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岁月苍生（五、六、七）

　　五
　　许多平民住在皇城里天子脚下，多年来一直过着太平宁静的日子。物产丰富，人丁兴旺，小商小贩们走街串巷，儿童们聚在一起学击鼓学跳舞。老年人则三五相聚话家长里短，早已忘掉了自己儿时经历过的战乱岁月。
　　有一个官员居住的地方离马行街不远，他住的巷子里有一个以卖饼为生的人，每天到巷子口卖饼，赚够了吃喝钱就收摊不卖了，回到家里就以吹笛为乐，笛声很悠雅，并不扰民。
　　别小看了一个卖饼的，他敢在这儿吹笛，非有过人的技艺不成。马行街这个地方藏龙卧虎，这里住着高官巨贾，宫禁中权势之人，他们的欣赏品位很高。在这里卖弄技艺，连一些成了名的歌女，都不敢轻狂。
　　宰相韩琦曾感慨道：“杜甫诗云：‘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还说‘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又说到‘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唉，以此观之，杜甫当着稠人广众，挥写翰墨，尚以为难也，一似向马行街头吹笛。”
　　韩琦话里意思是说，就好像某个人在马行街上吹笛子一样，这条街上高手如林，若不是妙手，没有绝技在身，不敢在马行街吹矣！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一个道理：“路逢险地须当避，不是才子不吟诗。”有些人不知好歹，往好了说是不知深浅，当街大叫大嚷，大唱狂舞，故意卖弄才学，只能引得行人侧目而视。
　　当然，这个卖饼人确实笛子吹得好，很受大家欢迎。不过也有那不识时务、不知趣的，在自家院内或巷子里学奏乐器，很快就会被邻舍轰走，声音呕哑嘈杂，人们绝不会喜欢这类噪声。
　　这样的生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卖饼人也活得优哉游哉。里巷的这位官员感觉这个卖饼人很实在，便想帮助他。有一天上早朝的路上，他便问卖饼人道：“我看你卖饼很辛苦，何不改换它业？”
　　卖饼人道：“我卖饼很快乐，何必换别的职业呢？”
　　“虽然如你所说，卖饼这活不错，可是你存不下一文钱，一旦有病或有急需时，你怎么办？”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官员道：“我想拿出一千缗钱让你经营，你的买卖可以做大点，有了多余的，你可以给我点儿利，赔了也不用再还我，你看如何？日常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苦，又有余资，比你卖饼所得多矣。”
　　卖饼人坚辞不可，说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无奈官员一再坚持这样办，卖饼人只得答应。其实这位官员也是好心，想用这种方式帮他一把。
　　等到钱到了卖饼人手里，没过多久，邻舍们再也听不到笛声了，光听到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没有了笛声，每日听惯了笛声的整条街巷的人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官员也很纳闷，见了卖饼人问他怎么不吹笛子了，卖饼人回道：“唉，本钱大了，不敢掉以轻心，心计转粗，再无暇顾及渭城之曲了。”
　　官员听后倒没说什么，卖饼人却对自己不能抵制诱惑的行为追悔莫及，自从有了钱后，他再没有了过去那样轻松恬适的心情，整日忙忙碌碌的，还总担心生意亏本。把原本简单的生活过得枯燥了、庸俗了、乏味了。
　　想到这里，卖饼人忽然醒悟，赶忙跑回家取钱，将钱还给官员，收拾炉灶依旧按原来规矩再卖饼。过了两天，悠扬的笛声再次飘荡在街巷上空。
　　人生只在繁华散尽时才感觉到健康快乐的活着最美好，幸亏卖饼人觉悟得早，他的心境才能安定、清澈，才能以坦然的心情面对清贫的生活。
　　若是如享尽荣华富贵的秦丞相李斯，他只在将被腰斩的法场上，才醒悟到人生本还有许多可以享受和追求的东西，不禁仰天长叹：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早年吾父子一起在上蔡东门外弯弓射猎了！可惜已晚了。
　　知足常乐，世上不单只有卖饼人。
　　许昌有个卖字之人叫郭纯隶，带着妻子来杭州。他的字写得非常好，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但是他一点儿都不贪，够了每日生活费就知足。他与妻子相约，每日收入限为五千文，收够了五千钱，不管早晚，关上店铺，便和妻子带上这些钱外出游玩。等到玩够了喝醉了，回家时钱也花光了，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有一天整日大雨不停，邻居看见郭纯隶夫妇俩酩酊大醉的你搀我扶着笑歌而回，便好心地说道:“这样大雨，何不在家里办点酒菜喝点小酒，那多惬意啊！”
　　郭纯隶笑着答道：“不是家中没有酒，只是在家里没有那个情调。风声雨声，水色山光，坐在家里可感受不到啊。”郭纯隶这种对待生活的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人生追求，使得很平凡的生活充满了乐趣，着实令人羡慕。
　　上述两件事可见，小贩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只要诚实勤劳地做买卖，不贪心，宋代小贩完全可以维持一家的生计。
　　平民的温饱生活有了保证，他们还要追求做人的权力。有一件令人不可想象的事，甚至可以从皇上手中夺回自己的新婚妻子，这在任何时代都可说是天方夜谭。这也是发生在四帝赵祯时的事。
　　范讽做开封府知府时，有个市民到开封府投诉。说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已经过门三天了，突然被皇宫里的一个禁军军官召到皇宫里去，至今已半个月了没有消息。
　　范讽诧异道：“真有这事？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宫里去走一趟。”于是他立刻前往皇宫，请求皇上召见。见了面，范讽把那个百姓说的事情报告给皇上，并说道：“陛下不近女色，这是宫里宫外都知道的。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再说了，老百姓家的媳妇已经过了门，礼仪已成，如今强要弄进宫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
　　皇上道：“皇后倒是说过，新近有人进献了一位女子，模样挺漂亮，朕还没见到呢。”
　　范讽道：“果真如此，请陛下立即将这个女子交给臣。陛下不要被身边的小人蒙蔽了，不明不白地遭受百姓们的怨恨和指责。臣请求现在就当着皇上面，办完交割此女的手续，臣带此女回开封府，立即当面交还上诉人。不然，百姓对皇上的指责和谤怨，是没法挨家挨户去解释清楚的。况且，为臣刚才已经答应了上诉人，立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皇上通情达理，马上命内侍将这个女子带来，交给范讽带回开封府。
　　就是这个范讽，为官清廉，很看重名节。他任御史中丞时，御史台有个阍吏，就是御史台守门的小吏，他在御史台守门四十多年，前后经历了二十个中丞，名符其实是个老资格，如今已是老吏了。
　　老吏人很正派，又能讲说御史台的历史，还特别擅长评价御史中丞办事的好与坏。每当见到中丞打招呼时，以所执之梃杖，来表达自己对中丞的看法，中丞事办得好，他则横握着梃杖，反之则竖其梃杖。久而久之，这成为御史台的一条不成文规矩，凡是为中丞者，都怕见到他的梃杖竖直而握。范讽任御史中丞时，办事公正严谨，声望很高。老吏每次见面唱喏，必横其梃。
　　有一天，范讽忽然看见老吏的梃杖直握着，大惊失色道：“你的梃杖今日忽然直立，是不是看到我有什么过失了？”
　　老吏开始还支支吾吾不肯说，范讽再三问，老吏乃说道：“昨日见中丞召客，亲嘱庖人做饭，庖人刚走，又叫回来，反复叮咛了四次。大凡管理者，依法律规章去看下属的行为做法。即使发现下属真的有违法度，那么还有规定的法条去管，昨天又有什么事劳烦中丞大人喋喋不休呢？假如朝廷让中丞管理天下大事，若都像这样子喋喋不休，岂不又辛劳而且又讨人厌吗？我心里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将梃直握着了。”
　　范讽意识到，像这样婆婆妈妈地管理国家大事的确是要误事的，老吏的见解一针见血，他惭愧地笑着道谢。第二天再见到老吏时，梃杖又横握着了。
　　柳永经常傍晚后出家门散步，经常见到邻舍的大人小孩在院子外面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吃得却是那么香甜。他不时地和人们点点头打个招呼。柳永忽然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原来是蛮幸福的，宽松的环境，惬意舒适方便的生活，人们又懂得欣赏歌舞崇尚文学艺术，一切的一切都是蛮美好的，他又诧异过去怎么没有体味到。
　　他想到在这个时代，当官是满惬意的，做为朝廷的官员，名声地位身家性命都有安全保障。自太祖立下誓碑后，到四帝赵祯八十年间未见有惹上杀身之祸的，上言激烈大不了贬官，多数人还会官复原职，有些人就为了沽名钓誉，赚来一个敢谏的名声。
　　生活在开封的市民是幸福的，无论做什么事都很方便，大到请客大办酒席，花点儿钱就有人张罗，不用操一点儿心。小到修缮几片屋瓦，通个地沟，到街市上就能雇到人手。甚至你想找个奶妈，送个物件到哪儿，都有专门干这类事的人。
　　而在市民阶层里更底层的小商小贩，活得也很自由轻松。他们不用担心官府的申斥、驱赶、查抄，不必害怕大商铺的排挤及流氓无赖的搅扰，无论街头巷尾，酒楼歌肆周边，寺庙内外；特别是汴河沿岸，到处都有见缝插针的摊贩，还有许多游动的小贩身影在叫卖兜售着各种小商品。
　　
　　六
　　皇帝是清醒的，他知道表面繁华的下面是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为此他带头自律。
　　柳永自担任屯田员外郎后，对于国家经济状况和社会现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由衷地认为当今皇帝是个好皇上，仁义节俭宽厚，皇上在位几十年，对臣民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得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还发行了一种纸币(官交子)，文化事业更是得到很大发展。皇上宅心仁厚，有相当大的肚量，甚至谏官的唾沫星子都喷到自己脸上，也只是背地里发几句牢骚而已。
　　但柳永也看到这个皇帝的确不好当，这个时期军队总数已达到一百二十余万，军费开支占去赋税的十分之七。土地兼并严重，公卿大臣占地往往千顷以上，直接伤及到百姓利益。
　　柳永还知道，庆历八年时，此时担任户部副使、后来任三司使的包拯对国家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结论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冗官、冗兵、冗费”越来越严重。此时正式的文武官员总数达到一万七千三百余员，较之先朝，四十余年翻了一倍还多。自天圣以来，“三冗”始终困扰着朝廷和皇帝。
　　早在刚坐上皇位不久，赵祯皇帝就意识到先皇东封泰山，西祀华汾阴，大兴土木的无度奢侈必然导致国家的衰亡。他看到国史记载的玉清昭应宫兴修记，感慨地道：“此虽为太平盛事，然亦太过，当时执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责。”吕夷简在一旁附合道：“府库一空，至今不充实，都是由此缘故。”皇上点头道：“如此之事，朕当戒之。”
　　亲政之后，皇上下令停止修造宫观，裁减僧道人数，缩减为后宫打造珠玉饰品的作坊规模，并下诏成都等地每年进贡皇宫的绫锦罗绮、透背、花纱等减少三分之二，余者改为供应军需所用的绸帛。
　　京城人讲究奢华，妇人服饰多佩戴金饰品，宫内宫外迎合这种趋势，许多工匠花样翻新地打造各种金饰品。
　　真宗时期，皇帝和皇后刘娥就已经意识到这样无度地追求虚荣的不良社会影响，与其后的赵祯皇帝两朝严禁销金、缕金。
　　特别是赵祯皇帝生性节俭，不喜华侈，尤其珍惜财物的使用，不舍得浪费。他于景祐二年五月九日、景祐三年两次下诏，禁止佩戴金饰品，禁止穿戴铺翠销金等服饰，对于全国上下追求金饰金戒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庆历年间，皇上最宠爱的张贵妃喜爱珍珠，这个消息传到宫外。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一时间街市上珍珠价格猛涨。皇上也听到了这个传言，但是没有说话。
　　一天，皇上在御花园观赏牡丹，牡丹有千余本，各有金牌牙字标明品种，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皇上正看得仔细，张贵妃头上戴着嵌满珍珠的首饰高高兴兴地走了过来，皇上见了，赶忙用袖子遮住脸说道：“满头白纷纷，也没些忌讳！”
　　一句话说得贵妃满脸通红，连忙回去摘去饰物，再次回到苑中的张贵妃头上只有一根银钗笼住头发，皇上这才高兴起来，亲手摘下一朵大红牡丹给贵妃戴在头上，并让随行的嫔妃宫女每人在头上簪上一朵牡丹，皇上兴奋地道：“可谓相映成趣，满园富贵啊。”这件事后不久，市场上珍珠价格应声而落。
　　但是这些措施只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起点作用，对民间的作用有限。有一次朱儒林来京，柳永见他手指上戴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很是惊诧，让其先摘下来，不要惹上麻烦，京城里查禁很严。后来柳永又问朱儒林，为什么男人也戴这么个玩艺？我记得戒指戒指是妇女因不方便而戒也。怎么现在男人也流行戴这个了？
　　柳永又特为解释一番：妇人以金银为戒指，这个习惯已经有历史了。西汉时期的郑玄解释了为什么出现戴戒指的习俗，说这个习俗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最初是由于宫妃成群，不可能一窝蜂似地争着抢着让皇上临幸，也不能总是排不上队，皇上临幸宫妃必须合于礼仪，不能乱套。宫中负责安排这事的官员叫做女史，女史将这些宫妃应该临幸的日子记在纸上，排上队等候皇上临幸的宫妃，发给她一个指环，戴在左手指上。已经临幸过的宫妃，也发给一个指环戴在右手指上。郑玄在诗笺中是这样说的：“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当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后来又有《五经要义》一书对宫中这种礼仪作了进一步解释：古时候宫中后妃群妾，进御于皇帝，应当进御的人，以银指环戴在手上进之，供皇帝挑选。选中者戴在右手指上，没选中的戴在左手指上。已经怀孕的则戴金指环直接退出，不再供皇上挑选了。
　　再后来衍变为成年妇人在月经与妊娠期间要戴戒指，不是这类特别的日子要摘掉戒指，不能天天戴着。
　　但是，时间会改变一切。久而久之，传到民间的戒指慢慢衍化为装饰之物，今人常常戴在手上，就失去了戒指本身“戒”的本义了。现在连男子也戴上了，这社会变化太快了，令柳永感慨万千。
　　整个社会的奢华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种种矛盾的激化。官绅勋戚的纵情享乐带动整个社会都在追求享乐攀比，官绅富豪在城市里侵占穷苦人家宅基地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许多平民流离失所，巡夜兵丁经常见到露宿街头的人。而在农村，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地的农民背井离乡。
　　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断膨胀，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地方爆发了农民的造反，天灾人祸相继袭来。庆历七年底，发生了贝州王则起义。庆历八年正月，发生宫中士兵叛乱的严重事件。庆历八年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堤，淹了开封以北的大片农田。皇祐三年(1051年)七月，黄河再一次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决堤，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关系国计民生的治河大事迟迟定不下来，朝中大臣欧阳修、富弼、文彦博、贾昌朝等人就治河方案争得一塌糊涂，几年时间都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面对朝臣豪奢之风愈演愈烈和穷苦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一筹莫展。
　　柳永虽然做了朝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他十分了解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也最了解这个社会的弊端。他不能纵横捭阖于官场，对官场中的耳虞我诈不甚了了，甚至不能在中伤、倾轧下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但是他知道当今社会追求奢华享乐、暴殄天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上下纵情声色的后面是社会积聚的不安定因素，而这个不安定因素又是多么的严重，更多的人特别是农民仍是贫困不堪，社会需要在许多方面进行变革。他更惋惜庆历新政那么快就失败了，像一阵无根之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什么都没留下，也不能说全都没留下，给那些新政的推动者们心中留下了永不平复的伤痛。即使再有变革，等待它的命运依然是失败，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变革必然触动的是权势者的既得利益。
　　虽然朝廷有整套的监察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是要靠人去执行的，用人不当，制度等同虚设。御史本身的职能是查究官吏不法，自己不能以身作则，怎样去纠察他人？御史何圣从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让他到成都暗访文彦博，中了圈套。结果不单查不了人，正不了名，回京也许还要为被查的人说好话，歌功颂德，走上同流合污的道路。也有些御史在皇上面前敢于大言，那是知道皇上不敢杀自己，不敢破祖宗“不杀文官、言官”的规矩，又可博得直言敢谏的美名，搞好了也许还会加官晋爵。
　　柳永固然想过这许多，也只能自嘲地叹息一声，人微言轻，说与不说又能抵什么用。
　　
　　七
　　大宋立国到了这时已近百年，除了几场与辽、夏之间较大的战争外，大宋境域内只有零星的兵戈战乱，这不说是史上绝无仅有，也可说是极少见到的漫长的和平岁月。人们已习惯了这种和平的生活，白发垂髫，怡然自乐。老人已经忘记了战乱频仍的年代是什么样子，儿童但习歌舞，追逐享乐。
　　汴京作为都城，其豪奢之风无出其右。而宋代的城市莫不如是，杭州就号称“销金锅儿”，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日糜金钱。就连那些痴儿呆子，也到处密约幽期，在追求奢华并以此为荣的社会环境下，只要肯花钱什么都办得到。
　　大宋城市中还有一种风气——赌，赌博本来只是调冶情绪的一项娱乐，但是很快它的娱乐功能便被强烈的物质刺激所取代。
　　柳永对此就不好评价了，因为他对这项活动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很懂。在与一些恶少的饮酒取乐时，偶尔他也会赌上一把，但也只是凑凑热闹，体验一下。
　　宋代城市中的赌博主要是两种，一是在正式的室内场合，有专人管理和严格规则，称为“呼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
　　柳永在他的一首《笛家弄》(花发西园，草薰南陌)中写道：“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呼卢是掷骰子游戏时的呼叫声，又称为呼卢唱雉。
　　这种赌博游戏叫做“樗蒲”，因以五木为子，故此又叫“五木”。彩头分为枭、卢、雉、犊、塞，五子掷下后，五子全黑称为“卢”，得彩十六，是为头彩。所以当赌博之人掷下五木后，会大声地呼喊着：“卢！卢！卢！”李白《少年行》之三写道：“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柳永词中所写“百万呼卢”就是借用李白诗句，并不是他玩的真这么大。
　　若说他完全套用李太白的诗句也不尽然，他确曾见过几场惊天动地的豪赌，那真是激烈、残酷甚至血腥的赌博，观之惊心动魄。为组织这几场豪赌，甚至报经开封府批准备案并派人维持秩序。
　　宋代的赌博事实上是非常厉害的，赌注非常大，有那身家千万的赌徒一夜输得精光，第二天清晨沦为乞丐；有人将等在赌场门外的车马和身边带来观战的爱妾都输给对方；还有的派从人连夜赶回东京或附近的宅邸取来房契，当场由开封府办理过户手续；更有无力翻本的赌徒绝望之余当即跳楼身亡的。
　　柳永写“百万呼卢”，虽不是他亲自押注，却也是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他虽然不敢这样去赌，不过他却见过这种豪赌场面，那是朴成带他去的。朴成出资让他随便下注，越大越好。柳永不想玩，只胡乱押了几小注，象征性地赌了几把。他既不愿意接受他人的馈赠，更不愿加入这类赌博，他不想使自己的性格变得赌性十足，人一到了那个阶段就会失去理智，家庭、事业、爱好统统都会置之脑后。
　　但是朴成则不然，他有条件有魄力有胆识，又天生的争强好胜。慢慢的，汴京城里的赌徒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下注奇大的豪客，没人愿意或说没人敢再和他去赌。
　　加之开封府放纵赌博遭到了朝廷的斥责，不再允许这样的赌博存在。在柳永的一再劝说下，碰了几回软钉子，朴成对这种赌徒生涯也渐渐失去了兴趣。
　　二是在室外，称为“关扑”。这种关扑就简单随意多了，有很多种玩法，最普通的一种关扑就是掷铜钱猜正反面，什么都可以当作赌注。市场里、公园里、街道边，随时随地都有人在关扑或围观，赌注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有许多市民，只要有一文钱或几文钱，就去关扑，将钱扔在地上扑，看着铜钱在地上辗转翻腾，既可以玩乐，又可以通过一扑或几扑，将成倍的钱财赚来。别看这种关扑很随意很简单，但是一样可以玩得很大，大到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一一拿来作为赌注。
　　越是节日的时候，关扑得来的财物更是值得炫耀。市民常常将关扑赢来的衣服、茶酒、器皿、鱼肉乃至果蔬等等，挑挂在一根根长长的竹竿上，迎着人群，载歌载舞地在闹市中穿行，神情上好不惬意，好一派炫耀。
　　朝廷对于关扑原则上不禁止，但是有一定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是针对大型的关扑活动，街巷中小玩小闹的关扑没有人管。
　　如在节日期间朝廷开禁关扑，开禁期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去赌。每年一入正月，开封府便张榜告示全城：元旦、寒食、冬至这三大年节，各放关扑三日。每到这些日子，市民都喜气洋洋的，或者直接参与各种关扑一赌手气，或者专程去看热闹。关扑的地点非常多，如马行街、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到处都是关扑聚集的场所。
　　甚至皇帝举行盛典，为粉饰太平和与民同乐，也要开放关扑，并召来官伎作为看客。
　　关扑之日，白天的城市是欢乐的海洋，入夜，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贵妇都迈出门槛，抛头露面，纵赏关扑。
　　然而韶光易逝，每次关扑不过三天，欢乐短暂，广大市民无不盼望着集中的关扑活动。朝廷不得不在整个春季，开放金明池、琼林苑这两个大的皇家园林，允许人们进内关扑。关扑之日，只见金明池中心的五殿回廊内外，摆满了钱物、饮食，一丛丛一簇簇的，拥挤着数不清的关扑爱好者和围观者，人们大喊大叫，吆五喝六，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兴致勃勃。
　　关扑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很强，即使真龙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动。赵祯皇帝偶尔也与宫人玩一玩，但总是适可而止。
　　可是皇上关扑的手法并不高明，刚取出一千钱，便输了个一干二净。皇上兴致刚刚起来，欲罢不能，便和宫人商量，将他刚输去的一半钱借给他，可是宫人却不肯将赢来的钱，再还给皇上，怕皇上得到钱就不玩了。皇上一再解释说自己输掉的钱，乃是百姓的钱，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钱，一定要赢回来才行。宫人无奈，只得借给皇上五百钱，皇上又高高兴兴玩起来，他也是想借关扑放松放松。
　　官员们在家里也将关扑作为一种游戏常常玩。曹皇后未入宫前，寒食节在家里与家人玩掷钱，她掷下一钱后，铜钱转了很久竟然侧立不倒。家中长辈惊叹：此女日后富贵无疆也！果然不久之后她就被选入宫中。
　　本章中拉拉杂杂记述的宋人趣事，上自皇帝、高官，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出自史料的零星记载。记述虽然散乱，但却充分展示了柳永所处大宋王朝那个时期真实的社会场景，从中依稀可以见到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这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给柳永这类人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和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