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总部频频开会议 反复研讨新方针

　　上一章正说到，国军处处受到红军的袭击，但是又看不到一个红军，真是没有办法。但是麻烦又接踵而至。部队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开始吃晚饭，此时天黑下来了，士兵们正凭借火光吃晚饭，忽然村子外面某处响起激烈的枪声，士兵们立刻放下饭碗拿起枪向村子外面冲去，士兵们知道这里是师部，是赤匪奇袭的重点目标。但是枪声很快停下来了，经过一段时间，枪声再也没有出现，于是士兵们都惴惴不安地走回村子吃饭，师部传下命令：加强岗哨，轮流守夜，做到睡觉不脱衣服，枪不离枕头，随时投入战斗。
　　但是到了半夜，激烈的枪声又响起来，刚刚进入梦乡的国军士兵都一跃而起，端着枪冲出村子。但是枪声很快又停下来了，国军士兵不敢马上回去睡觉，直到天亮的时候才逐步撤回村子小憩。
　　就这样，国军被折腾得日夜不得安宁。白天挨冷枪、晚上受惊吓，两眼一抹黑，肚子咕咕叫。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如临大敌，生怕神出鬼没的赤匪悄没声息地从眼皮子底下冒了出来。虽说连一场有点规模的仗也没打上，却已经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只叹自家祖上不积德，摊上这么个要命差事。
　　国军为了尽快与红军决战，在苏区像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闯，被苏区的地方武装折腾得日夜不得安宁，弄得身心疲惫，苦不堪言。
　　再说红军方面。早在一月十五日，就组建了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项英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此撤销，毛咏芝由前委总书记改任中央局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
　　项英，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武昌县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森批组织。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零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
　　四月初，任弼时、王嘉祥、顾作霖三位中央代表也受中央派遣赶来同项英会合，参与对中央苏区的领导。由于这几位同志以后还要写到，故而这里首先对他们几位做一点介绍。
　　任弼时，一九二二年初加入中国森批组织。一九二七年七月任第四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了“八七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王嘉祥，安徽省泾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十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森批组织。一九三零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反“围剿”战斗。
　　顾作霖，原名冬荣，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奠基者。一九零八年出生于江苏嘉定，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任中共江浙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顾作霖、马禹夫等率领浦东工作起义队伍，首先冲到第四区警察署，缴获了二十多支长短枪和弹药。并乘胜前进又攻占了几个警察所和第三区警察署。作战中，顾作霖身先士卒，勇敢果断，显示了他卓越组织领导才干。四一二以后，顾作霖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不久，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派他赴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他与其他委员一起，迅速恢复了团中央与山东省委的联系。他们又分赴各地，大力进行各地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顾作霖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后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后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零年七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顾作霖是长江局领导成员之一，曾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不久，他奉命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三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列宁团校校长。
　　项英则是有名的工运领袖，曾经在苏联深造，斯大林还给他赠送了一把手枪。
　　任弼时、王嘉祥、顾作霖、项英几位同志都是中央派到苏区参与领导反围剿战斗的。
　　四月十七日，毛政委和朱总司令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陂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
　　早在中央代表团到达前的三月下旬，担任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在宁都的黄陂曾主持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青塘会议可以说是黄陂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刚刚到达的几位领导认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朱总司令和毛政委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以少胜多，打破第二次“围剿”的。并提出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几位新来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朱总司令和毛政委的意见占了上风。
　　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大多数同志认为，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一些同志提出的策略是“分兵退敌”。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项英则提出用“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项英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派来的“三人代表团”成员任弼时、王嘉祥、顾作霖的的支持，而毛政委、朱总司令、叶剑英、林俊等人则认为应该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击败敌人。
　　朱总司令则支持毛政委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军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争来争去，双方一度争执不下，难下结论。毛政委一看不行，军情紧急，哪有时间在这里磨磨蹭蹭。他当即建议，召开扩大会议，把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全给扩进来，听取同志们的意见。
　　次日，毛政委请来红军各部队领导二十余人出席会议，迫使项英采纳他的观点，决定以五路军为目标，对围剿军实施横扫。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由于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政委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一众红军将领全都支持他。最终，毛政委和朱总司令的意见得到通过。大家都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当时国军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呢？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政委则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一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基础都好。朱总司令同意毛政委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要知道毛政委和朱总司令为什么主张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请看下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