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山屯嬗变

　　却说“土改”的时候，加禁村的“土改”工作分“加禁片”和“弄敢片”两个“片区”进行。“土改”工作队来到加禁村，他们主张两片区各选出一个“片长”来，由“片长”收集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加禁片长”是吞禁屯的韦海导；“弄敢片长”是吞团屯的韦京道。
　　加禁村虽然地处山区，但是，解放前加禁村的地主老财和富裕人家在“接学平原”（古名“安定平原”）置有上百亩水田。因此“土改”时，加禁村便有参加平原地区的水田平分资格。
　　在分水田时，“加禁片”的群众不想要，他们说“加禁片”离平原较远，到平原去种田太辛苦，因此就自动放弃了。他们说，要种田就让“弄敢片”去种吧，他们离平原较近些。“加禁片”有些群众很乐观，说很快就搞共产主义了，到时是“按需分配”、“吃饭不开钱”，若要想吃大米饭就到平原地区的大食堂去，何必打老远地去种田呢?
　　“弄敢片”群众的想法却不同，他们都希望能在平原地区多分到一些水田，哪怕多交些公粮也愿意。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多种些水田，大米饭的碗端在自己的手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这不更好吗?
　　“土改”的时候，地主老财除了土地被拿去平分外，多余的牲口和家俬也被拿去分给特别贫苦的群众。“土改”时桂元公家分得一头人称“绵羊角”的大耕牛；京道家分得弄敢屯“下刁敢”地方一大块上好的耕地，还分得一头人称“双旋毛”的耕牛、一只羊、一把“雕花椅”。那把“雕花椅”的靠背板上刻有花草图案，其落款是“仿艾萱画癸亥冬。”其他贫苦农民，都分得各种不一、数量不等的家畜和家具，于此不作详述了。
　　山村的“土改”工作完成了，虽然土地归私人所有，但是农民们的生活仍然存在贫富不均的情况。因为个体生产的弊端在于各家劳力多寡强弱不一；农具的足缺好坏不一；有无耕牛不一。因此生产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人家未能做到精耕细作，肥料不足，技术不好，季节抓不紧、管理不到位，所以产量就很低了，相反则不然。由此可知，个体生产必然导致产量参差不齐、收成丰歉不等，于是就出现贫富不均的问题，而且是个棘手的问题。
　　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是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个体经济，改造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
　　在解放初级，广大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农村逐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从此，人民政府在农村循序渐进地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首先是搞“互助组”，其次就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继而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再后来就是“生产大队”、“人民公社”，最终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在“初级合作社”的时候，政府动员群众将各自的土地（已划出一些作“自留地”）和耕牛、农具，都交给“合作社”并造册登记，这就是所谓的“入社”。入了社的人就叫做“社员”。当初的“入社”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广大群众由于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生活的憧憬，所以都积极入社，极个别原先不想入社的，看到90%以上的人家都入社了，也只得随众了。“入社”的群众，都自觉地将“土改”分得的土地和牲口，尤其是耕牛退了出来，归“公家”所有。
　　农村搞合作社之后，参加生产劳动记“工分”，生产收获的粮食和其它劳动果实，按“三七开”分配。所谓“三七开”，即将劳动成果的30%按工分分配；70%按“口粮”分配。这样既不损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更能使劳动力少或劳动力弱的人家基本生活得到了保证。这样的分配政策，有效地解决了贫富悬殊的大难题，得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解放前夕，吞团屯是10户人家，共26人。解放后第一年，京道姐出嫁了，元规养子桂旺也结婚了。桂旺娶的是高岭平原三合乡东潭屯黄氏人家的闺女；解放后第二年，京道也结婚了，娶的是保安区巴善村弄南屯唐氏人家的姑娘。到了1953年，由于京开、桂禄、桂全三户迁出，加上出嫁、过世等原因，吞团屯只剩下7户，人口16人。
　　“土改”后直到1953年冬，这一段时期，全国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私人所有制”，是搞“单干”（即“包产到户”）的，都安县各地也和全国一样，概莫能外。这时期的吞团人说，“单干”的这种做法，正如山里的一种鸟所叫唤的声音一样一样的。
　　这种鸟汉语名叫“杜鹃”，在季春的三四月里，日夜不住地叫唤。因为它的叫声与壮语“GakBouxGakGux”（各干各的）酷似，所以后来屯里的人家，每当提到“单干”时，他们不敢犯忌去明说，就以“像那只鸟叫的”来暗示“单干”的意思。
　　1954年到1956年，吞团屯和其他各个村屯一样，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单干”转入“初级社”，实现小集体生产。这时期吞团屯的7户16人组成一个“吞团小队”，由桂旺任队长兼“记分员”。
　　解放后，政府为了培养农村工作的干部，着重培养青年人，在乡里办文化夜校，办“成人班”，大搞“扫肓”运动。桂旺在“成人班”学习过，因而能识一些字，约有“小二”的文化水平。京道在童年就得到伯父桂元公的识字教育了，又因他是党员而得到党的重点培养，所以他比桂旺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京道生来天资聪敏，且十分好学，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毕业。
　　京道虽然是吞团人，但从“土改”开始，他一直在村部和乡部工作。所以吞团小队的队长和记分员，只好由桂旺一人担任了。
　　“初级社”搞两年了。1957年春天，“高岭区”党委号召全“区”各乡紧跟全国的形势、迅速跟上全国农业发展的步伐，要求各乡各村迅速实行“并队”，从而实现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升级。于是，“吞团队”立即与相邻的“弄敢队”合并，成为“敢下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为“敢下生产队”。
　　“高级社”才搞了一年，全国形势又变了，一股强劲的“大跃进”的东风吹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级党委认为“高级社”规模还不够大，对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体现不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所以必须“并社”，必须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迅速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三联乡”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搞“大队核算”，即将“古对”、“敢上”、“敢下”、“歪挡”、“吞烈”等几个“高级社”（涵盖10个自然屯），合并成为“弄敢大队”。由大队统一安排生产劳动；统一安排吃饭。这样的大队只设三四个“大饭堂”，虽然交通极为不便，但每日两餐，社员群众都得翻山过坳去吃饭。为了活命就得风雨无阻。因为社员群众的家里，一律不准存放任何粮食，粮食都存放在“大队粮仓”里，社员只有出工劳动的义务，没有自己做饭的权利。
　　这时期，上级大刮“共产风”，大喊“吃饭不开钱”的口号。于是，社员群众接受了一种超前的思想意识，认为共产主义来到了。后来“大食堂”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到哪里都可以吃饭的程度，不论来人是本乡的还是外乡过路的。
　　同时，全国各地都滋长了一股狂热的“浮夸风”，竞相虚报产量，如“水稻亩产超万斤”等等。人们争先恐后“放卫星”，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好在“加禁村”地处大石山区里，本来环境恶劣，没有水稻，没有“放卫星”的条件，否则也是不会闲着的。
　　这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哪有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呢?加上“大饭堂”管理难度大，一天不停地煮饭，总是不够吃，尽管政府采取“一平二调”之措施，还是无济于事。“大饭堂”不断的产生新问题，发现了很多管理漏洞，社员群众意见很大。“大饭堂”维持不到一年就办不下去了。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党中央纠正了“共产风”和浮夸风，领导干部瞎指挥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大集体得到了必要的整顿。
　　1960年初，“弄敢大队”大集体被解散了，回归到“小队核算”的原轨道上来，“吞团屯”与“弄敢屯”重新分开，恢复了以前“吞团小队”的建制，直到1962年。
　　再说“吞团屯”的韦桂旺，1951年他结婚之后，到了1953这一年，他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韦媚光；他的养母元规妻过世了；他的养父元规公八十多岁；他家四口人；他成为家庭的户主。
　　韦京道是1952年结婚的，同年他的姐姐韦亚莲出嫁了。到了1954年农历五月，京道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韦朝波。这个男婴方得48天，他母亲就过世了。这一年京道家三个人，他是户主。
　　韦朝波是吞团屯解放后的第一个男孩；韦媚光是吞团屯解放后的第一个女孩。这个古老的山屯，已经十四五年没有听到小孩的声音了。如今这两个新生命的诞生，打破了吞团屯十多年来的寂静，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小山屯，重新注入了一线生机，再次带来了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