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

　　一颗闪着耀眼光亮的流星，拖曳着长长的尾巴，寂然无声地划过深蓝色的浩瀚夜空，完成了它作为一颗星星的光荣使命。当这颗流星以其洒脱的生命弧线向下坠落，划出一道转瞬即逝的白光的那一刻，坐在水库边上的三名知青，恰好捕捉到了这颗饱受大气层摩擦而不断燃烧着的流星。那个时候，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流星内核撕裂所产生的悲怆情绪，听到了流星即将坠入地球时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呻吟。于是他们便目不转睛地仰望着那颗快速燃烧的流星，想象着它是裹挟着怎样一种悲伤心情，裹挟着怎样一份对灿烂星河依依不舍的眷恋，万般无奈地坠向地球，最终变成地球尘埃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沙石。
　　此时此刻，那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让坐在水库边的三名知青心里，陡然生出了一份“世事无常，成往坏空”的感慨来。
　　“唉，可惜了那颗星星！”虞子俊仰天喟叹一声，接着又喃喃自语道，“……原以为它是不灭的物质，可以长久地闪烁在繁星密布的太空之中，将永恒的璀璨星光尽情释放；没想到……星星也是会死亡的，而且死得如此壮烈！像是星界中的一个甘于被万有引力给吸附到地球上的‘殉道者’。”
　　“是啊！”王冠杰说，“之前它还是夜空上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星，忽然之间就悄无声息地陨落了，变成了旷野里的一粒不起眼的沙石……”
　　“世上本就不存在永恒的物质……况且那颗流星本来就是太空中的一块陨石碎片。”刘建军说，“所以，你俩大可不必一唱一和的抒发天文情怀。”
　　王冠杰心有不服地说：“即便是一块陨石碎片，至少它在被万有引力给吸附到地球尘埃之前，它也是闪烁着璀璨光亮的……我们试想一下，也许在盘古开天地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这块陨石碎片就信马由缰地游荡在太空中了，而且当时它所释放出的光亮，可能比现在还要璀璨不知多少倍。”
　　“用不着试想，”刘建军调侃道：“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都曾各显其才，堆砌辞藻，不吝笔墨地赞美过这块陨石碎片。”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王冠杰笑着讥讽刘建军，“感觉像是经过历史考证得出来的结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刘建军笑道，“这都得益于你们两个天文爱好者的循循善诱。”
　　“建军，允许我说句拍你马屁的话。”王冠杰朝刘建军伸出一根大拇指，“说到天文方面的知识，你比我和子俊懂得多。所以你是南波万，子俊是南波兔，我是南波斯瑞。”转而又故作正经地对虞子俊说，“子俊，你感觉我的马屁拍得怎样？响不响？”
　　“响，响，响！”虞子俊忍不住笑道，“感觉我的耳鼓都快被你的马屁给震破了。”
　　“拍马屁可是有学问的，断不可以随性而为，不分场合地点，想拍哪个人的马屁就去拍哪个人的马屁。通常情况下的拍马屁，多半都是下级拍上级的马屁，老百姓拍当官的马屁，很少会有平头百姓之间互拍马屁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有，那也是他们在田间劳作的过程当中，即兴发挥的一个裤裆里拉二胡——扯蛋的游戏。无伤大雅。但无论是哪一种拍马屁，你都得要掌握其中的要领：首先你得学会察言观色，捕捉所拍之人喜欢什么，以便投其所好；揣摩所拍之人心里想些什么，懂得用怎样的言语恭维一个值得你去恭维的人……如果你把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只需浪费一点吐沫星子——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便可获得你想得到的那份利益，或者谋取个一官半职。”刘建军一本正经地说，“关键是要拍对了人，而且还要拍得准，拍得响；如果拍错了人，而且又错拍在了那个人的‘马腿’上，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平头百姓之间的拍马屁也不能拍出格——尽管是裤裆里拉二胡——也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把握好一定的分寸……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而那些擅长互拍马屁的无聊之人，没准还会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起来，继而撸胳膊挽袖子地打上一架。这样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谊，也很不利于当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刘建军拍了拍王冠杰的肩膀，微笑道，“如此说来说去，咱哥几个跟拍马屁丝毫不沾边，也都不是擅长拍马屁的人。”
　　“可惜庆义去县城了。”王冠杰说，“如果庆义跟咱一起在这儿探讨拍马屁，他肯定不会同意你说的这个观点。”
　　“你咋知道庆义的观点会跟我们不一致？”刘建军故作疑惑地问，“你是庆义的代言人？”
　　“咱们谁都不是庆义的代言人。”王冠杰笑着回答道，“可是庆义……”
　　“若论拍马屁，庆义可是精于此道。”虞子俊打断王冠杰的话，“这一点，贵堂队长最有发言权。庆义没开‘苏联嘎斯’之前，贵堂队长就经常这样挖苦他：‘妈了个巴子！丁家堡青年点里，数你小子马屁拍得响，拍得到位，拍得天花乱坠；把人拍得晕头转向，把人拍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丑的拍成了俊的，瘦子拍成了胖子，穷鬼拍成了富农，拍成了地主老财……所以，我说你吴庆义是个马屁精，一点都不屈枉你。妈了个巴子！你小子还隔三岔五吹我的喇叭，抬我的轿子，把我丁贵堂鼓吹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说我的人品如何的好，说我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水平比秦忆军还要高，说我不当大队副书记真是屈才了……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么？！你咋不说我丁贵堂的水平比唐兴业还要高，应该当个公社党委书记呢？你这个马屁精，真是狗挑门帘子——嘴上功夫太他妈的了得！我丁贵堂有几斤几两的本事，难道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么？’庆义腆着脸笑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而且很多时候，您自己身上的潜能，是被别人给激发出来的。譬如说我吴庆义。’丁贵堂朝庆义屁股踢了一脚，说：‘臭小子，你要再敢拍我丁贵堂的马屁，我就安排你去挑大粪！清理猪舍和牲口圈，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当然，庆义本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倒是把贵堂队长的挖苦话，当作是对他拍马屁的一种鼓励和鞭策，而且庆义也十分乐意接受贵堂队长对他不留情面的挖苦——这样的挖苦有什么不好么？起码说明贵堂队长眼里有他吴庆义，喜欢他头脑灵光能说会道。或许正因为如此，贵堂队长才对庆义这般正话反说呢。”
　　刘建军忍不住笑道：“说句实话，也只有贵堂队长能够降住吴庆义。”
　　王冠杰也跟着感慨道：“能把马屁吹得精益求精，也算是一种本事。”
　　“子俊，”刘建军开玩笑说，“庆义跟你传授过拍马屁的经验么？”
　　“当然传授过。”虞子俊随手拾起身边的一块石子，投向水库中央。于是平静的水面顿时就泛起了涟漪；映在水面上的半个月亮，也随之轻轻摇曳起来。“准确地说，是探讨而不是传授。庆义曾不止一次地跟我探讨过拍马屁的问题。他说：‘拍马屁有什么不好？拍马屁，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最起码的一个本能，是一门提升自我价值的语言交流艺术，是极有可能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阶梯而已。而对于那些不懂得拍马屁的人，是很难混迹于江湖的。因此，人们不该罔顾事实说话，将‘拍马屁’这三个字，盲目地不加客观分析地纳入到贬义词里，更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评价那些擅长拍马屁的人。所以‘拍马屁’应该归类于中性词或者褒义词里’。”
　　“这便是庆义的独到见解。”虞子俊说。
　　“独到个屁！”刘建军哼声笑道，“荒谬至极！”
　　“他也是习以为常了……尤其是场合、地点、人物合适的情况下，庆义总是把马屁拍的精益求精。这样一来，那些被庆义拍了马屁的人，脸上必会呈现出痛饮了半斤白酒般的酣畅神态，心里也必会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喜悦之情。”王冠杰总结道，“说到归齐，庆义很是享受拍马屁获得的成就感。”
　　“总而言之，庆义的拍马屁，跟那些真正意义上拍马屁的人不一样，是有着大相径庭的区别。所以庆义的拍马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拍马屁，而是取悦人心的一种常规行为，是展示他个人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他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乐趣。相比于那些擅长拍马屁的人，庆义的拍马屁，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无论庆义采用怎样的手段演绎拍马屁，也不可能把‘马屁’拍到最高境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屁精。”虞子俊含着微笑解释说，“所以我们应当理解他。”
　　“如此说来，我们不仅要理解他，而且更要支持和鼓励他拍马屁。”刘建军打趣道，“最好再给庆义颁发一个镶金边的‘马屁’奖……”
　　话音刚落，三个人再一次地开怀大笑起来。笑声穿透了暗淡的夜色，在水库周边萦绕开去。
　　自从刘建军和虞子俊分别当上大队干部以来，他们有段时间都没有像今晚这样敞开心怀说说话了。
　　三个人抒发了一阵天文情怀，又戏谑了一通吴庆义拍马屁的独到见解之后，便将话题扯回到了原点。
　　“子俊，”刘建军瞥了虞子俊一眼，“还是换个话题吧，我们总不能一直研究探讨拍马屁的问题……太无聊了。”
　　“是该换个话题了。”王冠杰笑道，“如果再这样继续研究和探讨下去，怕是我也会感染上拍马屁病毒，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了拍马屁的欲望和冲动，成为丁家堡青年点里拍马屁的南波兔——庆义当然是南波万了。”
　　虞子俊没有答腔，却怔怔地望着映在水面上的半个月亮愣神，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刘建军和王冠杰对他说什么。
　　一只雌性蟾蜍从他们身旁小心翼翼地爬过去，动作看起来显得有些紧张而滑稽——它在向前爬行的时候，除了不停地回头张望之外，偶尔还会因为水库堤坝凹凸不平的斜面路径猝然翻了跟头，四脚朝天地挣扎一番，再继续紧张地向前爬行——当它快要爬到水边的时候，却被另一只体型较小些的雄性蟾蜍挡住了去路。月光下，两只蟾蜍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彼此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与人类不一样的温情。它们用人类无法破译的蟾蜍家族的语言沟通交流了片刻之后，体型较小些的那只蟾蜍，便急切而又熟练地爬上那只雌性蟾蜍身上，遂用四肢将其紧紧地抱住。旋即，一雌一雄的两只蟾蜍，便迅速隐没在了夜幕之下的水的温床里，愉悦地完成它们繁衍后代的伟大使命。
　　通常情况下，虞子俊是不屑于目睹蟾蜍的交配行为——这都出自他对这类生物物种的丑陋面目所产生的厌恶情绪——尤其是看到好几只雄性蟾蜍为了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权而大打出手时，他的厌恶情绪就愈发泛滥。心想：造物主的审美观退化了还是扭曲变形了？怎会创造出这般无比丑陋的两栖动物，任其繁衍在自然界里。尽管最早发现此类生物物种的动物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蟾蜍，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只顾以各种恶毒的语言，很不友好地把它们叫做癞蛤蟆，却忽略了它的药用价值，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但不管怎么说，那只雄性蟾蜍想必早就对雌性蟾蜍有了蓄谋已久的交配渴望，并且摸清了它今晚的具体出行时间以及行动轨迹，如若不然，它又怎会在此守株待兔呢？
　　此时此刻，虞子俊心里涤荡着由蟾蜍而引发的厌恶情绪，同时又将那只雄性蟾蜍和姚春辉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就觉得那只对雌性有着蓄谋已久的交配渴望的雄性蟾蜍，其实就是姚春辉的丑恶化身。于是虞子俊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今天上午发生的那起所谓的殉情杀人案件里了。
　　案件大约发生在上午的九点多钟左右。那个时候，虞子俊正端坐在大队部办公室里，认真翻阅着双山大队二十二名地、富、反、坏、右分子们递交上来的每月一次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材料——在整个棋盘山公社，双山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人数最多。鉴于这个原因，大队副书记秦忆军便动辄提醒并告诫知青们：双山大队的阶级敌人委实太多，多的碰腿；阶级斗争形势也比其他大队更为复杂，更为严峻。当然，知青们从未切身感受到秦忆军所说的这些听起来貌似“鬼子进村扫荡”的危急情况，也从不认同大队副书记夸大其词的个人政治言论。他们为此感到很是困惑——说来也是凑巧，虞子俊当时翻阅的正是“右派”分子许芳璞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材料。在双山大队的阶级敌人队伍当中，许芳璞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右派”分子，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也颇显得优雅。因此，许芳璞也就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许芳璞是在1957年的十月中旬，也就是她的右派分子丈夫接受劳动改造的两个多月后，才被定性为右派分子，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许芳璞始终认为她这个“右派”分子当得冤枉，当得莫名其妙；但如果非要为此找出个子午卯酉，那就是因为她当时的思想觉悟低，没有认准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没有正确对待她和丈夫的原单位——安东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给她丈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正确决定；并且坚持认为她丈夫的右派分子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是“革委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抓右派的任务指标而强加给她丈夫的。所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许芳璞替她丈夫鸣冤叫屈而导致的种种无法原谅的错误行为，不仅对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还诋毁了安东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的光辉形象，从根本上蔑视了“革委会”给她丈夫定为右派分子的正确决定。这还不算，关键是她许芳璞太过偏执，不知天高地厚，不计个人后果地触碰到了“革委会”主任胡祚维领导者的尊严，以及掌握在他手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底线。
　　当时，寡言少语的许芳璞一反常态，神色凛然地踏入“革委会”办公室，当着其他几名“委员”的面，用蔑视的目光和鄙夷不屑的口吻对纺织工业局“革委会”最高领导者胡祚维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你们把我丈夫打成了右派分子，索性你胡主任就来个斩草除根，把我许芳璞也打成右派分子算了，也省得你再去迫害其他好人！”
　　许芳璞的一反常态，完全颠覆了她平日里的少言寡语。同时也让“革委会”主任万分恼火，拍着桌子斥责许芳璞：“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我还不信我胡祚维整不了你！”
　　虽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但是咬人的兔子或许从未考虑过咬人之后会有怎样一个不堪的结果。所以许芳璞必须自斟自饮自己酿下的苦酒，必须为她不识时务，如同祥林嫂一般神经质地跟单位所有的同事，跟“革委会”里所有的领导絮聒的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陈词滥调，以及为夫鸣冤叫屈的狂悖之言付出应有的代价……所以她就必须“无怨无悔”地接受夫妻二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的残酷事实，“罪有应得”地步其丈夫后尘，凄凄惨惨戚戚地加入到“右派”分子的行列中了。
　　在被定为右派分子之前，许芳璞和她丈夫林彧同在一个单位——安东市纺织工业局工作，同是单位里的两名很不起眼的普通职员，同是一对儿寡言少语，一脚踹不出个屁来；只顾埋头工作，从来不问政治的极端落后分子。然而正是具备了这种性格的人，才会一不留神掉进沟里或者坠入万丈深渊。
　　1957年盛夏的某一天，许芳璞的丈夫被打成了右派。这个身材瘦弱个头中等的知识分子，其相貌跟《钢铁是怎样炼成》里的保尔•柯察金有几分相像之处；尤其是他那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和一双忧郁的眼睛，让那些始终秉持高度革命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对他的血统产生了怀疑：无不认为林彧或许是俄罗斯人的后裔，说不准还是一名安插在安东市纺织工业局内部的“苏修”特务呢（那个时候，中苏两国关系交恶，我们把苏联称作为修正主义国家）。话虽如此，可是这位貌似俄罗斯后裔的许芳璞的丈夫，却并无半点俄罗斯人的血统，而且他的命运又与保尔•柯察金截然不同。前者是一名有着坚强革命信念，勇于冲锋陷阵的战士，后者则是一名无欲无求，且屈服于命运的懦弱的知识分子。因此，当他怀着对妻子女儿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怀着对纺织工业局“革委会”强加给他的右派分子罪名的怨愤又无奈的复杂情绪，怀着对未来人生毫无一丝寄望的颓唐心情，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不足六年却倍感温馨倍感幸福的筒子房，跟家人道别的那一刻，这个平素不善与人沟通交流，木讷的有点发呆的貌似“保尔•柯察金”的右派分子，更是嗫嚅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甚至连跟他妻子、女儿拥抱或者道一声彼此珍重的机会都没有——也许当时他的脑子猝然患上了暂时性失忆症，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了——昏昏噩噩地被单位里的几名无产阶级革命派“护送”到距离安东市八百多公里外的“二道河子”国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那个时候，许芳璞暂时还没有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右斗争浪潮，裹挟到右派分子的行列当中。
　　两个多月之后，安东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主任胡祚维终于忍无可忍地满足了许芳璞“执意”想当右派分子的强烈意愿。于是许芳璞就带着这份强烈“意愿”，带着她年幼的女儿林秋叶，带着对未来生活迷茫又困惑的复杂心情，落户棋盘山公社双山大队接受劳动改造。于是棋盘山公社双山大队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花名册里，又多了一名女右派分子。
　　然而世事难料，那位貌似保尔•柯察金的右派分子林彧，在第二年迎春花含苞待放之际，终于承受不住无时无刻盘桓在他心里的各种压力，绝望而果决地用他刮胡子的锋利刀片，切断了自己大腿内侧的动脉血管。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貌似保尔•柯察金的右派分子“畏罪自杀”的死讯，直到棋盘山地区降下了1958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才辗转传到许芳璞的耳朵里。出乎意料的是，许芳璞在获知丈夫“畏罪自杀”的时候，她的脸上并未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表情和悲恸欲绝的伤心眼泪，反倒是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仿佛这个噩耗跟她许芳璞并无任何关系。然而到了夜里，当她年幼的女儿熟睡之后，身心俱疲的许芳璞，才敢压抑着情绪啜泣了起来。她一边啜泣，一边在心里数落她自杀身亡的丈夫林彧：数落他生性懦弱，内心不够强大，不能忍辱负重；数落他为什么不能面对现实，珍惜自己的生命，耐心等待平反昭雪的那一天；数落他没有责任心，担负不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光荣使命，撇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只言片语都没有给她娘俩留下就这么不管不顾地走了。从那一夜开始，许芳璞连续失眠了三个晚上，而且三个晚上几乎都在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她的丈夫。
　　大约一个多月之后，同样也是一个降雪的日子，许芳璞又收到了一封来自二道河子国营农场的挂号信。信中的内容虽说只有寥寥的几行字，却像是丈夫的魂灵在她眼前游荡，至今挥之不去：
　　许芳璞女士，我是你丈夫林彧的pengyou，bideluoweiqi（写信人用汉语拼音注释“朋友”二字，包括他自己的名字——彼德罗维奇。他这样做，想必是经过再三考虑的）。你丈夫的骨灰，我已妥善保管，望抽空来取。节哀顺变！
　　许芳璞当时就产生出了许多的疑问：她丈夫怎么会有一个叫做彼德罗维奇的“苏修”朋友呢？丈夫的畏罪自杀，会不会跟这个“苏修”朋友有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那么，彼德罗维奇又为何“妥善保管”了右派分子的骨灰，难道他就不怕受到牵连么？除非他也是个右派分子，不然的话，谁又敢冒着政治风险，不计后果地去做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多年。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许芳璞曾有过几次想给彼德罗维奇先生写封回信的念头，也萌生过几次想要去趟二道河子国营农场，找到那位彼德罗维奇先生，把她丈夫的骨灰接回棋盘山的强烈愿望。但是出于政治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这两件事情一直拖延到现在她都无法得以完成。每每想起这些，许芳璞心里总是感到焦虑不安，总是觉得丈夫的魂灵一直都在她的身边游荡，从来都不曾离去似的。
　　总之，丈夫的骨灰，她是一定要给接回来的，但不是现在，她现在的处境依旧身不由己……许芳璞心里时常考虑着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同样也在不断咬噬她的那颗支离破碎的心，让她变得越发的郁闷，越发的沉默寡言。甚至偶尔她也萌生过几次想要自杀的念头，但是一想到女儿林秋叶，想到她将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孤苦伶仃地苟活着，许芳璞想要自杀念头，也就瞬间消散了。自此以后，这个螓首蛾眉的女右派分子，重新树立起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再也没有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所以对于右派分子许芳璞来说，尽管劳动改造的日子难以煎熬，又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最起码的尊严，但她还是默默隐忍并承受着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只不过这样一种看不到尽头，难以煎熬的日子，却让她的女儿林秋叶跟着一起承受，这让许芳璞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林秋叶却从来没有说过半句埋怨她的母亲话，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右派分子的女儿而感到自卑，或者自暴自弃（包括她后来知道了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右派分子，而且还畏罪自杀了）。然而无论怎样，右派分子女儿这一特殊身份，如同阴影一般伴随着林秋叶一天天的成长。所以除了她与生俱来的内向性格之外，或者说是从她懂事那天开始，林秋叶就谨遵了母亲的教诲：夹着尾巴做人，谨言慎行地活着。如此这般低调做人，村里的人们便以为林秋叶是个跟她母亲一样少言寡语，并且又很自卑的一个小右派分子。同时，他们也为林秋叶拥有一张跟她母亲同样漂亮的脸蛋儿而感到十分惋惜——觉得像她这样一个令人羡慕，令人妒忌的美人胚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从右派分子的肚子里爬出来，而是应该光荣地诞生在贫下中农或者有着一定级别的农村干部家庭里；幸福快乐地成长，无忧无虑地生活，风风光光地嫁人。这样一来，林秋月那张漂亮的脸蛋儿，也就有了鹤立鸡群的资本和理由；她的身价，也会因此而迅速飙升，成为棋盘山公社乃至更远一些（包括县城里的那些家庭条件相当优越的干部子弟）乡村地区青年才俊们竞相追求的结婚对象。遗憾的是，林秋叶命运不济，无缘如鹤一般骄傲地站立在“鸡群”之中引颈而鸣、展翼而舞，让那些可以与之匹配的雄性们竞相追逐。所以像她这样一个身份卑贱的美人胚子，只能谨言慎行地在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在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渊薮中，忍受着空前绝后的政治“气候”给她造成的人格伤害；只能被某些浑身膨胀着罪恶的荷尔蒙雄性激素，眼里射出极具穿透力的淫邪目光的好色之徒所意淫，使得这一类好色之徒在意淫“美人胚子”的过程当中获得些许生理上的快感……
　　虞子俊看完许芳璞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材料，正准备继续翻阅另一名四类分子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材料时，忽闻有人推开办公室的门，慌里慌张地闯进来。
　　虞子俊抬头一看，原来是双山生产队的“五保户”、年逾六旬的老汉铁拐李。（老汉跛脚，手里经常拄着一根花椒树棍四处闲逛。又因老汉姓李，所以村民们便给他起了一个铁拐李的绰号。）
　　“虞……主任！”铁拐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出……出人命啦！”
　　“你说啥？”虞子俊呼地一下站起身，两眼紧盯着铁拐李那张沧桑而又惊慌失措的老脸，急切地问道，“出人命啦？在哪儿出的人命？”
　　“西沟……”铁拐李咽了一下口水，紧张地回答道，“一男一女两个人。你……赶紧过去瞅一眼吧虞主任！”
　　“你有没有看清楚死的那两个人是谁？”虞子俊接着追问道，“案发现场有没有其他人？”
　　“案发现场？”铁拐李疑惑地看着虞子俊，“啥叫案发现场？”
　　“就是你发现死人的那个地方！”虞子俊解释道。
　　“你这样说，俺就明白了。”铁拐李又咽了一下口水，一板一眼地回答道，“但是俺老李头绝对没看见有其他人在你说的那个什么案发现场。”铁拐李或许从来没有说出这么长的一句话，因此当他说完这句话后，感觉就像是一个哮喘病人似的急促地喘息起来。待他喘息的速度稍微舒缓之后，铁拐李又接着回答道，“俺当时……差点没吓破了胆，哪里还敢往前靠啊。所以俺就没能看清那两个死人长得啥模样……”
　　铁拐李原本想告诉虞子俊一个重要细节：那个女的下半身是赤裸着的，私处显露无遗；那个男的吊死在旁边的一棵山槐树的树杈上，半截发紫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但他一想到自己有意或者无意目睹了那具女尸的私处以及白白的屁股，铁拐李就觉得自己很缺德、很无耻，跟社会上的那些流氓混混没啥区别；就觉得如果他把这个“重要细节”说给虞主任听，想必虞主任也会认为他老李头很缺德、很无耻，活脱脱的一个老不正经，因此还是绝口不提的好。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铁拐李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干部——因为只有干部，才会使用这种“肯定式”的语言。如果追根溯源，这句话无疑是大队副书记秦忆军惯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现如今，秦忆军的这句口头禅，早已被双山大队广大革命群众广泛使用。所以，当铁拐李跟大队治保主任反映完他一生当中发现的最重要、也最值得表扬的一个情况时，顿时就有了一种立了大功的感觉；包括他那两只浑浊的、睫毛上沾着眼屎的眼睛，似乎也在为他立下的功劳而射出两道踌躇满志的光。
　　可是，一场突发的命案，让虞子俊没有心思听完铁拐李余下那几句无关紧要的啰嗦话，更是忽略了铁拐李眼里射出的踌躇满志的光；他此刻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给公社人保组打个电话，把情况汇报给于震江。然而越是着急，电话越是打不通。于是虞子俊就不断地摇动着那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不断地举起话筒“喂喂喂”地喊着。如此这般反复地摇动电话机手柄，反复地举起话筒，但听筒里却始终传来令人沮丧的“嘟嘟嘟”的忙音。这样一来，虞子俊更是感觉心急如焚，恨不能把那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摔在地上。
　　“哪个混蛋在占用电话线！”虞子俊嘴里咕哝着。
　　“虞主任，”铁拐李以为虞子俊问他，还有没有遗漏掉的情况，于是就将秦副书记惯常使用的那句口头禅又重复了一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知道了！”虞子俊神色显得有些凝重。
　　“俺能帮上忙么？”铁拐李希望虞主任能够给他安排一个差事。
　　“你家里没别的事情？”虞子俊问道。
　　“俺能有啥事？”铁拐李抬手擦去粘在眼睫毛上的眼屎，“俺是个‘五保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那好吧，”虞子俊思忖片刻后说，“你现在立马就去西沟。记住，路上如果遇见人，千万别把事情给声张出去，免得大伙儿都跑去围观，破坏了案发现场……我随后就赶过去！”
　　“虞主任尽管放心，”铁拐李貌似认真地回答说，“俺嘴紧得很，就算把俺抓进国民党的监狱里，俺老李头也都不会透露给他们半个字。”
　　铁拐李走后不久，虞子俊终于接通了公社人保组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