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青梅竹马

　 1963年出生的乔红霞，从读幼儿园开始。家庭成分一栏，就是“资本家”；父亲的“政治面貌”，当然是“右派”了。
　　直到69年红霞上小学时，才明白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是属于“坏分子”一类的，总感到抬不起头来。按照上面的政策，像乔红霞这类青少年，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称谓，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谓“可以教育好”，其隐藏的大前提就是，他们都是“有问题的”。当时社会上称他们是“狗崽子”，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高明与乔红霞相识，是因为他们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红霞曾听她爸爸说过，他们家原来住在市中心带花园的小洋楼里。可后来家里败落，房子也被征收了。在她出生之前，她父母只好搬进城南这一个大杂院里居住。大杂院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工人、职员、小贩，也有少数扫地出门的资本家、右派、历史反革命等等。在大杂院里，红霞和高明两个人玩得非常开心。
　　当红霞读小学一年级时，高明已经上四年级了。住在同一个大杂院的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回到大杂院，两个人不是你上他家玩，就是她上你家玩。
　　两家大人虽不常走动，但彼此都很了解。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两个孩子一人一份。
　　一天放晚学后，高明站在学校大门口等红霞。看看天色已晚了，同学们都走光了，红霞还没出来。高明非常着急，就跑回校园到去寻找。突然他在寂静的校园里听到有女孩子的哭声，仔细一听，正是红霞在哭。
　　哭声是从操场上传来的，他急忙奔向操场。远远地，高明就看到红霞坐在沙坑上，双手捂着脸在哭。她身旁站着四个男生。有两个是高年级的男生，还有两个是红霞班级的同学。一个男生正用脚踢着红霞的左腿。另一个男生则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还想参加我们红小兵组织？你是坏人，我们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随手抓起一把沙子撒到红霞的头上。
　　见此情景，高明不顾一切，大吼一声：“不许欺负人！”说完就冲上前去，拉起红霞说：“走！红霞我们走！”
　　这时几个男生瞪圆了眼睛冲着高明喊道：“她是你什么人？竟敢帮狗崽子说话！”上来就打了高明一拳。
　　高明气愤极了，大声喊着：“她是我妹妹，不许你们打她！”
　　四个男生冲上来，围住高明一阵拳打脚踢。坐在地上的红霞哭喊着：“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关他的事！”
　　然而，四个男生如凶猛的小狼扑向高明，高明被迫反抗。五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毕竟一人敌不过四人，高明被打得鼻青脸肿。四个男生狞笑着扬长而去。
　　红霞哭着扑到高明身上说：“高明哥哥，你不要紧吧？”
　　高明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对红霞笑了笑：“没关系，我不怕他们！”
　　“高明哥哥，等我长大了就打得过他们了。”红霞仰起头，自信地说。
　　高明看着红霞幼稚的样子，拍了拍她身上的泥土，问她说：“红霞，他们为什么打你？”
　　“不知道，今天上课时老师说，每一位同学都要积极参加红小兵组织，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就举手报名了，老师说，下课到班长那里去报名。”
　　“哦，那你报了吗？”
　　“他们不让我报，说我是狗崽子。高明哥哥，什么叫狗崽子？”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高明生气地说。
　　“狗崽子是坏人吗？高明哥哥，我不做坏人他们就不把我拖到操场上打了是吗？”红霞抽泣着茫然地说。
　　“你不是坏人，红霞。”高明心痛的搂着红霞，帮她掸去头上的沙子和泥土。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知道像红霞这种家庭出身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组织的。红小兵是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只有像他这样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子女才能参加。红霞妹妹太小，还不懂这些道理。不过，他也听爸爸妈妈在家私下议论过：上代人有问题，总不能株连到不懂事的孩子吧！但他知道，他们说的就是红霞家。
　　“红霞妹妹，我们回家吧。”
　　“嗯。”红霞不仅止住了哭泣，还快乐地跳起来。
　　高明看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心中有一些怜惜。
　　从此，每天放学时，高明就跑到一年级（6）班教室门口去等红霞，然后和她一起回家。
　　1973年秋天，高明已十四岁了，读完初中二年级，初中就毕业了；红霞也十岁了，正上小学四年级，明年也要毕业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那时十四岁怎么就念初二了，还要毕业了？原来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小学从六年制缩短为五年制，初中、高中都缩短一年，实行两年制。所以现在从小学到高中要上十二年，那时只要九年。所学的内容也都是以“大批判”为主，还有就是学工、学农、学军。学生学不到什么文化知识。大家都这么混着过。
　　高明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两年，1975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去插队，在清水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霞小学毕业后，没有资格再升学。在当时，按政策规定：像红霞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升入好中学读书的。理由是：不能培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来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她年龄太小，也没下乡，就一直在家里赋闲着，帮助妈妈做一些家务活。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红霞爸爸戴着“资本家”与“右派”的两顶黑帽子，母亲是“黑七类”的“臭婆娘”。他们在劫难逃，都被剃了“阴阳头”②，戴着高帽子，整天游街，批斗，生不如死。
　　197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传来红霞爸爸“心脏病”突发，死在批斗台上的消息。当时红霞妈妈正被隔离审查，审问她的专政组长大声吼着：“你这个‘黑七类’的‘臭婆娘’，老老实实地交待你们的同党还有谁？”
　　“我没有同党，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
　　“哈哈！”专政组长突然狰狞地大笑起来，令人毛骨惊然。“你不说是吧，那我告诉你臭婆娘，你那右派丈夫已经畏罪自杀了。”
　　“不！这是不可能的，你们放了我，我要去见他……”红霞妈妈疯子一样的哭喊着。
　　“啪啪啪！”几个巴掌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你给我老实点，到哪去看他？早他妈的变成灰了。”
　　当红霞妈妈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地上。她明白了，她还是没逃过这个专政组长的魔掌。她绝望了，用自己的一根裤带结束了她的屈辱人生。
　　红霞的远房亲戚都怕沾上晦气，不敢收留红霞，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37岁的好心人高大伯和高大妈收留了她。
　　“高师傅是不是有病呀，人家躲都来不及，他到好，收留一个‘小右派’，迟早要遭灾的。”
　　“他们两家关系好，再说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也怪可怜的。”
　　“高师傅是不是他们的同党？”
　　就在高师傅收留红霞的同时，街道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立场不稳，同情坏人。也有人说他心眼好，好人会有好报。
　　血气方刚的高大伯听到这些，他挺立着不算高大的男人身躯，瞪大一双豹子眼，吵着对革委会主任说：“说我立场不稳？老子我贫农出生、两代工人阶级！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贫农后代。你们说，一个12岁的小女娃（指红霞），她虽然出身不好，这能怪她吗？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再说，她的双亲都死了，无依无靠，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吗？她是坏人？是什么坏人？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知道什么是坏人？有良心的手捂胸口想想，抗日战争时，还优待俘虏呢，何况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从现在起，谁他妈的再敢说老子立场不稳，老子就跟他们拼命！”
　　革委会主任是位年轻的“支左”解放军干部。一个陕西娃，他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没有批评高大伯，反而用夹杂着陕西方言的普通话大声地安慰高大伯说：“高师傅，你也是‘下苦’的人（陕西方言，‘靠做苦力为生的人’、‘劳动人民’）嘛，谁还信不过你？鞋（孩）子嘛都是国家的未来，流落在街头，也会给大好形势抹黑，你收留她是件好事。白（别）说了，高师傅白（别）说了。那伙子人‘冉嘛咕咚’（陕西方言：‘糊里糊涂’）的，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哪个有意见，叫他们来找我。”
　　高大伯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但大概意思他是懂了，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这还像个人说的话！”一转身，“蹬、蹬、蹬”地离开了街道革委会，把那个年轻的主任甩在那里愣了好半天。从此，红霞就搬进了高大伯的家，高大妈给她收拾了一间不大然而整洁、清静的闺房。
　　高大伯和高大妈对红霞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虽然当时生活非常困难，他们从不让红霞饿着。有时候菜少了，他们情愿让儿子少吃一点，也不会亏待红霞。有一天夜里，红霞突然哭喊着要妈妈，高大妈连忙从床上爬起来，把红霞紧紧的抱在怀里说：“红霞，是不是做梦了。”
　　红霞在高大妈怀里哭着说：“大妈，我要回家，我想妈妈……”
　　“红霞乖，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妈妈……”
　　“等红霞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高大妈哭着说。
　　“那妈妈回来住哪，我们的房子有人住了。”
　　高大妈不由一愣说：“红霞，那房子本来就是人家的，现在还给人家了。你妈妈回来也住我们家，和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好！”红霞亲着高大妈的脸，甜甜的笑了。可她又说：“那我爸爸也住这里好不好。”
　　高大妈摸着她的头说：“好。”
　　红霞在高大妈怀里甜甜地睡着了，在睡梦中还轻轻地叫妈妈。高大妈一直抱着她，心中疼惜不已。
　　后来红霞渐渐长大了，也明白了爸爸妈妈的事情。但她从不敢在高大伯和高大妈面前提起，怕他们伤心。十几岁的红霞懂事多了，她不仅帮大妈做好家务事，还在街道小厂找了一份工作。
　　高大妈伤心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应该在学校读书。可是有什么办法？唉！”
　　“她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作孽呀！”高大伯叹着气说。
　　“你少插嘴，这话说得吗？你不要命了！”高大妈连忙捂着高大伯的嘴说。
　　当现在人谈到文革期间被耽误的一代时，往往都这样说：该读书时没书读搞大批判；因为当时没有高中、大学可上，只得上山下乡；回城已是而立之年，才进工厂拜师傅学手艺；刚刚满师时，文凭忽然吃香了；于是他们复习，自学，好不容易拼搏到一张文凭时，企业倒闭，一个一个又下岗了。高明和红霞就属于这一代人吧。
　　这对于高明和红霞来说，也是人生的磨砺和艰辛，这种艰难曲折的心路需要长期过渡的，可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1976年9月9日，街头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不祥的哀乐。在低回的哀乐声中，播音员沉痛宣布：“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不幸逝世。”
　　倾刻，举国同悲，风云变色。
　　不久播音员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宣布：“1976年10月6日，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顿时，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山花烂漫。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宣布“十年动乱”（即“文革”）彻底结束了。就在这年秋天，18岁的高明又回到城里。这时红霞已经在街道办的小变压器厂里绕线圈一年多了。
　　好在高明和红霞年纪还小，他们碰上了开始新生活的好机遇。
　　然而，生活并不是从此平静，风起于青萍之末，两位老人不愿再痛苦地回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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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注：①“阴阳头”：文革中给”坏人“剃的一种古怪发型，半边头发保留，半边头发剃光，以示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