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访（上）

　　那段日子，陶达一直在金城做着工地。这些年他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看上去活儿倒是不少，忙忙碌碌一年下来，除了欠账赚不到几个钱。他性格绵柔，跟别人讨账毫无成色，而跟他要债的人却是毫不客气，轻则谩骂，重则大打出手，经常把他打个乌眼青。过年过节更甚，大批的人堵着他家的门口，吓得他不敢回家过节。陶达每天像做贼一样躲在金城不敢回家，他做生意做到这个份上，真有道不尽的苦衷。
　　“兄弟，我这辈子就毁在金城这座城市了，乱七八糟加起来欠了我将近五百万，却又没人给，如今有家都不能回。”陶达搓着头皮懊恼地说道。
　　“该要就要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样讨账可真不行！”我安慰着他。
　　“兄弟，你哥就这么个脾气，硬不起来啊！”陶达叹了口气。
　　“咬咬牙把这个年捱过去，明年咱俩一起做工程，一定搞出个名堂来。”
　　“行！就这么定了。”陶达非常相信我的能力。他之所以如此信任我，是因为去年发生的两桩事儿。
　　第一桩事儿发生在那年春天。陶达在金城开发区承揽了顺河路的铺装工程，看上去活不小，我想承包他的人工，便对他说明了来意。
　　陶达面露难色，说施工这一块儿已经全部承包给了当地的一个姓刘的工头，如今再让我横插进去他不好说话。听他这么说，我便不再勉强，起身告辞。刚走到门口却被他喊住了。他说：“看在咱俩的交情上，这事儿怎么着也得帮你，你做路南那一块的铺装，路北留给老刘，这件事儿我跟老刘交涉。”
　　第二天我的工头就带人去了工地，我安排好了一切就离开了。我刚刚离开工地，就收到了工头的电话。工头在电话里语气急躁地说：“你前脚刚走，随后就来了一帮人闹事，把咱们的工人都打跑了。”我慌忙又返回工地，见工头一个人站在路边等我，他带着的那些工人都没了踪影。我问明了情况，盯着工头问道：“他们来闹事儿，你怎么不打110？”
　　工头说：“陶经理打110了，为此他还挨了揍呢！现在都在派出所待着呢！”
　　我又迅速去了开发区派出所。派出所一个姓杨的政委负责处理这件事儿。陶达正坐在杨政委的对面叙述着当时的情况。我盯着杨政委问道：“打人的那帮人呢？”
　　杨政委抬头看了看我，反问：“你是谁？”
　　我回道：“我是领工的队长。”
　　杨政委应了一声，轻描淡写地说道：“打人的那些人跑了，都没抓住。”
　　我突然横了起来：“打人的人没抓住，你把受害方抓在这里做什么？没抓住？你们是不是想推卸责任？”
　　杨政委显然也很生气，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就推卸责任了？”
　　我振振有词地回道：“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保护一方平安吗？金城正在大力创建平安城市，这个时候开发区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觉得你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马上去一趟市政府，把我们今天的遭遇反映给市委领导，开发区黑社会横行，打了人可以逍遥法外……”
　　杨政委一直默默听着，脸色却慢慢变了。他强堆出一丝笑容，看着我说道：“这位同志不要这么说嘛！我们明天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你们先回去，等消息！”
　　第二天上午，我就接到了开发区派出所的电话，说打人者都抓住了，让我们过去处理问题。
　　第二桩事儿发生在当年年底。腊月二十八，陶达早早来到了我家。今年他给我供了不少材料，他是来收账的。那年我的欠款收得并不好，快过年了也没要得一分钱。我说：“陶经理，今年怕是给不了你钱了。”他听了急得跳了起来，说：“当初我帮了你，你不能不帮我，如今材料厂的老板们催着我要账，都堵在我家门口，声称不给钱就让我过不了年，我现在是连家都不敢回去，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陶达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刻也坐不住了，来回踱着步子，他脚上穿的那双鲜红的运动鞋晃得我有些眼晕。
　　陶达死缠硬泡，我只能唉声叹气。其实，我已经尽力了。前几天我刚刚去市工建局讨要了一笔账，工建局还欠着我三十万元钱。按照合同约定，我琢磨着年底怎么着也能拿到二十万，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最初的期望只是个幻想，工建局的拨款计划是尾欠的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我只拿到了一万五千块钱。
　　拨款大厅里一片叫骂声，叫骂的最厉害的一个中年汉子，他同样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工程款。他当时就叫嚣着给工建局的拨款计划算了一笔账：一年拨付尾欠的百分之五，按照这个拨款方式，一百年也拨不完。我仔细一算，果然如此，也忍不住恨恨地骂了一句：狗日的，怎么这么油！政府单位也没诚信。骂归骂，一万五千块钱也是钱，这点儿钱虽然连工费都付不了，过年买点儿腥货响货总是够了，于是，我跑到城西去复印身份证，又跑到城东去开税务发票，再回到拨款大厅排队，挤了整整一天，饭都没吃一口，挤得口吐酸水，终于拿到了那些钱。
　　拿到了那些钱我并没感到多少欣慰，反而觉得头昏脑胀，突然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是希望破灭之后身体虚脱的一种正常反应。做了这些年的工程，我已经习惯了在年底大病一场。我咬着牙提醒着自己绝不能病倒，因为还有一个未破灭的希望等着我这几天去操作，那就是远达公司尚且未支付的工程款。
　　然而，都等到年二十八了，我还没等到远达公司的拨款电话。我却一直等着，我坚信远达公司会打电话通知我去拿钱，就像市工建局的做法一样。
　　工建局的那帮“人精”真是油到家了，虽然每年施舍给施工队很少一部分钱，但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五，财务部的女同志总会准时地给欠款户打个电话，操着标准的普通话柔声细语：“喂？你是×××吗？请你于阳历的1月15号到市工建局财务部领取欠款，过期不候……”等你反应过来想问她点儿什么，她早就挂断了电话，整个通话程序就像是早就安排好的电话录音。
　　工建局的这种做法让那些欠款户不痛不痒，然而远达公司显然没有他们这样的高智商，我一直等到腊月二十八也没等到他们的电话，我有些坐不住了。在陶达的逼迫下，我当时就心里窝火，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吼了一句：“走！咱们过去看看！”
　　我和陶达到了远达公司才发现，公司早在昨天就放年假了，工程拨款截止到昨天下午。当时的我目瞪口呆，什么？拨款结束了？怎么没人通知我？我气愤地跑上楼梯，可巧的是，正遇到肖治迎面走过来。
　　肖治是远达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我今年做的路面铺装工程，正是他的项目部欠着我将近五十万的工程尾欠。
　　“肖经理，公司拨款你怎么不通知我？”我硬生生问了一句。
　　肖治一副笑眯眯的表情，回道：“钱经理，还用通知你吗？我早就给你预留好了。”他说着，拉开夹在胳膊里的黑皮包，从里面抽出一沓百元大钞，朝着我一伸，“喏！五千，拿着吧！”
　　“五千？按照合同，你至少还得给我三十万啊！”我语气仍然硬邦邦的。
　　“什么合同！就这五千，你要不要？不要我收起来了哈！”肖治说着，就欲把钱装进黑皮包。
　　不单单是我失望透顶，就连站在我身后的陶达也傻了眼。他就等着拿着我给他的钱回老家打发那帮催账户呢！没想到就给五千块，五千块能做什么啊？能够回家的路费？陶达这样想着，低声嘀咕了一句：“钱经理，你看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跟我走！”我愤愤地叫了一声，转身走了。陶达紧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俩迅速下了楼梯。肖治还站在过道走廊里，一脸的懵神儿，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开车拉着陶达去了我的仓库，装了大锤、镐头之类的施工用具，驱车直奔工地而去。到了那里，我挥着镐头就开始抠人行道上的石板，接连抠了几块，扭头盯着陶达说：“你傻站着干啥？快干活啊！”
　　“你这是干吗啊？”陶达疑惑地问了一句。
　　“他们不给我钱，我也没钱给你，把板材抠出来，你拉回去就是了。”我一边挥着镐头，一边回道。
　　陶达有些担心，声音小小地问道：“钱经理，咱们这么做，是不是违法啊？”
　　“违个屁法，他们不给钱还有理啦！你怕啥？怕警察？行！我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叫他们保护着咱们抠石板！”我说着，停止了手里的活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110。我对着手机大声叫嚣：“喂！110吗？我们在某某某处抠石头，快过来帮忙……”
　　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赶到了现场，警察问明了情况，朝着我一瞪眼：“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扰乱社会治安？我看你是在外面过舒服了，是不是想进去过年？”
　　我比他还横：“进去就进去，谁怕谁啊？你少吓唬我，我又不是没进去过，进去了还舒服了，没人跟我讨账了。走走走，快把我弄进去吧！”我说着就往警车里钻，钻进去了身子，又把脑袋探出车门，望着站在原地未动的三个警察说道，“胡书记都说民工工资不能拖欠，是胡书记叫我来给工人讨要工资的，你们谁把我弄进去了，谁要给我一个说法。”
　　三个警察面面相觑，心里琢磨着，这是遇到了一块茅坑里的石头，既臭又硬的主儿。
　　这家伙拿着国家主席吓唬人，三个警察也不知该怎么办了，一时间处境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建设局的领导赶到了现场，问明了情况，即刻给远达公司的赵总打了电话。
　　十五分钟后，赵总赶到了现场。他把我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说：“钱经理，你要多少钱给你就是了，千万别再闹事了。”当时我就觉得满腹委屈，说：“大过年的我哪里想闹什么事儿！只是你们的那个项目部经理也太不像话了，才给我五千块钱，工人费都支付不下去，叫我这个年怎么过？”不管怎么样，我当天下午就到远达公司财务部拿到了三十万元的工程欠款，也按照比例给付了陶达十二万元的材料款。陶达朝着我伸伸大拇指，赞许了一句：“兄弟！你可真有办法，我就服你。”我苦笑了一下，没搭话。陶达继续说道，“这年头出来做工地，不玩点儿硬的、横的可真不行。”我看着他回道：“好了，拿到钱了，快回家过年吧！”陶达点点头，夹着公文包向门外走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明天我就去要钱，他们不给我钱，我就跳楼！”
　　陶达最终从我这里拿到了十二万的欠款，但他拿到钱并没有多少兴奋，因为这些钱对他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陶达今年给清华小区做的石材外墙干挂，欠着他将近六百万，年底分文不付。我欠他的这几个小钱儿，和这个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腊月三十的下午，那年的最后一天。我到附近的水产市场买了一些肉和蔬菜，驱车往回走。刚进了小区，见一栋高层楼的楼底下围了一大群人。我便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窗玻璃瞭望。
　　楼底下站着的所有人都保持着昂首朝天的姿势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把脑袋探出窗外，往高处望去，见十几层高的大厦顶端坐着一个人的身影，由这里望过去，那个人显得很小，根本就分不清男女。那人坐在楼檐的边沿儿，双腿耷拉在楼墙上，看上去随时都会摔落下来。我凝神打量，似乎看到了一抹红，那点儿红映着太阳，闪着点点光亮。
　　看来，真的是有人要跳楼。
　　我也想停车看看热闹，找了一处停车位刚刚把车停好，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是我老婆打来的电话，说紧等着我买的佐料调肉馅，要我尽快回家。我便打消了看热闹的打算，将已经拔出来的车钥匙重新插进钥匙孔，准备开车回家。
　　就在我将车子发动起来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蓦然间响起了一个声音：“明天我就要钱去，他们不给我，我就跳楼！”这个声音就在耳畔，清晰可辨，而且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这句话是谁说出来的。我下意识地按下了玻璃升降器的开关，半眯着眼睛紧紧盯着楼顶上坐着的那个人，仔细打量。我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那个人，越看越像是陶达。不是像，就是。这个混小子，果然来跳楼了。
　　我猛地拔下车钥匙，关了车门，迅速向着现场跑去，连车警报器都忘了锁。
　　我跑到楼底那堆看热闹的人群里昂头观望，这个位置望上去，更看不清坐在楼顶那个人的面目了，只能看到他垂荡在楼体上的一双脚。那双脚穿着一双红色的运动鞋，看上去颇为醒目；看着那双鞋子，我第一时间想起了陶达。
　　警察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有个警察高昂着脑袋举着高音喇叭开始喊话：“楼顶上的人听着，请你不要冲动，有什么事情请下来协商解决，你这么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许久，楼上传下来一个声音：“我要钱，我要我该得的钱……”我听得很真切，那就是陶达的声音。
　　我身侧站着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妇女，高昂着脑袋嗑着瓜子瞟着楼顶上的动静，不屑地说：“都等了一个上午了，脖子都酸了，到底跳不跳啊！”她的身侧站着一个同样造型嗑着瓜子的年轻女子，嬉笑着回道：“再坚持五分钟，没戏了咱们就走！”我用愤恨、鄙夷的目光瞅着这两个女人，没好气地说道：“你俩怎么这么说话？还是人吗？”中年妇女瞪了瞪我：“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要你多管闲事？呸呸呸！”我狠劲儿瞪着她，要是依着我原来的脾性，真想冲过去扇她两耳光，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冲动了。那一刻，我觉得眼前的这两个女人如此地丑陋，令人恶心。
　　既而，围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让我有了这种感觉，也包括场子中间的那些警察。正当我愣愣出神的当隙，蓦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那阵风来得很突然，把我的身子吹得晃了晃。现场的人群突然躁动起来，同时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叫，我下意识地抬头观望——陶达从楼顶摔下来了。
　　他的身子像一只断了线的纸鹞在空中翻着跟头，看上去娇小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短短六七秒钟的时间，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砰”声。
　　我紧紧闭上了眼睛。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眼角湿漉漉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泪了，还是刚才突起的大风吹的。我的身子被躁动的人群推搡得歪歪扭扭，几近摔倒，耳畔不断回旋着那声“砰”声，脑海里不断闪现着千奇百怪的画面。那声“砰”声很清脆，干净利落，或是陶达的脑壳炸开的声音，像从高处摔落了一个熟透的西瓜，瞬息间就四分五裂，烂碎成一滩烂泥。警察开始高喊：“都退后，不许靠前，嗨！那个人，你干吗？把手机收起来，不许拍照！”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睁开了眼睛，向着那个位置望过去。隔了太多的人，我看不太清楚，但从密仄的腿缝里能看到，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蹲在陶达的身侧。陶达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脚上穿着的大红色的运动鞋分外醒目。
　　我抬头望，见陶达刚才坐着的位置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借着楼顶无遮无拦的阳光的辉照，能看得出来那两个小小的身影是两个警察。看来，警察也想救他。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有人在下面喊话吸引陶达的注意力，有人已经偷偷摸上楼顶伺机营救，只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
　　此刻，我心里升腾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我觉得自己对不起陶达，如果不是我前天领着他打了那场“漂亮仗”，他也不会生出这么极端的想法——跳楼讨债，如此，也就不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可他怎么知道，我并没有把打那场胜仗的点睛之处告诉他，只是打个110扒个石板，远达公司又怎么会把钱款给我呢？其实，我打的是一场有备之战。
　　远达公司毕竟是大公司，遇到恶意讨债的事很正常，处理这样的应急事件也很有一套。所以，他们并不怕我做什么极端的事儿。那么，他们怎么会乖乖把钱给了我呢？究其原因，还是建设局的大领导亲自去现场处理这件事儿，他们害怕大领导。我能把大领导“请”到现场，说起来并不容易，这一切还要源自于我的那一番运筹。
　　我并没有请他们，我也请不动他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没有利益来往，建设局的人没人听我的调遣支派。我苦苦思索着如何讨回这笔钱，决定用蛮横之策讨债。好在我有建设局局长的手机号码，当夜我就编写好了一则短信，大体的意思就是，我正在某某工地扒石板，原因就是远达公司不按照合同支付欠款，请局长大人协调。那天我领着陶达扒石板的时候，我就把这条短信给大领导发了出去。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没想到，十五分钟后，建设局的副局长就赶到了工地，看来，王局长是重视我这条短信了，而且还特别重视，不然他们就不会这么雷厉风行。
　　王局长为何会这么重视这件事儿？官做得越大的人越是胆小怕事。谁也不想年底了有人闹事，闹大了就会牵扯到自己的政绩。我的蛮横之举切切实实地打到了大领导的软肋。
　　陶达并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这家伙只是傻傻愣愣地爬到楼顶上恐吓讨债，没有抓住智慧讨债的精髓，最终落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我此刻的心情特别纠结，甚至有些自责，我应该帮着陶达想一个讨债的好办法，起码把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告诉他，让那个傻痴的家伙有所借鉴，也不会枉送了性命。我觉得自己欠了他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