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张老师

　　一
　　
　　公社张书记小儿子张老师的爱情曾被传为一段佳话。
　　在一般人看来，张老师教师的职业令人尊敬，平时有吃有穿，又住在父亲公家分的公社大院内，令不少农村人羡慕嫉妒。
　　这偏僻乡村的一位教书先生，又有吃商品粮户口，多么称心体面的工作，可谓凤毛麟角。
　　那个年代，对张老师这位中学老师慕名追求的女孩很多，踏破公社张书记家的门槛。公社委员潘小雨家千金有事无事借口过来看望张伯伯，实际上想与张书记家张老师多一些接触。潘委员女儿是出了名的美女播音员，人长得漂亮，说话又甜，又门当户对，深得张书记老两口喜欢。潘小雨一般人高攀不上，她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独独喜欢张老师。潘委员的夫人不止一次暗示张老师妈妈，张老师却不为所动。
　　张老师非常奇怪，偏偏迷住了我们村陈书记家二女儿，而且陷得很深，不可思议。
　　那时陈家二女儿小芝被抽到大队工宣队。小芝是工宣队的看家花旦，白白净净的，人又标致好看，品格端方。小芝温婉的性格，很像《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圆融。一副腼腼腆腆、知书达理典雅之美，确实让张老师神魂颠倒，茶饭不思。
　　爱情这东西有时说不清，道不明，它是凌驾于人之上的一种情感，傲视着人类。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情的魔力究竟有多大，直教人以生死相许。现在婚姻自由了，也不兴一些框框条条。
　　陈书记是过来人，心里很明白，也很清楚自己女儿的想法。他有时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心里并不看好他俩的感情。
　　小芝确实很甜美漂亮，个头又高挑，大大的眼睛，眉目清秀，是一个大美人。
　　小芝天生一副好嗓子，又能歌善舞，但毕竟没喝过多少墨水。这漂亮不能当饭吃，女儿仅读了几年的书，文化水平不高，陈书记有自知之明。婚姻是一辈子事情，岂能当儿戏？但张老师正值青春期的懵懵懂懂，偏偏相信甜蜜纯洁的爱情。隔三差五地就往陈书记家跑，软磨硬泡着。陈书记大老远看到他，不愿多看张老师一眼，偷偷就溜走了。陈妈妈倒很看好张老师，心疼这位未来的女婿，这倒与陈书记不大一样，不像陈书记冷冰冰的，不屑一顾的样子。
　　陈书记表面上看上去很冰冷，但内心并不能掩盖他膨胀的虚荣心。陈书记内心的犟和偏执只有陈妈妈最了解；村里有几个能人也能揣摩到陈书记心思的八八九九。平时陈书记的心思全被两弯类似“括弧”的小眼睛给蒙骗住了。陈书记内心想做什么，暗暗地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心劲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巴不得小芝能攀上张书记家这门高枝，巴结上张老师。只是担心张书记家门槛太高，高攀不上。哪一天张老师不高兴甩了自家闺女，岂不害了闺女一辈子。陈书记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不言而喻。
　　那时，公社放映队来村子非常频繁。每次放映队来了，张老师都会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在山盖盖村庄附近转悠。我看见小芝坐在张老师的自行车上，一阵阵格格地有说有笑。村里的年轻人羡慕死了。有时看见他们手拉着手，非常甜蜜。小芝其实非常喜欢看电影，是个十足的电影迷。
　　夏季，小芝非常喜欢张老师从省城买的那套海军蓝连衣裙。每次张老师来看她，她都会穿上，不停地在张老师面前晃动着前摆，一会拽拽后摆，扭动一下身姿，表达深深的爱意，像凤凰展翅似的问张老师漂亮不漂亮。张老师一个劲地傻笑，笑出声来，太美了，太漂亮了，晃得张老师眼泪汪汪。
　　小芝高挑的身材，穿着这身摆裙，女人的美全展现出来了，不凡的魅力，魅力四射。她
　　裹着这身满身斜杠的海蓝蓝线条的裙子，宛如海风吹来的海燕一样，妩媚极了。看到小芝一身的美，宛如看到小芝一世的倾城，张老师悸动的心快跳到喉咙眼里，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抱过去。但又不敢，这里是农村，大庭广众之下。张老师驿动的心暂时收敛一下。
　　小芝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甜蜜蜜地见到心上人张老师一眼。
　　小芝一见张老师骑车来了，像盛开的花骨朵一样放飞着，甜甜地笑着“张老师来啦！吃饭没有啊”，满是年轻女孩的娇嗔。张老师心里暖暖的，润润的，痒痒的，爱情的力量就是这样。每次村子放电影，张老师都赶着过来，一次不落，完全为了见小芝一面。白天张老师要上课，抽不出身来，这才是见小芝最充足的理由。
　　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在各村各队循环放映着，清一色的《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红灯记》《红色娘子军》这类经典影片。我都看了好多遍。其实张老师并没多大兴趣。而小芝却不一样，一看到铁梅，仿佛看到她自己。一上场铁梅身穿红色上衣，蓝底裤子，两眼瞪圆，高高举起标志性的红灯，小芝就心潮澎湃，仿佛自己上场一样。
　　每次张老师来家里，陈书记总是给人白眼，装出傲慢的样子；相反，陈妈妈倒十分热情。与张老师说说话，招呼张老师坐下来喝茶，打水给张老师洗脸，忙不迭休地问张老师：“吃饭没有，阿姨这就帮你做。”有时陈妈妈亲自下厨给张老师准备吃的，有时简单打几个红糖水鸡蛋。张老师阿姨长阿姨短地叫个不停，陈妈妈倒也非常乐意地这么听着，心里美滋滋的，乐呵呵的。
　　每个周末，小芝都会提前告诉陈妈妈张老师将要来家里吃饭。一大早陈妈妈满心欢喜地、兴高采烈地赶到众兴集的肉铺里，买点新鲜的猪肉回来招待小张老师。
　　
　　这众兴集的集镇，离村子不远。大约二里地。
　　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那个红旗飘飘的光辉岁月……
　　张老庄的庄稼人，隔三差五拿一些家养的鸡鸭鹅，到众兴集集镇上变卖。男人换了钱就到街东头张胖子家的理发店理个发，然后去街西头的大兴澡堂里洗个澡，再喝上一顿众兴老茶馆的早茶，这趟街没算白来。
　　每到逢集，陈妈妈也会随村里的赶集队伍往集镇上赶去，有时陈书记也喜欢到众兴集喝早茶，有时老两口结伴上街……
　　
　　二
　　
　　众兴集原是乡政府所在地，是解放后才起的名字，与聚星乡毗邻，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段火红的难忘岁月。后来众兴乡一起合并到南分路乡，前不久又听说改为铭传乡了。是为纪念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故乡而改名的。
　　众兴集是逢单的集市，每到逢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一早赶集。女人们高高兴兴地梳洗打扮一番，一个个花枝招展。
　　天蒙蒙亮，大公鸡打鸣报晓已好几遍啦。
　　父亲也早早地起了床，收拾好变卖的鸡蛋或腌菜准备去集市上交易。
　　父亲点燃一支烟斗，穿衣起床，蹑手蹑脚地，在屋里翻来倒去，忙个不停。只见昏暗的卧室里烟雾袅绕，伴着烟头的光亮，一闪一闪地、或明或暗地露出点微弱的光火。父亲吐出刺鼻的轻烟，时常从睡梦中把我们呛醒，隐隐约约地听见几声咳嗽声。父亲仿佛忘了什么东西，出去又折了回来，这次算拿全了。
　　一会儿，听到拔出大门门栓“吱呀”的响声；一会儿，传来几声犬吠，知道父亲出门赶集了。
　　
　　众兴街的西头有个叫唐煌，他是众兴油厂的厂长，与我父亲从小就认识。
　　唐油坊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他。据说他的两个儿子在部队做了官，一位当了连长，另一位当了连指导员。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个穿绿军装的，门楣上挂着光荣人家，可让人羡慕死了。那可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年代！
　　唐煌的小儿子唐立先生是我初中同学，他曾是学霸，留过洋。他写的《村庄》中描述众兴街逢集的场面。他是这集镇上的人，也是这些乡下人羡慕的街上人。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没有再回到这个集镇上，模糊的记忆中，这里倒是有几户人家仍记忆犹新。从油厂过来，街中间那个巷口是必经之道。下雨天，这条泥泞巷道，像一锅烂粥，粘得胶鞋都拔不出来。
　　巷口的第一家就是唐立先生所说的那家众兴老茶馆，每天这里挤满茶客。这茶馆的油条远近有名，炸得又大又脆。据说老爷子至今还活着，也有八十多岁了，仍在做这炸油条的买卖。我到老茶馆门口，正好碰到我们村陈书记和隔壁邻居涂叔叔也在茶馆喝早茶。陈书记一见我，连忙招手喊道：“晓明，过来，一道喝早茶，涂叔叔也在呢！”顺着喊声，我一眼瞟见陈书记，就跟着过去了。
　　这巷口正对面是一家张铁匠店，这铁匠店老两口没有后嗣。张老头常年患有哮喘的毛病。大老远就闻到他咳巴咳巴的声音和这锤锤打打地敲铁器的声音。其节奏感恰似《步步高》的民乐；灼热的铁屑在铁锤的锤炼下火光四射，也是不一样的风景。父亲时常让我去铁匠店生锄头、铁铲或镰刀这类，农忙时，常用到这些农具。
　　在这条街上还住着几位同姓的族人，时常往来。
　　有一位是我爷爷的辈分，开个公家商店。记得一次逢集的时候，父亲拎着几只小公鸡，带上我去看望这位本家爷爷。爷爷直往我口袋里塞糖果，我躲闪不及，至今还记得。有时中午集市快散了，爷爷来找我们去他家吃饭。街的东头还有一位远房叔叔，之后听说当了公社干部，跟我们家往来并不是很多。
　　众兴集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一年秋季的一天，家里来客，父亲早早地让我拿着肉票往集市买肉。已是入秋，成熟的稻穗在田边地头倒伏，晨露打湿了衣襟。我哼着小曲，不知不觉到了集市。
　　巷口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那条街东头的巷口已挤满了人，街上卖肉的摊位十分热闹。只见一位酷似鲁智深的光头胖屠夫大声吆喝着，一头大猪早已被劈成两扇，倒挂铁钩上。大家手持肉票，簇拥着排成长队。屠夫拿刀的毛茸茸大手真准，一砍刀下去，像秤一样，客户要多少是多少，不差分毫。
　　这光头胖屠夫屠宰技能特别娴熟。
　　我亲眼见过他边抽着香烟，边哼着“当当当……当”的小曲，双手抓住猪的尾巴，一个马裆步下沉，用自己差不多与猪一样重的块头，快速把猪撂倒，没等猪几声凄厉的嗥叫，猪血酣畅地流得干净，一只猪就到极乐世界去了。猪毛刮净后，光头胖屠夫又使尽全身吃奶的力气，一个吹气的绝技把猪皮膨胀起来。一下子胖屠夫油亮的腮帮与猪肚子一样的圆润，只见胖屠夫下刀时精准老到，三下五除二，一条大猪就这么利索地杀完了。
　　
　　街上有些家境好的人家已开始用煤球生火，有的用上了城里的蜂窝煤。燃煤的轻烟荡漾在街道的上空，这大概就是人间烟火吧。
　　不远处，街道两旁摆放着庄稼人交易的各种农产品，小摊小贩们推着板车，互相推搡着，互不谦让。有卖水果蔬菜的，有卖鱼虾的，有卖衣服鞋袜的，有卖小吃糖葫芦的；也有卖老鼠药的……吆喝声，叫卖声，汇成一片，好像一首激荡的奏鸣曲。这条街炸油条、卖包子的生意最为火爆。有的端着热腾腾的辣汤，称上几根油条津津有味地品尝；有的坐定要吃一碗鸡汤，小口小口地细细地咀嚼着美味的包子，仿佛要把那美妙的滋味贯穿于咽喉、肠胃，更留在唇齿之间；有的既要了油条，又要了包子，吃一口油条，再尝一口包子，只恨不得自己有两副胃肠来装这平常并不舍得吃的美食。大街上也有人手里拿着刚买的糖胡芦边走边啃，有人东瞅西看，踅摸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整个街道拥堵，却也热闹非凡。
　　突然，有人披头散发地蹲在地上，呼天唤地、捶胸顿足地哭喊着。原来是一位年轻妇女不慎弄丢了孩子。她指着窄窄的巷口方向，不停地哭叫着，一下子围堵很多人。这茫茫人海哪里找啊！幸亏碰到一位好心的大爷，看到孩子没走远，帮她找到；若要被不良的人贩子拐走，可酿成悲剧啦。
　　乡下女人见到自己的孩子，又喜极而泣，高一声，低一声喊着：“我的儿啦，我的儿啦！妈妈急死啦……”孩子惊恐至极，早被被吓得不知所措，连哭喊都忘了。一会女人镇静下来，明白要谢谢人家，这才转身向大爷及周围人打躬作揖，破涕而笑起来。
　　那天的集市仅供应一头大猪，真的僧多肉少。直到下午，仍有一些庄稼人不愿散去。好久没见油水了，难得每户发一斤肉票。
　　这黑压压的队伍中，大多来自农村的庄稼人，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留有庄稼人的痕迹。我站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矮小。排队的长龙移动得很慢。有人谈论着秋收庄稼的收成。一个个庄稼人带着泥土的芬芳，伸着粗黑老茧的大手。由于长期吸烟，指甲被熏得暗黄。他们大多数人家里都不富裕，有一个人手里的一根短柄香烟屁股快烧到手指甲了，还舍不得扔掉；却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喘着粗气，左顾右盼，无聊地吐着烟圈儿，令人唏嘘。
　　突然间，这个庄稼人又猛吸了两口，像烦躁似的，烟灰乱弹，竟弹落到我的身上、脖子上。我猛地惊回头，庄稼人意识到错了，说了声：“对不起……”我没吭声。突然，那庄稼人又猛地拍了我后背两下，好像烟灰又掉到我身上，他下意识错了，赶紧掐了烟头，不再抽了。我回瞪他双眼，强忍着没敢发怒，庄稼人厚着脸皮会意地跟我笑了。
　　站了一整天，腿也疼了。
　　约下午四点多钟，前面仍有十来个人，我还没轮到。
　　一看，只剩下猪头和猪的下水。轮到我时，恐怕连猪头也没了。胖屠夫问我要不要猪下水。我沮丧地摇了摇头，说：“不要了，留着肉票下次早点再来吧。”
　　正要往回赶，碰到张老师也在街上。他推着自行车，看见我忙把我喊住，说骑车带我一道回去。他说要到陈书记家过中秋节，和我一样也没买到肉，只能匆忙从集市上买来几条鱼带着。
　　回到家里，父亲见我没能买到肉，很不高兴。
　　母亲悄悄地溜到厨房后的鸡笼里，抓住一只鸡。只听“嘭嘭”鸡翅膀扑打的声音，接着几声凄厉的鸡叫声。母亲最后还是杀了那只全村打架最厉害的芦花鸡，炒了一盘毛豆烧鸡算是待客了。
　　
　　三
　　
　　张老师一介书生，一到周末或放假，放下书生的架子帮陈书记家忙这忙那。春季下田跟陈书记学着插秧，秋季双抢时还来帮忙收割稻谷。这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后来张老师索性不走了，把工作也调到我们村子，当上我们小学的校长。这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后可以天天与小芝见面厮守。
　　最后嘴硬的陈书记还是松了口，让小张过来做上门女婿。公社张书记家也有好几个儿子，让个小儿子又何妨呢？当然满口答应，这可把张老师与小芝高兴坏了，也遂了陈书记的心愿。
　　七十年代初，陈书记家二女儿还在念中学时，就与众不同，早已出落成窈窕的大姑娘。她清秀的脸庞，明澈的眼眸，亭亭玉立，大大方方，一眼被公社入驻的工宣队看上，并招了过去。之后，再没回学校读书。那时我六叔也在工宣队。
　　记得区里全书记蹲点来我的村庄，看过小芝和张老师的演出，非常赞赏。那时全书记时常来我们家或陈书记家开会。中午吃饭闲聊时，想培养一名年轻干部，看到我家六叔高中毕业赋闲在家，开玩笑地说“这小伙子条件合适，可以培养”。一句闲话，竟成真的。后来经陈书记推荐，六叔真的当了几年大队团支部书记。
　　工宣队排练节目都安排在朱家圩我家的老房子。
　　朱家的老宅，有一些老旧，仍能看到岁月的浸渍和饱经沧桑的痕迹，颇有旧时江淮的风韵。一排九套的粉砖黛瓦，错落有致。房前有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院子，非常雅静，很适合排练节目。公社中学教书的张老师会拉二胡，也被借调到工宣队来做伴奏。
　　刚开始，工宣队文艺队员非常短缺，尤其缺少会吹拉弹唱的年轻人。后来公社紧急从村里抽调读过书、有点文艺细胞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遴选，由张老师培训他们基本的笛子、二胡、快板的技巧。张老师读过大学师范，懂一些音乐的基础；学员们学得快，进步也快。
　　张老师帮他们打谱。这些年轻人很快适应乐器伴奏，有的不识谱就培训他们锣鼓伴奏的节奏。那段日子，天天排练文艺节目，锣鼓震天响，快活得像神仙。老房子院内每天围观着很多看热闹的人。
　　记得当时出演的曲目有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还有熟悉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洪湖赤卫队》《南霸天》等经典曲目……
　　陈书记二女儿小芝是文艺主角，每天都要登场表演。那时她扎着两只朝气蓬勃的羊角辫子，穿着一袭青花瓷般的蓝布上衣和水洗的蓝士林布裤子。小芝的扮相倒有些像《红灯记》的主角铁梅，神情质朴，外表靓丽，身材苗条而轻盈，嗓音清脆而嘹亮。至今，我仍能记得当时的一些唱段：
　　“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先生老总听开怀……”
　　……
　　小芝一袭青花，“S”型身段，挪着轻盈的碎步，一颦一回眸，一派凄美的神情。只见她一双纤纤玉手轻扣着碟底，低眉哀怨的演唱让人顿生怜悯和爱惜。张老师灵巧地拨动着琴弦，飞动着娴熟的胡琴伴奏，两人一唱一和，一抑一扬，颇有一种琴瑟和鸣的恬静之美。
　　张老师毕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又见过世面，对人物剧情的揣度和把握，丝丝入扣。小芝姑娘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表演技巧提升很快。张老师一字一句地纠正她的唱腔，教小芝如何去咬文嚼字，一来二往两人渐渐有了情愫。张老师深深地被小芝的美貌和灵动迷住了，不能自拔。
　　一些绯闻也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张老庄和陈书记的耳根里。偏偏自己的女儿事情多，让陈书记很不省心。陈书记一气之下狠心地把小芝叫了回去，不再让小芝去演出了。陈书记当着小芝的面，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女儿委屈得大哭起来，躲在房间不吃不喝。
　　毕竟女儿大了，陈书记也非常后悔说了错话重话，没尊重女儿，又回过头来哄着自己女儿，说：“爸爸做的不对，向女儿认错。”二女儿毕竟知书达理，原谅了父亲。
　　后来工宣队领导找上门来，陈书记是一名有觉悟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还是让了步，答应小芝回到工宣队。两年后，张老师与小芝真的结为夫妻了。
　　
　　
　　四
　　
　　外号叫“王黑皮”的王老师已从校长的位置退了下来。陈书记女婿张老师将调来青峰小学当校长，不知是真是假。可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早已传得神神忽忽的。
　　一大早，张老庄老槐树下一群人云里雾里的，闲着嚼着别人家舌头。这张老师放着公社中学香饽饽的老师不做，却跑到这穷山僻壤当什么小学校长，真的不可思议，大家议论纷纷。我却认为张老师做得对。那一阵子，童家讨厌的二赖子，风一阵雨一阵地说着难听话：“这小张老师有毛病，病得不轻，肯定是哪根神经搭错，脑子进水了……”
　　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
　　那年公社张书记儿子调来青峰小学，给公社、大队和张老庄村还是引来不小的骚动，闲言碎语也不胫而走。
　　从此，张老庄村又多了一位除汤姓“伪保长”、七叔和我表哥之外的第四位“先生”了。
　　这张老师是家里老幺，上有两个哥哥和姐姐，自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多少苦，也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爹张书记还是看得远，在那动荡的年代，还是动了不少心思，最终把唯一推荐的名额留给自己最小儿子，上了省城工农兵大学。
　　张老师一毕业，就被他爹张书记安排到公社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好几年过去了。
　　张老师倒插门到我们村陈书记家，确实是件新鲜事，仿佛我们村的文化氛围一下子比周围村子高了许多。
　　那天偶遇张老师还和他打了招呼，张老师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脸上笑哈哈的，很像我们陈书记。毕竟读书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十分有分寸。
　　刚结婚那年，张老师一家与陈书记居住在一起。时常看到他到村里的老井去挑水。挑水时扁担横着，像螃蟹挪步，全村人都笑话他。后来小芝有了身孕，实在住不开，小芝又嫌吵，就搬了出去。在狗头庄陈书记家的西头，搭建了三间单门独院的土墙瓦顶。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叫永生，闺女叫小梅。
　　在那段挣工分的年代，张老师除了一边教书，还跟着岳父陈书记一家人学着种地、耕田、杠耙、翻地的农活，从此过上边教书边耕地的半工半农的日子。有句谚语：书也读，田也耕，耕读人家。这很像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园有松菊，壶中有酒，看自然云烟，畅生活幽趣。
　　春季的一个周末，正是插秧的季节。
　　我亲眼看见张老师光着脚丫，拎着一双布鞋，硌着脚底一跛一跛地、一瘸一瘸地直奔小芝插秧的秧田走去。小芝见了他，忍不住笑了说：“我的张老师，你怎么来啦？不用你干，一边歇着吧。”
　　张老师很不高兴地回应道：“我来跟你学插秧啊！”边说边卷起温润如玉般的白腿下到田里，不屑地盯了小芝两眼，“不会，不能慢慢学吗？”
　　小芝噗嗤地笑出声来。一会小芝也跟着张老师下田去了。
　　小芝在张老师左边做插秧示范，张老师拿着一把秧苗在右边盯着小芝的步伐，认真地边看边学。小芝插秧时不忘提醒说：“左手先插，右腿退；右手再插，左腿退。”张老师心领神会，记住了小芝教的口诀。这让我想起一位和尚的诗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退步是插秧的“道”。没几天张老师果真学会了插秧，插秧速度并不慢。村里人都过来围观，夸赞张老师好把式，毕竟读书人，学得快。岳父陈书记一边看着也竖起大拇指，直夸女婿能干。
　　从此，一个文艺青年就这样彻底地消失了。
　　刚来张老庄那阵子，小夫妻俩养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负担挺重的；年底也分不到多少粮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张老师家里生活时常透支，年年缺空，常从岳父家借粮贴补。张老师苦没少受一下子由白面书生变成黑面农民，胡子拉碴的，由“先生”变成名副其实的庄稼人。小芝很心疼自己丈夫，跟她来乡下吃苦受罪，心里很过意不去，逢人就夸张老师的好，这已经让她感动涕零。
　　陈书记经常让自己二儿子陈之山过来帮忙。
　　陈之山二十岁出头，胖乎乎的，一脸胡茬像一片森林似的，从没看他刮过。他很能吃，一顿要吃四大碗饭，家人都喊他饭墩子。陈妈妈说只要陈之山在家吃饭，家里的米缸下得很快。他从小就特别有力气。一次生产队有一个大石磙挡在牛棚中央，没人能搬动，绳索又没地方固定，村里人都犯难了。突然童家二赖子想到陈书记家陈之山，说他力气大，让他试试。村里人把他喊来，果真不负众望，三下五除二就把大石磙搬走了。大伙儿咧着嘴拍手称快，给他鼓掌使劲。
　　陈之山小时候被水淹过，村里人都说他不精明，有时故意欺负他，喊他二傻子。其实陈之山“二傻子”并不傻，只是过去被水淹得缺氧时间长了。他表面上憨憨的，私底下可鬼精啦。一次在集镇上卖鸡蛋，买家少给他一个大团结，他硬是追了老远把钱给要了回来。
　　陈之山心地善良，张老师特别喜欢。一次童家二赖子喊陈之山二傻子，被张老师路过发现，厉声地冲二赖子喊道：“你喊谁二傻子？也不照照自己！”童家二赖子灰溜溜地逃走了。每次张老师一到陈书记家，二舅哥陈之山赶忙替张老师打来一盆洗脸水，把整好的毛巾递上。张老师一洗完脸，之山姐夫长姐夫短又帮姐夫把毛巾晾好。张老师每次都说：“谢谢二舅。”村里人都随孩子称呼。张老师与二舅哥的关系非同一般。
　　有时小芝把午饭送到老槐树的树荫底下，喊张老师过来吃饭，喝喝茶，歇一会。她过来轮换张老师到田间干活，尽量让自己多做一些，不要亏欠张老师太多。
　　那时村里男劳动力满打满算每天十分工。小芝一个女性，才八分工，年底分红，靠工分分粮，夫妻俩也分不到多少，这也很难为他们夫妻了。
　　后来张老师父亲——公社张书记知道他们夫妻的困难，偷偷地给小儿子张老师一点救济，才渡过难关。那时张书记的老伴经常穿梭在公社和张老庄两地之间，捎去一些米过来。
　　记得农忙“双抢”时，时不时看到张老师穿着一件标志性海军蓝短袖衫，脸都晒得像釉似的，黑黑亮亮的，扛着锄把铁锹，穿梭在田间地埂里，挥汗如雨，完全蜕变成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样子。时常看到他二舅哥陈之山也过来帮忙，满满一稻田的稻把，只要陈之山一来帮忙，一会儿工夫就挑完了。二舅哥陈之山力气大全村有名的。
　　张老师开始跟陈书记学农活。他也学着陈书记干活时有模有样，肩上披着一块白毛巾，毛巾蘸湿可以擦汗解暑，他挽起高高的裤腿，卷成皱巴巴的样子，也不惧蚊虫叮咬，帮妻子忙着秋收，挑稻把、脱谷、打场，样样在行。遇见邻里邻外不住地笑眯眯打着招呼，乡亲们相互谦让客气，关系十分融洽。
　　那时村里仅一台脱谷机，晚上打谷场上一见到张老师的身影，村民们都会主动地让张老师家先打完。因张老师白天要上课，家里孩子又年幼，挺难为他的。每次张老师都相当过意不去，连声说：“谢谢！谢谢……”
　　打谷场上，高高的竹竿上几盏马灯高悬，灯火闪烁，人们忙碌着如同白昼。
　　只听见那台新买的脱谷机“咣当、咣当……”发出刺耳嘈杂的震天响声；与乡亲们的嬉笑声、喧嚣声汇成一片，仿佛是一曲秋收不夜曲，在广阔深邃的星汉中回荡着。谷粒在马灯下飞舞闪耀着灿灿金光，这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如同一场收获大梦，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第二年，青峰小学和张老庄也陆续通上电灯。从此，我的村庄也彻底告别了煤油灯时代。
　　后来，陈书记大女儿从省城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全村像炸开锅似的。一下子陈家大院更活泼亮堂起来。
　　一到晩上，全村的老少爷们端着个竹椅板凳，早早地来到陈家大院，守在大枣树下，七嘴八舌地聊着一天的辛劳和快乐，看着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
　　陈书记家那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曾陪伴我们走过多少难忘的艰苦岁月，曾给我们留下多少欢声笑语，曾留下多少不知疲倦的身影和回眸……
　　自从有了电视机后，张老庄的老少爷们早已由从前的张老庄，簇拥到狗头庄，簇拥到陈书记家的陈家大院。我曾写下一篇《老梧桐树下的夏夜》，记录这里美好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