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世故人情

　　话说1961年之后全国经济形势逐渐地变好起来，老天爷的脾气也发够了，风也调了，雨也顺了，三年的饥荒时期终于过去了，老百姓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神州大地又迎来了朝气蓬勃的生机。
　　1961年国家纠正“大跃进”运动中搞“大炼钢铁”、浮夸、冒进、“刮共产风”的种种错误，这时候农村的一切发展规划都要重新调整，就是乡村的行政建制也要相应调整。吞团屯所在的“加禁”村，原来隶属于高岭区“三联乡”，现在将其从“三联乡”分割出来，以作为新建置的“江城乡”的一部分。
　　“加禁村”包含“歪挡”、“弄水”、“吞烈”、“弄荣”、“弄庙”、“吞团”、“敢下”、“敢上”、“古对”、“弄良”、“古杯”、“朝宁”、“岩洪”、“弄兴”、“弄祥”、“吞禁”、“吞千”、“弄墓”、“弄歪”等19个自然屯。
　　政府又将原属于“大兴区”的“堆城”、“麦小”、“百麦”、“吞万”、吞则”、“马拉”、“弄朝”、“弄丝”、“吞坤”、“敢崩”、“卡毛”等11个自然屯分割出来，合并到新建置的“江城乡”去。
　　于这个新建制的“江城乡”隶属于“高岭区”，一共管辖30个自然屯，当时韦景道是“江城乡”乡长。“江城乡”的党支部书记是老游击队员韦海归。韦海归原是“大兴区”供销社主任，因他老家就在“弄朝”屯，现在“弄朝”屯归“江城乡”了，所以他来当书记是顺理成章的。
　　1962年秋，韦京道送儿子朝科到加禁小学读书，始读一年级。
　　因加禁小学在设在古对屯，离吞团屯很远，单程要走1个小时以上的山路。京道考虑到朝科一个小孩每天来回走那么远的山路，实在不放心。他想，如果朝科有个同学做伴就好了。
　　新中国政府一再号召，适龄儿童要尽可能上学读书，京道是乡里的干部，他负有下队动员儿童读书、以达到政府要求的入学率的责任。
　　京道隔壁家桂旺的大女孩媚光比朝科大一岁，去年就应该上学了的，韦京道曾多次动员桂旺让他女儿媚光去读书，可是桂旺老观念不改，他不好气地对京道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呢?她去读书了她的两个小妹谁来带呢?你是因为儿子上学无人作伴而犯愁，所以你才这么上心于读书这个事的！”京道见他这么曲解，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时到1965年，朝科读到三年级、其弟朝生始读一年级，这时桂旺才肯让媚光跟着朝生一起去读书。同时居安的儿子庆宋已经7岁，他也跟着上学去。这时媚光都已经12岁了，能去读书她已经非常高兴了，哪里在乎别的。但哪里料到，她的读书时光是极其有限的。
　　1965年农村的政治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了。这一年的春天，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要求农民群众学习大寨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一年的下半年，上级领导对农村的行政建制又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将“高岭区”改称为“高岭公社”；将“江城乡”改称为“江城大队”。同再次掀起了“并队”的高潮。原来的“江城乡”几乎是一个自然屯为一个“小队”，如今上级的要求是：要根据各自然屯人口的分布情况和地理状况，将若干“小队”合并在一起，成为新的生产队。这时候，“吞团小队”和“敢下小队”被合并起来，成为“弄敢生产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吞团屯也不能例外，社员们都积极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去。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弄敢生产队”办起了两所“夜校”，一所设在“敢下”屯的韦超营家，以青年人韦屏化为辅导员；另一所设在“吞团”屯韦京道家，以小学生韦朝科为辅导员。这些夜校里都挂满了毛主席像和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牌。过了不久，上级领导又发出“一切革命化”的指示，大搞“红色化环境”。夜校门前日日升红旗；每天扛着红旗去出工；将红旗插在劳动的地头田边。各生产队的队名，都要改成隐含红色意义的字眼。由于京道是“弄敢队”的人，他抢先取了一个最显赫的队名——“红旗队”，从此“弄敢队”就改称“红旗队”了。
　　上级还要求大搞“忠字化环境”：山崖的石壁上、屋子的外墙上，凡能书写大字的地方都写上“忠”字；村屯的出入口边上也都建有“忠字碑”。社员群众都能图解这个“忠”字的寓义，那是“三忠于、四无限”的符号化。
　　后来，高岭公社党委还给各大队派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他们去指导各大队、各生产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他们下队去教社员群众读《经宝书》、读《老三篇》、唱“红歌”、跳“表忠舞”、搞“早请示晚汇报礼仪”等等。高岭公社特意派两位综合素质高的“宣传队员”，到“江城大队”的典型生产队——“红旗队”蹲点。其中一位名叫梁秀和，资格较老，四十多岁；另一位名叫谭绍亚，擅长文艺宣传工作，三十多岁。
　　却说1968年7月，媚光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到了9月新学期正要开学的时候，她父亲桂旺突然对她说：“光啊！你不要再去上学了，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没用的！读到会写信就可以了。”媚光听了很伤心，她父亲又说，“你何不在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这才是最实惠的。”媚光听了还是不悦，她父亲又继续说，“你将满16岁了，你有在生产队当社员的资格了，你一当社员就不再是学生了，一旦有工厂来招工人，你就有理由有条件去报名。一旦当上了工人，你就变成非农业人口，吃国家的饭，按月领工资，这不就是美好的前途吗?你如果还在读书，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桂旺的这一番话还真管用，竟让女儿想通了。于是，媚光不再去读书，安心参加生产队劳动。
　　1969年7月，上海棉纺厂来都安县招工人，“江城大队”分得了一个名额。这次招工条件是：性别为女；年龄小于18岁；文化为高小毕业。京道对媚光不得读书感到很惋惜，只怕断送了她本应拥有的光明前途，于是就推荐她去应招。媚光到高岭公社接受上海棉纺厂招工人员的面试，因为文化水平达不到要求，她被淘汰了。
　　媚光很伤心，京道便安慰她说，“不要紧，去不了上海就去别的，下次再有招工，你再报名吧。”
　　1970年8月，河池专区金城江“耐火材料厂”招工人，江城大队又分配得一个名额，条件是：年龄小于20岁；文化为初小毕业。于是，媚光又去报名，经京道推荐，她获得录用了。从此，媚光脱离了农村和农业，成为“河专耐火材料厂”的正式工人。
　　作为新中国吞团屯的第一代青年人，媚光算是脱离了农业，有个固定的归宿了，而韦朝科1968至1970年，则在江城大队的“江城校初中班”读完了初中。韦朝科初中毕业后，被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推荐到“都安高中”读高中。
　　再说1965年，那正是文革的前一年。在这一年里，吞团屯中发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一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清晨，桂元公一反常态，他迟迟不起床。往年的这一天，他必是早早就起来给火塘生火、给神台烧香、敲磬，然后开大门放鞭炮、到屋外去拜四方。奇怪，今年这些事他全免了。
　　这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光天化日之下，“内谷”的“瓦窑口”忽然“鬼叫”连天，竟持续两三分钟之久。这时，吞团众人都在地里干活，他们都听到了，都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大的跑去现场驱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四周死一样的寂静。
　　过了几日，有一只猫头鹰落于京道家新挖的粪池里，池中尚未有水，但它却飞不起来。爱莲奶将它捞起，任凭怎么赶它，它都不飞走。
　　又有一日，桂元公午睡起床之时，他忽然呼叫起京道和京道姐的乳名来，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事。
　　桂元公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常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到处在路边铲草皮、砍荆棘，他说要烧草皮灰当肥料，要将肥料施到自家的自留地里，让庄稼尽量的丰收。
　　七月以来，桂元公好反常，他心事重重，情绪低落。有一天，他突然对爱莲奶说：“有一件事最让我放心不下，我母亲葬在‘长命’屯已二十多年了，都未能立碑。”他所谓的‘长命’屯，就是本县大兴公社加文大队长命小队，离吞团屯有走一天的路程。
　　有一天，京道从高岭街上买回一只猫，到家一放，它立即抓一只小鸡去吃了。此后它天天要抓鸡，人一赶它，它就逃到山上去，夜晚它也不回来，在山上不止地叫唤。有一天朝科妈亚兰在屋后的石洞里抓住了那只猫，它将她的手咬得鲜血直流，她只好放了它。京道和桂元公都为这只猫烦恼。
　　过了几天，京道设机关逮住了那只吃鸡的猫。京道正要杀死它，桂元公急道：“莫杀莫杀，权灿是最爱吃猫肉的，待我拿去送给他吧。”桂元公所说的权灿，那就是他的女婿黄权灿，家在本公社三合大队漓河生产队。
　　桂元公送猫到了女婿家，他说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心事。权灿为人讲义气、很豪放，便爽快地说：“岳父大人放心！立碑的事全包在我身上！一切不用你操心的。”过几天，权灿于高岭街买了块碑石，并请人按桂元公写的碑文刻好。
　　桂元公择于1965年乙巳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时立碑。吉日前一天，权灿雇人用马车拉石碑到了“长命”屯，与桂元公会合。桂元公当日从吞团出发，到了大兴地界，又拐进“六谷”屯，邀他的外甥韦安平同行，前去“长命”屯协助立碑之事。石碑依吉时立好了。
　　桂元公终于完成了给母墓立碑的大事，他对爱莲奶说：“我终于了却一桩心事了。”
　　桂元公给母墓立碑回到家之后，过了十五天，即1966年1月3号，农历乙巳年腊月十二日申时，他就溘然长逝了。
　　桂元公在弥留之际，爱莲奶问他，“你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桂元公答道：“‘谷娅禄’那里原来不是景春和他妈妈葬在一起的吗?让我跟他们母子在一起吧。”爱莲奶便遵照桂元公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他前妻和他儿子景春的墓旁，让他们一家团聚在那里。
　　又说居才的家事。1965年居才又想起他家族香火继承的事来。五六年前，他和妻子就有了接居三来吞团一起住的念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困扰，此事就被搁下来了。现如今灾荒早已过去，人们物质生活已经稳定，居才决定立即到“弄庙”屯去，与居康居三两位堂弟说这个事。
　　居康的诚实善良与耿直憨厚是众所周知的。当居康听到居才说这个事后，当即表态支持，他说：“一切都听阿哥的，错不了！”
　　居三的性格与居才、居康不同，他除了不太老实、不太勤快之外，还有顽固、偏激、执拗、好计较的臭脾气。不过，当他知道堂哥居才动员他去吞团居住，完全是出于好意，是要帮助他娶媳妇成家业的，于是他十分感激和高兴，他感受到“父死长兄为父”的温暖。
　　居三问：“哥啊！我无缘无故就插到人家的屯里去住，增加了队里的人口，减少了人家的人均土地面积，人家没有意见吗?”
　　居才答道：“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了，我在吞团那么多年，已有很好的人缘了，而且我已跟我们‘红旗队’的队干们都说了这个事，他们都同意了的。”居三听如此说，遂打消了这个顾虑。
　　1965年秋，居三就到吞团来与居才合为一户住下了。过了些日子之后，居才对居三说：“我们得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房子修得更像样一些；我们得多养两头猪，还要养些羊和鸡。我们得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和肯吃苦、拼命干活的精神，准备攒钱为你娶媳妇。我们除了拼命干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目前我们得抓紧时间上山伐木砍竹，以备修房之料。然而生产队的工谁都不能旷的，再则我们也需要天天出工挣工分，争取年终分红时多得些钱。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中午放工吃饭的两个多钟头上山采伐。一放工就由你嫂子回家做饭和喂猪，我们便立即上山，将到下午出工时间我们就下山吃饭，然后按时出工。晚上我们就破竹編筚板。这样虽然很苦很累，但想到你将来要娶老婆生孩子，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啊！”
　　居三听了居才这一番话儿，觉得既贴心又在理，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他着想的，于是道：“一切都听阿哥的安排和指挥就是了。”
　　起初，居三每天中午放工回来，他都能与居才上山做工，可后来他就慢慢地懈怠了，他渐渐地偷起懒来。居才看了不顺眼就说他，可他心中不接受。后来他干脆“病”了，一放工回来就躺着呼呼大睡，任由居才一人独自上山劳作，他装做不知道。
　　尽管居三如此的偷懒，但居才为了实现他既定的“远大目标”，他还是默默地苦劳着，一句怨言也没有；一句责备居三的话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