　　到邓州时，尹洙已经病得很沉重，不能起床了。和你相见，他没有一句话说及后事，稚子立榻前，也没有一点怜爱之色。家人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你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老友心中非常痛苦，安慰他说：“你平生大节，立身行事，我将请稚圭(韩琦)、永叔(欧阳修)执笔，可以传之不朽。你安贫，我和稚圭、永叔一定分俸赡，不令孩子们失所。”尹洙说：“我要说的你都说了，我什么话也没有了。”你每日“挟医以往，调护备至”。让他得以无苦而终。
　　尹洙死后，你在悲痛中为他料理丧事。秋凉时，你把尹洙的家属送回故乡洛阳。
　　为了让尹洙留名后世，你请一位对他最了解的孙甫作行状。孙甫字之翰，少年时便和尹洙相识。孙甫由邓州改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路过随州(今湖北随州市)时，和尹洙相见，将近一个月的盘桓，对榻而谈，无所不及。有一个叫刘湜的人，当朝廷要罗织尹洙罪状时，奉命撤查尹洙在渭州挪用公使钱为部将还债的事，曾欲置尹洙于死地。这回两人见面，尹洙却不提起这件事，孙甫说：“那个想置你于死地的人，你为什么一句也不提呢？”尹洙说：“刘湜和我，无怨无仇，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旨想害人，缺乏做人做事的原则罢了，我何恨于你！”尹洙常说自己好善过于嫉恶，随州相见之后，孙甫认为他的好友真是如此，衷心地钦服。
　　欧阳修作了尹洙的墓志。你看了之后，寄给韩琦，说志文“词意高妙”，可以传世，但事实说得不够，要韩琦作墓表时加以补充。从这里，也体现了你们的友谊之深。
　　你自己还为尹洙文集写了一篇序不到六百字，不仅讲了北宋初期的文学史，还概括叙述了尹洙的生平以及文学主张。明确地说写文章要“抑末扬本，去郑复雅”说尹洙和穆修相好，对《春秋》很有研究文风谨严，“辞词而理精”。话不多，但道理讲得很透。对尹洙生平，以为“死生不能乱其心”，想为国家多做些事情，但“多难不寿”，充满了惋惜之情。
　　君子之交“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所夺者道义，所行者忠言，所惜者名节，自然既能见利而互让，见危而相扶，也能为道而自持，为理而力争，虽和而不随。
　　这正是你的一贯作派。虑事深远而深思熟虑，君命加之且不能曲，朋友情分与国事民患自然更是泾渭分明了。说到底，在你的心中，百姓忧患，国家安危，总是高于一切之上的。不虚于私，则必不屑于“随”——行动去取，全以国、民为根本，以事理为依归。利于国、民则为之，生死可以不避，不利于国、民则拒之，也可以不避生死。
　　从本质上看，其实这正是中国上下几千年，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的一种共同性特征。他们持道义而不随，守忠信而不曲，成名节而不流，以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和见微知著的理性精神，自觉承担起社会的良心，去维护为他们所认可的某种代表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的基本价值。于是，中国历史上也就有了那许多足以让后世子孙唏嘘感佩的死节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