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童年与父亲

　　一
　　童年的荒诞，充斥着艰辛与不堪。同时，我的童年也是快乐的。
　　我的快乐，来自于天性。少年随父母学农活，我是地道的农民后代。农村的小猫小狗，我最熟悉；村里有多少只狗、多少只猫，如数家珍。在农村我最讨厌帮父亲割绳子、和泥和割稻子这些单调乏味的活儿，时常借口逃离，提出十分奇异的怪想，或者直接撂挑走人。为了躲避劳动，有时我也会温和地跑回去拿开水，这一回恐怕不见我回来。父亲的“生姜拐”时常飞到我的脑门子，包块此消彼长。父亲养我实际上养了一个人生的真正对手。父亲生的气绝大多数都是被我气出来的。我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战斗或斗争的经验，以致后来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少走了很多弯路。
　　我曾读过高尔基的《童年》。他的童年与我十分相似，都是苦逼的童年。我的童年是由艰辛、饥饿和寒冷构成。
　　童年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农村艰难的日子。
　　我倒很喜欢农村的冬季，池塘结冰了，可以玩冰吊吊，小伙伴一起玩耍。冬天农活没有了，村里人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人们都去兴修水利去了。有时遇到大的工程村里的男劳力“荷枪实弹”带着被子，到很远的地方挖河。有时一个月不见父母。那时我最快活。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都是姐姐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忙吃的。有时太快乐反而没有记性。
　　有时冬季漫长，偶见极寒天气，也会遇到皑皑白雪时大雪封门的时候。这种天气大人们最头疼，什么事干不了，打麻将又怕输钱。孩子们最开心，漫天的飞雪像白蝴蝶一样飞舞，孩子们可乐坏了，打雪仗，堆雪人，小脸蛋冻得通红，一个个像红苹果似的。有时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大竹筛，撒一些稻谷，牵着长绳，仔细观察，玩起捉麻雀的游戏。
　　江淮的农村，没有供暖，晚上睡着冰凉的木床，冷得彻骨，半天没能暖热褥子，不像城里有大厚垫子。农村的木床衬上细竹，铺上新稻草，权当暖垫子。母亲把新弹大厚被子给我们盖上，确实暖和。天冷时，把头埋在被窝里，暖暖的，做着童年无忧无虑的梦。
　　孩子们冬天都喜欢赖床，大人们也没辙。母亲早早地起床到厨房烧早饭，装好手脚炉，把棉袜子、缝制的棉鞋及新制的棉衣都放在脚炉上烘热，烘暖和了，才一个个哄着我们起床。
　　那时，我们嗔怪地赖床，把头埋在被窝里，埋得深深的，让母亲找不着，和母亲调皮打闹着，还耍赖说外面太冷。母亲拗不过，有时剥好热腾腾的鸡蛋，塞到我的小手，我才很不情愿地起床。当时住的朱家厅屋，偌大的屋子又空又冷，靠近厅屋大木柱旁，倒放着一排手脚炉。一起床，小孩子抱着脚炉不放，有时相互争抢着。
　　这陶制手脚炉，顾名思义，即是小火盆子。盆边装有弧形烧制手柄，便于手握，也便于把脚放在上面。火盆底的燃料，放一些废弃瘪稻壳子，再添一些没燃尽的木头屑子，用鞋底踩实，然后添上柴火星子，小脚炉即完成了。
　　寒冬腊月农村室内室外几乎一样冰冷，手脚炉派上大用场。小孩子可在柴火星上烤花生、烤山芋片、烤年糕之类。儿时的记忆总是美美满满的。过年时，家里来亲戚，大人们搓牌打麻将，双脚放在小脚炉两边，中间的手柄起到支撑和平衡作用。一场麻将歇下，脚腿暖暖的。
　　岁月悠悠，手脚炉的记忆渐渐模糊。有时，梦中时常想起冬日里的一缕暖阳。天冷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大雪过后就是冬至。春节越来越近。
　　很快进入寒冬腊月，也是最冷的时候。
　　小孩子盼着过年，每年只有这个时候才添新衣，看燃鞭炮，贴对联，讨压岁钱。
　　那时我们家几十口人，三代同堂。一大早，听奶奶喊着起床，奶奶像个地主婆子很早把我们揪醒。母亲和婶婶们忙着年夜饭，一时间厨房里忙忙碌碌，杀鸡、宰鹅、洗猪肉，个个胳膊冻得通红，刀具碰到斩板发出“当当”的声响，与婶婶们的欢声笑语汇成一团。快过年了，满脸的喜悦像乐开花似的。过年免不了屠宰一头山羊，每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喝上羊肉汤。讨厌的小叔嘴碎，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羊肉是发物的混话，害得我们小孩只有看的份。看着大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羊肉，我们直流口水。
　　有一年除夕，村里大喇叭喊着禁止燃放鞭炮，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叔叔憋不住，跑到很远的山盖盖还是偷偷地把鞭炮放了。随着一声鞭炮齐鸣，家人团团围坐，准备吃年夜饭。往年厅屋都安排坐上四桌，爷爷奶奶、父亲和几位年长的叔叔列次坐开；小姑小叔和我们同龄叔侄另坐一桌；妈妈、婶婶们和小孩们分别再开两桌坐上。过年有孩子就十分热闹。
　　爷爷说上两句祝福的话，然后大家开始敬酒吃饭。
　　大年初一一早，伴随一阵鞭炮声，全家人都早早来到厅屋给爷爷奶奶拜年。一袭新衣新冠跪在地上，给爷爷奶奶磕头，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大人们一旁起哄着，一片欢声笑语。
　　小叔叔喊道：“晓明快来，晓明快来，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
　　我悻悻然过来“扑嗵”跪地，额头触碰地板发出“咯咚咯咚”的声音。
　　叔叔们也跟着一起嚷着：“晓明是长孙，头磕得蛮响的……”
　　爷爷奶奶赶忙喊着：“大孙子，快起来吧……”
　　接着姐姐们给爷爷奶奶磕头。依次弟弟、妹妹们磕头……
　　磕完头，稍大的孩子还可得到一块旧式袁大头的银元，作为压岁钱。那几年家里盖房，在朱家的地基挖到不少银元和铜钱。这些钱被爷爷奶奶偷偷保管收藏，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从不往外显摆，婶婶们在一旁啧啧声“老爷子有不少旧的铜板”……
　　其他稍小的孩子，爷爷奶奶会从他们久远的乳色陶罐里抓一把糖果分发给他们。孩子们拿到糖果乐哈哈地一边玩去。
　　小孩子拜完，紧接着大人跪拜。
　　首先父亲跪拜，依次叔叔、母亲和婶婶跪拜，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农村很看重这些礼数。
　　拜完年，一家人围坐一团火，嗑着瓜子花生，叙叙家常，欢天喜地，其乐融融。
　　
　　二
　　父亲是家里长子，家里大事小事爷爷奶奶都喜欢喊他过去商量。一个家庭几十口人吃饭，也挺不容易。家里父亲的地位相对较高，也渐渐确立一些威信。有时父亲说话一言九鼎，只要爷爷不说话，父亲说话挺管用的，其他叔叔还有些怕他；尤其小叔叔，见我父亲绕道走。小叔叔依仗老幺，有奶奶疼他，经常娇惯耍赖，从小父亲代爷爷没少教训他。
　　父亲很小过继给他舅舅家。中国传统习俗男称丁，女称口，男尊女卑、男女不等、养儿防老这种传统观念在农村十分盛行。舅公没有后嗣，担心人到暮年没人照顾，难捱风烛残年的凄凉晚景。
　　小时候父亲聪明机灵，讨舅公喜欢，舅公悄悄地试探爷爷奶奶是否舍得把父亲过继过去。那时家里人口多，穷得叮当响，爷爷奶奶求之不得，也顾不了许多，怕子女多养不活。农村孩子像小猫小狗送有钱人家比比皆是。
　　那时父亲还不谙世间的人性，没有任何世事的鉴别和判断能力，一说有吃有穿比在家饿肚子强多少倍，就糊里糊涂地到了舅公家。舅公也不是外人，家人也放心，这一去就十几年。
　　父亲到舅公家得到不少关爱，视如己出。解放前舅公的兄弟在外边做官，家里也不缺吃穿。舅公家有大片良田，十几条耕牛，还雇佣多名长工，至少也是地主富农阶层。父亲十二岁给舅公家放牛，一直抱怨舅公为什么没让他读个私塾。父亲斗字不识是一生遗憾。
　　全国解放后，舅公果然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来舅公怕连累爷爷奶奶，担心外甥被定地主崽子；恰逢那年我家分了朱家的房子，父亲死活吵着要回，让爷爷奶奶十分难看。舅公也不再勉强，父亲回来时挨了爷爷奶奶一顿责骂。
　　后来父亲认识我母亲，于是成家立业。
　　一九五八年全国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如火如荼。除四害运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不要让它们传播疾病；而建国初期，国家粮食非常紧缺珍贵，老鼠、麻雀更是损害粮食生产的大敌。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目的是“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那时抗美援朝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把贫穷落后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全国卫生环境较差，于是要求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使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由落后变为先进国家。
　　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父亲作为大队团支部书记，组织青年突击队冲在最前面。每天公布除四害的战果。消灭麻雀多少只、捕捉老鼠多少尾、捕打成苍蝇多少个等等。
　　蚊子是农村非常讨厌的害虫，夏季晚上嗡嗡地叫，让人不能入睡，还传播疟疾；苍蝇使食物腐败变馊变臭，老鼠和麻雀糟蹋粮食，人人喊打，最遭老百姓痛恨。
　　当时消灭麻雀曾引起一段争议。人们曾一度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内，掏窝、捕打以及敲锣、打鼓、放鞭炮，轰赶得它们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累得坠地而死。一年以后，各地陆续发现园林植物出现虫灾，有些还是毁灭性的。这迫使科学家以及决策机关不得不重新寻求更好的对策。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人们先用臭虫顶替四害之一的麻雀，把麻雀从四害的罪名下解放出来，还它以清白和自由。
　　父亲有一年捕捉到一千多只麻雀，成为除四害的优秀标兵，到县大礼堂受到表彰，还留有佩戴大红花的照片，挂在家的西墙上。
　　当时国内钢铁产量很低，为了赶超美英等发达国家，提高钢铁产量。一九五八年省城大办钢铁，父亲作为除四害优秀标兵优先招到省城钢铁厂，还做了几年拿工资的工人。从此进入工人阶级行列，家里人都羡慕死了。村里人都高看一眼。
　　后来当上车间班长、工厂团支部书记。至今家里还保存父亲当年的帆布书包。我上学时书包被作为礼物送我，又大又沉，直到小学五年级我才能把它背起。
　　一九六〇年非常困难时期，家里揭不开锅，奶奶背着姑姑到省城找我父亲。奶奶目不识丁，像个瞎子在省城里乱转悠。打听一整天，临近傍晚，才找到父亲。
　　奶奶见到父亲捶胸顿足地一顿哭骂，偌大的省城哪里找啊！像刘姥姥逛大观园晕头转向，问张三李四都说不知道，也太为难她们。幸亏遇到一位解放军叔叔，乘六十六路公交汽车到省城钢铁厂，由传达室大爷找到我父亲，才出现上面一幕。父亲由衷感谢解放军叔叔。
　　天色很晚，奶奶和姑姑一天没吃饭，父亲找了一家面馆，也许姑姑太饿了，满满一大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吃个净光。父亲又要了一碗，姑姑这才算填饱肚子。
　　那时村里生活已相当艰难，后来听说饿死人，父亲吓得要死，忙从省城弄了十斤粮食让奶奶捎回。
　　一个月后，父亲突然连夜从省城跑了回来，死活不愿再回钢铁厂，父亲还下毒咒：“逼我回去死给你们看……”把我爷爷奶奶气得半死。那时父亲担心家里人饿死，要死死在一起。
　　改革开放后，父亲曾拿着一大堆省城钢铁厂证明材料让表哥写信，申请恢复钢铁厂工人身份，还可以申请一笔补助。父亲带了一摞子盖有大队、乡里公章的介绍信和证明材料，急切切地找到省城钢铁厂领导，钢铁厂工作人员还真调到父亲当年的工作档案，说厂里将开会研究研究。这是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后来不了了之。
　　父亲当过一段大队团支部书记，“除四害”运动还受到县里嘉奖表彰。后来，我家搬到姨夫的村庄张老庄居住。
　　父亲做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后当了一段村长，直到他去世。
　　
　　转眼间，日转星移，物是人非，上次回家竟不认识回乡的路。爷爷奶奶早已离世，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老屋确实不在了，那片竹林也不在了，也听不见儿时叫天子的声响。叔叔们都老了，我握住他们庄稼人的手，心里不住地颤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