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和农民的肚子

　　（接上）
　　*要命的粮食
　　
　　粮食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这个东方人口大国的首要问题。历朝历代的君臣，都会因粮食问题困挠不已。历史上因粮食短缺而酿成的事件也数不胜数，光绪三年还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老辈人说起从河南安徽这些地方逃荒来的人的凄惶，简直像说书一样。
　　记忆中，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六十年一轮回的庚子年。老年人说起历史上的庚子年，似乎没有一个是能平平安安度过的。
　　老百姓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查证一下中国的近代历史，一八四零年的庚子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一九零零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火烧了北京圆明园，还掠夺走了我们几代人积累下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一九六零年的庚子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大灾年。这一年，智利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九点五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袭击了全球。在国内，这一年同样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和水灾，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政治原因，使老百姓对一九六零年的记忆格外深刻。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有几个不知道六零年的春荒呢？六零年的那场春荒，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粮食的渴求成为了终生难忘的记忆。那个时候，粮食变得比任何东西都金贵。原来五分钱就能买到一个的油丝饼子，变成了五毛钱一个的干圐囵火烧；原来一个二钱重的金戒指能換来三分地，那时变得连一面袋子玉米也換不来了。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那时都成了人们眼里无比金贵的东西。地里的野菜是全被挖光了，树叶和树皮全都晒干磨成了面，过去用来烧火的玉米秆也磨成了面，过去用来喂猪的红薯蔓水蓓籽，统统变成了人们的口粮。人们还为此专门创造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无粮饭”。
　　我们村子里四百多户人家，合计三千余口人，总共拥有土地五千二百多亩。在解放前靠天吃饭的岁月间，这些土地的出产量，丰年时每亩可达到一百多斤；至于灾年，那就不好说了。要么天旱，颗粒歉收，要么雨涝，粮食霉烂在地里；若再遇上个河淹水漂，不光是要龙口夺食，更不知是和什么妖魔鬼怪在争夺粮食了。
　　村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可见，想要当好这个老天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地域广阔，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雨水，需要多少？老天爷怎么会计算的那么精确周到呀？所以他老人家也只能随兴而来，想多会儿旱就多会儿旱，想多会儿涝就多会儿涝，想旱哪儿就旱哪儿，想涝哪儿就涝哪儿，所以也就搞得人们常常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情。
　　解放后，毛主席号召“人定胜天”，开展了全国性的大搞水利运动。村党支部书记王治国和村主任罗祥，带领村里的青壮劳力，从离村十里远的汾河大坝那儿，接修了一条八里多长的纵向大水渠，从村子到大坝之间又每隔一里多修了五条横向的小水渠，在离村一里远的地方建起了引水高灌站。这些举措，大大地改善了这片土地上的收成，使得每亩土地的收入达到了三百斤以上。
　　那些日月，王治国和所有的青壮劳力一样，白天黑夜滚战在工地上，脚指甲都绊掉了两个；一条胳膊在滚坡时骨折了，照样吊着绷带在工地上指指划划。所以，王治国在这片土地上的威望，就是靠日积月累的辛苦和一连串的功劳培植起来的。也有人形容说，王治国好比是这村里的毛主席，令出山动，所向披靡。
　　但到了六零年的春天，王治国遇到了一个让他有可能里外都不是人的问题，那就是，今春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干挖尽了，全村三千多口人的嘴巴，眼看就要喝西北风了。已经有不少村民在叽叽咕咕，抱怨王治国去年秋天吹牛皮虚报产量，所以多交了公粮，搞得村子里再也没有了存粮。现在离着麦收还有五十多天的时间，眼睁睁地是青黄不接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村人都把嘴吊起来维护他的那点儿荣誉吗？要知道，这可是会死人的！人们私下里小声嘀咕：“牛皮是吹出去了，可牛皮能当饭吃吗？看他这回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三千多张要饭吃得嘴。”
　　王治国也觉得冤屈，对村委会的人说：“那能怨我吗？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多逼人，文景最知道。”和王治国一起去公社开会的新任村委会主任文景，对当时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
　　细想起来，王治国自己也说不清形势是怎么转的，上次开会只是强调反对瞒报产量，这才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变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虚报产量。全公社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子，一家比一家报得产量高。李家堡那个外号叫李疤子的支书，居然说他们达到了亩产八百斤，而且要力争明年亩产超过千斤。王治国心里说：“吹牛皮不上税吧？”王治国悄悄对文景说：“他那村尽是盐碱地，连草都长不好，不用说长粮食了，夏收时麦穗就像蒲草棒槌槌那么大，一亩地打个八十斤都难，咋还能打出八百斤来？”文景悄悄说：“这小子就好出个风头。”
　　王治国祖孙三代给地主扛过长工，耕种收仓，样样都要经过他们的手。地里能收多少粮食，王治国这个庄稼把式比地主都知道得清楚。解放后，他更是村里几千口人的当家人，收入支出在心里早就有了一本账，骗他可没有那么容易。王治国在鞋底上擦灭了大喇叭烟卷，心里嘲笑那个吹牛皮的家伙：“看你小子接下来怎么收场！”
　　可李疤子这一吹不要紧，骗得县领导和公社领导都齐声赞扬他：“好！小伙子有股虎劲，这是给咱们全县带了个好头。”紧接着，领导们虎视耽耽的目光就挨个儿逼过来了。当领导的目光逼到王治国脸上的时候，王治国并没有慌乱。他实打实地估算了一下，自从有了高灌站，他们的产量确实提高了不少，但地有好赖，不能一概而论，平均下来，也就是个亩产二百五十多斤左右，这还得是好年景。
　　可是，当王治国把亩产二百五十斤的话一说出口，立马遭到了四周的哄笑：“保守了，保守了！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乱哄哄的一通闹腾，再被那两位领导一激将，王治国的感觉就像喝了五十二度的老汾酒，开始腾云驾雾起来。但他仍然没有松口。又过了一会儿，公社领导让他抬头看看会场上挂着的大红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领导还俯下身子对他说：“认得这几个字不？这可是个政治态度问题哟！”
　　这个时候，王治国的嘴，就开始不由自主了，“亩产六百斤”的话，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了。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的代价，是秋后多交了二十万斤的公粮。
　　第二年春天村里粮食发生短缺时，正在举办的公共大食堂里，什么红薯蔓蒸馍、玉米皮饼，号称“银裹金”的榆皮面条都吃过了。有些老人小孩吃上这些东西，要么跑肚拉稀，要么拉不下来再喝凉水灌肠；村里已经出现了十来个浮肿病人了。还有那种用榨油后剩下的豆渣压成的豆饼，往年这都是牲口的过冬粮，如今却烤在铁鏊子上，成了小孩子们难得的零食。但就这样，挨到清明节刚过，食堂为村民分完了最后一顿小米粥和最后一个窩头之后，就再也开不了伙了，而且这顿小米粥还是用治保主任梁二钵的功臣津贴米熬下的。
　　梁二钵，在朝鮮战场上伤残了左腿，左腿明显地短了一截。他本来是可以进荣军疗养院的，但梁二钵是个孝子，考虑到梁大钵已经去世，就自动放弃了进疗养院的机会，回来守护在他老妈的身边。这样，梁二钵每年能得到国家给予的五百斤小米的津贴，每隔五年还有一双后跟高低不一的皮鞋。穿上这双皮鞋的时候，一般人是发现不了梁二钵是个拐子的。
　　现在，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时候，伙头军们摘下围裙，用桿面杖和大铁勺，把案板和铁锅敲得叮叮咚咚乱响。
　　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八个村民小队的队长则包围了王治国，问他这个当家人：“明天怎么办？”王治国这个虎彪彪的汉子也已经饿得脱了形，四方形的大脸塌进去两个坑，四十来岁的人已经花白了头发，连鬓胡子毛蓬蓬的。他一直低垂着的头无力地抬了抬：“宰牲口吧！”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都一直在负责调配牲畜分工的贫协代表刘知福，一下子把眼瞪得大如铜铃，不可遏止地结巴起来：“宰、宰、宰牲、口，秋天谁、谁拉、拉车？”王治国也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晴：“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再说，人都没吃的了，拿什么喂牲口呢？没牲口了，还可以人拉肩扛；没人了，要牲口做什么？”几句话，就问得刘知福哑口无言，磁在那儿不动了。
　　自从五七年梁步隆刘培刚因为刘钟的事情被划成右派，还带累村主任罗祥下台的事情发生之后，刘知福只要面对着王治国，就像发生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一样，总是不由自主地胆虚心跳，再一遭到王治国强硬的反诘，更是要一嘴就没一嘴了。再说，王治国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王治国说完，就站起身，朝村长文景和治保主任梁二钵招招手，三个人就蹲到门外鬼捏叽咕去了。
　　刘知福则折转身，来到了村边的牛马场里。饲养员铁锁老汉，还以为有了出夜差的任务，慌忙披衣起来准备驾具，一边问要套哪一头牲口？刘知福没心思理睬他的啰嗦，提起马灯走到拴牛马的敞篷前，举起马灯挨个地打量它们。
　　打从五六年合作化牲畜土地收归公有，刘知福就和这十几头牲畜打上交道了。他负责调配它们谁去耕地，谁去拉车，和它们有了感情，给它们都起了名字。那匹大棕马，他叫它玻璃眼；那两匹大青骡子，他叫它们大楞二楞；那头花母牛，他叫它桂花……此时，它们都在食槽边安静地嚼食，善良的无忧的和蔼的目光，时不时地看他一眼。刘知福觉得泪水迷蒙了眼睛，实在看不下去了，也不知道今晚的厄运会降临到它们哪个身上，但他得赶快躲开这个场面。
　　他神情愰愰惚惚，少气无力地回到了自已家中，坐在炕沿上点了袋旱烟，稍一闭眼就打了个盹，只见一个穿着蓝白花衣服的妇女，拉着一个梳着朝天角的光屁股小子，双双跪在了他的脚前。那妇女细声慢语地说：“你救救俺娘儿俩吧……”刘知福一激灵醒来，只见旱烟袋头上还亮着红火。他却感到心中非常不安，这两年总有些外地逃荒来的人口，是不是真的有人等着他去搭救呢？
　　他慌忙出了门，带倒了门口一个小板凳。被惊醒的老婆，含糊不清地问：“这么晚了，干什去呀？”他说：“跑，跑茅房，睡，睡，你的！”出了大门，冒着农历三月料峭的寒风，他沿着几条小巷走了一遍，特别留意墙根下有没有倒伏着的人。然而没有。
　　他心神不定地回到了家，和衣倒在炕上，刚刚合上眼，就见那娘儿俩又来到了他的面前。那女人嘴里依然说：“你救救俺娘儿俩吧。”这下，刘知福睡不着了，他特意拿上了手电筒，再次摸黑走出自家大门，去往村南头的井台上，往黑洞洞的井里边照照；又跑去村北边的另一口井上，照样来回照了一通，仍然一无所获。
　　折腾来折腾去，天就微微亮了，疲累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他就干脆不回家了，在大门前的石头上坐下来，点了一袋旱烟，稍作休息，就照着往常的习惯，往牛马场那儿走去。刚进场门，就听见里边有人叫喊：“剥出来了，剥出来了！这头母牛还怀了牛犊……”刘知福跌跌撞撞冲了进去，果然看见刚被宰杀的花母牛肚子里露出一个猪嵬大小刚刚成型的小牛犊。他一下就软瘫地跪在刚被宰杀的花母牛旁边，沾了鲜血的手，连连掴打着自己瘦削的长脸，闷声闷气地大声号啕：“我滕(傻)啊，我滕啊！你给我托了两回回梦，我都滕得解，解不开……硬是滕得解不开呀……我这下，可算是造下大孽了……”
　　他的话，像风一样地传了开来。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谁也不肯吃分到手上的那二两牛肉，都在悄悄地掘土掩埋。
　　悲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村庄。
　　天将黑时，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的县粮站站长任自强，刚一走进自家的街门，就被等在家里的王治国和梁二钵堵住了。王治国开门见山地说：“自强，你治国叔这辈子头一回拉下脸来求人，可我却是为了这村里的三千多群众。直说吧，我是想从你的粮库里借四万斤粮食，来度这个春荒……”任自强简直怀疑自己是听错了。自从他接管粮站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敢打过国库的主意呢。眼下，这主意让他似乎是听到了惊天炸雷，更怀疑是听到了天方夜谭。他张口瞪目了好一阵，才慌乱地说：“治国叔，二钵哥，这你们应该知道，这可是万万不行……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私自动用国库里的粮食呀……”
　　王治国和梁二钵，这两个全村“面子”最大的人，就一齐给任自强跪下了。梁二钵的一条伤腿跪不下，他就单腿挨着地。这样两个人跪在面前，慌得任自强也一下子跪在了他们面前，一边使着劲往起拽他们，一边慌乱地说：“你们这可是要折了我的阳寿？让我这个小辈人，咋能当得起……”
　　王治国这个铁打的汉子，现在难得地动了情。他用粗糙的手掌抹擦着脸上的鼻涕眼泪说：“去年夏秋两季，是我亲自押着车，给你们那个粮库交去了四十万斤的公粮。今天，我借四万斤粮食回来，就为了保证全村三千多口人，每天能有二两玉米面糊糊喝，为了保证让他们都能活到麦收。只要这季麦子一熟，如论如何，我哪怕带着人去别的村里抢粮食，也一定会把这个窟窿给你堵上，决不会让你一直为难。你就给咱担上五十多天的干系；我和你二钵哥，用我们俩个人的党性作保证，保让五十多天以后肯定堵上这个窟窿，绝不会让你一直担惊受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