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风中竹

　　吴玉章作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四川人，很容易地成为四川年轻人的榜样。四川有志青年仿效其后的很多，邓小平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当时赴法的四川有志青年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执政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邓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县，位于华蓥山中段的丘陵地带，渠江从县城流过。自古广安有“地处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荣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
　　距县城十余里，协兴乡有个风光秀丽的牌坊村。邓家的先祖曾是乾隆皇帝的老师，御赐邓家翰林牌，牌坊一亩，备极殊荣。牌坊村，在文革中改名反修大队，1977年恢复原名。
　　邓的旧居是一所典型的南方农舍，三排房屋组成一个“凹”字，称“邓家大院”，四周翠竹环绕。
　　世纪伟人百年后，来此参观、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厚厚的留言簿上赞词无数，内中有这样两条：
　　
　　伟大出于平凡。
　　人们将永远记住您给人民的实惠！
　　
　　四川省文联主席、老作家马识途为邓小平故居写的一篇楹联，代表了人民的心意：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助农，千载接踵欲广安。
　　
　　邓小平的院落是撮箕窨子，即呈“U”形，共有二十二间房。
　　土改后，邓小平旧居除了住着他的叔叔和婶婶外，还住着十一户人家，他们与邓小平家无亲属关系。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人民得了实惠，人们衷心感激邓小平，多次想把邓小平故居扩大成纪念馆。邓小平总是说：“让乡亲们住着吧。晚上，乡亲们常到小平故居来看电视。”
　　邓小平自1920年16岁离家赴法勤工俭学，投身革命，再未回过家乡。他不是汉高祖，不搞衣锦还乡，也不搞“圣地”让人敬仰。
　　越是这样，家乡的人民越是忘不了他，把家乡的一切与他联系在一起，给自己爱戴的领袖赋予美丽的神话色彩，邓小平故局对面的筐架山，三起三伏，预示邓的一生三起三落，而最后的起势最为高峻，表明乃是邓小平一生中最为辉煌、鼎盛的时期。广安有两株铁树难得开花，自1979年起却连续九年开花，被看作是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国运开始昌盛的象征。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族内用名邓绍昌，清末曾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刚毅过人，做过本县团练局局长。
　　邓文明一生中娶有一妻三妾，妻张氏，张氏不育而娶淡氏。淡氏出生于富家，素有教养。淡氏进了邓家，家族亲戚都奉上祭品，念经算命，一切都为了生一个男孩。然而头生是女孩邓先烈。家庭、亲戚又再祈盼男孩。油漆成血红色的龙凤床又大又堂皇，终于迎来了邓小平的诞生。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乃父亲所取，父望子成龙，希望他成为圣人。邓先圣五岁入私塾，塾师怪其名，认为对孔圣人有忤，改为希贤，希望他成为贤才。邓小平则是他1927年在武汉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以后一直沿用，以致叫响世界。邓小平1904.08.22来到这个世界上。龙凤床装饰一新，竹篼撑上丝织蚊帐，迎来了新生命的光临。
　　邓希贤五岁入私塾，书读三遍自成诵，七岁转新式小学。希贤六岁时，弟邓垦生，又过两年，第二个弟弟蜀平又来到人世。
　　淡氏在最佳年龄去世，邓文明续取肖氏，最后一妾名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性格坚强，明理豁达，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深得全家敬重。
　　邓文明年轻时就厌恶鞑虏，因为满人南下，把他的祖先从黄河下游赶到了湖北。最后，邓氏祖辈在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北向四川迁徙，到了广安。很早，邓文明就参加了全国范围的反清秘密联盟“哥老会”，当了“袍哥”，还在道教的“五子教”派中充当头领，后又被委任为协兴乡审检组织“袍家”的首领。邓文明不安于农家生活，对军事和政治兴趣甚浓。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与军阀杨森结拜为弟兄。邓文明不想做官，而是为了自卫。当时，杨森是四川六大军阀中最弱的一个，是一个粗鲁并使人捉摸不透的人。但是，邓文明与杨森很合得来，邓很多方面都听命于他的军事保护者。杨森主张取消儒家学堂，建立开放的现代中学，赞成把有才华的青年送到国外去学习。邓文明于是就把十六岁的儿子邓希贤远送法国。
　　去法国前，邓希贤度过了中小学时代。他先进私塾，练好了毛笔字，然后上现代小学。他的书法刚劲有力，至高龄时仍保持当年笔力。
　　邓刚满八岁时，一天，邓的一个好朋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痛哭流涕，向邓诉说，他的妹妹病重，发着高烧，没钱医治，眼看妹妹就要死了。第二天一早，邓悄悄拿给那个朋友五个银元，是从父亲的钱箱里偷出来的。父亲发觉丢了钱，气恼地把全家及佣人召集拢来，还未等父亲开口，年幼的小偷主动站了出来，递给父亲一根棍子。希贤一声不吭地挨着打。后来含着泪离去时腰杆挺得像毛笔一样直。严父怒气平息以后，觉得事有蹊跷，就试探地问：“希贤，你要那五个银元干什么呢？它可是能买500斤谷子呀！”
　　儿子这才说明缘由。严父一把将儿子搂入怀里，连声称赞儿子做得对，然而他仍迷惑不解：“你帮人做了好事，为什么甘愿受罚？”
　　“按照法律，小偷应该受到惩罚，我挨打是理所当然的。”
　　“既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要哭着离开我呢？”
　　“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太无能力了，不能用自己的钱来救济别人。”
　　1918年夏，十四岁的邓小平高小毕业，其父邓文明的经历决定了邓小平的人生走向。1869年，法国耶稣传教士让博帕斯创建了广安西教会。邓文明与他的军事保护者杨森都喜欢聆吟听传教士的传教。幼年的希贤也受到了影响。
　　父亲为了让大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久就将他送进了八公里以外的广安城新成立的广安中学。希贤在校寄宿，只有周未相聚一次。
　　广安中学建筑在一个山包上，颇具欧洲风格，是中西合璧的建筑群。
　　法国传教士埃米尔?维雷和路易?孔布负责广安教区，属于法国耶稣教会。这个教会在四川成都周围有四、五百名教徒，对当地青年影响很大。因此，四川青年在军阀混战、无以报国的时候，就以面向世界而有名。五四运动后，开始风行出洋留学。从法国返回祖国的吴玉章，在成都和重庆分别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100多个小青年，1919年春在重庆参加了非同寻常的考试，考试科目是许多人陌生的法语、数学和经济学。当考卷发下来时，缺了一个人：邓希贤。事后他才通过了单独的考试，进入并成了392名考生中的前十名。矮个子邓希贤是预备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在广安中学学过数学、现代汉语、地理和物理。报名参加预备班虽然晚了点，但希贤进取心极强，全力以赴地搞好学习，进步相当快。
　　学生们只用了十八个月，就为留学法国做好了准备，学习了基础法语。留法生每人必须至少带足三百元钱，地方商会和个别企业家为每个留法学生资助一百元，青年人自己必须负担200元。邓文明与儿子告别时，给了他一笔虽不富裕但是够花销的钱。
　　1919年和1920年，法国驻四川省会成都的依赖被达尔与成渝两地的留法预备学校保持着积极的联系。怀邓希贤一起获得签证的留法生共378名。
　　
　　
　　
　　第25章面向世界
　　
　　
　　
　　一、四两拨千斤
　　
　　1920年9月上旬，万事具备，一艘生锈的杨子江汽船摇晃着离开了重庆朝天门码头，驶入了棕灰色的漩涡翻卷的激流中。此船要行驶几天才能抵达武汉。希贤和他的同学们站在汽船的甲板上，观看汽船驶过神话般色彩的三峡，亲眼目睹江水猛烈地冲击着陡峭的悬崖和峡谷，似乎感到了自己年轻而有力量。他们谈论着中华龙，谈论着诸葛亮的兵书和宝剑，谈论着未来的打算。
　　过了长江三峡，家乡消失在三峡门户的后面，几天后又到了祖国的东方门户——上海。
　　这些来自内地乡村的青年，眼中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高大的洋房、旅馆，笨拙的钟楼，宏伟的海关大楼，还有许多具有欧洲风格的塑像，商业银行的哥特式建筑的楼塔，在法国梧桐的树叶下，衣着破烂的黄包车夫吃力地拉着趾高气杨的欧洲人，穿过拥挤的街道，洋人西服上的双排钮扣闪着刺目的光芒。
　　对邓希贤和他的同伴们说来，一切都那么新奇，一切对照都是那么强烈，为什么洋人那么趾高气扬，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贫穷、寒酸？在上海的短暂停留，成了他们适应新环境的开端。他们没有时间游览大上海了，当地勤工俭学运动的管理人已为他们安排好了启程的时间。绝大多数中国留洋学生都从上海出发，前去日本、欧洲、美国，1921年后，也有人去社会主义苏联。
　　1920年9月11日，十六岁的邓希贤和一个有85名留法学生的小组一起，登上了法国的远航轻船“安德烈?莱蓬”号。这个四川小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留学生，都住在下等船里。这里专门设立了“学生舱”，船费一百元，很便宜。这船价便宜，一方面是因法华协会与船舶公司交涉后成交的，另一方面因勤工俭学运动招来了大批乘客。仅在1920年，就有10个组从上海前往法国，而在1920年前的几年，情况也是如此。
　　从上海到马赛有15500公里航程，这艘现代化的船需要将近四十天。在穿过苏伊士运河之前，汽船还要在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等地抛锚停留。
　　这段环绕了半个地球的海路成了热线。第二艘法国汽船波尔托号也航行在这条热线上。两个月后，周恩来就是乘波尔多号在邓希贤之前到达法国的。这两艘伦船的上等船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奢华，这里的乘客都要付昂贵的票钱。这些有钱人是巴黎人、里昂人、布列塔尼人和马赛人，他们往返于上海法租界与他们的家乡之间，他们在上海或中国内地榨取了足够的钱财就回法国，然后又到上海。
　　9月11日下午，乘船进入太平洋的四川留洋学生的船票，又由重庆商会会长支付了。这批留洋的四川留洋学生分成两组旅行，一组是由政府组织的，每人发给四百元钱，另一组则按自己的意愿，自己支付旅行费用。希贤和另一个广安青年属于自费旅行一组。
　　大老远，人们就能认出邓，因为他在那组里算是个子矮小的人。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小个子被选为九十二人小组的领头。后来众人都交口称赞小组长邓希贤的人格和组织才能。
　　船上共二百来人，四川九十二人，约占半数。世人由此见识了远踞海洋的内陆省份，居然有这么强烈的进取精神。
　　在法国负责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煜瀛，派留法学生李璜从巴黎去马赛，前来迎接“安德烈?莱蓬”号上的二百人。邓希贤首先登岸，向李璜介绍了船上人员情况，并说，他早已将一切组织好了，将四川小队分成了九队，以便李璜把他们一队一队领上岸，并通过海关检查。
　　李璜暗自称奇，这个小个子青年，居然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使我的迎接工作轻松多了。
　　李璜很快就将这些人带到了岸上。
　　上岸后，每个人携带上自己的行李等待汽车，直接前往火车站。
　　邓希贤翘首前望，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呢？顺利还是坎坷？光明还是黑暗？
　　
　　二、意料之外
　　
　　当“安德烈?莱蓬”号于十月底驶入马赛港时，华法教育协会的代表充满热情地站在栅栏后面，欢迎那些激动的新来者。代表们是从巴黎乘火车远道而来的。由于他们会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十分了解护照手续，不一会就使众多的中国青年携带着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行装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一辆汽车将新到者们送到了便宜的住宿地。休息片刻以后，他们便被带着游览了这个远离海岸的港口城市。这座城市里有着充满东方色彩的产店，充满威严的大教堂。
　　中国人在一次大战后被欧洲人蔑称为“东亚病夫”，邓希贤对此颇感不快。他们个个满怀着希望来到法国，但是法国并不是天堂。在参观马赛的途中，他们的一些幻想很快就肥皂泡般破灭了。邓和他的同学们看见了失业的黑人、西班牙人阿尔及利亚人，这些人每天仅靠一块面包和一杯红酒勉强度日。那简直是度日如年啊！法国导游也向邓希贤他们承认，真正从事学习的希望实际上等于零。如果谁能找到活干，能挣钱维持生活的话，那他就足以感到幸运了。
　　来得不是时候。
　　在一次大战前，“勤工俭学”还名副其实，有它本身的含义，边干活边学习。然而，邓希贤到达法国时，学习和工作的结合已不再可能。法国的经济状态在1920年至1921年冬天出现了萧条景象。时局非常险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1500名中国工读学生中，只有大约三百名谋得了就业机会，其余大部分人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也毫无希望。
　　邓希贤们从马赛乘火车前往五光十色的巴黎，当火车到达里昂车站后，中国青年进入地铁通道，然后到达了圣拉扎尔车站。出了地铁，在地面上旅行十三公里后到达了拉加雷讷科隆布。
　　穿过一处别墅区，步行十分钟，他们来到了一座两层楼房的市民别墅前。这里就是普安特大街三十九号，二次大战后又称为梅德里克大街，是法华学会的总部。达里人来人住，有的询问来自家乡的信件，有的操作着印刷机器，另外的则呆在图书室。常在顶层召开集会。这里还住着一些负责人。在简朴的寓所里，也曾住过共产主义者。这里，同时是三个重要组织的所在地。法华教育协会（SFFC）、法中资助委员会（CFC）和法中友好协会（AAFC）。邓小平在这里住过，离开，又来此住下。
　　邓小平先是被安排在巴耶中学学习。巴耶中学是一家私人学校，才上了三个月，没学到什么东西，吃的却很坏。
　　学校收费虽不高，但有一份工作，又无任何资助，就是一无所有。缺钱迫使他回到拉加雷纳科隆布的中国中心。法华总部没有钱给他，只给他找到一些帮工活。负责人对他说，要想真正学习或勤工俭学，花费都极为昂贵。负责人给了他一个地址。
　　在遥远的勃垦第的克娄城，克娄梭工厂正好有活要找人干。1921年4月1日，邓到这个工厂进了车间。这个工厂世界闻名，外籍工人很多。邓从第一天起就认认真真地干起工作来。他学习了一个钳工应掌握的全部技术，锉、车、钻、铣。然而，要想完成正式的训练再有那么多时间也不够。4月23日，他忽然放弃了这个工作位置，因为干不完的杂活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工资还不能塞饱肚皮，工头歧视的目光更比毒蛇令人恐怖和心寒。
　　特别令他难受的是，他在克娄梭钢锉厂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不仅挣不到吃饱饭的钱，还倒贴了一百多法郎。
　　不幸，也是人生的老师。邓小平在此亲身体验了劳工的艰辛，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对受压揎、被剥削、过着凄惨生活的劳工阶级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对压榨、辱骂工人的资本家和工头激起了他强烈的义愤。
　　离开克娄梭工厂以后，长有一张宽额孩子脸、年方十八岁的邓希贤又失学、又失工，辗转奔波，艰难备尝，当过大车司炉，做过饭馆招待，推砖搬洋灰，扫地搬行李，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结果是勉强糊口，身无分文，无着无落地又过了三个月。
　　1922.02.01，邓小平从巴黎经里昂往蒙达尔尼去。途经沙莱特，他登上一个小山，找到了市政厅登记户口。
　　1922.02.14，邓希贤来到卢氏雷省蒙达尔尼小城，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临时徒工。
　　这个厂只生产两种畅销货：橡胶鞋，自行车外胎。邓被安排在胶鞋工段工作，以前这个工段安排在陈旧的房子里，由于一场大火灾，邓有幸在光线明亮、高大的车间里获得了工作位置，领取的是计件工资。
　　4000名工人中，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中国人、俄国人，还有智利的难民。橡胶工段的首要条件是一双手，而邓则是绝对具备的。
　　邓就与另外四十三名中国人住在街的另一侧的中国棚里，并在那里上夜校。邓下班后，和朋友一起度过业余时间，并在打网球时同周恩来认识了。实际上，周恩来是到此宣传马列主义来的。
　　在蒙达尔尼，他组织了中共党员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人。他们年纪比邓小平稍长，常给予邓小平帮助，并于七月介绍邓加入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
　　到了八月底，邓小平有了一些积蓄，经赵、王介绍，邓又得到了法华机构提供的每月壹百贰拾法郎奖学金，又经赵、王介绍，邓进了夏蒂莱中学，学习了一个学期。1923.02初，法华机构已无奖学金可发，十九岁的邓小平又进了巴黎近郊杨吉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几个月后，他成了一名钳工。想不到四十年后，他文革在江西重做钳工，而且还是当年那样的认真、熟练。
　　邓小平身体结实，能说较为流利的法语，具有一定的中等数理基础知识和在大工厂工作的经验。
　　他意志坚强，追求进步，并在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的帮助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02，社青团改组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成立后，旅欧组又组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
　　经赵世炎、王若飞等介绍，邓小平认识了终生之友，终生之兄周恩来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革命历程。
　　六十多年后的1984.03.25，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过：“谈到我的个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参加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三、邓小平的师生情
　　
　　汪去松、温少鹤，都是邓小平的老师。汪去松生于1873年，当过清朝的四品官，实授吉林道台。民国初年转而从商，出任重庆总商会会长。后受新思潮的影响，继而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尤其重视教育事业，着力培养新学人才。
　　1908年春，由于吴玉章领导、张澜鼎助，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新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目睹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盛况，汪去松深受感染，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随之，汪去松又出面召集重庆各社会名流，筹集经费，在市中心夫子祠，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出任董事长、校长之职。
　　1920.07.19，在首批结业合格的八十三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广安县、年仅十六岁的学生邓希贤。汪去松见邓希贤年龄最小、聪明过人，学习上进，便以校方名义补助100银元，以私人名义另赠300银元，助邓希贤赴法学习。
　　1920.08.27，少年邓希贤踏上了旅欧留学的人生之路。
　　邓希贤从赴法勤工俭学开始，逐渐成长为中共领袖、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伟人。
　　在此之前，聂荣臻自江津赶到重庆，也是通过汪去松之鼎力相助，方才得以成行的。从1920年至1923年期间，重庆商会组织社会各界资助旅欧留学生25750元，输送留学生十八人。这十八人中，当数邓小平、聂荣臻两位日后成就最高。
　　汪去松对留法学生备极关注，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去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他的这一份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致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过。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山河巨变。1949.11.30，刘邓大军挥师南下，解放了山城重庆。而此时的汪去松却满腹疑虑。虽然他对日寇深恶痛绝，虽然他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过交往，虽然他常常赋诗抒发胸中的忧国忧民之情，但是，他当过重庆总商会会长，在刘湘、王陵基、杨森执政时期，他当过重庆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幕僚，他很担心，不知解放军将对他怎样处置。
　　一日，汪去松找到他的后辈、《新民报》记者杨钟岫。杨钟岫把汪去松的情况及时告田伯平、邵子南。田伯平对杨钟岫说：“西南军区很关心此事，邓政委已在派人找汪去松，不久将会有下文。”数日后，数军人找到锈碧街汪去松寓所。汪去松不敢露面，由长子汪日观接待、应付。翌日，几个军人以吉普车将汪去松径送西南军区，汪去松正提心吊胆，不敢吭声，却听说是邓小平政委请汪校长叙旧、吃饭。
　　邓小平热情接待，关怀备至问寒问暖，畅谈沧桑，极尽尊师之情。事后，汪去松对杨钟岫说：“（颇有感触地）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真正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后来，汪去松被人民政府安排到西南文史馆作首任馆长。
　　1954年12月25日，二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汪去松应邀赴京列席。汪去松事后对人说：“这可能是小平推荐之故吧！”会议期间，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汪去松应邀出席，并在宴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宴会后，陈毅副总理用自己的专车送汪去松回招待所。
　　汪去松回渝后，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他把自己收藏的一对乾隆时期的古瓷瓶，托人送给毛泽东作为祝寿之礼。统战部按照中央领导人不祝寿、不收寿礼的规矩拒收。邓小平知道此事后，对统战部打招呼：“要了解汪去松。”统战部才破例收下了礼物。
　　邓小平对汪去松是一直怀有浓厚感情的。汪老逝世后，邓小平仍然在关照着汪老的后人。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说：“汪去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此言的两个副总理，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聂荣臻。
　　邓小平的尊师情，可为后人垂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