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出谋划策

　　十一
　　我们正交谈着，客厅里的电话铃声骤响，我把烟丢进烟灰缸，就去接电话。林美娟手里拿着话筒对我说：“好像是你大连襟。”我接过话筒“喂”了一声，说：“大哥，谷成友他们都到了？”大连襟说：“除了老四小秦，别的几个都到了，就等你们呢，要不要我们开车去接你们？”我说：“不必了，我们打车过去。”大连襟说：“你家里还有谁？怎么有个女的？”我说：“是林美娟，还有你们单位小郑，他们也要跟着去医院看春花。”大连襟说：“我说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原来是他们啊。你们收拾收拾就过来吃饭，吃了饭我们就出发。”我看了看挂在厅里的电子钟，说：“我把菜弄好了丢给妈就来，现在十点半还不到。”
　　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视让郑恩铭和林美娟看电视，我去了厨房。我在冰箱里拿了个鸡蛋，打在绞肉里，切了姜米和葱花，又放了些盐，拿双筷子把绞肉搅匀了，放进了橱柜；又拿出藕一切两半，打开水龙头，把藏在藕孔里的泥巴冲净，切成片，盛在一只碟子里，放在水台上；最后从袋子里翻出菠菜，摘去枯黄的边叶，掐掉根须，拧开水龙头放了半池水，把菠菜浸在水中，解了围裙回到厅里，抬头看了看电子钟，十一点零五分了，我走进卧室对着丈母娘大声说：“妈，菜我都准备好了，肉圆菠菜汤，炒藕片。”丈母娘答应着，手里牵着越越跟在我身后走出来，说，“要不要把越越带去？春花一定想越越了。”
　　我犹豫了一下，看着越越酷似春花的大眼睛，我心里一阵难受，又有一种情愫在萌动，想想越越去了也许能够唤起春花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加快康复。但我又拿不定主意，就给大连襟打电话，我说了想带越越去医院的想法，我说：“越越去了，春花可能会受到感动，激发对生活的热情。”大连襟说：“别跟我文绉绉的，激发热情啊，感动啊，这些都是空的虚的。等春花出院了，你拿出行动来好好待她，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和郑恩铭又聊了会儿，门铃再次响起，我打开门，是大姨子站在门外，她的身上缭绕着一股香气。大姨子进来，把一个保温壶递给我，说：“我给妈和越越炖了排骨汤，你放厨房里去。”
　　我把排骨汤送进厨房，大姨子跟在我身后，小声说：“小江，小郑他们也去啊？我听你姐夫说的，就怕小杨的车子坐不下。”我说：“人家的好意总不能不接受吧？小杨车子坐不下，我们再租一辆。”大姨子说：“没有必要浪费啊，这么远的路途，来回起码也要一百多块。我们商量好了，车子可以塞七个人，干脆你们几个男同志就别去了，我们姊妹四个，再带上林美娟。”我说：“那还有两空位呢？”大姨子说：“要么你和小郑也跟着去。”我说：“那就这样吧，谷成友他们不去就不去。”大姨子说：“不过呢，我可先给你打个招呼，我们姊妹几个对你成见已经很深，路上要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你可得给我忍着。”大姨子走到客厅，告诉丈母娘中午排骨汤放在碗橱里，又蹲下身子亲了亲越越，站起来说，“我们走吧，小杨还在楼下等着我们呢。”
　　大连襟家原来是住在连心村，离镇子七八里路，大连襟嫌上下班麻烦，前年正好国家高等级公路穿镇而过，政府在供电所旁边辟出一块空地，作为生活区，把拆迁户集中到了小区里。大连襟利用职务之便也弄了一块地基，花十几万块钱建了一套房，宽敞而舒适。
　　天气已经入夏，阳光像藏着无数枚钢针带着一股穿透力，炙烤得人皮肤发痒。
　　我几个姨子和连襟都到了，三个姨子在厅里看电视聊天，她们都没有给我好脸色。我与她们打招呼，她们仍然看着电视，都不拿正眼看我，摆出一副鄙弃和愤怒的表情。三个连襟本来是和一个邻居在麻将机上打麻将，此刻边聊天边等我们，他们对我倒是和颜悦色，我给他们敬烟的时候，他们连连摆手，喊着肚子饿了。我心怀愧疚，一点食欲也没有，如坐针毡，整个人好像矮了一大截。几个连襟对我态度还好，可几个姨子对我一直冷若冰霜。
　　饭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上了车，我那几个连襟和大连襟临时找来的那个邻居则继续打麻将。在车子上，几个姨子一路轮番向我开炮，她们言辞激烈，愤懑而悲伤。四姨子心直口快，她红着眼圈对我说，要是春花有个怎么样，她第一个饶不了我。幸亏了林美娟在车上，她一路劝说着她们，使她们的情绪从声讨的激愤中渐渐平静了下来。
　　她们发泄够了，车子也进了县城。小杨在一个加油站加了油，顺便买了一扎矿泉水，给我们一人发了一瓶。他说现在加油站都有矿泉水卖，比超市要便宜，他每次加油都要带上一扎。四姨子话说得最多，口干舌燥的，她开了一瓶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大半瓶。她歇了一口气，又咕嘟咕嘟把剩下的小半瓶喝完，然后奋力把矿泉水瓶扔到车窗外的马路边，回头对我说：“我恨不得把你像扔矿泉水瓶子一样扔出去！”
　　精神病院大门敞开着，车子径直开到住院部门口。我们下了车就进了住院部。我注意到住院部病房四周除了高高的围墙，外面还加了一道网眼细密的绿色钢丝网；钢丝网外面是一条石头砌成的深深的水沟，有点像电视上看见的劳教所。上次送春花来，因为天黑了，所以，没看见这些严密的防范设施。
　　走廊上密封的防盗门紧闭着，我走到值班室窗口，敲了敲窗玻璃。窗户是塑钢材质的，隔音效果很好，我一敲之下，里面没有什么动静。我就使劲拍了拍窗玻璃，里面这才传出床框摇晃的声音，跟着窗户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护士出现在窗口。她冷眼看着我们，却不说话。
　　我说我们来探视病人。护士看了看桌上的一只座钟，说：“探视病人要到三点，现在两点还不到。”我说：“我是19床的家属，请问19床病号现在病情稳定了吗？”护士从值班室墙壁上的病员登记卡中抽出一张硬纸片，又从一个货架上抽出一个病历夹，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皱着眉头说：“你就是19床的家属啊？你老婆可真难对付，刚入院那几天，医生护士给她磨得够呛。”我说：“现在怎么样了？好些了吧？”护士说：“岂止好些了，是好多啦。”我听她说好多了，压在心头的石头落了下来，人也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的开朗和轻松，连声道谢，谢过了，我问她春花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护士说：“快了，你老婆病情本来就不是很重，属于躁狂型精神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说：“祝医生在吗？我老婆是他收治的病人。”护士说：“祝医生今天休息，你找不到他。”我说：“祝医生是个责任心很强的好医生，我想当面谢谢他。”护士笑了，说：“你这个人还有点感恩之心，不像有的家属来了大吵大闹。不过呢，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谢不谢都无所谓，理解就行了。”我说：“我老婆现在说话跟常人有没有区别？”护士说：“待会儿你见到病人就知道了。你们去街上转转吧，顺便给病人带点吃的，这儿伙食很差，现在病人处于康复期，需要补充营养。”
　　我们就出了医院大门沿街寻找商店，走过一排水果摊，走过两家理发店，又走过几家服装店，在离转盘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家超市，进去买了一盒营养麦片、一袋桂圆、一罐蜂蜜，出了超市又去水果摊买了香蕉和苹果。
　　待我们回到医院，探视时间快到了。我那几个姨子一起涌到走廊上，等在防盗门边。走廊上聚集了很多探视病人的家属，他们有的手里拎着个保温壶，有的提着礼品盒，还有的腋下夹着被褥。门开了，家属们鱼贯而入，迅速地从走廊上消失了。
　　春花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正坐在床上低着头想心思，我们进去后，她像小孩子见到大人一样兴奋地跳了起来。不过她亢奋的情绪并没有感染我们，反而使我感到更加地辛酸。春花瘦了，原来的圆脸变成了瘦削的长脸，衣领松垮垮地垂挂在脖颈下面，尖尖的下巴使得她的嘴角多了两道皱纹，眉宇之间依然挂着淡淡的忧愁。
　　大姨子一把抓住春花的手，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几个姨子围着春花，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一样打量着春花。郑恩铭和林美娟不知是被春花的样子给吓着了，还是不能适应病房里难闻的气味，两个人跟我打了招呼就到外面去了，再也没有进来。我拿起床头柜上的药瓶，说：“春花，药吃了吗？”春花看了看我，点点头，眼睛里对我没有一丝恨意。我又说：“你中饭吃了吧？饿不饿啊？”春花不说话，眉毛低垂看着自己的脚。二姨子对三姨子、四姨子说，要出去给春花弄点吃的来。我说：“那你们快去快回。”她们三个人出去，不大会儿就回来了。她们先去超市买了个保温壶，又到面条馆下了碗腰花面，用保温壶盛着。四姨子打开保温壶盖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春花抓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四姨子不忍看下去，碰了碰大姨子，四个人一起走出了病房，走廊上传来低低的啜泣之声。
　　一个护士进来，指着我们放在床头柜上的食品和水果说：“你们身上带没带笔？”我们都诧异地看着她，我说：“没有，你问这个干什么？”
　　“干什么？写字！”护士说，“把你们所带来的东西全写上病人的床号和名字。”
　　“写字？”我怀疑地看着护士，说，“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这个必要。”护士说，“待会儿你们走了，你们带来的东西，病人未必就能吃得到。”护士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说，“不能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她们，她们会为一根香蕉的归属吵翻天，哭半天。”
　　我留意了一下旁边床位床头柜上的食物，果然看见那些食物外包装上都歪歪扭扭地写着病人的姓名和床号。
　　护士说：“没有笔就跟我去值班室拿，或者把食物拎到值班室去写。”
　　我跟着护士去值班室拿了一支圆珠笔，在那些食物的外包装盒上写上了春花的名字，护士又从值班室回到病房，站在一旁看着我写，她说：“这儿病人所有的食物都写着自己的名字。”
　　我在几个食品盒上都写了春花的名字和床号，护士又让我在香蕉上写。我就在香蕉皮上写了，最后她让我把苹果也写上，我说：“苹果上怎么写字？不写了。”护士说：“不写可以，除非你们把苹果带走，否则，要是病人抢夺起来，我们控制不了局面。”
　　护士见我们没有带走苹果的意思，她到值班室拿来白色胶布，用剪刀剪成一块块长条，说：“写了名字，贴在苹果上。”
　　我把写了字的胶布一一贴在苹果上，大姨子她们进来了，拉着春花的手，关照着春花在医院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按时休息，不要乱跑之类的话。春花似懂非懂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林美娟试图与春花交流，可是春花只是傻笑。护士说，现在病人情绪是控制住了，沟通还存在障碍，还要再等一些时候。我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护士说：“这取决于病人与医生的合作程度。有的病人偷偷把药扔进厕所里了，有的病人把药埋在饭菜里，洗碗的时候，乘机倒掉。”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太阳光经过钢丝网的阻挡，折射到病房里的光线稀薄而微弱，暮色过早地笼罩了下来。一个护士打开走廊和病房的灯，另一个护士则手里拿着一圈钥匙徘徊在走廊上，大声喊道：“家属们听着，探视时间过了，抓紧时间离开，马上就要锁门了。”
　　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春花突然哭了起来，她闹着要跟着我们回家。护士走过来对着春花训斥了一通，她说：“就你这样还想回家？你再把药藏起来，到过年你也别想回家！”春花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她已经跟着我们走到了走廊上，给护士这一通呵斥，变得安静了，站在走廊上，一声不吭地目送我们走出了铁门。
　　回到家几个姨子给我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软硬兼施，说春花给我糟蹋了，说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够资格当公务员，说春花有我这样一个丈夫是倒了八辈子霉，越越有我这样一个父亲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最后是大姨子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她说：“从这个礼拜天起，你就帮刘正林送矿泉水，宋家宝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你以后要是再去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也是下定决心洗心革面了，到了休息天，我主动去河滨大道找了刘正林。刘正林矮个，剃着个小平头，整个人突出一个小字，头小，眼睛小，手也小，我进了他的店给他做了自我介绍，他与我握手，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双女人的手，但薄薄的掌心却布满了老茧，这让我对他充满了同情。
　　大连襟与他谈妥后，刘正林就给我配了辆自行车，在自行车后座两边分别挂了两只圆口空心铁圈，矿泉水桶正好可以放进去。他按照每桶水一块钱的提成给我开工资，说半年一结算。
　　我碍于面子，不好意思送近距离有熟人的单位和小区，专门跑那些生疏偏僻的路段，并且特意去商店买了个帽子，将帽舌压得低低的。要水的都是电话预约，我接电话的同时，拿个本子记下住址，然后就去了。几个星期跑下来，我渐渐适应了，对那些近处的单位和个人不再避讳，送水的范围又延伸了两条街道。那天下午我送了水回来，把空桶从铁圈里拿出来，走进店内，还没把空桶放下来，刘正林就对我说，长江西路8号要一桶水，有一帮人在那儿打牌，你骑我摩托车快送去吧。
　　我搬了桶水放在摩托车踏板上就去了。
　　到了长江西路，按照门牌找到8号，我发现这是一家彩票销售点，四个人正在柜台里面围着一张麻将机在打麻将。我把水搬进去，把空桶从饮水机上取下来，把实桶放在了饮水机上，拿了空桶向外走，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循声看去，喊我的人竟然是林定福。
　　“江会计，怎么是你啊？”林定福惊奇地看着我。
　　“你怎么在这里？”我尴尬地停了下来，答非所问地说，“这阵忙吧？”
　　“我有什么忙不忙的？守株待兔。”林定福说，“你怎么给人家送矿泉水了？这哪是你干的事情。”
　　我站在那感觉自己比人家矮了一大截，无地自容，举起空桶，说：“星期天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一个亲戚让我给他帮忙，他忙不过来。”
　　“是这样啊。”林定福说，“这会儿没事了吧？替我玩一会儿，我送个人去火车站。”
　　“你们玩得好好的，中途换人，不妥吧？”我说。
　　“没关系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一个牌友说。
　　林定福已经站起身走了出来，说：“我钱都上好了，手气不错，自摸了一个清一色，你不乱冲乱撞，就是输也输不到哪去了。”
　　我心里翻起了波涛，说：“你什么时候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