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的来信（第九封信）

第九封信（收信时间3月17日）
钉子吾儿，见信平安。前天，我受邀参加一个有国家的大人亲自住持（当然是万分荣幸）的会议，一份疫病防治的概要已经通过。这个防治计划当然肯定会是行之有效的，相信这个计划只要确实执行起来，这场疫病必将得到控制。这样一来，我们的城堡也就安全了。
《概要》主要是这么两条：
第一是隔离。最基本的，当然是对感染者与安全人的隔离。更重要的是疫区与安全期的隔离，以具体的多达三十一种的方式禁止任何形式的疫区与安全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另外，在疫区这个大范围之内也还要实行小范围的相互隔离。因为并非疫区之内就无安全区——事实上，据我的推测，应该是：疫区之内多是安全区。虽然，据说现在在整个东部都已经发现有感染者了，但并不是每个城堡都有，更不是每个东部的人都已经感染，因此隔离之内的隔离也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很显然，隔离的范围越小对于遏制疫病的传染会越有效。
第二是戴墨镜。大会通过了一条疫病流行时期的临时法令，法令规定从×月×日（据称预计是5月25日）开始，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墨镜。对于不遵守此条的，将对其处于三个月乃至一年以上的监禁。收到我的信之后，我们的城堡就可以施行这个法令了。虽然我对眼光传播这件事始终持有怀疑，但我想这样做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它可以提示我们这一点：疫病是存在的。这样，我们对它就不会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了。
父亲
3月15日于东部谟笃

父亲的信中另有一页给我一个人看：
我有些担心。防治计划当然是不错，肯定也是有效的，但我有些不安。东部的每个地区都宣称已经发现了感染者，可是，到会的人无论医生还是官员又会没有一个有过亲身的见证，仿佛是他们害怕承认自己见过神经病就会被人怀疑。或者他们真的还没有见过，那么发现感染者的又会是谁呢？为什么大会没有让一个这样的人来参加？这场疫病造成的恐慌是显然的，在东部惶惑的氛围尤为明显；似乎从来是这样，疫病附加的效应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
对于真正的防治而言，见证者也是远远不够的，感染者是必须的，对其症候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到疾病的根源以及真正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与正确的控制其蔓延的措施。现在这些防治措施，可以说就是凭着传闻制定出来的。当然，对于传染病而言，隔离从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常识。我们有人提出要对患者进行观察和治疗，但大人们声称国家目前还没有得到（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词语）任何一个患者，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感染者被隔离。对于这一点，大人们解释说，因为这种疾病太过于特别，在我们国家出现，在可知的历史当中还属首次，目前得到一个感染者还存在有种种技术上的困难。他们说，对于感染者控制的计划还在制定之中。国家做出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安排，我猜不透他们的意图，他们有些故作神秘，我有种感觉，仿佛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见到真正的感染者。难道说是，这种疫病的传染真是，没有一个亲眼见到了感染者的人能够幸免不被感染上？——最好，不要是这种猜测。


在野蛮人进攻的次日，我们向国家发出了求救文体的公文。但是，等到国家接到我们的公文读完它明了其中的意思做出反应构成影响，至少得需要三、四月的时间，那时野蛮人多半早就撤退了，何况国家愿意有所反应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向国家求救意义不大，我们之所以要发出那样的公文，更主要倒是向国家通报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以防备以后有什么说不清的地方。或许有我不知道的特别原因，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国家的行事有时候实在有点无赖的意思，与它打交道我们必须步步当心。总的说来，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是，任何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都要上报请示，但也许是我们与国家对大事的理解相差甚远，对于我们的上报和请示它的态度一向却是懒得搭理。但即使它再不搭理，我们还是必须得上报，那“大事”的结局若没有什么是我们收拾不了的，那倒好说，如果有，那就不得了啦，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没有上报的缘故，或者即使上报了，那也是我们上报得不够明确、不够及时，处罚当然会接踵而至。当然，这并非说同国家打交道总是我们错，事实上，国家一向勇于承担错误，甚至就是它原本没有错。有好几百年啦，我们城堡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位国家官员，在民众心里，这个大人样子就是国家的样子，他是国家形象化的表征。他有着矮胖的身材，绒绒的稀少的头发，式样很老实，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白嫩的皮肤，圆的脸盘，爱笑，笑起来脸上总是油光一圈一圈地荡漾。他的脾气好极了，不仅是看起来，他的行事也是绝对地体现他的好脾气。比如，他若是偶然听见某人对国家稍微的抱怨之辞，他不仅不会发火，甚至都不做任何解释，不开脱，他只是把自己那张太有亲和力的脸朝那人伸过去，以极为沉痛、极为谦恭的声音说：“也许我们错了。我这张脸就是国家的。想打。您就打吧。请绝对不要怜惜它，请用您最大的力打它。”你如果不打，他很有可能对你发火，甚至威胁要跟你动刀子，你如果打了左边，他肯定还要把右边偏过来让你再打。当然，不管你打的是左边还是右边，或者是两边，或者抵抗着他难得一见的脾气坚决不打，惩罚第二天肯定是要来的。那惩罚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不理会你什么个人群体——每个人都知道，国家的观念里容不得个体。虽然它看问题的方法从来是从点到面，也就是说从个体能推及到整体。对此有些恶意的论断，说这其中含有气急败坏的意味。其实这是个误解，我们说，有一个烂梨并不代表整一筐梨子都腐烂，但国家所说的是，一个梨子上有一个烂斑，那么这就是个烂梨。国家不会惩罚一个单独的人，它的惩罚只会针对整个城堡，否则也是僭越。据说，那次惩罚的内容是这样的：三天之内不许任何人穿衣裳。说起来实在有些下流，惩罚令中特别强调的词语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于是，我们城堡的人只好三天都呆在家里。当然，我们城堡也有好些人好奇心特别重，又不很容易害臊，也许还有轻微的裸露癖，他们就从窗帘后面看见了那位好脾气的大人，“他独自走过空荡荡的街道，面上并没有任何的得意与嚣张，更没有什么淫秽与放荡，而是与往日没有任何两样……”这些传闻未必可靠；即使真有其事，经过了几百年，国家未必没有改变，据我所知，我们的城堡都是大变样了。不过，怎么说呢，反正我们都知道，当与国家发生关系时，我们确实得小心翼翼，丝毫纰漏不得。
给周围几个城堡的公文在27日才发出去，我犹豫了一下，是因为父亲的要求。可要封锁战争的消息，怎么能做得到呢，传闻从来快过于公文，这是基本的常识。这件事从表面上推测实有些难解，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国家的人并不热爱交际，尤其不是同一个城堡的人，交往起来简直困难重重。像我们与我们周围的几个城堡，大家有着同样的风俗和生活习惯、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一个城堡与一个城堡是一个样子，一个城堡的人与别个城堡的人看不出任何差别，可一旦我们说起话来，就会发觉大家相互很难弄懂对方的意思。并非我们有着不同的方言，事实上我们的口音相同，用词也完全一致，没有说我们叫橙子的他们要叫水蜜桃，我们叫牛筋面的他们一定要叫水煎包。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在交谈中歧义百出，越说还越是一头雾水，简直还不如不说相互还懂得更多（为此有人说，这是个无声胜有声的时代），这从来也没有人完全弄懂过。有人说是水土的关系，也许水土也是随时间在变化着的，问题是为何它们的变化会各自不同呢？况且，我们几个城堡也检测不出水土有什么差异。还有，有人常年住在其他城堡，有些一生中在别个城堡渡过的时间比在自己的城堡还更长，可他们与这个城堡的人的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容易。更高妙的解释是，各个城堡相异的并非水土，而是磁场（或者是风、是气，都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别个城堡的人总不能适应这个城堡的磁场，于是不免晕头晕脑，说不清楚自己也听不明白别人。这个说法的主要证据是，在国道上说话的人更容易相互理解，而且越接近于连接两个人所属的城堡的国道线的中点（因为在这里两个城堡的磁场的影响力相当）交流就越容易。针对这种说法有这样的疑问：分属于甲乙两个城堡的甲乙两个人在甲城堡说话，何以甲乙两人同样晕头晕脑，甚至甲晕甚于乙？如果说是乙用自己的晕弄晕了甲，那么甲乙两人去到丙城堡又会如何呢？甲乙都晕，还相互弄晕？若是还有第三人丙在场又会如何呢？丙是更晕还是更不晕，丙没有不适应丙城堡的磁场，可他被两个晕人所包围？还有，国道线上是否没有自己的国道磁场呢？为什么会没有？若有的话，何以甲乙在国道线上的晕会不同于在丙城堡的晕呢？……于任何问题总是有太多疑问和说法，这也是人们交流困难的具体的体现，其实生在同一城堡的人也并不比不同城堡的好到哪里去。罗汁说，人的交流主要并非依靠言辞，意思从来不是由一言一句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大家相互不理解并非是言语没有把我们各自的意思表述清楚，而是我们相互不愿意知道这些意思。罗汁的意思我从来更容易知道，否则我们就不会是朋友了。这种说法的主要证据是：公文的表达大家从来能相互理解（从这点来说，国家规范公文实在是功德无量）而无论身处何地，而两个人即使他们之间以严格的公文文体式的言语对话，他们也同样是不明不白。所要补充的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当我同一个人（不管是我们城堡还是别个城堡的人）用公文式的言语对话时，基本上我们是能明白对方的意思的（也许比正式的公文效果要差一点，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推敲），只不过是你总要感到受到了某种限制，公文所能表达的意思仿佛有限。当然并非说是国家制定的公文有任何漏洞，也许国家认为公文所能表达的已经足够了。但这又仿佛是说国家（需要表达的意思）少于个人，这被看作是种逆论，因为国家不会以任何形式少于一个城堡，更别说个人；关于这一点的正论是：国家不会以任何形式少于国家之外的任何什么。所以，多半是我们对公文的领会有所欠缺。这是完全可能的，国家对于我们（单独的一个人）几乎可说是个绝对，国家的公文多半也是如此。
公文的逐渐流行——并非是全面取代，更多的可说是渗透，就是说公文的用词，尤其是体式，部分（往往是在关键部分）地取代了私语——一方面是证明了公文确实比私语更具有表达上的优势（这是不容置疑的，公文整体的表达效果就是比私语更加经济，具体的体现有：用词更干练、句式更规范、逻辑更清楚），另一方面也可把它看作是我们的私语出现了问题的证据。反正我自己是越来越习惯于说公文式的话了，即使在家里，除了同杞实偶尔还能说上几句私语之外，大部分都是公文。我接触到的人基本上也是如此，城堡组织内的人就不必说了，就是那些情人也绝少说私语，像柠柯和烟子是从未说过一句，烟子是不会，柠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
关于私语的不畅通，我还听过一种说法，说是受到了国家的限制。据说国家有相关法律规定过，不属于同一城堡而擅自搭话互通消息是种犯罪，等同于通奸。之所以始终未见有（显见的）惩罚，是因为通奸并非什么大罪，而且若不凭主观几乎不能取证定罪，国家就懒得理会。这当然是瞎说八道，若是如此，国家何不禁止交通（这当然会影响到一些人的生存，但国家当然不会着意这些“个体”），在国道线上布防设卡除了公文以及代表公文的信使全把它卡死堵绝，这样一来国道也无需现有的宽度，每年的护养费用肯定要节省不少。在一份几百年前的国家公文里有过这样的话：“越出本城堡之范围，在有国家规范文体的公文之外的交通皆为淫辞。”我猜想，这个说法就是从这句话附会出来的。不过，不管怎样这些公文都是不能不发的，因为这是国家的要求，一方面是要让其它城堡知晓野蛮人的入侵开始了，提醒他们加强戒备，另一方面是要求没有受到攻击的城堡援助我们。最后当然是发——谁敢冒犯国家呢？即使冒犯了父亲，但一般他总会原谅你，可是国家就不同了——，不过是在公文文本里对具体情况尽量含糊其辞，只说有野蛮人进攻这回事，而不说是什么野蛮人、有多少野蛮人，更不表露出任何危迫心虚。但我又很怀疑这样做会有任何好处，因为谁都知道传闻从不会少于事实——而公文总是少于。
我们的国家太过于广大，这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否则它就不会有这么大了。国家大，我们的力量当然更大，无论对付外敌或是克服内部的祸乱灾害，都显得比较容易。但也正因为大，就整个国家来说，几乎每一年每一天都会有野蛮人入侵的事情发生（甚至有人说我们这个国家每年每天都有若干数量的城堡被野蛮人攻破），国家对这种事早已经习以为常，不会给任何特定的一次予多少重视的。另外一点是，因为国家太大，反应就不免迟缓，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总是显得很差。还有就是，因为国家太大，国家拥有的城堡太多，国家对所有城堡的管理就显得力不从心，更多的时候是漫不经心，它懒得上心管理。这大概便如同一个孩子太多了的家庭（国家就爱用这个比喻，这应该也算一种“家天下”的心理），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照料和教育相对来说就难免比孩子少的家庭显得要差。哪个孩子的衣服破旧了他们一时发现不了，哪一个孩子生病了他们也未必就看得见，有些没有活性的孩子他们甚至一年也难得见一次，哪个孩子被人欺辱了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就是孩子之间发生了矛盾相互在打架他们也几乎懒得管，只要不弄出大乱子，他们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看见也会装作没有看见，或者看见了也由着他们闹。反正他们的孩子多着呢，就算真损失了一两个，他们也不很在乎，剩下的还有很多哪。我们的国家对于它众多的城堡，在我看来差不多就是如此的态度，有时简直好像对待他人的孩子，孩子们分明没有矛盾，或者原本只有一点小小的矛盾，吵嚷两句发发火气也就过了，可国家却像是闲得无聊似的定然要煽风点火把他们挑拨得打起来，好看一场好戏。这种事情就曾发生在我们城堡头上，那是十几年前，在一个宴会上人们谈起苹果，父亲认为我们城堡的青苹果是西部极好的品种，而另有一个城堡主认为他们的红苹果更好，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就争吵起来。可这种争吵如何能争吵出来一个结果呢，于是就争吵不休。争吵嘛，只要多于两个人总是会有争吵的，何况在这样的宴席间，有着国家的一个大人在场——据称他是个级别相当高而且很有些特别的官员，他非常热爱我们这个国家，他把一生都用在了对这个国家不间断的巡察之中。这还是他第一次巡察到了我们西部，因为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他特意召见西部的一部分城堡主。就如同久不见父母、难得承其雨露恩泽的孩子，谁都想在他面前表现自己一下，争吵当然更是激烈，声音很大，还挥手跺足、摇头摆尾，面上是情绪翻滚、阴晴变换，每个人都用上了心思和力气，简直丧尽了往日的斯文。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有谁能淡然处之，但这种争吵也不会说真要弄到了动手的地步，因为说到底它毕竟同每个城堡的生计存亡并无显然的关系。但这一回因为这个非同一般的大人的插足，一场战争确实为这个小小的争吵而引发了。也不知是对这种争执极为看不起，还是完全出于无聊，这位大人看到两个城堡主争吵到面红耳赤也不制止，还要挑拨说：“如此争执能有什么结果呢？要我说，不如打一仗吧，谁打赢了谁的苹果就最好。这是最公平又最有体面的解决方式了，而如此地在这里叽里哇咋做口舌之争，有多么孩子气。两位，希望你们拿出男人的勇气来，用力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女里女气比谁的声音大、比谁的耐性好。”他把话说成这样，让人根本就没有退路——对一个男人，还有什么比孩子气、女里女气更不能容忍呢？为了证明自己的丈夫气概，双方只好无可奈何地打起来。起先也就是想打一仗做做样子、圆圆脸面，可打着打着就勾起了其它这样那样的新仇旧恨、扯出了众多此种彼种的恩怨纠葛，谁也没有想到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了下去，一直打了五年多，双方都元气大耗，厌倦得不得，再无精力打下去，才算停了下来。这场战争最终被人称作“青苹果与红苹果之战”。
在我们西部，战争在城堡与城堡之间时常发生，打得头破血流，比之与野蛮人的战争，差别看不出有很大。不过有一点必须先得到承认，大部分战争与国家并无关系，至少表面上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关系。不过，国内的战争同与野蛮人的战争也有说得出的差异：我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规则，有些固然也是莫名其妙，让人看不出它们的所以然，但它们大部分还是导向了一种文明。比如，就战争而言，它们导向的基本规则是：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伤亡，在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尽量以伤代亡；应尽可能地以荣誉而不是实物的取得作为战争最终的结束方式，在非有实物不可的情况下应该以人口而不是土地的占有为结束方式……这些规则没有哪个城堡敢于明目张胆地违犯，否则他们就成野蛮人去了，他们会成为所有城堡的公敌，受到国家的惩罚。
我们城堡与周围的几个城堡多多少少都曾有过矛盾，不大不小都开过仗。但即使这样，面对野蛮人的入侵，他们也未必真会无动于衷，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是懂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启动救援模式习惯被认为“不体面”，何况国家对此也未必就不会不加于干涉。但一个城堡如果打定了主意不作为，要找到理由并非什么难事。他们可以推说他们城堡也受到了攻击或者有被攻击的可能。另外，更常用的办法是拖延时间，启动救援模式如此危险，甚至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这是国家公文中提到过的“危险底线”，我们看不出它有任何发生的可能。），谁能不观察再三还要慎之再慎呢？既然这件事如此危险，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当然得处处小心，也就是说要最慢最慢地做。拖延时间，一方面是采取观望态度，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决定自己应该采取的策略。另一方面是，越晚行事当然意味着敌人的力量被消耗越大——作为野蛮人的敌人力量消耗越大，自己所受的损失就越少；而作为别个城堡的敌人力量消耗越大，日后对自己的威胁就越小；而且他们所面临的情况越危迫，他们对援助越期盼，得到援助之后他们就越不可试图将这援助淡化——当然不是让他们承情，而是让他们羞愧。
基于这些情况，一个城堡面对野蛮人的入侵，至少最初的两个月完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国家的城堡的生存法则，如果连两个月都坚守不住，那么你的毁灭就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同情，只有辱骂。国家也是默认这条规则的。因此，野蛮人停止进攻，即使一天两天对于我们都算得是好事。但是，会不会还有后续部分的大转折呢？我们不能不担心，因为如此打打停停的情况很反常，只有在城堡间的战争中才会发生。就我所知，野蛮人的进攻一旦开始之后就很少会停下来，毕竟他们处在饥饿之中，除非是他们已经承认失败决定撤兵。但野蛮人承认失败主动撤兵的情况非常之少，他们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心，据说他们可以战死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坚持进攻——毕竟饿死也是死——但这些当然也只是传闻。
罗汁对于野蛮人的论述，单凭理智不可谓没有道理，但这些话说给一般民众很难让他们相信。在普通的意识里，野蛮人与我们的不同是根本的不同，而不是什么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他们眼里，野蛮人几乎等同于兽类。有些人甚至不相信野蛮人是吃熟食，他们认为野蛮人进食的唯一方式就是生吞活剥，他们相信野蛮人用火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放火；甚至还有人相信野蛮人是吸风饮露吃沙子和岩石长大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那是因为我们与野蛮人除了战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任何交往。像罗汁对野蛮人的论述，其实也没有多少可靠的证据，他也不过是根据一些难于确定其真实性的传闻和书本中零星的记载加于想象和推测，运用的也就是以己度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的程度内当然是可取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它绝对的正确性。他提出的对付野蛮人的方法很难会得到施行，野蛮人对于我们，就好比是阴暗的泥沼下面藏着的冷血动物（我们把矮人生活的地方称为黑森林，也许就是这一点的反映），只有他们自己探出头来我们才看得见他们，而他们探出头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咬了我们一口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排干了泥沼去寻找它们，我们也几乎不能下到泥沼中去，谁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是否还能正常生存——那些地方显然是苦寒之地，不然当初肯定就会有城堡建设在那些地方了。何况，我们没有人知道野蛮人究竟生活在哪里，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又像蝗虫，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否始终流窜着。他们生活的地方显然比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广大得多。连接两个城堡的国道一般来说总比一个城堡的长宽要长得多，大致说来，我们国家的这些城堡就如同散布在国道线上的一些扩张开来的点，而这些点线之外的所有地方就是野蛮人之地，它们会有多么广大几乎无法估量。我们贸然进入他们的地方，肯定不会是明智之举。当然啦，或许只要坚持进攻，慢慢蚕食，泥沼也能改造为肥沃的农田，野蛮人也会变成我们。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城堡所能负担的，除非是合整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做。但据我的了解来说，国家似乎从未有过类似的考虑。我们对付野蛮人的基本策略就只能是防守，等着他们伸出了头咬了我们一口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敲打他们，让他们把头缩回去。国家安于这样的状况，似乎还是因为国家太大、城堡太多——有太多孩子，有个把孩子受点伤流点血，他根本浑不经心满不在乎；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流点血受点伤想要引起国家的重视，也几乎不可能。
东部与我们面临着相类似的境况。我几乎可以把疫病比作野蛮人，疫病也同样是潜伏隐藏着，只有到它已经发生，已经有了受害者的时候才能引起国家的注意。而国家对此种信息的收集又非常慢：谁也说不清第一个神经病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是三年前，五年前，还是十年前，或者根本从来就有？国家做出反应就更加慢了：一个简单的每个医生都明白的隔离方法，竟要等到普通老百姓都已经对它议论纷纷了的时候都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而这个时候，从东部流窜出来分散到各地的人已经有多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