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两湖毛董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他联合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文化书社。该社及其各分社一直存在到1927年“马日事变”，为在湖南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初期建团、建党起了重要作用。
　　1920年6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谭延闿、赵恒惕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入主长沙。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们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从1918年起，毛泽东就与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积极参加组织进步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激发民众起来同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而湖南在张敬尧两年暴虐统治下，人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知之不多，思想觉悟难以提高。因此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交流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启迪民智、推广新文化，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此，毛泽东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长沙《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我们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从而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而且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文章简练犀利，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这时，陶斯咏闯入了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的初恋情人，是“长江以南第一才女”陶斯咏。
　　陶斯咏（1896年-1931），即陶毅，字斯咏，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师范科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20世纪20年代初也是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她都是副会长，当时毛泽东只是理事。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陶斯咏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毕业后留校工作。
　　陶毅在周南女校毕业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
　　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发起人会议。
　　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省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会上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并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20日，书社同仁租用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社址并开始试营业。社址后搬到贡院东街（今中山东路），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
　　8月25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毛泽东草拟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强调“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同时还规定了投资途径、管理办法、财务制度、机构设置、服务事项、办社原则等。9月9日，书社开始正式营业，登上了湖南的政治舞台。
　　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推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营业员开始只有一两个人，随着书社的发展，后增至七八人。
　　文化书社的运营需要大量资金，但初期多为社员募集，数量有限，以致本钱太少，难以周转。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两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发挥了“特别交涉员”的作用，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伊文思图书馆、时事新报社、新青年社，免去押金；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免交押金；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优价供应。从此，书源不断，且马克思主义书刊占据了主导地位。
　　来书社购书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其次是教育界人士。为了方便购书者，扩大销售面，毛泽东非常注重向社会各界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11月，他拟订《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一文刊发在报纸上，列举书社当前出售的重要书籍、杂志及报纸，《罗素政治思想》、《马格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时事新报》等赫然在列，邀请感兴趣的读者前往购买。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中，又详细介绍了书社从开始营业到1921年3月底为止的销售情况:其中销售达100至200本以上的书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杜威五大讲演》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等；《时事新报》每天发行75份，《晨报》每天发行45份。由此可见，文化书社创办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来往最多、受教育最深、受鼓舞最大的地方。
　　在扩大读者群和书社的经营上，书社同仁花费了许多精力、心血和智慧。如后人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发现这样一张“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其行文是最普通的“工农兵”都能看得懂的白话文:“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同时，文化书社建立后，与省内外各地文化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据统计，书社成立后半年内，就与省内外各地文化单位发生了营业来往关系，来往最密切的有武昌利群书社、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书社、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北京学术讲演会等。书社还在北京等地派驻有代表，开展业务活动。在湖南省内，则积极帮助长沙第一师范、一师附小等学校设立贩卖部，又制定《分社简章》，计划在全省75个县市开设分社，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文化传播网络。到1923年，平江、浏西、衡阳、宁乡、武冈等多个县市建立起分社和代销处，其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一些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社、代销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联络关系。
　　1919年至1920年二人在长沙共办“文化书社”，一度热恋，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恋情反反复复、断断续续，多次分而复合。但是，一个一心造反逐鹿中原，一个是好静淑女，终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本就不合，而且政见不同，加之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陶斯咏小姐，便是新民学会《通信集》中见到的陶毅。这位小姐可真是不简单。她和向警予、任培道三人号称“三姐妹”，同时由杨昌济先生推荐加入新民学会，是一位美女加才女，而且胆子大，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难怪毛泽东会看上她。只可惜，二人虽然郎有情，女有意，却因思想信念不同而告吹，看来，再坚固的爱情，也是经不起信念的考验的。
　　陶一生仅此一段初恋，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陶后来致力于女性教育，在上海、长沙等地办女学，培养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出来。政见不同又怎可能在一起？在思想层次上，政治观点属于最高层次。杨开慧是毛失恋后，再去北京找的。
　　这就是毛的真正初恋。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译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
　　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陶斯咏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
　　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
　　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文化书社重要成员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
　　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红颜薄命啊！
　　陶斯咏，是毛泽东一生的难言之痛。毛泽东的词《贺新郎?别友》是这难言之痛的高密度浓缩：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但是，毛泽东一反世俗，不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而是抛开小我成就大我。
　　文化书社在对湖南新文化运动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为在湖南发展党团组织培育了革命的基础，为湖南筹建党团组织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社、代销处大多被用作党团的通迅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到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凡有党和团的地方，差不多都设有文化书社的分社和代销处，或书报贩卖部。其时，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还从经济上对党和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1927年“马日事变”后，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其活动被迫停止。
　　陶斯咏走了，陈独秀的信函来了。
　　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毛泽东一生中关键性的时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919年毛泽东等湖南学生创办《湘江评论》刊物后，以此为阵地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旨在摆脱湖南军阀统治的“驱张运动”的开展，并在年末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自杀事件中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这一切均受到陈独秀的关注，1920年1月初，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对于湖南青年学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920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的通信鼓励。
　　当时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称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夕在中国各地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人们最为称道的有四人，道是“南陈北李，两湖毛董”，即安微陈独秀、河北李大钊、湖南毛泽东、湖北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