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革命者

一、杨明斋

吴廷康（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出身穷苦人家，在帝俄时代就到了西伯利亚半工半读，后来到莫斯科住了十余年之久，十月革命后，参加苏俄共产党。他旅俄日久，已成了半个“洋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08成立后，杨明斋受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委托，在上海渔阳里6号创办了中俄通迅社、外国语学社，并和俞秀松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包惠僧等筹建了教育委员会。一批革命青年汇聚在这里，在杨明斋的指导下，学习马列、学习俄语，开展工运、开展青运。
1920年底至1921年初，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公亮、许之桢、曹靖华等，通过杨明斋的具体安排，赴苏进行深造。
杨明斋还参加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和《共产党》的创刊工作，并撰写和翻译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
1921年春，杨明斋和张太雷赴苏俄伊尔库次克，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就中共的正式成立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了会谈。随后，他们两人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和李达一起曾在党内学习会上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等课题。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本名好德，明斋为字，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7岁开始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0年被派回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0年3月，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多次在北京向李大钊建议，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担任负责人。
　　1920年8月中旬，杨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 杨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随后杨参与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从事一些工会工作。
　　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陪同维经斯基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他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 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1920年至1921年，他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20余人赴苏俄学习。他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1920年秋天，杨明斋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
　　1921年春，他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 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 他为支部成员。
　　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杨明斋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
　　1922年7月，他出席了中共二大，积极参与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他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建党时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1924年6月出版了14万言的《评中西文化观》 一书，批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产生了重要作用。
　　1925年夏，杨明斋在广州任苏朕顾问团翻译。10月，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国，到京津地区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了18万字的《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明确指出，中国“要采纳社会主义”。
　　为保存力量，杨明斋被党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他教育许多学生投身革命。他对革命同志亲切和蔼，是个忠厚的长者。
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直到同年秋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
1937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仅把130多个中央委员“肃”掉了八十多个，还把当时在苏联的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镇压。就在“肃反”扩大化的狂潮中，1938.02，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被处决。
在杨明斋牺牲一个月后的1938.03，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哈林亦被斯大林处决。布哈林牺牲前曾写绝笔信说：“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们一滴鲜血，”
是的，在这面旗帜上，既有苏联同志的血，也有中国同志的血，还有其他国家同志的血。
苏共27大后，苏联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很多真相被彻底地揭露出来，一大批受贫的老布尔什维克得到了昭雪，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们党的这位“忠厚长者”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矢志不移，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89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决定，指出在30—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有数十万人根据非诉讼机关的判决遭到迫害，建议最高苏维埃撤销这些非法的判决，为受害者平反。并且决定，在莫斯科要为受冤牺牲的同志建造纪念碑。
那纪念碑上，应该有像杨明斋这样的一些中国人的名字。

二、李大钊和林伯渠

李大钊在组建共产党的日子里，虽然异常忙碌，但他却想起了林伯渠。
林伯渠、湖南湘西人，1903年与湘西老乡赵必振一起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经湖南同乡黄兴、湘西老乡宋教仁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他结识了李大钊，二人结为拜把兄弟。
和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林伯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此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观者护法战争，奔走衡阳、零凌、广州之间。他为旧民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伤透了脑筋，便从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阅览了许多关于十朋革命的文章，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1918年，他先后阅读了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雄文，与李大钊书信联系更加密切了。李大钊连续几次给他写信，给他详细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给他寄自己的著作和其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林伯渠深受启发，郁结全消，精神大振，世界观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绝望，但他对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很是敬佩。孙中山同情五四运动，并希望能从这场历史大运动中获得大批新的干部。林伯渠认为孙中山是早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暂时还处于弱小状态的中国革命，必须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力量。
李大钊赞同林伯渠的意见，并写信邀他北上，信中还向林伯渠介绍了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让林伯渠带此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1920年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谈得非常投机。12月间，即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参加了上海小组。入党后，他与陈独秀、沈玄庐（定一）、李汉俊等人进行了几次座谈。
从此，林伯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懈，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林伯渠素来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燥。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1958年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文中，还缅怀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和丰功伟绩：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三、王会悟、李达

王会悟（1898-1993年），女，浙江桐乡乌镇人。父亲王彦臣，晚清秀才，在镇上设馆施教，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王彦臣禀性严厉耿直，对子女及门生很严。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
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同学，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戚关系，而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自幼聪慧热情，好学上进。十三岁在嘉兴师范求学时闻父亲去世，含悲辍学，返里接办私塾。因教学得法，颇得乡里赞誉。后欲继续深造，改入湖州湖郡女塾半工半读。平日爱读《新青年》，拥护新文化运动，赞成采用白话文，关心妇女解放运动，曾以白话致函陈独秀，得到陈独秀复信鼓励。
王会悟排行老五，承继良好家风，自小形成耿直、坚忍、颖慧性格，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创下良好条件。
王彦臣年仅四十出头即早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正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的王会悟才13岁就担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女继父业，教起书来。
没多久，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原有的教室容纳不下，王会悟便向本镇定阁寺的和尚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课程设有国文、算术、体育课，办了一阵名声也不错，大学生骤增至百人左右。
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 ” 当时，桐乡县教育部门为了表示对这所日益兴隆的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每月还奖给教员5元钱津贴费。
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噗嗤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王会悟一人忙不过来，于是请来茅盾（沈雁冰）的堂妹沈明霞帮忙。王会悟根据学生文化程度高低，把学生编成4个班；王会悟教高级班，沈明霞教初级班。此外，还根据学生家长的要求请了一位教剌绣的教员。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一位秀才听说学校每人每月有5元津贴，便垂涎三尺，他逢人就说坏话：“王会悟小小女子，又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他向县教育部门提出由他取而代之。并领取5元津贴费中的3元。县里居然同意了。
1918年，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与上海的中西女塾是姊妹学校。王会悟去后不久，又动员茅盾的结发妻子孔德祉也来这里学习了几个月。
起初，她半工半读，在里面边念书、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功底不错，就将她推荐给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老师，办一个“娘娘班”。这样，她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在回信中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会悟王会悟来到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大上海。经上海学联介绍，参加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任理事，因工作热情负责，思想进步，深得会长徐宗汉（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夫人）器重，担任文秘工作。其后，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经济萧条，民生疾苦，“中国往何处去”成为志士仁人所关心的紧迫问题。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1890-1966）时任中华书局编辑，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宣传革命。其间，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办事，与“女联”有些来往，王会悟与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了。
1920年，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根据形势需要，写下大量宣传救国、针砭时弊的文章，王会悟帮助誊抄付印。
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爱摹之情。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常常带上做午饭或晚饭的两三个牛舌饼，依偎在沐公沪炮台边，遥望滔滔的黄埔江水和江面上来往的船只。李达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以领导中国革命的道理。
志趣相近，接触又多，遂萌生爱情。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有一次，李达对王会悟说：“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当时，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总是替他抄清。
1921年4月，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婚宴的操办人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