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风华正茂

　　1920年1月，终生从事教育、不愿做官的杨怀中先生，于北京大学病逝。临终前，怀中先生还致函好友章士钊，举荐毛泽东、蔡和森：“他们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月20日，毛泽东参加了在沙滩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并宣读了《致丧辞》，悼念他的恩师。得蔡元培、毛泽东等人帮助，杨开慧扶柩南下回湖南故乡。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还为开慧征集得一份赙赠。
　　不日，回到枪板仓，杨昌济先生魂归故里。
　　安葬父亲后，开慧剪着短发，身着粗蓝布开襟衣，青色裙子，随同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来到福湘女中读书。
　　座落在长沙城北兴汉门外、留芳岭下的福湘女中，是美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它与美国传教士同时代开办的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毗连一片，成为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在湖南的文化侵略据点。从早到晚，隔壁意大利天主教堂的钟楼里，不时传来阵阵催魂般的钟声，使这所成天紧闭着黑漆大门的学校，更显得阴森幽晦。
　　福湘学生不到100人，分设中学、选修、师范、幼师4个部。开慧进校后，在选修班学习。她选了英文、数学和国文三门课程。校长凌支尼是美国传教士凌牧师的老婆。10多个教员中，除教国文、体育的外，都是美国人。他们鼓吹“博爱”、“尊孔”，规定西方世界的《圣经》为学生的必读课，早晚背《圣经》，唱“赞美诗”，饭前祷告耶稣，星期天还要去教堂做礼拜。……名目繁多的“校规”，令人窒息的“守则”，束缚着学生的一言一行，违者，轻则处分，重者开除。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杂糅在一起，严重地毒害着青年学生。
　　开慧进校后不久，便从学生会负责人和同学们那里了解到：五四运动以后，福湘女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志们参加爱国运动，学校的罢课、游行都由它决定。因此，洋人在福湘的统治，远不如“五四”前那么神气了。但是，洋人不甘败北，凌支尼背地里与反动军阀勾结得更紧了。她一方面大搞特务活动，监视进步学生，搜集“过激党”在校活动的情报；另方面，又伪装慈善，用小恩小惠迷惑拉拢了一些学生。有个同学对开慧说，农历三月三那天，福湘的游行队伍，在邻近的湘雅医学院的后山坡排好了队，正准备前去参加一次全市性的学生示威游行。不料凌支尼竟利用湖南的传统风俗来瓦解游行队伍，她派人来喊：“凌师母叫你们回去过三月三啦，地菜煮鸡蛋已烧好了，快去吃吧。”这一喊，果然有人上钩，游行队伍被搞散了。后来同学们编了一首顺口溜：“三月三，排队山，地菜煮鸡蛋，队伍被搞散。”由于洋人的挑拨和破坏，同学间分成两派，团结不起来；学生会的主要骨干，也产生了畏难退缩的思想，勇气不如过去那样足了。福湘的学生运动，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面对学校的这种现状，开慧决心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是团结教育学生会负责人和在校的省学联代表；二是做好宣传发动广大师生的工作。她经常跟学生会骨干个别谈心，谈青年应该树立革命的理想，要有爱国的热忱和坚毅的革命精神；谈怎样发动群众，团结更多的同学开展斗争，组织带领大家一道前进。开慧还把珍藏的《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供给她们看。那时这类进步刊物，是作为“违禁品”的，一经反动派发现，阅读者即被认定是“过激党”，或则坐牢、或者杀头。同学们从开慧手里得到这些刊物后，便趁寝室无人时，关起门，躲在被窝里看。看后，把刊物藏在箱底的垫格下。就这样，革命刊物在进步学生中传阅，革命的火种撒播在福湘校园。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开慧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寻找依靠对象。帝国主义披着举办“慈善事业”的外衣，在学校里也招了少数出身贫苦的学生。平时洋教师对她们最凶狠，动辄就罚她们向耶稣“静卧悔改”，学生中一些有钱的小姐也瞧不起她们。杨开慧认为这是学校里的“中坚力量”，一定要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她们充分发动起来。
　　她总是有意识地接近这些贫苦的同学。同学们见开慧为人温静敦厚，生活艰苦朴素，很乐竟和她接近，听她讲革命道理，同她谈思想问题。课余饭后，开慧常同她们在校园的麻石路上、小花园里，踏着满天星，撩着紫罗兰，踱步谈心，讲述时事，宣传进步思想，讴歌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学们都称开慧是从北京回来的“进步人士”。
　　有个穷苦同学生告诉她：我为什么这样胆小，只埋头读书，不参加社会活动呢？因为我爸爸通过教会的关系才进学校的，要是得罪了洋人，就没有书读了，不像那些有钱的同学，这个学校读不成，就跑到那个学校去读。开慧听了，便启发她说：我们不能只想到个人有书读，要看到千千万万的贫苦妇女还没有读；我们如果不起来打倒列强，不打倒军阀，妇女解放就没有希望，你即使个人读了点书，终究也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处境。一席话说得她心里豁然开朗，从此积极参加了社会活动。
　　在深入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的同时，开慧特别重视大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她在李肖聃先生主编的《福湘周刊》上，一连发表了《呈某世伯父的一封信》等两篇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抨击了封建军阀的腐朽与反动，同时又巧妙地披露了耶稣教义的虚伪荒诞和传教士的两面派嘴脸。她那火热的激情，酣畅的笔调，使福湘学生的思想活动起来了。师生们兴奋地说：“开慧的文章写得好，议论得痛快，说出了我的心声。”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反帝反封建的劲头又鼓起来了。开慧决心不失时机地团结同学们向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作斗争，首先冲垮对耶稣的顶礼膜拜，把同学们的思想从耶稣教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当时学校规定，星期天要集体到礼拜堂做“礼拜”，开慧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迷信，对中国施行罪恶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具体体现。做“礼拜”时，她常推说有病，不去参加，在寝室睡觉，或在教室看书，并对同学们说：“这是毒害人的，我们不要上当。”她向同学们宣传：哪有什么“耶稣爱我“、“孩童属耶稣”？耶稣怎么能“救我们脱离凶恶”？哪有什么“天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呢？我们切切不可迷信这类虚无飘渺的谎言，那都是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的麻醉剂！她还启发大家：人世间没有什么“上帝”一类的“救世主”，解放全得靠自己，靠不愿做奴隶的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在开慧的带动和宣传下，毒害人民的“礼拜”，也渐渐有人不去做了。
　　一个例行的“礼拜天”，凌支尼伴着当当的钟声，又来催促学生们去教堂做“礼拜”了。像往常一样，杨开慧和进步同学关着房门，全神贯注地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学习心得。她们对催促学生上教堂的钟声和凌支尼的吆喝声，置若罔闻。
　　凌支尼正为学校近来的变化而烦恼。她带着满肚子火气走到宿舍跟前，听房内有议论声，推开房门一看又是杨开慧等几个人，她越发恼火了，立即跪拜在地，祷告着：“我们都有罪啊！我们都有罪啊，愿你们快去接受耶稣的洗礼吧！”
　　像校长跪地这样的严重情况，在教会学校里是很少出现的。这时，从围着篱笆的“福湘租界”里，急忙窜出一个洋里洋气的女人来，她一边斥骂学生；“你们又得罪了凌师母，还不快来谢罪！”一边又讨好凌支尼：“你看又是这个杨开慧，她一贯抗做礼拜，亵渎耶稣，蛊惑人心，拒绝教化……”
　　这洋里洋气的女人，就是训育主任“雷师母”。此人平时推行奴化教育最卖力，经常任意处罚学生，早就积怨甚多了。
　　平时素不疾言厉色的杨开慧，这时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她理直气壮地大声质问凌支尼：“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保障民权’、‘民主自由’吗？我不信教，不愿受你们的‘洗礼’，这是我的自由！”
　　凌支尼气急败坏，污蔑学生寻衅闹事，威胁地叫嚷“要惩办肇事者”。开慧和同学们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为什么强迫人家做礼拜？还要任意凌辱处罚学生，要惩办的肇事者正是你们自己！”
　　在开慧和学生们的斗争下，凌支尼无可奈何地退出房门，雷师母也抓耳挠腮地跟在凌支尼的屁股后面，灰溜溜地进教堂去了。
　　经过这次公开斗争和平日开慧对同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去教堂了，抗做“礼拜”几乎成为合法。同学们为争得了前所未有自由而扬眉吐气，福湘的学生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随着福湘学生运动的不断深入，尽管杨开慧不大公开出面，也很自然地成了全校被议论的中心人物。进步师生称赞她“进步”，而洋人都却把她看成了“危险分子”、“过激党”，是学生会的“后台”。特别是她那一头短发，更是引人注目，招来是非。在当时，女子剪一头短发，是极不平常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封建地主阶级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有的省会警察厅竟以“有伤风化”为由，张贴皇皇布告，禁止剪发；有时军阀竟把宣传女子剪草除根的报馆都查封了。杨开慧能勇敢地站在这场革命的最前列，成为学校里独一无二的剪短发的学生，自然受到人们的羡慕和赞扬，又怎么不遭到反动落后势力的非难和指责呢？
　　福湘的老同学怎么也忘怀不了，开慧一头短发，几场风波。在她进校的那天，凌支尼一眼看到她那一头闪闪发光的短发，映衬着坚毅的脸庞，立时被楞住了，她向李肖聃嘀咕着：“这个学生是‘过激党’，还是受了‘过激党’的影响？我校不便收录。”肖聃先生生气地说：“什么‘过激党’不‘过激党’，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不在了，我就得来照顾她，出了事我负责。”由于肖聃先生在社会上颇负名望，凌支尼设法推脱，只好勉强收下杨开慧，并一再提醒杨开慧：“请记住，两、三个月内迅速把头发蓄起来，才好在学校读书！”封建顽固派也讥讽她是“男不男，女不女”。杨开慧一不怕洋人，二不怕封建顽固派，她理直气壮地说：“剪短发应该，我有我的自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她的头发不仅没有蓄起来，相反，每回家一次，头发剪得越短了。
　　学校风潮越闹越大，杨开慧头发越剪越短，凌支尼越来越头痛，她不断指使人监视杨开慧的行动，并扬言要开除杨开慧的学籍。正在这个时候，湖南知识界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要解放妇女就必须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因而主张“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平等”。
　　杨开慧勇敢地投入了“开放女禁”的活动，她动员和串连了福湘与周南两个女校的5个女同学，冲破学校当局和社会封建势力的种种阻力，毅然离开女校，进入岳云男子中学第14班学习，成为当时湖南男子中学的第一批女生。这一果敢行动是对凌支尼们和封建顽固派们的蔑视和挑战，也为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权利，从而走向社会、参加政治斗争作出了榜样。
　　在这里，五四精神已经由开慧发扬光大。
　　在中学时代，积极上进的杨开慧，一直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联担任宣传工作，朝气蓬勃地开展学生运动。1920年初冬，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成为最早的女青年团员之一。从此，开慧春华奋发，斗志弥坚，战斗在历史最前列。
　　开慧不辞辛劳，废寝忘食，奔走于各个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揭露封建军阀媚外卖国、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讲述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
　　在广泛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开慧还热情地接待了湖南各地被开除而来省要求复学的青年学生，给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她对迫害进步学生的反动当局表示了极大义愤，对各地失学青年的复学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并鼓励他们说：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全省的学生和工农大众都和受害学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省学联也已发动湘南、湘西学联开展复学斗争，并正向刚上台的赵恒惕军阀政府交涉，要求恢复在驱张斗争中被开除的青年学生的学籍。开慧还勉励他们要斗争到底。
　　当衡阳三师有位女青年在谈话中流露出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比较“开明”的幻想时，开慧就耐心地开导她，不能对反动军阀存任何幻想，只有唤起青年学生的觉悟，坚持斗争，复学才有希望，斗争才能胜利。
　　在开慧的亲切鼓励和教育下，这位女学生当即赶回了衡阳，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不久，她来信告诉开慧，由于同学们团结一心，复学斗争胜利了。
　　斗争胜利后，开慧对这些爱国青年仍然十分关心。有的是在外地学校复学的，她就常给他们写信。在和他们的通信中，她总要向他们推荐一些进步书刊，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坚持前进。
　　春节前夕，开慧又一次收到那个女青年的来信，原来她们已快毕业了，学校当局生怕她们再闹风潮，妄图以工作来诱惑，放出风来说，毕业后准备分配她去小学教书。开慧立即写了一封信提醒她注意：不能作水中之鱼，别人给你一点东西，你就上钩。开慧及时帮助她识破学校当局的阴谋，鼓励她继续斗争。当开慧获悉三师的复学青年在斗争中碰到困难时，便不辞辛苦，赶赴衡阳，以省学联代表的名义，亲自找学校校长交涉，对反动的学校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和对在校的复学青年进行迫害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开慧还召集这些青年开会，具体布置斗争的策略，告诫她们不要蛮干、莽撞，要讲究斗争艺术，坚持韧的战斗。
　　开慧还积极从事妇女工作。她坚决反对封建礼教的封建道德，热烈主张妇女的解放。当时的湖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要求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声浪日益高涨。湖南的先进分子和知识界，对妇女解放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认为要实现妇女的解放，除了取得女子享受教育平等的权利外，还必须求得妇女婚姻自主的呼声犹如春雷滚动。正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开慧，热烈地赞助这种进步的潮流，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而积极地斗争。
　　1920年冬，继一年前长沙南阳街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在花轿内自刎之后，又发生一桩反对封建包为婚姻的女学生投塘自杀事件，震动了长沙妇女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这个女学生叫袁舜英，是周南女校小学部的学生。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很小就与雅礼大学的一个学生结了婚。她的丈夫在周南兼教英文，对这个15岁的小媳妇经常无端斥骂欺凌，并多次当众侮辱她。袁舜英不堪忍受这种歧视和虐待，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满含悲愤地写下了一封绝命书，为反抗封建礼教而投塘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同学们在校内的池塘里发现了袁舜英的尸首，悲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校。进步师生无不义愤填膺，许多同学读着死者的遗书，哭的哭，议的议，深切同情这个封建礼教的牺牲者的不幸遭遇。
　　这一天，开慧恰好到周南女校联系工作。她听同学们讲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后，愤慨地指出：“这就是我们妇女受压迫啊！”开慧认为，通过这件事，可以更好地发动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她亲切地告诉同学们，毛先生极重视妇女解放问题，这件事我们专门找他指导。
　　开慧和几个进步同学代表当即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详细汇报了袁舜英自杀事件、师生的反响和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她们的汇报，他提醒大家要看到这个自杀行为是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抗，毛泽东给她们指出了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向。
　　开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省学联专门研究了此事，在周南、福湘等女校的学生自治会和进步教师中进行发动、组织和宣传。她自己则挥笔撰文，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和旧的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对于死者寄予了深切的阶级同情，赞扬了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顽强反抗精神。她指出袁舜英之死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号召学联组织讲演队深入街头巷尾，广泛宣传袁舜英之死这一悲惨事件，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展开斗争。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开慧的积极发动和组织，周南女校报刊《女界钟》和《福湘周刊》都就袁舜英之死这个婚姻悲剧展开了大讨论。教育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写文章、作宣传，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起包办婚姻、虐待妇女的行为展开了斗争，向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旧道德伦常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这一年，毛泽东正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他考虑到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认为工人夜校的形式有大加运用的必要，因此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办了民众夜校，开慧也担任了教学工作。
　　为了帮助开慧搞好民众夜校的教学工作，毛泽东让开慧听了他的一节课。毛泽东给工人讲“工”字，就说：“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代表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既生动，又形象，工人们既识了字，又懂得了革命道理。开慧按照毛泽东的示范，尽力把工作做好。在这期间，开慧还以火一样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和青年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是开慧之父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后来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她早在毛泽东刚入一师学习时就认识了。在“板仓杨寓”，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进步同学一起指点江山、讨论革命问题的场面，毛泽东才干和学识，早已深深地刻入了开慧的心灵。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与杨开慧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毛泽东和邓中夏等革命者经常到杨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使杨开慧有幸与他们共同学习、研究，一起经受了锻炼。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革命活动经费短缺。杨开慧不顾家庭困难，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北京大学同事送的祭葬费捐献一部分出来。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上。
　　婚后，她更加紧密地跟随毛泽东从事各项革命活动，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不久，开慧就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湖南第一批团员中的一位。1921年加入中共，又是最早的女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