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纯朴的人

　　居才默默地苦干着，对居三的消极怠工他就像看不见一般，没有微言。居三装病了几天之后，终于觉悟到这样做是对不起见哥哥的，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配合居才的行动。经过几个月工余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把集公的遗屋重新修整得结结实实、整整齐齐，屋顶不再漏雨、四壁不再漏风，地板平整、室内分别有洞房、堂屋、厨房、储藏间，像模像样的。
　　兄弟俩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为居三娶亲的钱粮已准备得差不多了，居才就到处托人为居三说媒找对像。这一年他们家养有一头大肥猪、两头小猪、五六只羊，现金也有一百多元了，这相比于一般人家来说都算是好的了。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找到对象，居三的婚事就能解决的。
　　却说定福大队巴卜生产队有黄姓的一家，有二男一女，他们的父母都过世了，由长兄当家。女名月鸾，月鸾的哥哥名叫家和，长的高大威猛，但不善治家，家庭经济困难。月鸾的弟弟长得较小个，蓬头垢面的样子，他说话声音很大且尖锐古怪。
　　月鸾长得不算矮，但身材略胖，粗眉大眼、翘鼻厚唇，看上去有些粗鲁。她说话的声音也很大，当她朗声大笑时，山谷都为之回响；她的性格活泼开朗，胆大泼辣，使人一看上去便有大大咧咧的感觉；她的相貌虽不算好看，但她能说能干、朴实勤劳。
　　这一年月鸾已是二十五岁了，但未曾有人来提亲。
　　黄俊文现在是“红旗队”的“指导员”，他祖籍是巴卜屯的，所以他对黄月鸾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有意牵线，拟将月鸾介绍给居三。于是。黄俊文对月鸾的哥哥家和说了他的想法，家和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定了相面的时间。月鸾和她兄弟的父母已经过世，她的终身大事自然是听她哥哥的，所以她也同意了。
　　却说居三的长相也算端正，个子也高，但是他的门牙却崩了一根，看上去既不雅又老相。居才立即出资叫居三火速去高岭街镶牙，牙医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居三的牙镶好了。镶好了牙的居三，平添几分潇洒，老相一扫而空。相亲那一天，居三与月鸾一经见面，就彼此中意，一拍即合，这事就谈妥了。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闹的轰轰烈烈，但在农村，结婚办喜事是不可少的。居才的几个亲戚和好友都来帮他策划，准备工作做得有条不紊。
　　居才请来敢上校点的高小班教师韦京忠，让他操办喜事厅堂文化方面的工作。因韦京忠的家就在本生产队，所以是容易请得动的，而且不必考虑他的报酬问题。韦京忠原是都安高中毕业的，颇有文采。他约四十岁，瘦高个子，毛笔字写的很好。居才买来一张毛主席像和一沓红纸，他将毛主席像贴在堂屋屏风的正中央，又请京忠写了十几幅“毛主席语录”贴满了厅堂，一片通红。凡有门和柱子的地方，也都写副对联贴上去。红过这么一番布置，原本平凡无奇的农舍，顿时大放异彩，平添许多雅气来，真个是“诗文临壁生高雅，图画一展带清风”。尔时，大门的横额上写有“韦黄结合”四个大字，堂屋中有两根柱子相对，京忠便写了一副长联贴上去。其上联是：“破旧立新举行婚礼一切皆从简”，下联是：“结婚此际朋来愧无鲁酒宴佳宾”。读过“幼学”的庆柏看了看这副对联说，“此联不像对联啊。”那京忠驳斥道：“怎么不是对联呢？你数数看，两边的字数一样不一样？”老农说：“字数一样是一样的了，但对仗平仄不靠谱啊！”京忠正色道：“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谁讲究那些老一套呢？”庆柏听罢，不再出声了。
　　这时正是深秋时节，天气晴朗干燥。虽然居才家屋子不大，但火房和宴席都可以设在屋外的。办喜事那天，有十五六桌宾客，几乎都是在屋外摆桌设宴的。厨师们弄的菜算得上有质有量，香鲜可口，客人们吃了都表示满意。
　　这时居才的堂屋立有一块牌子，牌子前烧着三支香，牌子正中写有一行大字：“韦财公韦老大人寿比南山。”落款是：韦氏宗族亥公后裔同敬。谨封尊号。”其后俱列晚辈人等名单。
　　这块牌是古杯屯与居才同宗共祖的族人——亥公后裔给他“封号”用的。古杯屯族人念居才为人在族中有德有望，但又无儿无女，从来就没有什么喜事办过，如今他老弟娶亲，家族晚辈齐来，趁此机会就给居才封个“大号”。封“大号”是依照老一辈的做法来的：老人活到了六十岁之后，如果其德高望重，其晚辈在给他做六十大寿时就拟给他封号。封个什么名号由众子孙讨论确定，居才的封号就叫‘财公’。封过号之后，他的晚辈或村屯中的人，就不便直呼他的真名，而呼其“大号”以代之。从此，居才被人称之为“财公”了。
　　给老者封号有几个好处：一是希望老人更加长寿；二是让老人高兴且脸上有光；三是显示宗族的声誉，说他们懂得传统文化；四是显示晚辈们懂规矩、有孝心、会办事；五是给封号比送什么礼物都有分量，封者与受封者都脸上有光。
　　按本地的风俗：某人有了孙子，人们就自然地称呼他为‘阿公’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居才没有子女就没有孙辈，他老了，人们为了尊重他喊他‘阿公’，但又怕他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现如今好了，族人给他封了“财公”之号，人们以后再喊他“阿公”或“财公”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居才为居三完了婚，这算是他人生也做了一件大事，了却了他的一番心愿。从此，居才变得开朗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有底气，他脸上的乌云渐被驱散，心扉渐得敝开。从此，他与人说话就常带着笑容。现在，他唯一的心愿是盼着居三生出个孩子来。
　　再说1968年9月，韦朝科高小毕业后依常规升学读初中，他和他的同届同学，都到设在江城大队部的江城校初中班读初中。那时候的江城校有小学一至六年级外加一个初中班。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30到40人不等。文革时期国家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那时的初中是两年制的。
　　1970年7月，韦朝科初中毕业了。毕业后他立即参加“红旗生产队”劳动。一个多月个后，经“江城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和“江城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的考查和推荐，并经“江城大队革委会”的批准，韦朝科便到都安县高级中学（简称“都安高中”或“都高”）读高中。当时的高中也是两年制。
　　与韦朝科同届的其他同学，按常规都可以到“高岭中学”读高中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情愿去参军、去当工人或在生产队劳动，他们就不读高中了，这其中有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学习成绩的原因。
　　同年8月，韦媚光当上了“河专耐火材料厂”的工人，她的户口迁出了吞团屯。
　　1971年10月，对于居才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喜临门了，这时居三和月鸾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韦杏仙。居才对这添口之喜比那居三尤胜几分，他对这小女孩的疼爱比居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居才每逢街日都要上街一趟，其主要目的是要给这个小女孩买肉买糖买好吃的，他把这个小女孩当作掌上明珠一般看待和珍惜，时时呵护有加。
　　却说居才的房族兄弟居安，对居才的超越父爱行为却不以为然，他似喜似笑地对居才道：“只可惜是个女孩子，将来还是嫁人的，若还生个男孩子，那才是真正的‘大喜’呢。”
　　居才听了居安这句话，她心里明白居安是在泼冷水，居安的意思是说，只有他的儿子庆宋才是继承家族香火的希望。
　　居才心里说：想当初你儿子庆宋还小的时候，我不也是如此地疼爱他的吗?难道说都忘了不成。于是，居才也装着笑脸对居安道：“这一回是生个女的，下一回生的必是个男的了，这有什么要紧呢?不过是晚几年的事罢了，到那时居三生了男孩子，我也会像当年对待庆宋一样地对待他哩。”
　　居安听了此话，知道居才已透解了他那句话的深意，于是他装着的笑脸渐渐的红了起来，并立转话头而言他去了。
　　1972年7月，韦朝科高中毕业了，他和他的同学们一同回到各自原来的生产队。此时的他们算是“知识青年”了，按当时的说法，他们是“回乡知识青年”。
　　那时候，全国从省级至大队，各级的权力机构都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县革委”、“公社革委”、“大队革委”乃至“校革委”、“厂革委”等等。这种权力机构的建立是从1968年文革初期开始的。这些高中毕业后的“知识青年”，到底去向何方，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又将如何呢?对此，各级“革委”无须另作指示，都坚决贯彻实行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按照前两年的做法，安排他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韦朝科等一批本是农业人口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无须等待上级的指示了，高中一毕业就都自觉地回到原来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与社员群众一起挣工分。
　　1972年8月韦朝科一回到吞团屯，就立即参加“红旗队”的农业生产劳动。当时的他，心中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对于个人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他根本就不曾有过半点的思考。他自从读初中开始，几乎天天都受到这样的教育：“一颗红心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等等。
　　韦朝科刚回到生产队的时候，一些社员就取笑他。例如韦超群就对他说：“你读那么多的书又有什么用呢?如今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挑大粪下泥田、挥舞锄头修地球！”；他家隔壁的韦桂旺也对他说：“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家中那么多人口只你妈妈一个劳动力，年年分红都‘超支’，你考试得的那些分数能还‘超支’吗?”；弄敢屯韦超营对他说：“你一个青年人都不经过多少劳动锻炼，脸色苍白、体虚力弱，你在农村干活是永远比不过我们的，不服咱们先比挑担爬坳试试看。”
　　韦朝科听了这些话，他觉得所言亦有道理，他自知体力确实比不过他们，他心里既难过又感到害羞；他既无言以对，也无可辩驳；他只是面红耳赤，默不作声。然而他心中并无悔意，也并不自卑，他觉得这些年来在学校中确实学到了不少科学知识，并非虚度年华。
　　在生产队的那一年时间里，韦朝科一心一意地务农，他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是个高中毕业生，他自认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与队里的社员一样，挑大粪、插秧收稻、参加“双抢”；抬石头、开石炮，砌墙保土；修道路、平土地、运送公粮，等等等等。他经得起艰苦的劳动磨炼，人都变得又黑又瘦了，但意志也变坚强了。
　　1972年8月至1973年8月，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他担任了生产队的夜校辅导员和扫盲教师，还担任了生产队的“贫协”小组长。那一年，他被评为江城大队“优秀扫盲教师”，参加了县里召开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还被评为江城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大队的和公社的“讲用会”。在生产队里，他与社员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与桂化、庆红、庆柏、居安等几老农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他经常与这几个老农在一起，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谈天论地讲故事、谈古论今讲历史。队里的另一位老农叫韦庆防，他很是赞赏韦朝科的，他曾对别人说：“朝科这小青年就是与众不同，他不跟同龄人成天‘依依妖妖’、玩乐搞闹，而是跟老年人交朋友，虚心学习。他将来不会是呆在农村的。”
　　韦朝科经过一年的生产劳动锻炼，他得到了“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认可和好感，这给他的未来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刻意的，而是他的性情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