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油条

　　转年的正月底，我和夏荷在农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结婚的那天，天公作美，艳阳普照，春风徐徐。
　　东偏房影背墙上的大红囍字儿，是我和村里的一帮哥们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描画出来的，映在阳光下分外鲜艳，给这个农家小院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接新娘子的婚车刚刚停在院门口，等在院门外的人便点燃了早就挑挂好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炸醒了小院，炸醒了整个村落。村民们都从家里出来，陆陆续续向着我家小院聚合，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家门口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我在众人的呼喝声中把一身红装的夏荷抱下了轿车，在院子里拜完了天地，朝着母亲磕了几个响头，随后又把新娘抱进了婚房。婚房里也是焕然一新，那是我最近这几天精心捯饬出来的。墙壁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硕大的二人婚纱照，小窗方格上贴了几张囍字儿。无论我怎么捯饬，有些实质性的局限却无法改变，譬如婚房的面积，窗口的狭小。所以，此时外面阳光明媚，屋内却是显得有些昏暗。
　　夏荷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她紧蹙眉头打量了那扇窗口一阵子，便走到近前，拔开插销，双手扳住窗扇，打算把那两扇窗页打开。她拉了一下没拉动，又掼力使劲一拉，“哗啦”一声响，从窗口上方掉下许多尘土，但窗页还是被她拉开了。拉开的同时，夏荷不自觉地“唉呀”了一声，她也没想到不过是开一下窗户，会惊起满屋的尘土。
　　夏荷拉窗扇的时候，我的心是紧着的，但是出于颜面我并没拦挡她，其实那一刻我非常担心她会把那两扇窗页拉下来，那样就当着乡亲们的面出丑了。我知道这两扇窗不能活动，前几天刷油漆的时候，我把窗页钉成了死扇，如今只掉下了一些土，窗页虽然歪扭，但仍挂在窗框上，我才长嘘了一口气。
　　老家闹新房的风俗习惯花样翻新，上午有几个小伙子非得抬着夏荷要“开飞机”。所谓的开飞机，就是新郎官儿昂面朝天平躺在床铺上，四个小伙子分别架住新娘的四肢，使其面朝下，嘴里含一块糖果，有人喊一声：“起飞唠！”四个小伙子便架着新娘前后左右晃动起来。新娘瞅准时机，将糖果吐出来，倘若被躺在身子底下的新郎含住，开飞机才算完美过关。
　　夏荷噘着含着糖果的厚嘴唇在我眼前不断地晃动着，她很机灵，吐出的糖块准确无误地掉到了我的嘴里，一次成功。闹新房的小伙子们啧啧称奇，都赞扬她好准头。新娘成功了，该轮到新郎开飞机了，他们把夏荷放到床铺上，摆正了位置，几个人一起搭手，想把躺在床铺上的我抬起来。夏荷猛地趴俯到我身上，扭头看着闹新房的人说：“别抬他了，我替他。”
　　一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不行不行，这个怎么能代替呢？”说着，招呼一声，“来，把新郎官儿抬起来。”众人又一起上前欲搭手。我也喊了起来：“兄弟，饶了我吧！我不行啊！”
　　“你老婆都行，你怎么就不行了。”小伙子不由分说，猛地架起了我的一条胳膊，其余的三个人也凑了上来，分别架住我的胳膊腿儿，有人喊了一声：“起飞唠！”
　　“哎吆——”抱着我右腿的那个小子用力过猛，脚步踉跄向后退去，一屁股墩坐在床铺上，脑袋正磕在墙壁上，发出“嘎嘣”一声脆响，他的怀里还抱着我的一条断腿。他有些惊恐，猛地将断腿甩了出去，“唉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
　　此时，村人才知道我失去了一条腿，但是谁也不晓得我因何失去了一条腿。
　　将近中午的时候，涛子急匆匆跑进了婚房，一副惊慌的样子，瞪着我不说话，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他怎么了，他嘴巴贴到我耳朵上耳语了几句，我听了大吃一惊，跟着他向着院门口跑去。跑到院门口定睛打量，果然，南墙根摆放着一个花圈。我盯着涛子愤怒地问：“谁送的？”涛子是婚礼的负责人，所以这件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涛子阴沉着脸，说：“我也不晓得。刚才我去了趟茅厕，出来就看见了这个花圈。”
　　我不再说话，紧走几步来到花圈近前，连扯带踹地把花圈撕得稀巴烂。回头看，我身后已经站了一大群人。
　　钱龙结婚有人送花圈的事儿很快就在村子里传来了，各种云山雾罩的猜测满天飞，像村口的那棵迎春的杨树。杨絮飘飘扬扬，一直飘过了五月才尘埃落定。
　　杨絮落定之后，我和夏荷收拾行李，离开老家去了金城。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去那种打打杀杀的日子彻底划清界限，踏踏实实地开始新的生活，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在学区地段开了一家精品店，当然，所有的投资都是夏荷出的，也可以说是她姐姐帮她出的。精品店的生意并不景气，我真的不屑于蹲在一间房子里天天与一帮孩子们打交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大才，只是还没有人慧眼识金而已，我在等我的伯乐。一个月之后，我的伯乐出现了，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头子，姓余名量，绰号：老油条。夏荷说，余量是她娘的没出五服的兄弟，论起来她还管他叫“舅”。
　　老油条是个很特别的人，别看他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人了，却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有着超乎常人的精气神儿。余量是做石材工程的，应该做得还相当不错，花钱大剌，喝酒海量，认识的还都是县城里的高层人士。
　　他开着一辆老公安局局长给他的上白下蓝的无牌警车满城转悠，却没人能查得了他。交警查住他了，让他拿出驾驶证查看，他说：“没有，只有一张老年证，你要不要看看？”
　　交警见他酒后驾车还态度蛮横，便叫他下车，准备扣车，他就拿出手机给交警队的大领导打电话，说：“侯队长啊！你的手下要把我扣了，你要给我送牢饭啊！”经过一番扯皮之后，他把电话递给交警。交警把电话扣在耳朵上，脸色立马变了，不断打着立正说着：“是，是。”最后扣了电话递到他手里，和和气气地说，“大爷，你走吧！慢些开啊！”他慢慢腾腾上了车，踩着油门冒着黑烟跑了。交警挠着头皮，望着车屁股，吓黄的脸色还没变过来。
　　那段时间，我经常跟着余量到处喝酒，认识了许多大领导，也长了不少见识。余量喜酒，每到中午正是馋酒的时候，便掏出手机给领导们打电话，他也不知道打给谁，只是调出电话簿随便打，当然也经常张冠李戴：“喂！张局长吗？”对方回了一声。他连忙致歉，“喔！是李队长啊！搞错了搞错了，中午有时间吗？一起坐坐吧！喔！喔！没时间就算了，我再给张校长打个电话。”
　　“喂！张校长吗？中午聚一聚吧？喔！喔！那就算了吧！你先陪大领导吧！”老油条没约到人，便朝着我一摆手，“走！咱俩喝酒去，叫上你媳妇！”这个老油条，喝酒还非得叫上我媳妇。
　　那时候，我在工地上领工，算是余量的一个项目部经理，余量每天给我发三十元的工资。其实我在工地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看着工人们干活。也就在那段时日，我认识了做着包工队队长的陶达。
　　那时候陶达手底下有二十多号工人，都是他从老家带过来的。余量承揽了劳动局的院墙工程，陶达带着人施工，负责垒砌院墙并湿贴蘑菇石。蘑菇石一块约重七八十斤，这么大的石头怎么贴到院墙上是我感到疑惑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工人们施工以后才豁然开朗，当时我就一个感受，太简单了。正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从此以后余量再有这样的工程，我就直接接手，工人不会做，我就手把手地教，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带出了一帮徒弟，也从中赚到了差价钱。
　　给余量领工的两年里，我虽然不干活，但我很用心，将工程的一些具体施工方法都默记于心。我琢磨着得有一技傍身，混社会的事儿是打死也不能再干了。别看余师父六十多岁的人了，性格开朗，却像个老顽童。某一天，我在家里睡懒觉，余量给我打电话：“喂？钱龙吗？你现在在哪儿啊？”
　　“师父，我在工地啊！忙着呢！”我回道。
　　“我就在你家的门面房门口，你出来吧！”
　　我慌忙起床，一脸囧态地拉开了房门。余量早就发现了停在门外面的踏板摩托车，那是我专属的交通工具，他知道我并没去工地。这个老东西，还来查岗呢！
　　我学到了这个赖以生计的手艺，便想着出去揽活儿自己做。但承揽工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一没有关系可用，二没有资金垫付，每日奔波找活儿根本就不是办法，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之中，每年承包人工活赚的那一些小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
　　那年秋天，我正领着一帮工人在公路上干活，接到了老家涛子打来的电话。涛子说他要翻拆老房，叫我回家顶屋山。涛子是我的邻居，我俩一起光着屁股长大，从小就是要好的玩伴儿。
　　钱家庄的规划与别的村子没什么不同，两条南北大街，一排五栋茅草屋。这五栋房舍一般都是从东边开始盖起，第二栋便借着东户的山墙，以此类推，一直盖到第五栋。我家的西山墙和涛子家的东山墙是一道合墙。涛子给我打电话的意思：他家要盖新房，要我回家把合墙拆了自己再重新垒砌。我知道他的意思，那几年我在老家待着的时候，经常和涛子聊起关于房子的事儿。我曾经对涛子说过：“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要翻拆房舍，我也跟着拆，咱俩家一起盖。”
　　如今我接了涛子的电话不仅陷入了沉思，看来涛子要盖新房了，自己要不要跟着翻拆呢？我之所以沉思犹豫，无非就是一个原因，囊中羞涩。我知道涛子这些年是攒足了钱了，盖新房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桩大事，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积攒钱财就为了盖上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涛子和他老婆都在建筑队务活，两口子很能干，全年出勤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一年下来不少赚钱。涛子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但他的这些嗜好却花不了家里的一分钱，那时候盖民房，东家每天都会送一包烟，中午管一顿酒饭。烟虽然不是什么好烟，酒也不是什么好酒，但涛子并不在乎，他认为，这玩意儿喝了抽了能找到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就行，没必要那么挑剔。
　　很久以前，我俩在老屋里下象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等再过三十年，我在城里混不了了就回老家，到时候咱俩好好下象棋。涛子也不甘示弱，回道：“行，我等着你。你这个臭棋篓子，一辈子都不行。”
　　我接到涛子的电话之后有了些犹豫，但只是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回家盖房。我扭头看看不远处站着的夏荷，走到她身边，问道：“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夏荷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回道：“就只有三百，怎么了？”
　　“给我。”我朝着她伸出一只手，“我要回家盖房子。”
　　夏荷很惊讶：“你疯了吧？三百块钱回家盖房子？”
　　“老家的涛子要盖房，我想和他一起盖。”
　　“你能和人家涛子比？人家攒了这些年，盖栋房子没问题，你呢？有钱吗？”
　　我的语气有了些愤怒：“甭废话，把钱给我。”
　　夏荷最终还是把口袋里仅有的三百块钱给了我，我随后骑着摩托车回了老家。
　　我家的老房舍最终还是被夷为平地，我粜了粮仓里囤积的粮食买了砖块、石粉之类的盖房必需品，又开车去劳务市场拉工人，砌房施工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天气转冷的时候，新房终于平地而起，第二年春天，我又找人把毛坯房装饰一新。新房建造成功，我并没受多少难为，我随时从工地抽钱填补盖房用款，只是从大舅哥那里借了很少的一笔账。
　　后来，我和余量闹起了矛盾，闹矛盾的原因，还有陶达的因素。
　　余量在淀粉厂有个关系，他的关系给他打电话，说淀粉厂有五千米的大理石路边工程，问他做不做。当时余量有些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原因有二，一是垫资太大，不想投资；二是自己上了年纪，不愿操那个心了，所以，他有了放弃的打算。那人给余量打电话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正巧坐在他的车上。我问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说道：“师父，这个活儿你不想干，转给我怎么样？我给你拿提成。”
　　余量思索了片刻，同意了我的请求。回到家以后，我即刻跟夏荷说了此事，她也很想做，毕竟能赚五万多块钱哪！而这五万多元，对刚刚起步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夏荷随即回家跟大哥大姐商量，哥哥姐姐们决定帮我们一把，遂给我们投资了这笔钱，我顺顺利利地干完了淀粉厂的工程。
　　我干淀粉厂工程的时候，才发现陶达也在厂里干着工程。原来，他也有个关系在这里负责，五千米的路边儿工程分给了他一半。工程结束以后，甲方拨付给了我百分之六十的工程款，还欠着我大约四万块钱。
　　淀粉厂的欠款我并没有权利直接跟甲方讨要，因为这个工程是顶着余量的名字拿下来的，我只能跟余量要。我便给余量打电话，余量只是推说甲方一直没给他钱，就这样，这笔账一拖再拖，一直拖了两年。我开始怀疑余量私自挪用了我的工程款，故意拖延我。我想到了陶达，便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我知道陶达是了解内幕情况的。
　　我问陶达的时候，陶达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反问道：“我在淀粉厂的钱早就拿完了，我还特别问了，老余的钱也在去年年底拿完了，怎么，他还没跟你结算吗？他这么做事儿可不地道。”
　　我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怒不可遏，拿起电话就跟余量吵了起来，毫不在乎师徒的情分。我觉得师父如此这般对待自己的徒弟，也没必要把他放在师父的位置上供着。转天，余量就把尾欠如数跟我结算了。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了退出他的圈子自己出去揽工地的想法。
　　我顺利讨回淀粉厂的那笔欠款之后，购置了一辆二手长安面包车，这一切还要归功于陶达。从那以后，我和陶达成了交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