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岁月苍生（一、二、三、四）

　　一
　　人生如梦，岁月苍生，这就是柳永生活年代的时代写照，他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说特殊也不算特殊，说普通也不是放在人群里就找不着。读了这两章，会对柳永的人生履历、经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个更全面的认识，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烦恼、缺陷，也具有异乎常人的坚忍不拔、洁身自好、勇于进取的精神和品格。
　　柳永回到京城后，性格好像都有了些变化，不知不觉中老之将至。虫虫看在眼里，很心疼。柳永如今也有心情和人聊些填词之外的话题了，以往他总觉得聊那些家长里短是浪费时间，现在听了天南地北、不着边际的闲扯也不说那是费话了，有时候还能随声附和地搭上几句。
　　而与他来往较多的那班歌女，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个也都沉稳了许多。她们除了在歌馆，到了外面，或者到了柳永和虫虫这里，往往不再即兴而歌，有的甚至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听着看着，对她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吧。
　　但是对于柳永来说，这些变化又让他感到惶惑不安。这是怎么了？莫非我真的是老矣，不招人待见啦？
　　看来岁月打在人身上的烙印是无法磨灭的，尽管你用尽所有办法和无数的钱财，也打磨不掉脸上、身上的皱折和斑痕。不管你是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上层人物，抑或是整日为温饱发愁的平民百姓，岁月的年轮总能刻在你的脸上、腰上、腿上，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比别人活得更长久些。
　　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刻在青史上的几句话，或褒或贬，或毁誉参半，都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销蚀。凡有志者都是一生努力奋斗，争取青史留名，而且尽最大努力留个美名，柳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柳永这一生，大半辈子都是在开封度过的，他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一草一木，他关心这里发生的每件事，关心这里的人。
　　柳永之所以反对孙沔的做法，因为他深知当今皇帝不喜欢这样的奢华之风。大宋的四位皇帝生活都很节俭，反对在自己身上的铺张浪费，并且以身作则，始终表里如一。
　　宋太祖赵匡胤“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虽然赵匡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上皇帝”，但他深知维护王朝要比夺取江山更加不容易，真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为此立国之后，他崇尚节俭，他的节俭作风在当时就很有名，被世人称为“为国守财”。他深知淫逸、享乐、坏风气的上行下效，最终是要亡国的。因此，他立志倡导举国节俭、勤奋工作。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穿衣打扮，开国以来就很少穿新衣服。他不单自己带头穿旧衣服，还经常把自己的旧衣服赏给大臣，并语重心长地对大臣说道：“此我旧所服用也”。这样，既让群臣看到了皇帝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又增添了大臣们的荣耀之感。再有就是去除珠玉等雕饰，他甚至带头把皇冠上的珠宝都去掉，在皇帝这个表率的引领下，满朝文武的服饰也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修饰了。
　　赵光义看到哥哥穿的太寒酸了，有时候劝他要穿的好一点，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和脸面。赵匡胤却笑着提醒兄弟道：“你难道不记得在夹马营时的窘迫状况了吗？”意思说，难道你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洛阳夹马营军营中的情景吗？那时候我们穿的什么啊？破衣烂衫，穷困不堪。这两位兄弟间的这一对话与后来宋祁兄弟间的对话何其相似乃尔。
　　宋太宗赵炅(即赵光义)生性节俭，史载他经常是“退朝后带着华阳巾，布褐细绦，内服惟絁绢，咸累经浣濯”。他对臣子道：“凡人君节俭为宗，仁恕为念。朕在南府时(太宗未当皇帝前)，于音律粗亦经心，今非朝会，未尝张乐。”这是说太宗皇帝退朝以后只穿粗服便帽，而且看得出来已洗涤许多遍。未当皇帝前还能不时听听音乐，对音律有一定的研究，当了皇帝后，若不是朝会，连音乐都不敢听。
　　而且太宗死后，还将其穿过、用过的服饰以及葛制的灯笼、麻制的蝇拍作为陪葬用品，以警示后代帝王臣子要保持廉洁作风。一个皇帝，死后陪葬的物品有藤葛编的灯笼和苍蝇拍，不能不让世人感慨万千啊。
　　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对自身的物质需求也不高，“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
　　但是他有一个坏毛病，把好端端省下来的钱都花到没影的地方了。真宗听信侫臣丁谓的话，崇尚道教，大兴宫观，东巡西祀，把国家的钱都浪费到这上面去了，甚至花光了太祖、太宗两朝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财富。以至其后的赵祯皇帝登基时，宋王朝已面临国家财政日窘、民力日穷的十分严峻的形势。
　　
　　二
　　而赵祯皇帝从他自先皇手中接过受命册宝时便是谨言慎行、体恤苍生、严于律己，不事奢华和享受。
　　安葬真宗时，由于灵车法驾庞大，有司请求将沿途的城门、房舍拆掉，以使车舆、象物通过，遭到御史的反对。刘太后不同意御史的意见，但是坐在皇位上的赵祯突然发话道：“城门矮小挡路的，可以拆毁，但是民居不当毁坏。”刘太后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按皇帝的决定办，这一年赵祯刚刚十三岁。
　　直到做了多年皇帝以后，他的宽厚爱民的作风仍然没变。有一天赵祯皇帝上朝后，脸色有些郁闷。宰臣小心翼翼地探问道：“今日天颜好像有些不太高兴，不知是何原因？”皇上道：“偶尔有点不快。”宰臣想得很多，联想到皇上的偶发怪病，便小心翼翼地劝谏皇上要爱惜身体，谨慎对待宫掖之事以保养圣躬。
　　皇上忍住笑道：“哪儿有的事，你想得太多了，朕夜来突然有点饿，想了想还是忍下了。”几位大臣同时吃惊地问道：“难道宫中没有准备宵夜吗？”皇上道：“那倒不是，夜来稍微有点饿，不知怎的想吃烧羊，一想宫中没有，也就什么都不想吃了，由此忍了一夜。”
　　宰臣道：“何不令御厨供之？”皇上道：“朕思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启其端，后世子孙或者以此为例成为制度，那就平白无故的不知道要多杀多少只羊了，所以朕也不能开这个头。”
　　读者应该了解，书中所说的皇帝赵祯就是大宋的四帝仁宗，“仁宗”是其驾崩后封的庙号。他在位时，臣民只能称“皇帝”、“上”、“官家”。这里为了叙事的方便和便于读者阅读，本章节暂时使用“仁宗”这一称谓。
　　从仁宗死后所得这个谥号看，他当皇帝的四十二年，不愧一个“仁”字。故此后人书史时赞叹道：“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呜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
　　仁宗的仁慈还不止这一件事，一次读五代史时，史载周高祖见池中一双鸳鸯正在水中嬉戏，便引弓射之，竟然一箭双鸟，群臣齐声喝彩。仁宗看到这里合上书，对臣子说道：“逞艺伤生，朕实在不喜欢这样。”
　　仁宗深深地痛恨滥杀，还告诫跟了他十五年的御用厨师郑昭信，“活着的动物，非有必要不要轻易的就宰杀。”可见仁宗前述宁愿挨饿也不吃烤羊是一以贯之的。
　　他的“仁”还表现在对臣子、宫人和百姓等各个方面。有一次，仁宗在禁中后苑赏春漫步，过了一段时间，仁宗不时的回头看看身后从人，随侍的宦官宫女也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仁宗回到宫里，赶忙让嫔妃取来温水，咕咚咕咚喝下一碗后，才道：“渴坏朕了！”嫔妃不理解地问道：“官家为何不在外面喝水，非要口渴成这样呢？”
　　仁宗轻叹一声：“哎，我几次回头都没看见水壶，我要是一问确实没有，肯定就会有人因失职而获罪，只得忍着点儿吧。”周围的宫女宦官齐齐跪倒在地连呼万岁，赞叹仁宗皇帝圣心仁恕。
　　仁宗刚满六岁就被送到资善堂受学。资善堂位于皇城东部，是东宫的附属建筑。老师都是当世大儒，孙奭、冯元、崔遵度、张士逊等。即皇帝位以后，上课地点改在皇帝殿试进士的崇政殿西阁，定期召翰林学士讲解经史要义，称为“经筵”。
　　担任经筵首席讲师的是孙奭，直到他七十岁了，连续三次请求退休，才于天圣九年(1031年)得到刘太后和仁宗的同意。仁宗在宫禁之内的太清楼为自己的老师设宴饯行，亲赐裘衣、金带及马鞍。这些老师对仁宗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但是皇上身边也有学问不纯的讲师。林瑀为侍读时，有一天突然奏道：“臣得一卦，象曰：‘云上于天’，主陛下体天而变化也。”仁宗问：“如何顺天而变化？”林瑀道：“君子以饮食宴乐为根本。故此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这简直是明目张胆地诱导皇上荒淫无道。
　　仁宗惊骇林瑀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次日问贾昌朝，贾昌朝对仁宗道：“此人假天之象，歪解经籍，真小人也。”仁宗同意贾昌朝的见解，将林瑀赶走不再用。
　　仁宗对朝廷中有林瑀这样的小人，而且这种人居然还能成为圣师感到非常惊诧，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和臣子，要警惕这种小人。一次在朝罢后，仁宗对众位宰执道：“卿等以为林瑀走了，朝廷就再没有小人了吗？”
　　仁宗除了在生活上严于律己，对于关乎国家社稷的谏言也采取从谏如流的态度，因此宋朝的这个时期，皇权、相权、台谏之权发挥得较好，相互平衡又互有制约。
　　有一天，仁宗退朝后回到寝宫，来不及脱下袍服，急忙摘下帽子道：“快快！头痒得太厉害了。”掌管梳头的宫人慌忙过来，掌梳人边为仁宗梳理头发边搭话，她见仁宗怀里有卷文字，便问道：“官家怀里是何文字？”
　　仁宗道：“是台谏的奏章啊。”又问道：“奏的什么事？”仁宗道：“近日淫雨绵绵，台臣奏说是宫禁中阴气太盛所引起的，后宫中嫔御太多，应该适量裁减。”
　　掌梳人道：“两府两制的这些官员，家内都有歌舞班子，官职稍有升迁，便增加女侍。官家您的身边只有一、二个人，还要说宫内阴盛需裁减。他们也太过分了，难道只许他们快活吗？”仁宗听了不再说话。
　　沉默许久，掌梳人又问道：“这件事必须得按台谏的意思办吗？”仁宗道：“台谏之言，怎敢不执行。”
　　掌梳人仗恃自己深受皇帝的宠爱，赌气地道：“如果真的要执行，就请将奴奴我第一个裁减。”
　　晚饭后，仁宗下诏：自掌梳人以下三十人都放出宫。太后吃惊地道：“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叹息着道：“此人劝我拒谏，这样的人岂宜放在朕身边。”
　　这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啊！
　　从仁义这个角度来看，这位仁宗皇帝真是千古一帝。身边就这么一个可心的按摩师，因为闲聊涉及到朝政，皇上就能忍痛割爱，将她逐出宫去。
　　
　　三
　　皇上虽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大臣勋戚却不买账，由于开国后制定的扬文抑武国策，文人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大提高。宋王朝文官的待遇相当优厚，“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这不仅提高了文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们的自尊、自以为是心理。
　　当然，这一系列作法也酿成了宋朝“冗官”过滥，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多数人耽于享乐，骄奢淫逸，虽有少数大臣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却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在朝廷上下多数官员的带动下，使得有宋一代民风注重奢华享乐，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范仲淹食不重肉，每天饭桌上只能有一盘肉菜，余者都是素菜。他还很爱施与，乐于为善，留够妻子儿女的基本生活费用后，余者大都施与家族义庄或他人。
　　虽然他的俸禄很高，但他的生活很清贫，这是他从青少年时就养成的习惯。每晚就寝，都要算计今日支出所费几何，明天要预留多少生活费，不搞清楚就睡不着觉。他这样对友人说：“临睡时即开始算计明天一天的饮食豢养之费，及其日所为何事，倘若所要花费的与要办的事相当，则摩挲着肚腹安然而睡。苟不称，则一夕不安眠矣。第二天还要反复考虑寻求平衡。”
　　杜衍生性俭约，没有客人的时候从来不吃羊肉，这是因为开封城里的羊肉要比猪肉贵很多。杜衍还在长安任职的时候，宴饮的菜肴就很简单菲薄，而且不准歌女上厅佐酒。杜衍的穿着也很朴素，裤子的布料都是粗布的。
　　不单范仲淹、杜衍这样的高官是这样，地方上也有许多清廉的官员。有一位知州居常不敢食肉，这位知州曾问下属一个幕职官吏：“你家里日用钱需用多少？”
　　幕官回道：“十口之家，日用一千。”知州道：“怎么用这么多钱？”幕官道：“这已经是很省的了，早饭有少量肉菜，晚上一般就是菜羮了。”
　　知州吃惊地对他人道：“我作为一州长官，平时都不敢吃肉，只是素菜。此人为小官，竟然每天敢吃肉，一定不是廉洁之人。”自此疏远了这个下属，他还在庭前柱上题一联以警示自己和下属：“俭于己，可以不求于人；俭于官，可以不取于民。”
　　柳永曾慨叹地对人道：“范公自幼清贫，食粥苦读，食不重肉，现如今还有谁如范公那样自惜羽毛、洁身自好呢？故天下为官之人多如牛毛，只有范公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襟怀，令人高山仰止。吾与范公亦师亦友，论官职相去天壤，但范公教诲之情意终身不忘。”
　　这里顺便还要说几句，你说像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洁身自好，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世楷模，身上具有那么多的优秀品质，那应该也不沾女色了？其实不然，如果真的是抱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信条，那恐怕他就不是宋代的人了，也不会为当时社会和官场所包容。
　　范仲淹在鄱阳做知州时，在官署中建了一座庆朔堂，有了闲暇便在这里与客人一起饮酒论文，并有官伎佐酒伴舞。内中有一位小歌伎刚到笄年，范仲淹很喜欢她，平时还教她读书识字。不久范仲淹召回东京，回东京后经常思念这个小歌伎，就买了胭脂寄给她，并附上一首诗：“江南有美人，别吾常相忆，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颜色。”
　　后来他又给他的后任魏介寄了一首诗，诗里的意思是请新任知州照顾那位歌伎，诗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若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
　　魏介收到范仲淹的诗后，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出钱将小歌伎赎出来，托人送到东京交给范仲淹。
　　从范仲淹身上这件事看，一些优秀的官员，他们总是在忧国忧民，不能忘怀国家大事，许多士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所思所想都是苍生社稷的大事，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们殚精竭虑，奋不顾身地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宋初开国定下的治国之策与当时社会的享乐条件，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歌舞宴乐之趣。
　　但是如果仅以追求闲情逸致为最高境界，那是不行的，会遭到朝廷乃至大多数士子的蔑视。因此，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愉悦，只能是作为读书和做官这种大事的点缀。
　　两者不能倒置，也就是说你是把追求享乐摆在第一位，还是把读书做官为民服务作为人生主要目标，虽然都是要享受鲜花美女、宝马香车，本质上却有很大区别。前者搞不好就流于堕落，后者那叫风流。后世之人抱持看问题的唯一性、绝对性的眼光，去看宋人的这种双重性可能理解不了，认为这是矛盾的，而在当时是很正常的。
　　书写到这里，有几句话要交代明白。不是柳永淫乱不堪，遭人唾骂，是整个社会环境使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宋人。柳永在与女人的交往上没有出格之处，是在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允许范围内的。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太宗朝的名臣张咏帅成都时，他的治理手段很严厉，言出必行，各级官员对他敬而远之。蜀中官员有蓄养女婢的风气，这并不违反朝廷的规定，但是因为敬畏张咏，都不敢再养女婢了，私下里难免有怨言。
　　张咏本人不贪女色，但他见到下属官员对从严治政产生了误会，为了打消下属疑虑，他带头买了一个女婢照顾他起居，平息了下属的怨气。四年后他奉诏回京，他将女婢父母叫来，自己出资让女婢嫁人，这时家人才知道女儿仍然是处女身。
　　杜衍帅并州时，刚到任没几天，州衙的主簿请示杜衍，问杜公家讳需要注意什么，杜衍道：“下官无所讳，不必避讳我的姓名，更甭说我的家族了。避讳父母之名，儿子可以听但嘴里不能说，自己有所忌讳就行了，跟外人没有关系。在我面前真要说到避讳，那就是希望诸公自重自爱，我做官唯一忌讳的是贪赃枉法。”主簿听了杜衍大义凛然的话，惊悚而退。
　　宰相陈执中是当今皇上在东宫为太子时的老师，才略不高但为官清正，公私分明，平日总是杜门谢客，以防各种请托。一天，他的女婿向他抱怨自己的官职太低了，陈执中正色道：“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篋中物，女婿安得有之？”
　　皇上明知道陈执中能力不够，但对其人品是很欣赏的，故此能让他长期为相。史称陈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无及门者。”
　　司马光生性节俭，虽然后来官至宰相，其节俭依然如故。他曾对人道：“我居家日，吃饭不敢经常吃到肉，穿衣也不敢穿真正的丝绸衣服。”又说道：“吾每至夜，辄焚香告天曰：司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有人看到他的居室内，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群书盈几，终日正坐，淡泊如此。
　　司马光一生始终很注重自身修养，一以贯之，小时候砸缸救人的事就不用说了。年青时也很严于律己，在地方做幕僚时，同为幕僚的一个人偷偷的私会一个营伎，屡次遭到司马光的劝诫。
　　这个人很无奈，竟与营伎私约到庙里的僧舍幽会。适逢司马光到庙里上香，撞破好事，吓得营伎翻墙而逃，那个同事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向司马光讲了一切。司马光也觉得比较尴尬，就送那人一首诗予以讽谏，诗云：“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司马光无子，妻子死的也很早。有人送他婢女或妾，他都没有接受。
　　但绝大多数的大臣则注重享乐，贪图安逸。
　　真宗朝名宰相寇准生活奢华，仅以他家所用蜡烛说事。他家的蜡烛是特制的，一般人家用不起，据说名满天下的邓州花蜡烛，都是采用寇准的制烛密方，这种花蜡烛连京师匠人都做不出来。他家里举办酒会，厕中一夜所烧蜡烛流满地，客人一不小心便会绊倒。寇准有一首诗道出他的心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尊前听艳歌。”功成名就的终极目标就是美女陪伴身旁佐酒歌舞。
　　寇准崇尚华丽奢侈生活在朝中是很有名的，夏竦也很贪图享乐，还特别喜好古玩器物珍宝，他疑惑地问人道：为什么寇公这样，就没有人指责他，干嘛总是批评我呢？人家告诉他：寇公饮酒时不会考虑对方是下级官吏或穷书生，只要对脾气便可痛饮狂欢。言外之意，你夏竦势利眼、功利心太重。
　　王曙是寇准的女婿，他信佛，斋居素食，十分俭朴。他到洛阳任留守时，见到欧阳修、谢希深等人纵情诗酒毫无节制，就拿寇准作例子对这些年轻人加以劝勉，他道：“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况其下者。”
　　但是欧阳修并不买账，他认为吃喝玩乐不是问题，他道：“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欧阳修的话里意思是说，依我欧阳修的看法，寇准遭贬不是因为吃酒享乐，而是不知激流勇退啊。王曙非但没能劝阻欧阳修等人，反倒被欧阳修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让听了这句话的王曙心里产生很大的震动，因为王曙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而宋祁比寇准家的酒会更铺张。在宋祁家喝完酒的客人无不晕头转向、东倒西歪，出门就昏倒。因为他常常把酒局设在宽大的厅堂里，外面还罩上厚重的帷幕，点上粗大的蜡烛，让你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纵情歌舞弹唱，等到散场时，外面早已是天光大亮，阳光普照了。宋祁还为他的宴会取名“不晓天”。
　　正如前文提到的宋祁对他的哥哥宋庠所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宋代士人的心声：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乐，当年的寒窗苦读正是为了今日的荣华富贵。宋庠听说宋祁点华灯、拥歌女，醉饮达旦。便让人带话给他：“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燕，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菜粥）时否？”宋祁笑着告诉来人：“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明白的昭示天下，当年的吃苦奋斗正是为了今天的享乐啊，这几乎是所有士子的心声。
　　正因为抱着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功成名就的宋祁晚年知成都府时更加毫无节制，除却州府事务繁忙外，他在本任上还要协助欧阳修刊修《唐书》。他是工作、享乐两不误。
　　有一天大雪纷飞，他命下人将门窗挂上厚厚的帘幕，室内点上一枝粗大的蜡烛，书桌上又点上两枝蜡烛，两边墙下放置两个燃着熊熊炭火的大炉子，十几个姬妾环绕在身边。然后执笔饱蘸浓墨在上好的澄心堂纸上草写一篇传记，写到一半，宋祁得意地环顾众位美人道：“你等都曾在他人家中待过，见过他家主人像我这样舒适享受吗？”众姬连忙摇头道：“没有。”
　　内中有一姬来自宗室之家，宋祁见她没有表态，便得意地问她：“你家太尉遇到这种天气，又该怎么打发呢？”
　　那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抿嘴一笑回答道：“也不过是围着火炉子欣赏歌舞，有时候再加上两场杂剧，喝到一醉方休而已。”言下之意一点儿也不比这里差，而且还不像你这儿这样不轻闲。
　　宋祁听了沉吟一下点头道：“倒也不赖。”于是放下笔合上书，停下手头的工作，与众姬饮酒通宵达旦。
　　这个故事说明，在宋代不论是哪个城市，也不论是哪个层级的官员，他们追求享乐的心是一样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再又说明，在人们心目中，互相攀比、互相吹嘘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不需要遮遮掩掩，反而可以利用炫富增强自己的名声地位。
　　宋祁称得上是姬妾成群，宅院中遍体绮罗的女人非常多。有一次他在锦江边上参加宴会，天气有点儿凉，便让随从回家去取件锦袍，宋宅离江边很近。不一会十几个婢女按照各自主母的吩咐，一人带来一件锦袍。宋祁看看这件看看那件，想穿又不敢穿，两眼一片茫然，唯恐对众位爱姬有薄有厚，最终宁可挨冻，一件也没穿。
　　柳永还听说过更过分的事，有一个边关大吏权势极大，拥有许多的美姬，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女子，各个红唇粉面肌肤细腻。他每夜都选十几名女子环伺在卧床边，他的床格外宽大豪华柔软，选那美姬柔弱无骨者上床陪侍，他枕着美姬的裸腿而睡，还美其名曰“香肌席”。
　　还有的大臣穷极富贵，在宽大豪华的寝室中央置一大床，周围摆放十几张小榻，每晚亲选美姬裸睡榻上，美其名曰“拥帐”。
　　对于臣子的奢侈，皇上心里是非常清醒的，但也无可奈何，在讨论让宋祁知成都府的朝堂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
　　前两年，副相刘沆与宰相陈执中商议，要让刁约为三司判官，陈不同意，在刘沆的一再请求下，陈执中才勉强答应下来。
　　这次讨论知成都人选，刘沆怀揣奏本，又准备提刁约为人选。皇上道：“益州重地，谁可守者？”陈执中与刘沆尚未答言，皇上又道：“知定州的宋祁，其人可以。”陈执中回道：“益州风俗奢侈，宋祁又喜宴游，恐怕不是合适人选。”
　　皇上微微一笑道：“既然像刁约那样一个荒淫无度的人，都能担任馆职，还能分管三司掌握财政大权，宋祁还有什么不可以知益州的呢？”吓得刘沆一哆嗦，再也不敢举荐刁约了。
　　这个刁约是个什么人？读者可能还记得庆历四年发生的进奏院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不该参加的去了，也沾上事了，这是柳永。该参加的没去，事后升为翰林学士，这是刁约。
　　刁约此人擅长钻营、结交请谒，常常半夜上权贵家中拜访，被人称为“刁半夜”，从这个绰号就可以看出此人人品。
　　他是宰相杜衍家的座上客，与杜衍女婿苏舜钦关系很密切。进奏院事件发生那天，他也在苏舜钦邀请之列，但头天晚上他去了权御史中丞王拱辰家，当晚王拱辰正好与属下的钱明逸、李京等人密谋，要借明晚进奏院酒会将这些不听话的馆阁之士“一网打尽”。第二天，刁约非但没有将这件阴谋告诉杜衍，反而借口去城东送客躲开酒会，结果其余人果真被“一网打尽”，而刁约一点儿事没有，而且还填补了馆职的空缺。
　　再如较宋祁较早知益州的文彦博，他是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进士，庆历八年，因在平定贝州王则兵变中立了大功，被擢升为宰相。前几年他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此时还不到四十岁，风华正茂，生活上就有些不知检点了，风声很快传到了京师。
　　皇上派了一个姓何的御史以回乡为由悄悄探察，但是文彦博朝中有人，何御史脚刚踏入川中，文彦博已得知这一消息，他有些担心。幕僚中有个叫张少愚的对文彦博道：“知州不用担心，这个御史来成都不足多虑，他叫何圣从，与我是汉州同乡。”文彦博大喜，与张少愚商量好了对策。
　　何御史一进汉州，就有同乡张少愚前来驿馆接风，摆酒没宴，还找来营伎献舞佐酒，何御史见一个营伎舞跳得很好，便叫过来搂搂抱抱的，问她姓什么，回答姓杨，实际上这个女子名叫王宫花。
　　听女子自称姓杨，何御史忽然想到一个典故，便卖弄道：“姓杨？好，所谓杨台柳是也。”
　　张少愚听了也是灵机一动，他立即解下该女子脖子上系着的罗帕，在罗帕上题了一首诗：“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写罢让她即席而歌，以谢何大人赐名杨台柳。何御史对这个歌女的轻歌曼舞极为叹赏，再也把持不住。
　　几天后何御史到了成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一本正经，一副公事公办模样，文彦博也不介意。文彦博大摆宴席招待何御史，席间，歌女相继唱曲舞蹈。何御史忽听一个唱曲的嗓音很熟悉，抬头仔细一看，认出来了，就是在汉州佐酒的那个营伎杨台柳，只听杨台柳唱的正是在汉州酒会上唱的几首艳词，最后唱的是那首杨台柳诗。何御史心中叫苦，这酒再也咽不下去了，在成都没待多久就匆匆返回东京。不久后，文彦博狎伎的传言也偃旗息鼓了。
　　晏殊生前富贵无比。他虽然饮食清淡，却又喜欢集会，庆历四年(1044年)初，西北对夏国的战事正在吃紧的时候，作为枢密使的他仍不忘聚饮欢歌。
　　当然也不是一味的奢华浪费，该节俭的地方也要节俭。晏殊经常将书简首尾空纸，也就是纸张能用的边角料剪下来，将之熨平，放在几案上，以备随时取用。还有真宗时的宰相王曾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总是告诫其子弟要节俭。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的纸头。
　　晏殊死于至和二年(1055年)一月，他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临死前反倒遗言要节俭，结果其墓葬遭到毁坏。
　　侍中张耆遗言厚葬，丞相晏殊遗言薄葬，二公俱都葬在阳翟。后来他们的墓葬都被盗墓人发掘，张耆墓的外槨中填满了金玉犀珠，盗墓人光是这些东西就已经拿不了了，就不再动棺材，对着棺材叩拜而去，并将墓葬填埋好。
　　之后，这伙盗墓贼又发掘晏殊墓。墓挖开后，第一个进去的盗墓人进到槨室，听到有虎狼等猛兽吼声，吓得慌忙跑了出来。他叫上一个徒弟一同进去，又听到战场兵戈相击厮杀之声，吓得二人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当第三个人进来后，墓穴中突然一下子寂然无声了。三个盗墓人听了会儿再没动静，相视一笑道：“丞相之神通也就如此了。”他们挖开衬槨后，里面只有几十件瓦器，盗墓人不胜其怒，这点东西的价值连劳务费都不够。便将棺材砍开，想取尸体上的金腰带，发现所谓金带竟然是木头做的，木胎贴金，金不足二两。盗墓人更加忿怒，遂用斧头将尸骨砍碎。
　　厚葬免祸，薄葬致祸，谁人能料得到？
　　
　　四
　　在这种物质生活非常充足的时代，作为普通百姓的芸芸众生过着虽不富足，倒也温饱的日子，也在尽力的享受这难得平静和平的生活，多数城里人是满足的，特别是居住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的百姓更是知足常乐。
　　以开封的居民来说，他们住房虽然算不上宽敞舒适，比不上与他们比邻而居的豪门贵胄，但也自得其乐。
　　开封的街巷里混居着普通百姓和官员富商，从每家门户、院墙可以看出院中住的是何种人。单门独户的大的府第称为宅，都建在街面上。在宅邸的旁边和后面的低矮的房屋群落称为院，因为多数是建在较偏僻的后街或者空闲地段，这样建起来的房屋不规范，有些还是见缝插针，房屋的大小、质量也有很大区别。各房屋或相连或相背，门的朝向也不一致。开封人将这样的居民居住地称为“院子”，与前面高大宽阔的宅邸统称为“前宅后院”。
　　居住在一条街巷里的人，无论职务身份有多大差别，见面还是会打个招呼的，不会因为你是高官而戒备森严，不许人靠近。
　　朝中大臣陈尧咨擅长射箭，几乎在当时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很为此自以为是。有一天，他在自己家后院的园圃里射箭，有个卖油的老头放下担子，站在场边斜着眼看他射箭，很久也不离开。基本上射十箭能中八九箭，老翁看了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陈尧咨见了不高兴地问道：“老人家，我看你在这儿站了很久了，你也懂得射箭吗？你看我的箭术如何，是不是很精深？”
　　不料对方泼过一盆冷水，老翁说：“精深两字我看谈不上，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点儿罢了。”陈尧咨很气愤地说道：“就凭你一个卖油的，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呢？要不你来射两箭试试，等你射完了，再说风凉话。”
　　老翁说：“射箭我可不会，不过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卖了一辈子的油，凭我倒油的经验，知道其中窍门。”他边说边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用油勺从桶里舀出一勺油，将油勺悬在离葫芦口三寸上下的高度，微微倾斜油勺，油从狭小的钱孔注入葫芦，连一滴油都没沾到钱币上。
　　老翁淡淡地笑着道：“看看，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尧咨无话可说，苦笑着打发他走了。
　　欧阳修听说此事后，就把它记在笔记里，并且和人们谈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持之以恒，熟练掌握了才能运用自如，这样就留下了“熟能生巧”的成语典故。
　　说这事，你可能觉得不算什么事，你若是知道这个陈尧咨是个什么人，你就不是这个看法了。
　　他的父亲叫陈省华，是太宗朝的左谏议大夫，母亲冯氏被封为燕国夫人。陈尧咨兄弟三个，长兄陈尧叟，知枢密院；次兄陈尧佐，官直史馆；他排行第三，为知制诰。兄弟三个都是进士出身，而且尧叟和尧咨还都是状元，兄弟状元，倍受世人称羡。
　　陈省华若有客人来访，三个儿子都要站在父亲身后陪侍，对待客人毕恭毕敬，随时准备为客人和父亲端茶倒水。这三位都是朝中重臣，在客人面前连个座位都没有，也难怪，按礼法，父亲面前哪能有儿子的座位。
　　来的客人什么身份的都有，不少人的官职都比他们低很多。在陈家做客，用个成语“如坐针毡”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客人浑身不自在，只好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匆匆告辞。这时，陈省华常常哈哈一笑说：“大人们谈正事，小字辈一旁侍候，这是人之常情啊。”
　　到后来都没人敢去陈家了，虽然做客陈家非常尴尬不自在，但这些去过陈家又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士大夫却颇以此为荣。
　　再说这个陈尧咨。真宗时辽使来朝，为了杀杀辽使的气焰，真宗想从大臣中选一名弓马娴熟、仪态端正威严的臣子，让他陪伴虏使驰马射箭。而朝廷众臣中只有陈尧咨具备这两个条件，可是他刚刚进入馆阁任职，为龙图阁学士，愿不愿意还很难说。
　　真宗便留下刚任翰林学士的晏殊，商量如何劝说陈尧咨改任武职，真宗对晏殊道：“他若肯换任武职，朕任他为观察使，可以授他节钺，你就这样明白的告诉他。”
　　授节钺，就表明你是皇上的特使，代天行事，对臣子是莫大的殊荣。晏殊对陈尧咨说了圣上的意思，他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要回家禀明老母，不敢自作主张。陈家的家风甚严，虽然陈父已去世了，老母亲燕国夫人还在。
　　陈尧咨回到家中刚向母亲禀明这件事，燕国夫人就怒不可遏，让下人用杖责打他，斥责他道：“你们父子以文章为能事，才能在朝中成为名臣，你自己又是殿试第一，可你却想改换武职窃取高官厚禄，你令世代文章的陈氏一门蒙羞，你真忍得这样去做？”陈尧咨一再向老母解释，这么做一是为向虏使施压，二是这只是权宜之计。
　　次日上朝，陈尧咨向皇上陈述道：“臣本是一介儒生，少时曾学射艺，今蒙圣上恩赐改授武职，臣请求允许佩戴金鱼以显圣上隆恩。”金鱼服饰是文臣佩戴的饰品，陈尧咨这样请求，表明他不想放弃文职身份。真宗一想这样更好，文官能骑马射箭，更能震撼辽使，便笑着答应了他这个请求。
　　陈尧咨此人正直大度，他在栎杨县有座庄园，庄里的仆人倚仗主人在朝为官，不把当地官吏放在眼里，竟敢干预县政，不及时缴纳赋税。县里有个主簿叫张昭及，此人刚毅正直，将那个主事的庄仆抓来当庭责打了二十脊杖。庄仆告到陈尧咨，心想着主人一定会为自己做主，这个主簿不死也得扒层皮。
　　不料，陈尧咨听了不禁赞叹道：“啊，有这样的人才？张某只是一个主簿，却敢不畏权势，真是个当御史的料啊，我一定要举荐他。”派人召张昭及来京，张昭及竟然不来。
　　读者心中自明，换作以后的一些朝代，为了升官不惜耗尽家财丢尽脸面地奔走相竞，何况有朝中大官召见，还不趋之若鹜？可是张昭及并不买账，他不屑于此，此种作风真堪为后世师表！
　　陈尧咨的大哥陈尧叟死的较早，只活了五十六岁。
　　二哥陈尧佐高寿，八十一岁，他直到死前仍然头脑清醒，临终前一日还自为墓志，其中有句云：“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吾何恨哉！”福禄寿齐全，看来他对自己的一生是相当满意的。
　　陈尧佐善书法，其字笔划肥重而笔力劲健，号称“堆墨书”，极有特点。天下名山胜地，碑刻题字，多出于其笔，世上多有学他的，都写不出他的神韵。
　　一次家宴，请来很多人，饮宴之间观看伶人表演。一个伶人上到台上，手上举着一大张黑纸，又一个伶人拿着一只蘸满白粉的笔走上前来，提笔在那人的黑纸上啪啪啪啪点了四个白点。拿黑纸的伶人急道：“你干嘛弄污了我的纸？”后上台来的伶人笑道：“怎么说我弄污了你的纸，这是我送你的题字，你还不谢谢我？”那人道：“这是什么字？我没看出来。”
　　拿笔的伶人冲着台下微微一笑：“我这是‘堆墨体’的‘田’字！”
　　台下众人正看得津津有味，听了这话再一琢磨，顿时哄堂大笑，有人笑的连刚喝到嘴里的茶水都喷了出来。亲友们一齐看向陈尧佐，陈尧佐面上一红，一笑而罢。
　　试问换个朝代，对那些当大官的，谁敢开这玩笑？即便他写的字像狗爬似的，也得面不改色地竖起大拇指夸赞他是当世王羲之，并要毕恭毕敬地请他墨宝，还要心照不宣的付以重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