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访（下）

　　我正想着的时候，身边的人群又是一阵骚动，我脚步踉跄几乎摔倒，脑袋同时清醒过来。我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向着楼梯口望去，两个警察押着一个人走了出来，被押着的人正是陶达。陶达没死，刚才的一幕只是我的幻觉。最近我是怎么啦？经常出现这样的幻觉，就跟真实发生的一样。陶达“跳楼讨账”的戏没唱好，最终，警察以“扰乱社会秩序”把他拘留了十五天。
　　转年正月十五，陶达终究是返回到了金城。灰头土脸的，一脸沮丧。不过是半月的工夫，他整个人看上去瘦了一圈儿。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是平平安安地熬过了这个年，人好好的，没被讨债的砸死，这要感谢警察。正是因为他被关进了看守所，他才过了一个清静年。
　　只要人不死，就得努力活着；只要活着，就得干事。再苦再难也要硬着头皮干下去。不干是等死，干着是找死，有时候找死不一定会死，而等死却是必死无疑。
　　当夜，陶达住在了一家旅社。第二天一早，我拉着他去了银城。我们并没有准确的目标，只是围着城郊瞎转悠，看见正在施工的大楼就过去询问，问有没有外墙装饰的活儿。转来转去，瞎猫碰见了个死耗子，还真让我们联系了一处工地——蓝天汽修厂的办公大楼。
　　我和陶达走进工地指挥部，一个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接待了我们。那个男人浓眉大眼，看上去面相憨厚。经过多次交涉，在我的努力下，中年男人终于和陶达签订了工程合同。我看合同署名，才知道那个中年男子姓管。我之所以让陶达签订合同，是觉得他在这一方面是专家。那时候，我一直做着道路铺装工程，毕竟刚刚接触外墙装饰这一块儿。
　　合同签了，陶达核算了一下工程量，约计工程款七十多万元。他便安排厂子加工石材，人员进入工地开始施工。一个月过去了，外墙龙骨全部打完，石材挂了一半，而甲方只给了他十万块钱，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已经欠他将近三十万。陶达实在垫付不起资金了，便跟我商量：“兄弟，他们也不按合同办事啊！咱们给他们停工吧？”
　　干了这些年工地，我已经干出了经验。我给工程合同下了个定义，所谓的合同，对于那些没有道德修养，或者说对于当今社会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合理诈骗钱财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
　　陶达提到停工，我也表示赞同。我有种预感，这家汽修厂的老板绝对不是什么好货色，虽然大老板一直藏着没有露面，但他肯定在幕后一直操控着这件事儿，时刻准备着敲诈讹人。
　　我觉得只要一停工，那个幕后老板肯定会跳出来处理这件事情。果然，停工不到一星期，幕后大老板出来了，这家伙姓王，长得矮矮胖胖，四十多岁的年纪，一脸凶相。
　　事后我才打听到这个王经理的发迹史。他本来在东环路开着一家小型汽修厂，因为与交警队的领导关系甚好，便揽了个好差事。只要是在银城境内出车祸的车辆，一律拖到他的汽修厂维修，他不但收取高昂的拖车费，而且只要是外地的车辆，他就狠狠宰一笔维修费。如此短短几年，他就发了财，在开发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了新的厂房和办公大楼。
　　王经理终于露面了，露面就杀了个下马威，他对我和陶达毫不客气，见了面照着我的脑袋就是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王八犊子，敢给我停工，不想活了。”然后又指着陶达威胁恐吓，“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把活儿给我干完了，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说完，气呼呼地开车走了。
　　王经理的这次粗暴出手让我明白，这是遇到不讲理的痞子了，那一刻我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跟这个王八蛋斗到底。
　　“怎么办？兄弟！”陶达见我也挨了一巴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哭丧着脸问道。
　　“干。”我咬了咬牙，“边干边跟他要钱，干完了再说。”
　　我很明白，假如现在撂脚子跑了，已经投入的钱就别想讨要回一分，如果咬牙干到底，越投入欠款越多，风险可能就越大。陶达听从了我的建议，决定把工程继续做下去。
　　九月份中旬，办公大楼的工程终于做完了。陶达一共拿到了十七万元的工程款。而此时，他们已经欠了他五十多万。陶达联系项目部收工程量，搞结算单。忙活了一个多月，结算单终于出来了，扣除石材色差罚款，刨除工程延期罚款，最后结算的结果是：陶达倒找二十七万元。也就是说，陶达这个工地不但白干，他还要把王经理给他的十七万元如数返还，而且还要从家里倒贴十万元。
　　陶达把这张结算单递到我手里，他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我把结算单浏览了一番，盯着陶达呵斥了一声：“哭什么？跟我走！”随即驱车载着他向市里开去。
　　我很明白，对付这样的正统痞子不走歪门邪道绝对行不通。法院起诉必输无疑，即使赢了官司也是输了钱；找当地的黑社会讨账，他们蛇鼠一窝，肯定会联合好了对付人；所谓的上访更是没用，公费上访政府单位还应接不暇，谁会重视这样的工程大承包？
　　思来想去，我决定打一份书面材料，逐级上访。那份书面材料我写得很入骨，用词颇为犀利，先是大体阐述了工程发展的经过，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银城也是千年文化古城，共产党执政的天下，怎么会黑社会横行？干了活不但不给钱，还要倒贴钱的这种可笑的事儿能在这个城市发生，足以洞察这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多么恶劣，即使国民党统治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敬请大领导查实，协调。
　　拿着这份书面材料，我拉着陶达先去了开发区政府。政府领导没人管，一竿子把我们打到市政府。这个时候，我探明了一桩事情，那个负责签合同的管经理是王经理的舅舅，在市税务局上班。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管经理属于政府人员，这件事就好办多了。
　　我即刻去了税务局，税务局稽查科的一个张主任接见了我们。张主任看完材料很是惊讶，满口答应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情，一定好好处理那个姓管的。
　　我并没有就此罢手，拉着陶达又去了市政府，直接进了大院，拿着材料找市委书记。被一个姓刘的办公室主任拦截下来，刘主任把我们让进一楼办公室。陶达刚进了屋，“噗通”一声就给刘主任跪下了，嘴里口口声声喊着：“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啊！”开始哭诉这件事情的经过。刘主任答应一定给他们协调这件事情，马上就办。
　　我双管齐下，王经理他们显然已经招架不住了。首先服软的是管经理，某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语气非常和气，请求我们不要再继续闹事儿。我只是推说并不知情，答应他即刻给陶达打电话，让他放弃上访。
　　王经理也坐不住了，打电话要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处理此事。第二天，我俩一起去了王经理的办公室。王经理正坐在厨房里喝着一碗粥，我朝着他的背影打了一声招呼：“王经理，你好啊！”
　　王经理头都没回，继续把那碗粥汤喝完，语调沉沉地说了一句：“走吧！跟我上楼。”随即出了厨房，向着北边的办公楼走去。三个人在办公室就座，王经理泡了一壶茶，一边斟茶一边和我们聊着天，语气从没有过的平和。喝了一通茶水，王经理转身从身后的书橱里拿出一份材料拍到茶几上，意味深长地说：“也不知道谁起草的这份上访材料，我看了，这个人绝对好文采。”
　　我咂巴着茶水，没回话。
　　“出来混，要嘠伙伙计，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背后搞人，可真不是男人所为。”王经理又说了一句。
　　我仍然没说话，但我却暗暗地骂，嘠伙伙计？堂而皇之地坑人就是嘠伙伙计了？出来混，人在做天在看，坑蒙拐骗，心狠手辣，必定不会有好下场，必定会遭到报应的。
　　不管怎么样，陶达还是拿到了这个工程的成本费，虽然他白搭了一年的工夫，总算没赔个血本无归。
　　我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几年，终究是认识了一帮这方面的朋友。那年夏天，我接手了河坝改造项目工程，不过承包的仍然是轻工。安装工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大项目，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垫付，每天三四十号人在工地干活，一天一付的工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跟甲方商量工费能否日结，甲方的项目部刘经理很生气，说：“哪有这样的事情，你的活儿干得再好，也得等着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再结算工资。我把钱给你了，倘若出现质量问题，我们找谁去？”我无奈，解释说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可自己实在没有钱垫付，求刘经理帮帮忙。几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约定，刘经理每天结算工人工费，我的钱先压着，双方还当时签了一份草拟合同。
　　我卖命地指挥着这帮工人施工，由于工人们都是新手，稍微分神那帮人就会出质量问题，我寸步不离。三天下来，我口干舌燥，身体更是累得虚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一个人想干点儿事可真他妈的难啊！我对这句话有了一种入木三分的切身体会。这样干到第三天，刘经理决定不再履行合同，他认为我的活儿根本就不达标，每天付出去的工费也很有可能是打了水漂儿。听到刘经理的这些话，当时的我真是从心底舒了一口气，不干就不干了吧！这活儿做得也太累了。况且我非常明白，做工地工资日结根本就不合乎市场规矩，这样的合作也不会长久，所以这一天必定会来，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那么，工程行业的规矩是什么呢？口头协议，或者合同一签，施工方就得进入工地开始施工，材料、工费垫付进去之后，干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跟甲方协商要钱。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钱款的甲方在这个社会上是凤毛麟角，一般会象征性地给点儿钱，催促施工方继续干活，说工期紧，尽快施工才是紧要之事。这时候的施工方都已经垫付进去不少钱，一般都是左右为难，不干吧！已经投资了不少；干吧！越投越多。
　　有很多人选择宁可瞎了那些钱，一走了之；还有一些胆大的咬着牙继续干。干完了，干好了，验收了，欠款报到财务了，施工方便理直气壮地去要钱，甲方也会理直气壮地说没钱，让他等等。等一年如此，等两年如是，等了十几年，欠款终于讨来了，细细核算，所赚的利润都他妈的不够垫付资金的利息钱，所以工程界的朋友聚在一起诉苦衷，所说的十有八九大抵如此。
　　我决定退出河坝改造工程，我美好的赚钱梦在那一刻也破灭了。万事想得简单，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从河坝南边慢吞吞开过来一辆白色的江铃半截斗车。那辆车很破旧，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扭捏作态，像个走路故意扭着尻子的风骚女人，惹起一路尘烟。白车在我身边停下了，车门打开，下来了一个壮汉，朝着我呲牙咧嘴地笑。我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站起身子打了声招呼：“何沈？”随即迈开步子迎了过去。果然是何沈。
　　在看守所待着的时候，我知道何沈是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了两年半刑期，看样子他是出来了。虽然我们俩都在这个弹丸小城混迹，但却从来没遇到过。如今狱友重逢，我俩自是欣喜不已。
　　我打量着他开的这辆交通工具，断定他也是没混明白，不然，依着他张扬的性格绝不会开着这么一辆破车出门招摇。不过，何沈在婚姻的问题上显然比我要场面，他释放出狱之后迅速与那个一直等着他的女人结了婚，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盯着我问道。我便对他说起了在这里做工地的事儿，也说了自己当下遇到的一些难处。他似乎很感兴趣，说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做，共同赚钱。看来，他也在苦苦寻找赚钱的门路，日子过得并不舒畅。
　　我当然希望能和他一起做，这些年的工程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工程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能不能要上账，要上账就赚钱，要不上账就赔本。这个行业实际上就是痞子行业，只要是耍横充愣的痞子，做这个行当绝对赚钱，而且还很有可能一夜暴富。痞子没人敢欠钱不还，拿起电话来催账也能收到预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会操着蛮横的语气直接开骂：“草泥马的电话不接想干吗？想躲账啊！我不管你怎么着，欠我的钱今年必须给我，别说话跟他娘的放屁一样，给我个日子，啥时候还钱？再说话当放屁，我砸死你这个狗癞子！”欠账的人听了这番话，十有八九都乖乖把钱还了。我也听过一些脾气绵和的老实人催账，譬如陶达，他会操着一口温柔的腔调在电话里说道：“喂？王总吗？这快过年了，欠我的钱能否给点儿？王总帮帮忙，就当可怜可怜我，我也不容易，家里一群人等着讨账呢！年都不敢回去过了……”他在这头喋喋不休着的时候，那头的王总简简单单地回了一句话：“别叨叨了，看看再说。”早就挂断了电话。陶达悻悻地收了电话，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口气，暗暗嘟囔了一句：“草他娘的，什么狗逼人啊！”他骂的不只单单是电话里的这个人，还有这个让他无可奈何的社会，本来是别人欠着他的钱，他却像个孙子一样低声下气地讨债，那些大爷们还爱理不理。
　　我决定和何沈合伙重新操作这处河坝工地。这是块儿不小的肥肉，倘若做好了，能赚不少钱。这个时候，我俩谁不缺钱呢？我知道当时的何沈开了一家茶艺馆，他对路面铺装并不在行，这也无所谓，我可以负责技术安装这一块儿，他只负责要钱。何沈出面，钱可能会好要一点儿。
　　我的谱儿打得不赖，但刘经理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启用我的施工队。我也只好作罢，实际上我和何沈的第一次合作还没开始便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