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必有品（二）

　　名节是做人的品格和尊严，不可不讲。
　　在封建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名”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尚名或弃名而至于极端者，大约无过儒道两家。儒家尚名，强调“立身扬名”，强调“荣名以为实”，而且“耻没世而名不称”。儒家认为人的名誉是做人的根本，是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如果一生没有显著的名声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道家则主张弃名，比如老子说：“名与身孰亲？”庄子也说：“为善无近名”，“圣人无名”。道家认为，做事不要张扬自己的名声，用今天的话讲，凡是能够提高自己知名度的事情就不要做，因为圣人都是些没有名望的人。
　　儒道两家的“扬名”与“弃名”，说到底，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儒家讲修齐治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追求成就人生的不朽功业，因而以名为教，希望以此使天下自劝。道家“齐万物，一死生”，即认为万物都是一样的，死与生没有差别。强调顺其自然以至无为，放弃所有所谓的声名。而且，老庄讲无名，还包含着人生自保的含义，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生存。与声名比较，生存自然要重得多。老庄讲：“为善近名，人必嫉之。取名而遭嫉，自然也非全身之道。”意思是说，做有利于提高声名的好事，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嫉妒心理，因为名誉而遭到嫉妒，自然就不是保全自己的好办法。道家的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老百姓常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
　　儒道两家对“名”的态度和观点，似乎是不相上下，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都能在社会立住脚，都有一批忠实的拥护者。但到底谁优谁劣，让我们看一看你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已经谈到，天圣七年(公元1029)，由于你以秘阁校理微职上书皇上、皇太后，劝阻皇上率百官朝拜皇太后事而朝野震惊。晏殊怒责了你，说你此种举动不是在忧国，也不是忠直的表现，而是纯属邀名。你很想为自己辩解，发现当时晏殊很生气，根本不想听你的辩解。于是，回到家中，你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上资政晏侍郎书》，陈明自己忧于国事而谏止皇帝率群臣为太后上寿的理由。针对晏妹指责自己“好奇邀名”，你在书中辩道：“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你认为我是在邀名，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过错。古代圣贤正是因为崇尚名教而使天下人勉力上进。如果不崇尚名教，那么，做天子的会以为即使尧舜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仰慕的了，而如桀纣这样的暴君也没什么可怕了。不崇尚名教，做臣子的会认为舜佐尧时向尧举荐的高辛氏八君子并不值得尊敬，被尧舜流逐的共工、欢兜等四凶小人也并不可耻。这样一来，天下哪里还会有什么好人！如果人们都不爱惜自己的名声，那么，古代圣贤的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了。
　　不难看出，在这里你并不否认自己“邀名”。事实上你在这封信中明确宣示：“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你直言坦率地回答说一个人就是应当爱名。你认为道家宣扬的都是保全自身之道，他们的门徒非爵禄可加，非赏罚可动，也即什么事情都不能使其动心。你为此怀疑他们岂能为国家所用。你由此认为：治理国家不能用道家之言，而要用儒家敦奖名教的办法，以激励天下，这样才能培养出为国家效力的忠臣烈士。你把爱惜名誉和重廉耻、讲气节联系在一起，因此你所倡导的这种节操常常被称为名节。
　　如何评价你这种态度，或者说人来到世界上是应该求名还是应该弃名，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人生追求，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某种声名的追求。比如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或者哲学家，你们大概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追求声名比探求自然、人生的真谛更加重要。这大约是我们应该可以接受的。人生天地间，活着是自己活着，生活是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活出一份坦荡无己、洒脱无拘的真实。由此看来，人生的声名毁誉，其实和禄利权位一样，也是人生的一种外加。何况如古语所说，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人生的声名毁誉之中少不了有言不符实甚或侥幸虚誉。人不能为声名所累，否则，人就难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而且，人之为善，甚至追求修齐治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在于邀名。求善德之立，求与天下同安乐，求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本来就是人生该做也是必须做的，所谓“必尽人事，然后知理足而无憾”。如果有了这般境界的话，声名不声名，也就在其次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人生又不能不惜名。不能不讲名节。人应珍惜其名节，原因还不仅仅是有常言所说的所谓“人有脸，树有皮”，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尚名惜节，其实显示着人的精神的清洁，显示着人生追求的方向，珍惜自己声名的人，总是那些以美德自劝，以忠信自律的君子，立身行事也必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界限分明，不疑不惑，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相反，不惜名节，不怕遗臭万年的人，惟欲是从，保不准就会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甚至弑父叛亲，“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
　　古代圣贤把礼、义、廉、耻置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位置，强调人应该明善恶，知荣辱。孔子作《春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褒善惩恶，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功，畏恶名而慎，以人辞让，励廉耻，劝善止恶，促人奋发有为。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也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无论社会怎样发展，这种精神追求大约总是不该抛弃的。
　　由此看来，你的话也就确实有其道理了。应该说，你一生不避世患，敢冒雷霆，敢逆龙鳞，即使掇齑粉之祸也要进之所当进，言之所当言，这里本身就有“死名之义”寓在其中。
　　你崇尚名节的作风改变了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文人堕落的士风。中国历史上，晚唐至五代，既是一个干戈不息、政治苛暴的十分黑暗的时期，也是一个以忠直立、以名节相尚的文士传统完全中断、丧失殆尽的时期。无道的政治加上暴君的屠刀，只能培养卑躬屈膝的远祸全身或寡廉鲜耻的卖身求荣者之流。五代时期，士大夫为全身之谋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求常享富贵，甚至到了全不顾君臣之义，廉耻之节的地步。比如那位自命为“常乐道”的冯道，一生“依违两可，无所操决”，于干戈纷扰的乱世之中“浮沉取容”，居然优哉游哉地享受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在自叙中竟然还敢于津津乐道地列举自己因事各朝所得的勋爵官阶，引以为荣，似乎他亲见亲历的那些国丧君亡，与你毫无关系。
　　《宋史•李毂传论》说：“五季为国，不四三年传辄易姓，其臣于视事君犹佣者，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
　　封建士大夫把自己与国君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主子与奴才之间的雇佣关系，主易则他适，习以为常而了无愧畏。这很有些类似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无讥讽地写到的那位花袭人的作为：先前跟着老太太，一颗心便都在老太太身上，现在跟了宝二爷，一颗心便又都在了宝二爷身上。他年跟了那位优伶蒋玉函，大约也一定是一颗心都要放在蒋玉函的身上而不会管这位戏子是不是充当过为薛蟠这样的俗物玩弄的男妓角色的。其实如冯道这样的官僚的作为，连这位花袭人都比不上，花袭人毕竟还有一颗放在主子身上的为奴心，而这些官僚的一颗心其实只放在他们自己身上。
　　五代堕落的士风，也对宋初士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约藏于密室，以供后继者诫，虽然他崇尚文治，奖励儒术，希望能“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而且宋太宗、真宗时期确也出现了如田锡、王禹偶等忠直敢言的谏官，但就整体而言，士气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一些士人心中，似乎并不以冯道之流的作为为耻。甚至直到仁宗时，冯道的孙子还以冯道历事十主为荣耀。
　　据《续资治通鉴》所记，冯道的孙子冯舜卿曾把冯道所得官诰二十通上呈仁宗，要求授官，被仁宗以冯道“偷生苟禄，无可族之节”给驳了回去。尽管如此，而如田锡、王禹偶等人的敢于犯颜直谏，却也“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真宗时任相职近二十年的王旦，史称“为宰相务尊法守度，重改作，善于论奏，言简理顺”，但在事关自身利益时，也少有能抗颜直谏的作为，他自己就说：“我自任政事几二十年，每进对稍忤上意，即蹙缩不能自容。”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真宗为收服人心，上演了一出以上降天书而东封西杞的闹剧。起初，真宗“心惮王旦”，“遂召王旦饮于内中，饮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到家中，打开皇上赠给他的酒樽，发现樽中无酒，而是一樽珍珠。王旦于是对皇上这出闹剧就不再过问了。但王旦觉得受皇帝的“贿赂”而不敢直谏，实在有玷臣节，临死的时候还语其子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淄以敛。”
　　士大夫的不顾廉耻，不守节操以至谄媚取容、曲学阿世，实际上意味着这些文人学上那种历来为人称道的、类似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所表述的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古代知识分子自觉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而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士大夫不再能以“铁肩担道义”而甚至“为已身之幸不顾廉耻”，实际上也展示着一个社会良知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难怪那位明亡之季卜居于陕西华阴，因为坚决不在大清入仕而被清初学者是以为冠冕的顾亭林，会说出那样一句沉重而激愤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你之以名节自高，倡导危言危行，确实还不仅仅是显示着你自己“与天下人同其安乐”的个人品格的崇高。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你其实是以自己不避訾议敢犯雷霆的忠直进谏，在倡扬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清洁。你的这种崇尚名节的作风对同时代的不知廉耻的苟且偷生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个有力的鞭策。
　　正缘于此，在你的带动和影响下，宋代的士风为之一变。《宋史•忠义传序》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真、仁二世，田锡、王禹偶、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凶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室。”
　　上面这段话就是说：士大夫的忠义气节，到了五代时期，基本上就消失了。在宋真宗、宋仁宗时期，通过田锡、王禹偶、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诸多贤达人士的倡导，以忠直之言在朝廷上辩论，于是朝廷内外的官吏知道廉耻了，也开始注重自己的名节了，五代时期的陋习也随之慢慢转变了。这虽是一批有传统品节的知识分子以身作则的结果，而你无疑是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因此，南宋朱熹在谈论振作士气的问题时说：“宋朝忠义之风，都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朱熹推崇你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你去世后，好友韩琦为你所作的祭文中说到：“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攫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黜，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意思是说，你以辅佐帝王的才能，遇到英明的贤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凡是自己知道该做的事情就去做，结果由小官提拔为谏官。你的以非常危险让人难以接受的忠义直言进谏的作风，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风气。你虽然去世了，但你这种精神和气节将永世长存。
　　至诚才能无畏，理直才能胆壮。
　　古人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思想出发的人往往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为国为民做奉献，没有职位高低之怨，不存患得患失之想，只要与国与民有利的事情，都归于自己该做之列。
　　在这方面，你就是旧时代的楷模。考中进士之后，你很长时间都在低职上徘徊，直到明道二年(公元1033)章献太后逝世，仁宗亲政，一反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的政令，首先外放了一批太后任用的大臣，而提拔了一批不阿附的奇士来填补朝中空缺，你在陈州被召还京，到此时，方得大任。从你走入仕途，到此时已有十八年时间。这十八年时间，你都在地方上做一小官，虽然其间到过朝廷，担任过一段秘阁校理，但这也是一个不管事情的闲职。然而可贵的是，在这十八年时间里，你虽身居微职，却时刻不忘为国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经常是能尽其力则尽心竭力，能尽其言则死无所避，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政仍忧其政，这是你与当时许多官僚的不同之处。
　　我们已经谈到，你的仕途是从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的。你在这一位子上总共呆了三年时间。广德军司理参军之职主要是协助首长处理一些刑狱案件，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秘书或助理，地位比较低。但你并不以自己地位低，官职小，就像其他任低职的人一样于事情不闻不问，天塌下来由高个儿顶着。你是个事事较真，处处从严的人。为了每一个狱讼案件，你常常与自己的顶头上司争是非曲直。据汪藻的《浮溪集》卷十八《范文正公祠堂记》记载：“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临公，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这里讲述的是：你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期间，每天都就所处理的狱讼案件，与太守据理力争，即使太守发怒了，你还是坚持己见，不与太守随便苟同。不但如此，你还把争论的内容记在屏风上，到你离职时，屏风上已经无处可写了。
　　由此可见，你一从走上仕途开始，就热心于政务，矢志为国为民效力，不因为自己官职低就乐得清闲。不像今天一些政府职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能拖的就拖，能推的就推，当官只想着为自己谋利益。相比之下，作为一名封建士子，你却时刻心系百姓，颇具公仆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你不只是在地方上爱多管“闲事”，就是到了朝廷，在高官云集的地方也是一样。只要是正确的，该管的，人家丞相大臣不敢站出来，你却敢说敢做。关于这方面，历史资料中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例。
　　你在母亲去世，回家守孝期间，恰好赶上临川人晏殊在应天府当知府。曼殊字同权，抚州临川人，七岁就能写文章。真宗景德二年会试，张知白在江南当安扶使时，向真宗推荐神童晏殊，当时晏殊才十四岁。真宗亲自召见，让晏殊和进士千余人一起应试，曼殊神气十足，毫无恐惧样，深受真宗青睐和赏识，慢慢提拔为官。
　　晏殊是个仗理执言的人，并为此吃了不少的亏。真宗驾崩后，由章献太后垂帘执政，晏殊时任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章献太后提拔了自己赏识的张耆当枢密使。实际上张耆的才能不足以胜任这一职务，于是晏殊向太后上书，说张耆不能当枢密使，要太后唯才是用，不应以好恶定亲疏，章献太后心里很不高兴，怀恨在心。后来晏殊跟太后到玉清昭应宫，由于他的仆人拿朝芴未及时赶到，宴殊很生气，就用朝芴打仆人，把仆人的牙齿打落了两颗，御史就奏礼部侍郎无礼行凶。章献太后借机把晏殊贬到应天府去做了一名太守。
　　且说晏殊到应天府后，听人说起你擅长写文章，就请来相见，相互谈论后。他发现你学识的确很渊博，的确是难得的人才。而你也觉得晏殊不愧为神童，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你时年三十八岁，比晏殊还大三岁。但你感觉晏殊的词写得好，官职也比自己大，就拜晏殊为师。晏殊也很赏识这位比自己大的学生，就请你掌管应天府学。
　　在晏殊到应天府第二年，又被复任枢密副使，被召回京。曼殊向皇上上书举荐说：“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即向皇上书说，你的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也懂得为官之道，在地方上饶有名气。朝廷于是接受了晏殊的推荐，调升你为朝廷秘阁校理。
　　表面上看来是被调升了，实际上秘阁校理只是一个朝廷小官，职责就是校勘朝廷图书。这当然也是一个闲职。你到此之后，几乎无事可做，每天只是看看闲书。但你在闲暇之余，并未忘自己的仕家身份，没忘自己是来为国为民办事的。因此，你时刻注意朝中动向。
　　天圣七年(公元1029)冬至，为显示自己的孝道，仁宗决定为秉承真宗遗诏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上寿，并下讼起章上寿仪式。上寿仪式为仁宗率领朝廷百官在会庆殿拜太后并祝贺寿诞。天圣七年，仁宗已年届二十。两年前，也即仁宗十八岁时，曾经以同样的方式为太后上过寿，这一次，章献太后也准备接受仁宗率领百官朝拜的礼仪。按封建时代的礼仪规制，应该说，如此上寿，确实不符合皇帝事亲之礼，其时满朝文武也议论纷纷，不能坦然接受，只是慑于太后之威，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明确加以反对。不仅如此，有意逢迎太后的那些大臣们，认为这是难得的讨好太后的机会，甚至表示支持，为了准备厚礼让太后动心，他们就不计用银多少、费事多大，可以说是全力去钻营，不惜任何代价。
　　你知道皇上准备率百官朝拜太后，认为这极不符合皇上事亲之礼，有损君体国体，不足为后人效法。当又看到朝廷百官对此虽在背后议论却不敢站出来劝阻，因此，你决定站出来说话，阻止皇上这一不明智之举。你给仁宗及太后上劝阻书一封。书中写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愿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也即是说，皇帝虽有侍奉孝敬母亲的责任，但并没有在太后面前作人臣的道理，既“有南面之位”，则不能有“北面之仪”。在上书中你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道：皇帝应该在宫廷室内侍奉母亲，以家人之礼孝敬母亲，不应该与朝廷百官在一起，朝南面朝拜母亲。这样做有亏于君体，有损于国威，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也就是皇帝地位低，母亲皇后地位高，实在是不可为后人效法之举。为此他建议皇帝行侍母之礼时，只带领皇帝亲戚在内廷为皇太后祝寿，只需“行家人之礼”即可，而由宰相率领百官在前殿向皇帝、皇太后同贺。
　　只因一名小小的秘阁校理的谏阻，仁宗取消了向太后贺寿的仪式，太后当然心里不高兴。以一秘阁校理微职而谏责皇帝家事，且直接忤驳执掌朝政的皇太后的面子，这在朝中确实是石破天惊之举，而且，以现在的观点看来似乎还有点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味道。闻知你上书后，当时朝中文武一片哗然，就连举荐你为秘阁校理的晏殊，闻知此事也大吃一惊。你有些后怕，因为你是你推荐进朝廷的。在那个时代，被推荐的人如果犯了错误，推荐的人也有责任，即推荐不当之罪。因此，晏殊把你狠狠地责备了一番，对你说：“你如此出言无忌，难道是忧国吗？在别人看来你其实非忠非直，只是好奇邀名而已。你一味这样轻率，难道不会牵累推荐你的人吗？”
　　晏殊说这些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应该都是很重的。不过，你似乎并没有想这么多，你对晏殊说：“我受明公举荐，常常担心的只是自己不能以危言危行而负公望，害怕因此而玷污了你的声名。想不到现在还会因为忠直而得罪门下！”你还想进一步做你那一套分辩，晏殊却毫不容情并语含讥嘲地打断了你的话，叫你不要强辞夺理。
　　回来后，你既觉得委屈，又感到言未尽意。转过年来，你又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明前次上疏的理由。你坦然自诩“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应对人主的过失“有犯无隐，有谏无讪”，为了有益于君，即使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说，这才是忠臣应尽的职责。你表示“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傥进用于时，以有甚于今者”，以此来报答晏殊的举荐。信中你还反问晏殊：“假若你‘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荐我呢？”话说得斩钉截铁，不依不饶，又句句在理，弄得晏殊只好向你谢罪了事。
　　你这一番陈词，实实在在地袒露出一位封建士子不以官微职卑所制，胸怀“先忧后乐之志”而“欲倾臣节，以报国恩”的拳拳之心，袒露出你参决朝政的真诚渴望。
　　对此，宋代诗人林逋作有《送希文寺丞》一诗，其中有“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句。诗句以司马相如，梅福比你，赞你才华超群而志在济世，心忧天下，不避官小禄微，敢直言论朝中大事的品格。你也确实当得起如此赞誉。
　　《宋史•范仲淹传》在叙及你天不五年(公元1027)前后事时，说你“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你能感激论天下事以至于奋不顾身，成一代风范，不就是因为你的这一腔至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