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和农民的肚子

　　(接上）
　　看着这个场景，任自强的爹悄无声息地躲出去了。任自强的妈从另一个家中走过来，对任自强说：“自强，你治国叔和二钵哥这样两个尊贵体面的人，跪在这儿求你，你咋就能硬着心肠不答应呢？”任自强说：“妈，这里边的事情你不懂……”任自强的妈说：“你那些道理我是不懂。我就懂，人命比天大。”
　　任自强苦着一张骨凸脸，皱起眉头紧张地思索着：一边是严肃的党纪国法，有如头发丝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明晃晃的悬在头顶。如若答应，无疑于好比是监守自盗，这可真是要担着“血海似的干系”了；一旦出事，没准这辈子就都搭“进去”了。若是咬紧牙关不答应呢？眼下跪在他面前的，是村里面子最为尊贵的当家父老，是他的桑梓亲朋，是看着他长大的父辈人；况且，他们是代表全村三千多口人的身家性命，来求他救命的。这三千多口人里，还包括自己的二老爹娘和妻子孩子。
　　任自强这个瘦弱的年轻男人，极端为难地哭了，直哭得双肩耸动，哽咽难语，但他还是一手一个地捏着面前这两位桑梓父老的胳膊，艰难地点下了沉重的头。王治国也郑重地承诺：“不怕！只要我们共同守住这个秘密，咬紧牙关扛过这五十多天，就没事了。万一要是不走运，事情败露了，你治国叔和你二钵哥，陪着你一块儿去蹲监狱！”
　　于是，这几个准备去盗窃国库粮的人，脑袋凑在一起，小声商量起了具体的操作办法。任自强反复叮咛：“千万不敢人多，只选几个能扛麻袋的青标后生就行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接着他们就分头行动了。
　　任自强骑着自行车，先行去往粮库，事先去找管理员安之浩商量。任自强想了，这件事就是做得再机密，也是瞒不过安之浩这个老管理员的，倒不如一开始就让他知道，而且还要让安之浩与自己一块儿来担这个干系。再说，不让安之浩知道的话，让谁来打开粮仓的门哪？所以任自强一路上都在想着究竟如何向安之浩开口。
　　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近五十岁的管理员安之浩，似乎非常理解任自强的不得已，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十分为难，默默地点了点头就答应了，还妥贴地和其他管理员換了班，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半夜时分，王治国和梁二钵，亲自押着四辆二套骡子的胶皮大车来了。他们动作轻快，尽量打着手势，不用言语交谈，连驾车的几头骡子都安静地不打响鼻。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极快的速度装完了四万斤玉米，然后又沿着来时的路，用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漫漫夜幕中。
　　粮库沉重的大铁门咣噹关上的那一时刻，任自强像被人抽筋剥皮一样，软绵绵地坐到了办公室的椅子上，被冷汗濡湿的内衣冰凉地贴在了脊梁骨上，冰凉的湿头发也披散下来，遮盖住了疲惫的眼眉。安之浩则显得比他镇定的多，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像父亲一样拍了拍他的脊背，还颇为体贴地为他端来了一杯开水，然后和往常一样，表情平淡地走出了办公室的门。
　　运粮食回村的路上，王治国给几个运粮的年轻人定下了铁的纪律：“谁要是敢把这些粮食的来路说出去，我王治国就有本事把他划成现行反革命！让他的祖孙三代都脱不了这顶帽子。”年轻人听了，个个无语咂舌，一起扭头看向同行的梁二钵。梁二钵这个平时异常和蔼的人，此时也是脸色铁青，神色凝重，仰着头看不见一丝笑意。
　　几个年轻人知道厉害了。谁不知道王治国是这方土地上说一不二的人物呀？谁还敢去碰这口“老虎铡”呀？再说了，到了这种时刻，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谁还能不明白呀？于是，年龄稍大的德昌说：“治国叔，放心吧。我们又不是吃屎长大的，还能不知道个山高水长？就是打死我们也不会说的，亲爹亲娘也不能告诉的。”王治国就仰着脸来，拍打着身上的土灰，和梁二钵交換着眼神说：“知道利害就好。”
　　他们回来时，村里面已经点着了玻璃气灯，村边的几盘石磨连夜推动起来。随着磨盘咯咙咯咙的转动声音，第二天一早，细碎的玉米面倒进了食堂里冒着热气的大锅之中。喝上玉米面糊糊的男女老少，见了面都互相打问：“这粮食是从哪儿来的？”但人人都只是摇头回答：“不知道。”
　　幸运的是，全村的三千余口人，靠着这每天的二两玉米面糊糊和野菜树皮，艰难地支撑着，度过了五十余天的时光，没有饿死了一个人。
　　王治国也没有食言，新麦刚刚上场，他就和梁二钵亲自押着车，又是趁着晚上，偷偷给粮站送来了四万斤小麦。此至，任自强每天都汗湿的衣服才觉得干爽了，喉咙里也不像前些日子一直干得咽不动唾沫了。
　　在这五十多天漫长熬煎的时光中，任自强总觉得肚子里有十五只吊桶在七上八下。从大事大非上来说，他确凿无疑地当了一回国贼，拉出去枪毙了都死有余辜；从道德情理上来说，他又是做了一件值得全村三千多名父老乡亲都应当为他下跪念佛的好事。
　　有回，任自强在街上碰上了梁步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梁先生，正当他支支吾吾地考虑措辞时，梁步隆无言地看着他，眼睛里少见地流露出了一丝温情，还伸手在他握着车把的手上拍了拍，没说话就转身走了。任自强就觉得，这件事情，梁步隆也许早就知道了。不过，既然梁步隆没有问，任自强也就无由说起。
　　倒是王治国，度过了这次劫难之后，显得更加胸有成竹，更加沉稳如泰山了，什么困难面前，都是一脸的淡定和藐视，越来越成为村民们信赖和倚重的当家人了。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王治国这大半辈子里干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直到今天，他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迹，还被鼓书艺人编成段子，走村串乡地说唱着。鼔书艺人每次说书开始前，都要选用唐朝诗人李白的两句诗，来作铿锵有力的开场白：“有道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接着板鼓二胡一起奏响，艺人们就拉着长长的调门唱道：“说的是——王治国真赛老黄忠，与白色妖魔大战乾坤。是非曲折凭人断，听我详细说分明——那一年，白色妖魔从天降，魁星堆变成了石膏厂。每日里——吞云又吐雾，白了咱的房子是白了咱的地。蓝色的天空再难见，大白天出门还喘不上气。大老板财大气粗又有势，十轮卡车日夜横行在乡里。村干部干涉不顶事，村民们告状是没人理。这情景——激怒了老英雄王治国，一声吼，喚起了七老八十的伙计军；铁锨棍棒做武器，老太婆们睡在车前就拉不起……”
　　这段说唱故事讲的是，当时已经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治国，在八五年率领全村的老头老太太，把盘踞在村子东南边的一座规模不小的祸害人的石膏厂撵走的故事。
　　在早年间，村子东南边那个高高的土堆上，曾经有过一座青砖浮雕的文昌魁星楼。这座远近闻名并作为本村地标的文昌魁星楼，和洪福寺的年龄差不多长。村里人很是迷信，认为村里所以能出了几个大知识分子，和这座文昌魁星楼有着一定的关系；要不，为什么别的村子里就出不了这样的人物呢？村民们还认为，魁星楼和洪福寺一样，都是村里的吉祥物，都是庇佑这座村庄兴旺的风水宝物。
　　但是，这座魁星楼后来被日本鬼子毁了，当作了炮楼，经常从里面“嘎咕”一声放冷枪。武师梁万佬的长子梁成，就是被这种冷枪打死的。日本鬼子还每每两人一伍，端着刺刀进村来抓鸡要东西。
　　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这个高高的土堆上竖起了一架方型的大铁架子雷达，土堆下盖起了两排整齐的营房，驻扎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那时，美蒋的飞机经常窜犯大陆，所以这架雷达也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警惕地注视着天空的一切动静，保卫着新中国的安宁。
　　这一营兵和那架雷达，在七十年代末就撤防走了。留下的那个高土台和两排营房，就被一个大型的石膏厂占据了。高土堆上竖起了一个高高粗粗的大筒子楼，几只毒眼里不住地喷吐出白色的烟雾。从此，白色的污染日甚一日，刮东南风时，呛人的气味弥漫过来，村里所有的房顶上和树冠上全像盖了一层白色的纱布，搞得村民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村干部们几次前往交涉都无济于事，村民们不断地到公社和县里告状，也是没有人理睬。最后，惹得王治国怒发冲冠，一声号召，召喚起了七八十个当年跟着他兴修水利高灌站时的老伙计们，扛着种地用的铁家伙，浩浩荡荡去石膏厂封门堵路。
　　这群已经七老八十了的不怕死的老伙计们，本来都已经只剩下蹲在墙根底晒太阳了，却突然发现自己在这样的年龄，竟然还能为子孙后代再干一件留有余庆的事儿，实在是太有价值的一回事了，也太值得去干一家伙了，于是个个都磨拳擦掌地豁上了老命，挥舞着铁锨棍棒，断路，拦车，封门，撬砸筒子楼，一点儿都不含糊。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狠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王治国带领的这班把生死都已经至之度外的伙计军，用不文明抵挡不文明，用野蛮对付野蛮，整整闹腾了一个月零三天，终于把那家祸害人的石膏厂挤逼走了。清风，白云，蓝天，又统统回来了，这让全体村民又大大地为王治国念了一回佛。
　　胜利到来的那一时刻，王治国叉着腰，站在高高的魁星堆上，自豪地哈哈大笑了。作为一个人，王治国震耳欲聋地吼过，气壮山河地领着大家伙儿干过，就是现在，人们经过他的田间地头时，还要满怀尊敬地和他打声招呼:“老英雄，还不肯歇一歇呀？”王治国便直起腰来，从破旧的草帽底下仰起那张四方大脸来，自豪地笑笑，算是与人打了招呼。这一刻，不认识他的人，谁能知道这个穿着汗湿的二股筋背心，胸前晒得象牛肉干一样颜色的老人，曾经是这方土地上跺一脚响三声的王治国呀。
　　时光进入九十年代，这位人人敬畏的老英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得的是眼不聋耳不花，连齿牙都不曾摇动。这大约和他一辈子不停息地参加田间劳动有关，更与他凡事都能举重若轻地拿得起放得下有关，不像那个谨小慎微的贫协代表刘知福，心思过重，经常揣着一肚皮的烦心事，所以才刚过六十岁就去世了嘛。
　　“走麦城”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比如十年前分田包产到戶那起事儿，就绝对是王治国的“麦城”。王治国眼下是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精心伺弄着他耕种的庄稼，把全部的热情和汗水都赋予了它们，就是不願意再过问村里的事，借以洗刷他再也挥不走的屈辱。
　　八二年的春天，自从土改时起就抡圆了膀子一直干到那时候的王治国，自觉得自己是突然就遇上了“鬼打墙”，左冲右突都走不出那个怪圈圈去了。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咬牙切齿地骂道：“狗日的们……”但他骂了半句就停住了，往下不知道该骂谁，左右看看空无一人的村委会办公室，又不解气地说了句：“今天出门遇上了黑煞神！我他娘的什么时候这样窝囊过？”
　　可不是么，王治国过去三十多年中干的所有事儿，都是从小往大了干，成立初级社，土地牛马车辆归公，实行集中管理；发动号召全村青壮劳力，兴修水利高灌站，提高粮食亩产一倍多；转而人民公社化，办集体食堂，组织农业学大寨。“四清”运动中清理“四不清”干部，他也没摊上事儿，两手拍得胯骨响，只有他说别人的，别人除了背地里说他两句“作风霸道”，再也挑不出他别的毛病来。“文革”时打倒“走资派”，全村那时已有四千余口人了，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这个领着大伙儿苦干实干的人是什么“走资派”。
　　三十几年来，每次共产党发出号召的时候，他都是最先投出去的一支标枪，是一个昂首挺胸的旗手，是全村人的主心骨。可这一回，他糊涂了，不明白眼下这是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折腾起来的大家业再执腾回去？要把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下去？还要把牲口、拖拉机、油坊、粉条坊、豆腐坊和铁匠铺、缝纫铺，这些农村中特有的副业也统统分下去？连供销社也要承包出去？他无论如何也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这么一来，那这三十多年来干过的桩桩件件事情，又算是什么呢？自己这个一惯党指向哪里就带领群众冲向哪里的人，又算是什么呢？
　　打从早一天从县里开会回来，他就窩在村委会粗糙的长条凳上，一直抽着那种呛人的“喇叭筒”，面前的大黑碗里已经躺下十几个按灭了的“蚂蚱”样的烟屁股了。他望着村委会办公室里挂满墙壁的红丝绒锦旗，它们杏黄色的丝绦上落上了灰尘，不再那么鮮亮了，可这并不代表它们展示的荣誉和精神就不存在了。眼下，他不知道该怎样向村委会的成员们传达这个大转弯的会议精神，而且他自己还在负气地思忖：让他娘的别人干去吧，自己已经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就别再自己为难自己了。
　　他这算逃避吗？他可不认为这是自己革命意志衰退了，而是眼前的难题让他没法儿捉摸。你说他该不该生气吧？昨天的会议上，王治国只是针对分田到户提出了他的疑问，年轻的公社书记就笑声轻佻地批评他：“老同志啊，你这思想，实在是跟不上形势了。”听听，这叫什么话！王治国当时冷笑了一声，眯缝起眼睛在心里说：“小子！我紧跟形势的那会儿，你还在你爹的腿肚子上转筋呢。”
　　说老实话，别看他们是他的上级，其实王治国从心里根本看不起他们这些眼睛上戴着两个玻璃片子的傢伙。他们就知道鹦鹉学舌地坐在办公室里发号示令，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们懂得什么是“鋤禾日当午”吗？他们哪里又舍得“汗滴禾下土”呢？凭什么就该由他们来决定农民的命运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