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俞秀松

　　在中共一大以前，在上海发起组成立差不多同时的1920年8月22日，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俞秀松同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创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青年团最早的雏型。青年团一诞生，俞秀松即任书记。他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
　　在建党建团工作中，俞秀松一直是陈独秀身边最坚定最得力的助手。
　　俞秀松，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首次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和首批留苏俄学习深造的共产党人；是我党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者，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俞秀松（1899.6～1939.2），诸暨次坞溪埭村人，原名寿松，字柏青，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又名余寅初，自称长山道人，在苏俄留学时俄文名那利曼诺夫，后在新疆工作时化名王寿成。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爱寻根究底，同学们称他为“三W（英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主义者”。又以善辩著称，为学生骨干之一。其时，立下志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以战斗的姿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
　　1916年夏，俞秀松高小毕业，以同等学历报考浙江“一师”，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被录取了。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巨浪般的怒吼声，冲破了古国的沉默和荒寒，也震动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使他看到了希望，激起了投入战斗的热情。5月12日，他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举行了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组织和带领学生宣传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被誉为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驱。
　　俞秀松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和宣中华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为《浙江新潮》。他主编的这个刊物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纲领：“要本着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俞秀松破天荒地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实到劳动阶级身上。提出知识阶级里面觉悟高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点，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向共同的目的进行奋斗。
　　《浙江新潮》一问世，就以战斗的姿态对社会制度和封建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这份刊物，发行的范围很广。施存统反封建礼教的文章《非孝》就发表在该刊第二期上，一时轰动全国。北洋军阀慌忙连下禁令，很快取缔了《浙江新潮》。主编俞秀松、作者施存统不能继续在该校读书，遂于1919底赴北京。
　　1920.01.10，俞秀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开始了工读生活。俞秀松在工读互助团里，参加抄印讲义、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的工作，同时在北大第一院哲学系，旁听胡适之等人的课。但是，不过三个月，工读互助团便告失败。俞秀松很快意识到，现行社会不进行彻底改造，无论工读互助还是工读新村，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从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愿做一个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1920.03，他断然宣布：我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毅然南下上海，参加《星期评论》办刊工作，同时改名换姓，自觉到虹口区厚生铁工厂做工，与工人交朋友，去工人集中的小沙渡办俱乐部，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在上海，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已开始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5月，陈独秀等创议：鉴于当前工人运动急需马克思主义指导，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和俞秀松首先参加该会工作。同时，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人参加了该会。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由陈独秀负责，称书记。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迫切的。1920年7月，他就曾与俞秀松、邵力子、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研究建立上海共产党（即后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并邀请他们做发起人。
　　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陈独秀住处召开会议。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制定党纲，推举李汉俊执笔。大家一致推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他们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上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政治方面消灭政权和社会方面消灭阶级”。就这样，一群荟集在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上升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证明这批先进的革命者有着超前的思想精神境界，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创刊，俞秀松加入了编辑工作。在9月出版的《劳动界》第4期和第7期上，刊载“本社特别启示”内容为商讨《上海店员周刊》出版一事，署名为“秀松、汉俊、独秀”。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厂与恒丰纺厂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12月发起“印刷工会”；目的是将广大的机器工人组织起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8月的一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相约到陈独秀的住处，李达提议成立青年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大家认为为适应青年的愿望，应尽快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一致推荐俞秀松去组织和主持团的工作。
　　俞秀松立即创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亲笔起草了团章。在俞秀松撰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
　　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书记。
　　1921年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达200余人，全国有1800多人。
　　为了掩护团的领导机关，掩护团的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于是年9月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这个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同时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社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改读俄文。
　　1921年3月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挑选出20多位团员，分期分批赴苏俄学习，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汪寿华、曹靖华等是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同年，俞秀松接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并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了专题报告。1922年1月，他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同年1月30日至2月2日，又以中国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远东青年团代表大会。
　　这年4月，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团。
　　05.05，俞秀松以上海、杭州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纲领》中指出青年团现时的方针为：在政治方面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
　　1922.07，中共二大明确制定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
　　1922.10，俞秀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讨伐陈炯明叛乱，并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俞秀松表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股祸国殃民的国妖！”
　　
　　
　　
　　第7章北京红旗
　　
　　
　　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1920.07，李大钊正式担任教授职务，仍兼图书馆主任。他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又到外校兼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青年中传播革命的种子。他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时只有19个会员，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因为李大钊注重指导青年学生逐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所以研究会会员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工人会员。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共早期活动家都是该会员。为配合研究会开展工作，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还建立了亢幕尼斋（共产主义）图书馆，在李大钊帮助下专门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书籍。
　　在研究会一次会议上，李大钊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多研究马克思学说，使中国将来能产生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物，真正能在中国放点异彩的人物，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不少青年从爱国道路走上了革命道路。亢幕怪斋为中国培育了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对此历史盛举，林伯泽有诗赞日。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解困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很难找到马列著作的情况下，学习、研究谈何容易！
　　军阀、官僚、守旧派把马克思主义咒骂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反动统治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实施严禁的封锁手段，不让马列主义著作进入中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志们只能艰苦地搜寻。开始时他们只能找到《新青年》和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如1920.04翻译考茨基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这些书都被研究的同志辗转相传，争相阅读。后来，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学员帮助大家学习，这才初步解决了书籍方面的困难。邓中夏等人则是靠聆听别人一句一句地译读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以后，李大钊继续指导大家搜集马列书籍，又筹集到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有关的书，他们终于成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幕尼斋”（共产主义）图书馆。
　　邓中夏等人每天一早，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24：00后才就寝。
　　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当局，看到马列主义日益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便接二连三地发布公文、张贴告示，严禁“过激派”的活动。但是马列主义革命真理的传播，是任何暴力也阻止不了的。李大钊指出：“监禁、刑罚、痛苦、穷困、乃至杀死……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这些东西会在思想中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李大钊的至理名言，大大鼓舞和激励了革命青年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维经斯基使华，先会李大钊，再会陈独秀，在去上海会见陈独秀的同时，又留下马马耶夫帮助李大钊在北京建党。
　　李大钊和陈独秀时常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陈独秀有一封信中，提出准备建立的组织名称的问题，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陈独秀约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建党。
　　1920．10，李大钊联络张国涛和张申府三人经秘密研究后决定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开始发展学员。
　　张国涛，江西萍乡人，1897生，又名特立凯音，1916年19岁时入北京大学。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为营救陈独秀，夜以继日地操劳，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这些。张国涛都亲眼目睹了。他不但崇敬李大钊的学识人品，更崇拜李大钊敢于向封建恶力坚决斗争的革命风骨。
　　于是，张国涛在李大钊等进一步教授影响下，也积极投入到营救工作中。作为北京学联主席，张国涛因为不分昼夜地奔走操劳，常常用是困了就在办公室的桌子还八一会，椅子上睡一会儿；饿了，就着凉水啃一口干粮。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干得十分出色，因而李大钊对他很赞赏。
　　1920.03，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国涛、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十八、九个大学生，经过多次讨论酝酿，发起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张国涛不仅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并且经常到图书馆虚心地向李大钊求教。在李大钊的启发教育下，张国涛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比李大钊的师生关系也比其他同学更为密切。
　　1920.10，北京共产主义小级成立，成员3人都是北大师生。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相继加入。天津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张太雷也来北京加入了该小组。因而，北京小组除张太雷外，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员。黄绍容以及北京女高师学生缪伯英、北京铁路管理学院学生郑振铎等共约40人。张国涛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一致选举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为书记。
　　此后，青年团一直配合北京小组工作。
　　北京小组还想团结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统一组织，采取统一行动。
　　这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分流行，1919至1923全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有70多种。全国的政府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组织，只是秦、吴？晖、李不曾精神领导。北大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之地。当时在北大学生中，住即无政府主义的人，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霸、区声白、陈德荣、朱谦之、张伯根、陈友琴等。一时闹闹嚷嚷，好不轰轰烈烈。
　　区声白、黄凌霸组织过“实社”，朱谦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实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
　　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何孟雄、魏建功等都受过影响。甚至由北大学生会办出版的《北京大学生周刊》是面也充满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学生会的机关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政府主义的工具。
　　无政府主义者一加入北京小组，针尖对麦芒，主争立即开始。
　　北京小组原有3人，但张申府已去法国，李大钊遂张国涛、罗章龙、刘仁静4个共产主义者与黄凌霸、袁明熊、陈德英、张伯根、华林、王竟林共6个无政府主义者共10人于1920.11.07在北京沙滩红楼（原北大车前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举行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给的成立会议。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会议不设主席，也没有记录。首先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张国涛汇报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
　　在讨论工作分配问题时，黄凌霸把无政府主义的一套拿出来，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要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李大钊担任联络任务，张国涛做工运发动工作，由黄凌霸、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者》周刊，分组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张国涛、刘仁静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11月下旬，北京小组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讨论上海寄来的党纲草案时，斗争爆发了。分歧表现在组织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两个焦点的认识上。
　　列政府主义者倡自由联合，反对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的主张，他们既不赞成全国性的和地方领导，也不赞成职务？名和纪律。这占在实际工资工作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痛。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另一次会议上，为此争端又起，刘仁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他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争辩双方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6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和气气地退出了北京小组。此后友宜虽然保存，但在政治上完全分道扬镳了。
　　他们退出后，小组机关刊物由罗章龙接办。把《劳动者》周刊改办为《仁声》出版。同时北京小组接受上海发起组的领导。
　　为了充实北京地区的力量，从筹备中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吸收了一批骨干入党，他们是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女）、李竣，另外发展了范鸿劫、朱鲁善、邓培、史文彬、张太雷等人入党。
　　马克思主义当时是被反动派当着“洪水猛兽”禁止的，所以，研究它、宣传它，都要克服重重困难。高君宇不仅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和邓中夏一起组织了平民教育团到处演讲宣传。
　　每逢假日，平民教育团就举着旗帜、敲着锣鼓到街头闹事去宣传。高君宇负责的是西城、南城的演讲所。他讲过《和产制度与婚姻》、《人的生活》等题目，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具体，深受群众的欢迎。后来，他又和邓中夏一起注意到乡村和工场去讲演。他们在第辛店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每假日就乘座火车到哪里去为工人讲课，与工人谈心，从“天为什么下雨”一直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使工人懂得一些科学道理，还使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时，高君宇自己的觉悟也不断的提高，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他发起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就在高君宇经常办公的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40人，大家一致推举他为负责人，到第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全国只有57名党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经费奇缺，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李大钊慷慨解襄，从自己每月工资中提取三分之二为共产党小组的经费，李大钊一家节衣缩食，为革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这无私的奉献是与李大钊的妻子赵纽兰分不开的。
　　与建党过程大致同步，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把国民党校向工人和工人运动，并且首倡首行。
　　亢幕尼斋培养的六十多名工人出旬的共产主义者，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骨干。陈独秀在南方工人中也培养了一批骨干。
　　北京小组成以后，进一步在长辛店等地工人中进行活动，长辛店是活动重点。
　　1920冬，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学校设在长辛店大街北头，于1921.01.01正式开学，教学日夜两班，日教工人子弟，夜班教工人。
　　工人们热烈欢迎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和北京小组动员了团结在小组周围的广大革命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还派去了“常教员”。年轻的教员们抛开大学的学业，跑到这儿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住，连点灯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一个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的伙食，省下的几块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学校心的工人们。他们这种精神，真把共给打动了。大家再也不指导教员当成一般穿长袍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讲客气，不分彼此。革命的阶组友爱，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真正亲如一家人。
　　劳动补习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后来又讲阶级斗争，讲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讲课的内容逐步深入和系统化。
　　蜡不占不明，灯不拨不亮。劳动补习学校把灯一拨，工人群众心明眼亮。马列主义开始在工人心中生根发芽了。
　　李大钊亲自到长辛店视察，给大家以体帮助。经过大家共同努力，长辛店被办了北方工人运动的起占。
　　1920.11.07，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李大钊领导北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刀周刊。由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劳动者〉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他们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间，每期已销售到两千多份。
　　与此同时，李大钊除致力领导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外，还于1921.03到郑州等地方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
　　李大钊支持帮助高君宇、何孟雄在北京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又帮助张太雷于方？等同志在天津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天津团组织有活动有声有色，天津等一个团小组（天津团组领导机关），并出版了小型日刊《劳报》，主要刊载天津和全国各地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曾仅通过长辛店工人运动和唐山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等，发行对象主要是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创刊不久，被敌人查封，又改为《来报》继续出版，直到派来再次被敌人杳封发行人被捕才停刊。
　　天津团小组还派人到唐山，和京秦铁路机厂的工人邓培同志等建立联系。李大钊也派张国涛与天津团小组的人一起去过几次。找邓增了解唐山工人情况，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立组织。1921.01，张太雷去莫斯科，这个小组未能继续工作下去。李大钊又支持于方舟把天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改为衣青团。从此，天津团组织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于方舟经常到北京向李大钊请示汇报工作。1924，并以团的组织为基础，建立了天津党组织。
　　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一方面抓工人运动，另一方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
　　继“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后，又回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研究系”干将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了“社会主义论战”。
　　为了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李大钊于1920.12初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个有统战性质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费觉天等是代表人物。
　　李大钊和北小组的一些成员还在少年中国学会中进行工作，极力争取学会确定社会主义方向，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
　　1921.02.19，该会在北京的会员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召开会，继1920.08.19的讨论同，再次讨论了确定主义的问题，并决定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时会演讲，以备吾人参考“06.17，北京会员为准备即将在7月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又举行谈话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的影响北京的多数会员都主张：”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随后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同志被推举为出席南京大会的代表；他们在南京大会上也坚持和宣传了这种主张。
　　少年中国学会的大多数教会员未能 稳固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一些同志采取了补救措施。1922.07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召开，李大钊联合邓中夏、黄晶葵等六个未能出席大会的北京会员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书面提案——“为革命的僚莫克拉西（即民主主义），提案批判了大多数会员，不干涉政治的错误思想和倾向。提案对杭州大会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成分复杂，并未能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
　　到了一九二五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大多数会员继续倒退，毛泽东看了很不滋味，便提议：“会员所报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邓中夏出表示？”主义如不相同，分裂亦好。学会在此以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是后话。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组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邓中夏准备发展朱务善为北京小组成员时，开头就问？你赞不赞不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约朱务善表示完全赞成，邓中夏才向他提出加入组织的问题。
　　何孟雄最初也一度赞成无政府主义，李大钊领导北小组一些成员多次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并通过他的爱人，中共等一个女党员对他作了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他转变过来，而且把受何孟雄影响的一批人都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或立场上来了。中共成立后，何孟雄还成了京绥铁路工会的创建者。
　　李在刊与胡适的斗争也在继续，这次斗争的焦点是《新青年》问题。
　　五四以后，《新青年》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1919夏，将前五卷全部再版。同年10.05开编委会议，决定迁往上海编辑。从1920八卷一号起，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1921年初，胡是在《新青年》的北京成员中积极端活动，对刊物的社会主义倾向极为不满，阴谋夺刊物的领导权。他要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改变内容，发表“不谈政治”的新宣言，并改击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翻译本！”他提到的《苏俄》，是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一种进步刊物。
　　李大钊坚决反对胡适的阴谋，主张让《新青年》照样办下去，不改变它的性质和内容，决不能停办结果，胡适的目的没有达到，灰溜溜地搞“纯学术”去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兵分两路，吴廷康北返。陈独秀帮助南方有条件的地方建党。
　　1920.10，吴廷康从上海到北京。吴向李大钊全面介绍了上海建党经验，李大钊也决定立即将红旗打出。于是，10月4日，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第一次会议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参加。同年11朋。张申府去法国教书，陈独秀、李大钊让他把组建留法小组的任务也带了去。
　　北京小组于1921.01决定将北京小组本身命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吉、朱务善、李骏、张太雷、陈为人，支部共13人。在北京小组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是高尚德。
　　张国焘，字恺萌、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刘仁静，字养初，湖北应城人，生于1903年。张、刘二人，当时乃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陈独秀派施存统到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但他仅与在上海入党的周佛海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直到一大召开后，日支部才发展到10人，其中有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是王尽美、邓恩铭，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
　　1920.12在马克思学说研究和励新学会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核心的骨干。正在这时同，李大钊挥洒及时雨，派人到济南，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于是，王尽美、邓恩铭从积极分子考察了一些，坚定的骨干成员，秘密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庄龙甲等人，后来双发展了贾石亭等人。中共一大后，济南小组改名中共济南支部，王尽美任书记。
　　陈独秀委托施存统于1920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级，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湖南沅陵人，1897生），他们都是在上海入党的。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2年，施存统、周佛海先后回国。
　　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广州来未来新文化传播较快，工人运动的开展也很红火。五四运动前后，广东的革命气氛很浓，曾经掀起声势不少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风暴。这里各种思潮都很活跃，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在广东有相当的势力。
　　1920秋，广州出现了一个共产党组织，但这实在是个历史的误会。
　　1920.11，俄共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二人到广州建立华俄通迅社，经过北京会见李大钊，当时还在北京小组的黄凌霸也在场，趁此机会把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介绍给了他们，他们一到广州，便与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七人一起组织了广东共产党小组，九个成员中只有两个俄国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这个冒牌共产党小组，以梁冰弦、刘石心原办的《劳动者》周刊作为机关刊物。
　　1920.11.01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广东省长陈炯明联名聘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长兼大学预科学长。经与共产国际代表与李大钊商量一致，陈独秀接受该项聘请。
　　训职之前，李大钊复函，信中说：“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州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小组。”
　　1920.12.16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一起前往广州。
　　陈独秀到广州后，召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开会，结果发现他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意见针锋相对。陈独秀摸清就里，便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如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之不同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手，各走各的路，”这样，政府主义者便退出了共产党。
　　在此同时同，陈独秀物色到了谭平山、谭植裳、陈公博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几次酝酿，并于1921.01，在陈独秀与俄共代表米诺尔别斯林等商议、酝酿下，成立了广州共产党主义小组，共十人。主要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号聘王、广东高明人）、陈公博、谭植裳（谭平山之族侄）等，，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改名中共广州支部后，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除了以上四人，尚有米诺尔、别斯林、刘？、沈玄庐（他离穗后，从武汉又来包惠僧补上）、李季、袁振英六人。李季、袁振英是随陈独秀到广州来任教的。
　　沈玄庐离惠前，在广州筹办《劳动与妇女》杂志。
　　广州小组由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裳负责宣传，以广东《群众》为小组的机关刊物。支部机关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宣传员善成所内。
　　陈独秀还委派去法国教书的张申府，在旅欧留学生中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直隶（今河北）省献县人，1893生，《每周评论》的创刊人之一，亦是《新青年》的编委。
　　张申府1920.11.24经上海出国，同船的勤工俭学留学生、天津觉司社成员刘清扬与他结识，又到法国后，张申府即发展她入党。觉司社负责人周恩来亦于1921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入党。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前夕，就已在上海加入中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三人与赵世炎、陈公培接上关系后，立即组成张欧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小组成立时，《新青年》杂志已于上半年迁回上海。从1920.09的8卷1号起，《新青年》被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在《新青年》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大量介绍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虎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又有国较多了解，在8卷1号上，发表著名论文《谈政治》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1920.11，陈独秀委托李达创办了半秘密的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在第一号上发表了发刊性质的《短言》。《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个党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同月，陈独秀又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革命舆论工作步步深入，工人运动也逐渐开展。
　　1920.05.01，陈独秀等人联合7个工界团体发起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等被推举的大会顾问。因军警阻挠，大会几次转移地点，但到会者的有一千余人。会上高呼“劳动万岁”的口号。这一天，陈独秀在上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讲演，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他们有力量才把社会撑住，并提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响亮口号。
　　1920.08，陈独秀主持上海小组创办了向工人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该刊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深入受工人们欢迎，工人们把信刊称作自己的喉舌和明星。一个工人写信给陈独秀说：“我们从前受资本家的压迫，不晓得有多少年了。”多少年来，有话不能说，有冤无处伸！现在的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脑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视《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上海各种招牌的工会繁多，对工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些影响陈独秀除在《劳动界》上？文号在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外，还偕导和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和工人一起筹备，一起商量，制定了〈机器工会章程〉。陈独秀支持工人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工人们约请他为工会的名誉会员，并维选他为筹备经募处主任，负责筹备成立大会。在陈独秀指导下，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11正式成立，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此时，陈独秀到孙中山通过广东省长陈炯明发来的邀请信，请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为此事写信给李大钊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于是陈独秀于1920。12乘轮船前往广东赴任，上海小组工作由李汉俊负主要责任。
　　在中共一大筹备期间，陈独秀虽然身在广州，但他通过书信来往，对大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直接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走到了人生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