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回首往事

　 新娘乔红霞在婚宴上说的话，客人们都听清了。她说：“我的生活经历，我和天成的爱情旅程，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不知内情的人听了，都以为她说的是一句客气话。知道内情的人，特别是高大伯和高大妈就不这样看了。
　　从婚宴回来后，高大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高大妈给他沏上一杯上好的龙井茶。他一边品茶，一边对高大妈说：“红霞这孩子真不容易啊。她说得不错，现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是啊。”高大妈剥开一只橘子递给高大伯；“只可惜我们的明儿，没这个福分哪。”
　　“别提那个畜生，他还不是自作自受吗？”高大伯的话一说出口，泪水也滚滚而下。高大妈连忙拿起手绢，擦着高大伯脸上的泪水；“老头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自己的泪水却止不住流下来。
　　高大妈默默地坐下了，两位老人相对无言，就像患了失语症一样呆呆地坐着。
　　可他们的头脑里，却同时掀起巨浪狂涛，时间如钱塘大潮，卷回那不堪回首的年代。
　　事情还得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说起。
　　那时，高家和乔家都住在城南的一个大杂院里，他们是老街坊老邻居。1963年，乔家的女儿乔红霞呱呱坠地了，高家的儿子高明也只有3岁半。
　　当时的高大伯才27岁，人称“小高”，他的大名叫“高洪福”。在单位除了会计等少数人，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大名。一来是他人生得矮小，二是他天生就长了一张娃娃脸。小学毕业后在家玩了两年玩腻了，就进了他爸爸做工的鑫源机器厂“当学徒工。”那还是1950年的事情，当时的小高才14岁。
　　在小高进厂当学徒的前一天晚上，他爸爸特意把他叫到身边。教他尊重师傅，好好学习技术。告诫他不要当“徒弟老爷”。
　　旧社会的学徒工，叫做“吃三年萝卜干子饭”。意思是说学徒工是很艰苦的。在学徒期间，常做的事就是帮老板娘带孩子，生煤炉，烧水，扫地，跑街，买东西，有时帮师傅打打下手，师傅不教你怎样做是正确的，可你做错了就破口大骂，动手就打，技术上没有人教你。俗话说；“教会徒弟打师傅”。师傅就靠他那点技术在工厂里混饭吃。徒弟要是学会了，师傅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你不走？不走的话，老板就炒你鱿鱼，不走也得走。那一点点技术不是跟师傅学来的，而是偷偷地看师傅怎么做，自己从中摸索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的学徒工不叫“学技术”叫“偷技术”。小高爸爸说，他的手艺就是这样“偷”到手的。
　　到了新社会，师徒平等，不打也不骂了，可这徒弟反而比师傅更厉害了。解放后师傅们成了工人阶级，不再怕炒鱿鱼了，愿意尽心尽意地教徒弟，可这徒弟们却不买账了，他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到厂里上班。原来在学徒期间只拿生活费，不领工资，因此不上班也没有“扣工资”一说。师傅们背地里都摇头叹气：“哎，这班徒弟老爷们真拿他们没办法。”正因为这些，老高师傅才要求儿子进厂后，千万不要做“徒弟老爷”。
　　你可别说，小高还真的不是“徒弟老爷”，师傅们个个都喜欢他。大家都说这是老高师傅教育的好。他从不迟到，不旷工，肯吃苦，肯钻研技术，对每一位师傅都很尊重。车间组长说：“这个小高非常聪明，不管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你别小瞧了小高，他从小就喜欢拆拆装装的。”带他的王师傅自豪的说。
　　小高进厂后，不久就成为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同一车间的老张师傅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回去和老伴一合计，决定把女儿小翠嫁给他。
　　“小翠妈，小翠今年16岁了吧。”张师傅叼着烟袋，眯着眼睛说。
　　“过年就17岁了。”小翠妈见丈夫满脸喜色，便说；“你怎么突然关心起闺女多大岁数了。”
　　“该给她找个婆家了，你17岁时都有小翠了。”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家了？”小翠妈问丈夫。
　　“你说高师傅的儿子怎么样？”
　　“还能咋样，好坏都在你心里，你哪天回来不夸，我都听得耳朵长老茧了。”小翠妈笑着说。
　　“呵呵，那就这样定了。”
　　“啥？这事你得问问小翠。”
　　“哪你问问她，如果她同意就定了。”张师傅对老婆说。
　　“你也得请人问问高家，人家小高同意吗？”
　　“这小子会同意的。”老张师傅满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小翠妈问小翠，小翠却红着脸说：“小高我认识，我听爸爸和妈妈的，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同意。”
　　张师傅下班回来后问老婆：“你问过小翠了，她同意吗？”
　　“同意，小翠说听我们的，不就是同意吗。”
　　张师傅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好！两个孩子都没有意见，真是天作之合。”1959年春天两家就结了亲。那年冬天小翠就给高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小高师傅（这时的小高早已当了师傅）高兴地合不拢嘴。
　　同班的弟兄们笑着问他：“高师傅，你咋有这么大本事呢，一炮就轰出个大胖小子来？”
　　高师傅不气也不恼，娃娃脸上堆满了笑容：“这是我高家的压箱底技术，你们就是拜我做师傅，我还不愿意传授给你们哩！”
　　小高一家人，其乐融融。
　　乔红霞的爷爷乔宝财解放前就开办了“鑫源机器厂”。他家原来不住在城里，是本市乡间人氏，祖上是以种田为业。到了他爷爷出世的那几年，家道兴旺，无病无灾，略有小钱，家里就供她爷爷读了私塾。本指望“十年寒窗苦读书，一举成名天下知”，谁知皇上下诏停止了科举考试，读书的人感到前途无望，一个个唉声叹气，不知所措。有的人跑到贡院门前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有的人干脆一根草绳彻底了断。
　　红霞爷爷却对他的爹娘说：“爹、娘，既然皇上停止科考，就说明科考用处不大。我听说外面有洋学堂，不读经书，专教学生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经世济用。孩儿想去那里求学。”
　　他爹爹沉吟了半晌，点了点头说：“你书读得半途而废，打不得桐油灌不得醋啊，如果有新学堂你就去念吧。”老人家虽然拖着长辫子，思想可并不保守。
　　就这样，红霞爷爷去了上海一家“华洋工业学堂”，学习机器制造技术。读惯了“子曰、诗云”的脑袋，对新课题特别感兴趣，就像吹进了清新的空气，人也精神多了。他整天不是绘图就是画机器零部件和三维立体图，攻读机械原理等书籍。
　　“华洋”毕业后，家人支持他在本地区发展。家里卖了一些土地和房屋，凑了一部分资金。后来，他找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合股筹办“鑫源机器厂”。为取厂名，他们费了很多脑筋，最终选定用“鑫源”两个字，因为鑫字有三个“金”字组成，表示“三金，也可说多金”；寓意是他们三人共同创业，财“源”滚滚全靠机器来。那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还很强大，国人人心振奋，大讲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要复兴大中华。小伙子们备受鼓舞，一心想搞“实业救国”。
　　“鑫源”开创后，凭着几个年轻人的技术和热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可是好景不长，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要争取外国支持，向外国佬卑躬屈膝，奉外国主子旨意，处处阻挠民族工业发展。“鑫源”形势急转直下，顿时一片萧条，眼看工厂就要倒闭了。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终于摊牌，想抽回股本。
　　红霞爷爷知道，一旦他们抽回股本，“鑫源”是必垮无疑。他急忙回家与父母大人商议。
　　“这不冬不年的你回来干啥，现在局势不稳，你要把心用在工厂上。”他刚进家门，父亲就问他说。
　　“爹，孩儿回来和您商量点事情。”
　　“说吧。”
　　“因为局势不稳，工厂效益一直下降，我的两个朋友提出退股。”
　　“在这种情况他们要求退股，也可以理解。当初人家是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能为难他们。退吧，我们想办法还他们股金。”老人通情达礼地说。
　　幸好老人深明大义，变卖所有田产，归还两位共同合作的股本。一家人独立支撑着鑫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业产品需求量大增，“鑫源”复苏了，并得到快速发展，还一度向建筑行扩大，成立了“鑫源营造厂”。这样的形势一直维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便又每况愈下。
　　日本鬼子打进龙城后，“鑫源”被日本人强占，来了一个不懂机械原理的日本人渡边仲龟当厂长。乔红霞爷爷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工厂也不要了，赶快丢下“鑫源”，离开龙城，逃往乡下老家避难。日本鬼子又派汉奸追到乡下把红霞的爷爷绑回龙城，勒令他仍然负责“鑫源”的生产技术。
　　渡边仲龟说：“如果你敢暗中捣乱，那就死啦死啦的！”一个日本军人咬牙切齿地瞪着她爷爷，抽出长长的东洋刀，架在红霞爷爷的脖颈上比试了几下。她爷爷只感到脑后冷风飕飕，有一股血腥味直冲脑门。工厂是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疼还疼不过来。可现在落在日本人手里，为东洋鬼子生产，宝财爷爷心中十分愤怒，却又不敢明言。见了日本人，还得“太君、太君”地装着笑脸。背着日本人，他只能唉声叹气。
　　这时，高明爷爷和几个上进的年青工友，悄悄地找到乔宝财乔厂长。高师傅说：“乔厂长，我们知道你是爱国的，不愿意为日本鬼子出力。可你光叹气有什么用，你要和我们一起想办法来抵制日本人。”
　　红霞爷爷问：“怎么个抵制法？日本人看得那么严！”
　　高师傅说：“我们当然不能明着和他们干，也不能破坏机器设备，那样太显眼了。我们可以在产品的内在质量上动脑筋。要做到既能让产品通过鬼子检验员的检验，又能让鬼子拿了这些产品派不上大用场，或者用不多久就坏了。”
　　“好！”红霞爷爷听了高兴地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就这样工人们暗底下开始活动了，在八年时间里，工厂机器长转不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因此日本鬼子也十分高兴，鬼子厂长渡边仲龟拍着宝财的肩膀说：“哟西！乔的，你皇军的良民大大的好！”乔老板也高兴的说：“感谢太君的栽培。”显然他并不是因为受到鬼子厂长渡边仲龟的夸奖而高兴。
　　1945年夏天，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抛了“小男孩”，蘑菇云冲天升起，不久，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鑫源”监视宝财和工人的鬼子厂长渡边仲龟听到裕仁的《终战公告》广播后，立即大叫一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朝日本方向剖腹自杀了。
　　光复后，宝财准备重整旗鼓。谁知他高兴得太早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认定“鑫源”是敌伪资产，在大门上贴了封条。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拿出三根“小黄鱼”①，又写了详细的呈文，说明原委，才从国民党“接收委员会”手中获得撤封许可。正当一家人欢天喜地准备进“鑫源”看看时，门外又来了一批凶神恶煞的人，嚷嚷着说，他们也是“接收委员会”的，只不过他们是军事系统的。前一拨是政府系统的，他们不管。于是又贴上封条，乔家人又得花钱周旋。如此三番五次地“劫收”，几乎耗尽了乔家的所有积蓄，才把“鑫源”要了回来。
　　可是当他们打开铁皮大门进去一看，一家人落泪了。鬼子虽投降得出乎意外，还没来得及全部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可几次“劫收”下来，主要机械设备都没有了。一家人伤心地哭作一团。幸好高师傅等一批老工人还在，大家念在乔厂长平时对工人的关怀和爱护，便横下一条心，几年不拿薪水，决心把工厂恢复起来。劳资双方精诚团结，硬是把一个濒临死亡的“鑫源”救活了。
　　国民党忙于打内战，对民族工业横征暴敛，物价一日数涨，刚刚恢复元气的“鑫源”又一蹶不振。就这样死死活活、半死不活地一直拖到解放后。
　　1950年，乔红霞的爷爷年事已高，感到做事丢三落四，力不从心，就把工厂交给红霞的爸爸乔公甫经营。也就在这时，高明的爸爸高洪福也进了“鑫源”当学徒。
　　乔公甫和一些私营老板被市军管会叫去开会。回来时脸上笑嘻嘻的。红霞的爷爷问他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公甫告诉他说：“爸爸，共产党的大干部个个都穿着草鞋，衣服上还有补丁。他们说话的态度可客气啦，比国民党的大官好上千百倍呢。”
　　高兴归来的公甫只顾说他对共产党大干部的看法，却急坏了要听共产党政策的老爷子。老爷子急得大叫起来：“混蛋！你给我说说，共产党对工厂是什么态度！”
　　“哦，”公甫笑了笑，说，“爸爸，您别急，共产党的大干部说了，像我们这些私营业主都是资本家。共产党的政策把我们称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像街上谣言传说的那样，要没收工厂、共产共妻。共产党的大干部希望我们安心开业，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做贡献。政府还要扶持我们私营企业，向我们订货。最后还说了，要我们守法经营，按章纳税。”
　　“这下好了，皇粮国税是哪朝哪代都要缴的，我们不会拖欠的。”红霞的爷爷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政府部门果然与“鑫源”和其它私营企业签订了订货合同。企业周转不灵的时候，只要申请，政府还会预付定金。私营业主们一个个眉开眼笑，对人民政府的干部，个个翘起大姆指，都夸人民政府好，共产党好！对来工厂办事的工作人员，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又是递烟，恭维得不得了。按照商人的逻辑，光说好话甜和人是不行的，还得再来点实惠，就有人暗中向这些工作人员塞点“好处费”。但是，有的人收，也有人不收，不收的人是大多数。
　　其中有一位叫狄三章的工作人员与乔公甫走得比较近。他不但收人好处费，还指点乔公甫一些“避税”的窍门。乔公甫一试，果然灵光，十分欢喜，便把狄三章引为知己，免不了更加感谢他。就悄悄地多送他两条“小黄鱼”，狄三章假心假意的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抖抖地放进贴身的内衣口袋。乔公甫在狄三章的启发下，自己又钻研出几种“避税”的办法，其实就是一些偷税漏税的损招。乔公甫自以为得计，不免暗暗高兴，觉得这共产党干部确实比国民党好对付多了。
　　乔公甫原以为只要自己“谨慎从事”，就不会“翻船”，不料一批奸商暴露了马脚，引起社会的公愤。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天津40多家私营铁料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17万把铁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工事修筑，延误了战机，牺牲了好多志愿军指战员。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在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用后继发感染致残致死。人们忽然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龙城市吴昌顺服装店的老板借采购生产原料之机，卷走巨款潜逃香港。有关方面已对犯了“叛国投敌”罪的吴小顺夫妇展开全国通缉。
　　风声越来越紧，“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
　　当时到处流传着一首顺口溜：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选。
　　一条是活路，一条是绝路；
　　活路是光明，绝路是灭亡。
　　想想吧，看你想走哪条路？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
　　拒绝坦白，定要严办，
　　对！一定要严办！
　　事隔不久，狄三章终于出事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乔公甫的不法行为也暴露了。
　　在“三反”运动中，狄三章被人揭发出有贪污公款、收受贿赂等不法行为。上级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狄三章不知道是什么事走漏了风声，惶惶不安中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所有从资本家那里得来的好处费全部交代了。上级审查狄三章的家庭背景，他本人是学生，家庭是工商业兼地主。于是把他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送到一个国营农场监督改造。
　　狄三章是罪有应得。与狄三章有牵连的乔公甫在“五反”运动中，也逃脱不了受冲击的命运。有狄三章交代在前，有政府查账在后，乔公甫不得不交代“避税”问题。政府给予他的结论是有“偷税漏税”，情节不太严重。在补缴税款和缴纳罚款后，定为“基本守法户”。所以也难怪社会上的人说，资本家不是个好东西。这能怪别人说么？乔公甫得此教训，也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乔红霞的爷爷听说儿子竟然偷漏皇粮国税，他责骂儿子“你这个孽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现在政府清明，天下太平，生意好做，你还走这些歪门邪道干什么呀？”一气之下得了中风，不久亡故。乔公甫后悔莫及。
　　1956年，国家要求所有私营工商业一律自愿“公私合营”。不久，“鑫源机器厂”又改变为国有的“龙城市第一机床厂”。
　　工厂不再属于自己了，可“资本家”这顶帽子乔公甫还得戴上。红霞的爸爸在已经不属于自家私人资产的“龙城第一机床厂”参与管理，头衔是“副厂长”，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负责技术工作，拿着“固定工资”。政府对乔公甫还是客气的，后来他又作为资方代表被选进市工商联，做了工商联副主委。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提意见最积极的人，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乔公甫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势所趋，没有意见可提，可还是在劫难逃，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他“以沉默对抗运动，比公开跳出来的右派还要歹毒！”于是，除了“资本家”的帽子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嵌进肉里摘不下来。其它诸如“副厂长、副主委”的帽子一律撸去，安排在“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不沾生产和技术边的“勤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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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小黄鱼”：解放前的人们对金条的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