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长辛店

　　虽然李大钊在1919年初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但实际做起来并非易事。
　　1919年秋，李大钊再次号召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但一些人认为不必要。其中一人说：“蔡校长说的劳工神圣就是包括知识阶级在内皆劳工嘛！这劳工与劳工结合，总非多余？”李大钊针锋相对地指出：（一针见效地）那种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此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劳动人民当中去，通过共同劳动，与劳动者汗水流在一起，才能打破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才能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
　　1919.10.10，由北大学生发起，北京五千左右学生捐款买了三十七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等字样，把全市分成二十几个区，每车一队学生，带着两大车面包，沿途分送给劳动者；同时散发了三十万张传单，还进行演讲。这次宣传活动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但这次宣传只宣传到城内的洋车工人、印刷工人等，大爱还没有洒向城郊的铁路工人。
　　1920.01，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响应李大钊的号召，到洋车工人住宅区去调查，看到他们骡马不如的生活，无不伤心、同情。
　　邓中夏带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志和一些学生开始走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又接受李大钊的帮助、指导，在北京东城根附近的达教胡同建立了工人的组织“曦园”，在工人中搞“工续互助”、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开始只有二、三十人，后来发展到三、四十人。他们坚持了一年之久。他们的行动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与工人结合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次组织洋车工人于二月在天安门开了一次大会，用洋车把会场围起来，学生发表演讲。但是，敌人出动了，大队警察冲过来把工人打了，洋车也打坏了，工人不干了。组织印刷工会，由于工头阻挠，也没有成功。
　　困难和挫折吓不倒真正的革命者。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走出北京城区，来到城郊，又在铁路工人中开始了活动。
　　1920.03，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接受了当时共青团负责人邓中夏的建议，把讲演从城内扩大到乡村和工场。李大钊对此建议极为支持，很快派张国涛先到长辛店与工人史文彬等同志取得联系。04.08，邓中夏带领讲演团的一个组到店，除演讲外，还与史文彬等工人商议，找了一处固定的房子专作讲演之用。
　　“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到长辛店演讲开始只有一个听，听了一会，觉得索然无味，意自走了。又到另一处工人住宅区演讲，有个学生问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听了不对味，觉得此人并非自家人，不加理睬，转身而去几个。“先知先觉”、救世主长叹一声：“愚蠢。”
　　但是，邓中夏这个组到长辛店，就放下知识分子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问寒问暖问辛苦，传情传意传真理，如同朋友、家人，很快就把这个长辛店变成了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1920.05.01，我同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北京、上海、广州等七八个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参加的工人约五六万人，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打出了革命的红旗。
　　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工人开始觉悟了，一个自在的阶级正在向自为的阶级迈进。这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抱着饱满的热忱投入到工人之中。
　　这天，《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七卷六号）。李大钊发表了阐述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中国工人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转载。
　　李大钊领导北京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北大学生周刊》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上午九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盛赞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李大钊指挥何孟雄等八个北大学生（都是“工读互助团”的成员）雇了二辆汽车，8时出发，分头乘车去东、西城游行。车前飘扬的横幅上，都写着血一般的红字：“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
　　车后还紧挨着一面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他们沿途高呼“五一万岁”的口号，抛掷、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结果何孟雄等人全被警察拘捕，后经李大钊营救才获释，被称作“初次的赤旗”。
　　在“初次的赤旗”游行的同时，平民教宣讲演团50人分作5组，也于10时出发，沿街进行演讲，讲题有“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听者颇多。邓中夏等人这一天还赶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也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很受工人的欢迎。
　　第二天，许多报纸在纪念五一的消息报道中纷纷认为，五一宣传中《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这个宣言贯串了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所体现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高君宇，在《北大学生周刊》和《劳动纪念专号》中也陈述了同样的思想。
　　北京的这一天五一纪念活动，使反动军阀政府极感恐惧，除了在前门出动了三、四千军警、逮捕了一批讲演的学生外，又在北大附近驻扎了好几营军队，整队游行进行威吓。这一切怎能吓倒革命者？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集合在李大钊的旗帜下，一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一而也改造自己，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中夏经常给工人上课。一次工人们问他：“工人做工最伟大，我们怎么看不出来？”
　　“（笑呵呵地反问）大家想想：资本家住的房子是谁盖的。火车是谁开的……..哪个不是工人干的？离开工人，世界上能有什么？”
　　“那么工人为什么穷呢？”
　　“人受穷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军阀和厂主剥削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住楼房，不都是用我们的血汗换来的吗？我们的血汗，他们拿去享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我们该怎么办？”
　　“（答不出）…….”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5人团结一只虎，10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
　　工人们听得心花怒放，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1921.05.01，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在大会上，他们唱起了激昂的革命歌曲：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做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了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啦，冲破乌云满天红。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这里集中了三千多名机车修理工人，是开展劳动运动的重点地区。李大钊、邓中夏在这里办劳动补习学校，与工人促膝谈心，使长辛店补习学校在工人中深深扎下了根。不久，北京小组又创办了《工人周刊》，出版了《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等小册子，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的道理。
　　李大钊、邓中夏培养出史文彬、王俊等工运骨干，不失时机地建立了许多工人小驵，为成立工会组织做好了准备。1921年五一节，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娘娘庙召开群众大会，有1500名工人参加。出席大会的还有各地工人代表和新闻记者。
　　05.05，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后改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吸收会员达340人，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李大钊和北京小组开创的长辛店工人运动，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各站。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榜样，京绥、京秦、正太、津浦铁路各线都开展了工人运动。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取得了第一批丰硕成果。
　　邓中夏，这位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杰出的工运领袖，后来参加领导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省港大罢工等多次斗争。
　　建党前后，高君宇和罗章龙就深入到京汉铁路沿线，特别是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并根据北京党组织的指示，创办了《工人周刊》。该刊设有编委会，罗章龙任主编，高君宇任常务委员；编委会下设北京劳动通讯社，高君宇、罗章龙均为该社领导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高君宇因在中共北京区委分管宣传工作未能任职，但他还是积极地参加了罗章龙负责的书记部领导的各项斗争。其中有几件事给罗章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与工人的关系：“起初书记部到工人区时，双方称呼均表示客气”，“后厮混渐熟，双方互称老史、老罗，更久则以绰号相称”，如“张国焘足智多谋称为张孔明”，“高君宇举止斯文称为老夫子”，等等。“彼此推心置腹，一心向前”。另一件是做何孟雄的思想工作：书记部成立之初，因人力不足，曾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求自愿工作人员，然应征者廖廖，就连该会发起人之一的何孟雄亦持观望态度。为了说服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先后数次与之谈话，终于使之消除了疑虑，参加了书记部的工作。还有一件事是支援陇海路罢工：1921年底，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影响下，陇海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就如何支援这一罢工，中共北京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会上，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再发表援助宣言，视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高君宇不同意这一意见，他提议：应设法深入到罢工斗争中去，正确掌握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高君宇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会议决定派罗章龙前往联络，全力帮助罢工。罗章龙离京时，高君宇还到车站为之送行。
　　1922年10月间，先后爆发了唐山铁路工人、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罗章龙参与领导了这两次罢工。而作为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则参加《晨报》每星期召开的罢工专栏会议，协助该报宣传罢工的斗争。同时，他还针对国民党报纸反对工人罢工的报道，撰文予以驳斥。
　　1923年，高君宇与罗章龙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从2月4日起，高君宇和罗章龙等就驻守前门车站，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处联系，以掌握斗争动态，采取应对措施。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大肆通缉包括高君宇、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和北方书记部同志，并指令“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高君宇置生死于不顾，依然战斗在斗争的前沿。他不仅和蔡和森一起，通过《向导》揭露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而且愤然撰写、发表了《最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等文章，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和总统黎元洪。而罗章龙则起草了《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并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表于高君宇编辑的《向导》上。
　　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露反动军阀屠杀工人的事实真相，鼓励工人阶级继续奋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高君宇和罗章龙不顾艰险，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并由罗章龙作序，高君宇作后序。罗章龙在序中说：“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大家只有前赴后继地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儿。”高君宇在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中，不仅表达了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我们决然要进行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而且鼓励工人阶级“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并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的“三大”后，罗章龙调到中央局工作，而作为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的高君宇，则致力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两人虽有工作接触，但总不及以前那样频繁了。后来，罗章龙出国到欧洲去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高君宇。1931年，罗章龙路经北平时，还特意到陶然亭拜谒了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并悼以诗云：
　　
　　浩浩愁怀棘满园，城南零落旧山川。
　　一腔孤愤双人冢，寂寞寒烟又经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逐步由北大发展到其他学校。北京高师、女师大、朝阳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都有了中共党组织。1921秋，在长辛店发展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同志等中共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终于1921.11恢复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活动，也迅速发展壮大。李大钊的巨手，在撼动着中国北方地区，使得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们极度恐惧。
　　从1921年3月到6月，李大钊亲自领导北京八校的教职员向北洋军阀进行了索薪斗争，并在后期亲自担任了“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议”的代理主席，负责主持每隔数天一次的会议，研究对策，筹划一切。
　　05.02，他向全体教职员作报告；06.03，又与这次斗争的几个领导成员共同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在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的参加者受到了反动军阀的殴击，李大钊头部被剌刀划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就在这些凶手面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湖南长沙县城东北50公里外，在群峰环抱中有个山青水秀的枫树湾。1899年，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名女党员缪伯英就出生在这里。她小时在平江启民女子学校读书，后进省立女子一师就读。1919.07，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伯英于1920初加入李大钊等发起的工读主义团体——北京工读互助会，时常在北大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讲课。与此同时，她结识了邓中夏、何孟雄、高尚德，范鸿颉、罗章龙等一批追求真理、立志改革的进步青年。缪伯英受到他们的启发教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这年10月。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研究会，经常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读物。年底，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11，缪伯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个女团员；同时，她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只有十余人，绝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和教员，北京女高师只缪伯英一人。为了唤起妇女觉悟，她精心撰文，在《家庭研究》上发表文章，召开妇女们起来冲破家庭的牢笼，到社会上去，参加革命斗争。
　　1921.07，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缪伯英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缪伯英不仅是中共北方区第一名女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名女党员。这年，她和何孟雄结为革命伴侣，后来先后为革命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