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秘密党员
作品名称:开天辟地 作者:绿叶草根 发布时间:2012-12-05 13:51:01 字数:8004
一、陈望道
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参一长成以后,因矢志追求真理,自己改名“望道”。“望道”者,望革命之道也。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
6岁入林中私塾,在张先经先生教鞭下,攻读四书已经,打下中文基础。16岁到义乌县城,进绣湖书院,后考入省立金华中学。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赴欧美留学,机遇却让他去了日本。因而,他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他兴趣广泛,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文学、哲学、并日渐接受新思想。
1919.05,他从日本留学归国,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一师担任语文教师。在一师,他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共4位语文教师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
浙江当局早就视一师为眼中钉。1919年底,借口一师书刊贩卖部负责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发表《非孝》一文,兴师问罪,要撤经亨颐校长之职,查办“四大金刚”,激起了“一师风潮”。邵力子在《国民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全体师生,全国各地学生通电支援,浙江当局不得收回成命。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一师。他要去寻找斗争的武器。
二、及时雨
1920.02,陈望道回分水塘老家过春节。他家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他却躲在破旧的柴草棚里,摆两条长凳子当书桌,点着昏暗的油灯,冒着被捕的危险,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欲知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理论,共产党是什么政党,《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入门之宝书、开锁之钥匙。尤其是此书气势磅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实在是世界第一名著,共产主义第一好书。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历史风潮,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英文版《共产党言》,深为赞叹,都觉得应尽快将此书译为中文。另外,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份量,打算译成中文。细细一看,傻了眼:翻译此书殊非易事,翻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后来,戴季陶回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该刊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了陈望道。
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陈又找了《日汉辞典》、《英汉辞典》,潜心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
1920.04下旬,译完了,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给他带了一份电报,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李汉俊家。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环龙路2号,请陈独秀再次校看。
李、陈两校后,再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这时出了意外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的注意,被迫于1920.06.06停刊。
事有凑巧,北洋军阀政府压迫陈独秀,李大钊把他护送到天津,他即回上海,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在上海编印。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维经斯基偕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等人于1920.04抵达北京,4月下旬抵沪与陈独秀会面后,便在戴季陶住所经常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陈望道一起出席座谈会。5月,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8位成员分别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成为中共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已是当务之急。
隐独秀跟维经斯基商议,维氏也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又新”印刷厂。
8月,又新印刷厂承印了第一本书就是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初印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当时,陈望道与周作人来往较多,他寄了两本给周作人,周作人给鲁迅送了一本。鲁迅当天一口气读完后,对周作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人切切实实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以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已在全球部分地区逐步变为现实,尽管不断遭受到新的挑战,但它的生命之树常青。而陈望道把这本震撼世界的著作引进了中国。正因为如此,使中国大地发生巨变,他的生命之树也永远常青了。
三、横生枝节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
上海小组以《新青年》为机关刊物。陈望道除继续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而外,还参加了《妇女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作为上海小组的机关报,从09.01起面目一新,公开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920.12中旬,陈独秀赴粤,就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会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胡适曾是《新青年》台柱之一。不过他早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全然不顾胡适们的反对,仍坚持《新青年》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此时,上海小组作为中共发起组,正着手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陈望道参加了这一工作。按陈望道当时在上海小组及《新青年》杂志担负的重任,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海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可是,出了一次大大的意外,而且因为这次意外,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了。
正当陈望道积极参与筹备召开的“一大”时,为审批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与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李写信给陈,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与陈闹起意见来。陈独秀竟然横生枝节,把这一争执硬与陈望道牵连到一起,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陈望道愤慨不已,对上海小组的同志们说:“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哪肯这么做呢?他要以维护自己的形象为最高目标。
错在陈独秀,陈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陈望道只好与他分道杨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陈望道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以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要求脱党。党组织派沈雁冰劝说,也没有效果,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他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持共产主义。他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担任主任。他跟鲁迅共同倡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09,他在鲁迅的积级支持下,创办、主编了重要的进步刊物《太白》。
陈望道致力于修辞学研究,在1932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四、资深革命家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担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1960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主编。
他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党内。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作了倾心长谈,回溯往事,更使他强烈希望重新回到党内。此心益切,不能再待。他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
他的资历身份,非同一般党员,上海市委立即就他的心愿向中央汇报。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便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1957.06,陈望道重新入党,虽然如此他一直没有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
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周恩来当时曾指示上海要保护三个人,即宋庆龄,陈望道、金仲华,特别提到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这样,陈望道才没有受到大的“炮轰”。
1973.08,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在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异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1977.10.29.4:00,陈望道因肺气肿不治而突然长逝。对这位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资深革命家,1980年1月23日,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他生前考虑到儿子是学电子工程的,遗嘱中嘱咐儿子在他故世后把他的所有书籍捐赠给复旦大学。
陈望道逝世后,他的遗著《陈望道文集》四卷本。《共产党宣言》译本放入了第四卷。陈望道将同这个中译本一道不朽。
陈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献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学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一生。他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怀念!
第21章到法国去
一、两代人留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展览会上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深深地吸引着人们。法国蒙达尔尼树成荫的山坡上,一群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或站或蹲,十分自然地布满整个画面。站在中间的,有一位妇人戴黑线帽、穿对襟褂、裹着小脚、年过半白,与青年们形成强烈的对照。她像农妇那样平凡,但当时中国舆论界却誉她为本世纪惊世的妇人。她就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学生葛健豪。
葛健豪赴法之举,是种种原因促成的。
1899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早晨,她由于资助因病被踢出厂门的工友,遭到在上海江南局任职的丈夫无理斥骂。她严厉批评丈夫和家人的蛮横态度,愤然离开“十里洋场”,回到故乡。
1913年,为了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对中华的振兴作贡献,她带领女儿、外孙女,赴省城长沙求学。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的主考官盯住她那双小脚直摇头。她向长沙县署上表,县署官员在状上批为“求学之志可嘉”,她才实现了上学的夙愿,从此改名为葛健豪。她家几代离乡求学,在长沙一时传为佳话。学成回乡,她创办女子职业学校,为女子学文化、谋自立,作了艰苦的努力。
葛健豪(186508.17-194303.16),湖南双峰县(当时属湘乡县)人。原名兰英。蔡和森、蔡畅之母,革命的母亲。清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十七日生于荷叶桂林堂。16岁时与永丰镇蔡蓉峰结婚,生三男三女,除大儿子、二女早亡外,余皆走上革命道路。
宣统二年(1910年),葛健豪的三儿蔡和森在蔡广样辣酱店学徒出师后,愤时疾俗,立志读书。这时,蔡家已经破产,她将珍藏的出嫁首饰卖掉,携带子女进省城求学。她去报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时,因年近半百,学校不让报名。她很气愤,叫女儿写了呈文,送到长沙县衙。知县觉得她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令学校破格录取。民国2年(1913年)毕业,回到永丰,任湘乡县立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校长。
1917年,她为支持蔡和森探求革命真理,带着全家迁到长沙岳麓山下刘家台子一所房舍,为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聚会有志青年,提供可靠的地点。翌年春,"新民学会"就是在她家成立的。在这里,她庆贺了新民学会的诞生。
"新民学会"建立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在湖南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民国8年底,年满54岁的葛健豪同蔡和森、蔡畅及向警予(后为儿媳)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传奇裹脚女子。湖南《大公报》载文称赞她的这一举动"是吾湘一点生机"。在法期间,葛健豪受儿女们的影响,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极力赞同蔡和森关于"正式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且积极参加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法国发起的"二八"运动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革命斗争。直到儿子儿媳归国,蔡畅、李富春夫妇转莫斯科后,她才携带一岁半的外孙女李特特回国。
葛健豪归国后,加入湖南女界联合会,并在长沙颜子庙举办平民女校,自任校长,长女庆熙当缝纫教员。在她的合法身份掩护下,该校成为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毛泽东曾到校讲课,民国14年寒假期间,中共湘区委还在这里举办过短期训练班。翌年,蔡麓仙在省港罢工中壮烈牺牲,中共党组织给她家600元抚恤金。她不顾自家经济困难,将这笔钱为学校添置了2部缝纫机,并拿出部分救济贫困学生,受到社会赞誉。
"马日事变"后,平民女校被迫停办。她要庆熙带着侄女、外甥回永丰隐居,自己则奔武汉、转上海,为党做掩护工作。民国17年5月,向警予在武汉牺牲,她回到老家为烈士抚育后代。民国32年(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石板冲(今属水丰镇五四村),终年78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1985年9月,为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母亲,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题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的赞辞,并题诗:“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2005年葛健豪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大型图书《葛健豪传》。此乃后话,且看当时。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毛泽东、蔡和森积极组织湖南学生投入。在他们的影响下,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她们被人们誉为女中豪杰。
出于对母亲的信赖与热受,也为引激励更多女子走上谋求解放的道路,蔡和森动员母亲赴法勤工俭学。葛健豪有点疑虑,蔡和森却鼓励他:“妈妈,老当益壮嘛!您去法国勤工俭学,岂不是成了中国第一位到外国留学的老学生了!”听了这番话,葛健豪会心地笑了——她乐意做第一位。
是的,开创者是要存勇气的!为了寻找振兴中华的道路,再难也要去闯!
严冬的上海,寒气逼人。法租界霞飞路上“华法教育会”的客厅里却热气腾腾。这里受托办理留法勤工俭学的护照。青年男女们一面谈笑,一面逐项填写详细的履历表,中西文名字、年龄、籍贯、学历、身高、家属情况,申请何时去何国留学,这时,精神抖擞地走进一位湖南农妇装束的小脚妇人,向主办人校验介绍信件后,落落大方地坐到长桌旁。她的出现引起了轰动,大家围住她,惊奇地看她一格格填写: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54岁。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乡,毕业于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主办湘乡县第二简易职业学校。丈夫蔡蓉峰,57岁;儿子蔡麓仙,30岁;蔡和森,24岁;女儿蔡庆熙35岁,蔡畅19岁,申请与儿蔡和森、女蔡畅同去法国勤工俭学……
青年骤生敬意,原来她是湖南当时与毛泽东齐名的蔡和森的母亲!她不顾年龄半百路途遥远,愿与儿辈一起远涉,去追求直真理。
多么令人崇敬啊!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她把满腔的受国热情都凝聚到这张登记表上了。
好事多磨。正当葛健豪两代人整装待发时,忽然一瓢冷水洒向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有的人从法国来信说:“勤工俭学学生来法后,衣食不继,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国内万不可再送来受罪。”有的人还说,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战死的男子多,缺乏男工,女子去勤工俭学将占去法国女工的职位,尤不可实行。这时,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团体“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法文专修馆”等也重订或修改章程,对留法勤工俭学设置了许多障碍。
在上海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60多名学生,有二十多名坚持不去了,还有不少人取观望态度。但葛健健豪决心已定,义无反顾;她迈动小脚,四出奔波,筹措经费。她找到了在“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任董事的聂云台,向他宣传勤工俭学对振兴中华的意义,促使他慷慨解囊,资助赴法。同时,她又同儿子蔡和森商量,要去法国先找好做工途径。在上海法租界旅店,她亲见法国妇女酷爱湘绣衣衫,而所穿的绣衣,式样呆板,工艺粗陋,远非上乘的湘绣可比。因此,选择刺绣作为女子勤工俭学的做工项目,定会得到法国妇女的喜爱和欢迎,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抢”她们的“饭碗”。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正在上海候船的几位女生,大家都散去愁容,笑逐颜开。
二、徐特立
1919年12月25日下午一时,停泊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法国邮船“央脱莱蓬”号启碇远航。毛泽东专程从湖南赶来,同蔡和森、向警予等共勉,为葛健豪一家两代人送行。送行的人群中,还有聂云台、“留法俭学会各界联合会”、环球中国学生会代表数十人。葛健豪意气风发地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现在和儿女出去留学,将来回国,还想看到革命的胜利呢!”
同航赴法的还有湖南学界名宿徐特立。
朱德曾赞誉徐特立为“当今一圣人”。虽然世界上没有什么完人,但是,徐特立一生表现的高风亮节,又不能不令人从内心赞美他近乎一代完人。徐特立,于家、于国、于人类都是尽了心力、洒了心血的,从他身上很难找到可挑剔之处。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受人推崇。他的学习有三法:日积月累法、古今中外法,偕书摘抄法。
徐特立187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农家庭。他四岁丧母,十二岁过继给伯祖母为孙。不久,伯祖母为他娶了一个姓熊的孤女作童养媳。从此,熊氏即是徐特立的结发之妻,也是他忠实的革命伴侣。在苦难的少年时期,生活没有给他们留下青梅竹马的美好回忆;青北年时代,徐特立以身许国,四处奔波。妻子熊氏长期在农村,在短暂的家庭生活中,他们又绝少那种温情脉脉的夫妻深情。然面,他们从成婚到1960年徐夫人病故,70多年间,徐特立一直格守婚姻道德,对徐夫人保持着忠贞、淳朴的爱情。
徐特立年轻时,和几个好友在长沙城东一个镇子上创办了一所学校。徐特立除日常校务外,还兼任好几门功课。这个学校离徐特立的家约二十五公里。一天,徐特立回到家里,得知妻子在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第二天孩子得了严重的痢疾。家中缺柴、少米,又没有亲友照顾。徐特立想,产妇和病婴需要照顾,可是学校的课程又不能耽误。最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决定把每天的四节程移到上午讲完,下午急忙赶回家,伺候妻子和孩子。他一回到家,就煮饭、煎药、洗衣服,一直忙到深夜才休息。翌日天未明,他又匆忙赶回学校上第一堂课。在这一段时间里,徐特立不辞辛苦,每天来回,充分表现这位青年老师献身教育事业的忘我精神和对妻子无比关怀、体贴的高尚情操。
辛亥革命前后,徐特立已是长沙著名老师,有了较多的薪金收入,但他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着绸缎皮毛,不吃美味佳肴,不骑马坐轿,把家眷长期留在乡下,让妻子自己种菜、喂猪维持家用。妻子也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艰辛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好使丈夫把薪金收入用到办学中去。
徐特立和他的妻子在漫长的岁月里,很多时间过着不平静的动荡生活。饱受离别之苦。现在,为了救国,为了追求真理,他又辞别了妻子,五年之久的分别开始了!
已经饱经了动荡之苦、别离之苦的夫妇又分别了,熊氏在家又要辛酸备尝了。然而,没有国,哪有家?他要和同代人葛健豪和他的学生,一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华不兴,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