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坚持在狱中

　　在慈溪监狱里，敌人审讯了几次，由于他们弄不清陆子奇的真实身份，最后开庭对她宣布“只要有人为你担保，你可以保释出去。”
　　陆子奇一听她可以保释出去，不由的一阵高兴。但是她仔细想了一下，猫抓住一只老鼠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引蛇出洞”的计策，敌人可能有两个意图，一是考虑他们没有找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证据，认为是个家属，就把她放了算了；二是敌人对她仍存疑虑，认为她可能是三五支队共产党员，但证据不足，叫她的亲戚朋友来保，这样她就会去找她的亲戚朋友，然后他们就从来保她的这些亲戚朋友中寻找线索，顺藤摸瓜，了解她平常相处的都是什么人，是不是红色的？从中就可以找到她是不是共产党员的线索和证据了。说不定拔出萝卜带出泥，还能找到共产党在三北的团伙，找到共产党在慈溪和镇海的整个组织网。
　　想着敌人这两个可能中，陆子奇想，“他们的话宁可信其假，不可信其真；宁可信其坏不可信其好。如果自己上当那就后悔莫及了。还是不叫人保释为好。如果想保释要找亲戚，一时也很难，在塔峙岙，只有她的祖母。老祖母已经七十多岁了，她是地地道道道的一个农村老婆婆，是什么也不懂、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农村老人。何况她也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如何叫她到慈溪来？只会使她受惊。”所以她早就打消掉了叫祖母来保的念头。
　　“叫她上海的哥哥来保？她也不愿意把在上海的哥哥和母亲住的地址告诉敌人。如果让敌人知道了她哥哥和母亲住在什么地方，以后就会连累哥哥和母亲。上海的家是她在上海的惟一能栖身的以后有特殊情况时可以避难的堡垒。当年她在宁波搞地下工作，寻找上级党组织织，亏得上海有个家，让她和刘清扬得能在她的家里为基地与顾德欢接头。后来西泠桥的假家庭被特务破坏时，她就逃到上海的家躲避。如果她在上海的这个老家都让敌人知道了那就不好了。虽然西泠桥693号假家庭被敌人破坏后，毛亚文曾到过她上海母亲的家，但慈溪的特务未必也知道鄞县西郊四明特派员联络站被毁的详细情况，慈溪特务未必知道她在上海的老家。她在这次被捕中，敌人没有追问过她住在上海什么地方，当然，如果当时敌人问她，她也不会如实告诉他们的。如果真让敌人知道了她在上海的家，她以后就再没有退身之地了。何况她现在也不打算惊动母亲和哥哥叫他们知道女儿进了国民党监狱而为她担惊害怕。虽然上次带着刘清扬到上海她家里寻找地下党组织时去过，连顾德欢、陈布衣、陈爱中、赵士炘也到她家去过，但她也没有告诉母亲和哥哥这些人是什么人。只知道他们是她的好朋友。如果现在她的情况让母亲和哥哥知道了，叫哥哥来保，哥哥曾与接触过她的许多同志和上级，若敌人从哥哥处套出四明山来过他家的领导和同志来，那就更糟了。哥哥没有经历过什么政治斗争，不一定斗得过敌人的阴谋诡计。”
　　想找朋友来保，她的朋友大都都是共产党员和靠近共产党的人，比方说找冯仪来保，敌人一查她的丈夫就会晓得她是个新四军三五支队家属，暴露了她的丈夫也是三五支队，已经北撤，也是共产党员。进而也可能会暴露镇海地下党的组织；其他再找镇海横河公德小学的老师，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比较走得近的人，也会暴露党组织的。所以为了保护党组织，和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稳妥一点还是继续在监狱里不叫人来担保为好。她感到不保暂时倒还是安全的；若叫人来保，反而带来麻烦和危险。
　　于是她对法庭说：“你们把我伲当作政治犯，没有人会担这个风险来保我伲的。像我伲这样的家属只有父母公婆会来保。但我伲父母公婆都已经死了，我伲老公一时也找不到，没有人保我伲。现在要么你们不要担保人，无条件释放我，因为我伲找不到保释我伲的人；你们不肯放我伲，那我伲只有继续住在你们监狱里了。”
　　但她向国民党监狱这样一说，那就是意味着她还要继续坐牢。继续坐牢，那就要继续留在监狱里受苦受难和随时随地有被杀害的危险；当年陈爱中和冯和兰、吴家安关在杭州监狱里被敌人严刑拷打的情形她是知道的。而且最终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为了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继续受苦受难就受苦受难吧！要牺牲也就牺牲自己了。在这方面她的战友陈爱中、冯老师、吴家安都已经为她作出了榜样，他们都已经为党为革命牺牲了，她为什么就不能牺牲呢？
　　国民党法院听她说没有人会来保她，她不想保释，于是就把她押到余姚县梁弄的绥靖公署监狱。对她升级了。
　　梁弄绥靖公署监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监狱，是专门关押和屠杀三五支队共产党员的地方。在那里管牢房犯人的狱警，大都是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北方来的恶霸地主。（北方解放得早土改也早）这批恶霸地主，在解放区土改时被贫下中农斗争过，他们的地田房屋大都被贫下中农分掉了；他们有的亲属因为犯有血债，被当地的人民法院镇压了。他们在家乡待不下去了就逃到南方蒋管区来，所以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他们来时大都是以流浪汉身份以讨饭检垃圾来到南方的，当国民党特务们得悉他们的身份后，就利用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把他们从要饭的和检垃圾的人中招募到监狱来。叫他们专门来管共产党员和三五支队的游击队员。因为这批家伙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能竭力实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残酷政策。
　　狱中难友听到要把陆子奇解到梁弄监狱去，他们都知道梁弄监狱的这些情况，都为她的安全捏一把汗。
　　赵士炘听到陆子奇为不想连累党组织和她的亲友，宁愿自己冒险继续在监狱中受苦受难的精神所感动，他想尽办法想保她出来，但一时也无从着手。想去保她，也想到了陆子奇所顾虑的那些情况，怕会暴露陆子奇的身份和地下党组织，只好尊重她的意愿，暂时让她继续留在梁弄监狱里受难，等以后再说。
　　刘素珍对陆子奇说：“听说那个梁弄监狱，只有进去，没有出来的，你可要特别小心啊……”她难过得说不下去了。刘素贞当时仍在慈溪监狱。
　　陆子奇劝刘素贞说：“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会想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陆子奇被押到梁弄绥情监狱后，关押在一间女牢里。这间大牢共有九人，其实真正是共产党员的只有陆子奇一个，大都是嫌疑犯。
　　绥靖公署的监狱真是非人过的地方，他们把陆子奇关在一间伸手不见五指又黑又潮的牢房里，遇到雨天，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外面下大雨，里面就要做水灾了。这是因为这间牢房是全舍最低的地方，下起雨来雨水就集中流到这间屋里。睡的是泥地，只铺着一层薄薄的发霉的稻草。下横头放着一只大便桶，臭气冲天，污浊不堪。那只大便桶还放在陆子奇睡觉床铺的头边。人到了那种地步，也不怕什么难为情了，那些被关押的年轻妇女，来到她床边的马桶解开裤子出着屁股哗哗地就拉，拉过后粪便被冲淘得更加嗅气薰天，经久不散，臭得她头昏脑胀。人人身上长满虱子。陆子奇也很快被虱子袭击，奇痒无比，抓得混身是血。
　　晚上在牢房里吊着一只昏黄的小煤油灯，大家便围着灯捉虱子。每天只给他们吃两碗淡饭，没有一点菜，上午一碗，下午一碗。连开水都很少供应，人人饿得头晕眼花，渴得半死。又没水洗脸，个个皮肤粗糙，面孔瘦黑，都不像个女人的样子，倒像个叫化子了。
　　有一个难友，经受不起这样苦难生活的摧残，用碗片割断气管自杀了。以后，监狱里不让犯人洗脸洗碗。吃过饭，要把饭碗放在牢门口，让系在门外的一只狗来舔碗。当下餐吃饭的时候就用那狗舔过的碗盛饭给你吃。陆子奇起先拿起被这狗舔过碗里的黄色的米饭，阵阵恶心，实在吃不下去，但是肚子不争气，饥肠咕噜噜地叫，为了活下去，再脏的饭也要吃一点，她硬着头皮咽下去，不然就会饿死。
　　由于在黑暗潮湿的监狱里关的时间较多，等放风让他们来天井见到太阳光都睁不开眼了，一下子也看不清景物，变得眼大无光，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这时候大家对国民党的残暴虐待，不是恐惧害怕，而是满腔仇恨。
　　其中有一个农民，卖完小猪，挑着空猪箩回来，路过那布着铁丝网的监狱好奇地望了一眼，遇到逃亡地主出身的狱警就把他抓来，问他是干什么的，农民申辩自己是挑猪箩卖小猪的，这个逃亡地主狱警是山东人，听不懂余姚话，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来叫他探信息的，把那农民关了三天就把他枪毙了。那个农民家属闻讯赶来探望，结果只领了尸首回去。那农妇抱着丈夫的遗体伤心得大哭。
　　管监狱的绥绥情公署主任郑小隐，原是日本鬼子时“和平军”（伪军）的一个大队长，因为他在伪军当大队长时，常杀抓壮丁抓来不愿意当伪军的逃兵，每次三个五个的杀，人称“小阎王”后来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的靖公署尝识他会杀人就把他招来当监狱的狱长。再后还把他提为四明绥情总指挥。
　　他从余姚来一趟，总要枪毙一些人。他第一天到绥情公署，卫兵们就严肃地擦枪，不敢随便声张，第二天果然就杀人，有一会一次就杀了二十一人，然后还训话，训话的内容无非是要想活命只有老实交待，不肯交待就死路一条，第三天他就城里的家里去了。这已成了郑小隐来梁弄的三部曲。
　　最后一次杀了一个小妖精。这个小妖精是个姑娘，姓王，大约只有二十岁左右。在抗日时期，做过我们联络站的通讯员。接触过不少我们堡垒户和三五支队的朋友，这个家伙被捕以后经敌人一威吓，为自己活命就乖乖地听他们的话，把她住过、送过信地方的房东，都陪着国民党特务抓来，表现得非常神气和积极，还同敌人一起吃饭，披着敌人的大衣，真使陆子奇他们气愤万分。是个十分浅浮和怕死的小女人，她以为这样做会得到国民党的青睐。但绥情公署的人是极端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分子，后来再榨不出什么东西了，郑小隐知道这个这个小妖精无用了，认为她也是共产党三五支队的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后把这个女叛徒也枪毙了。
　　据后来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8月间，郑小隐在梁弄不到一年时间就枪杀了三百多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的百姓。
　　陆子奇既然进来了，也就下决心只有忍耐下去了。这时候她又想起了冯老师和陈爱中在杭州看守所的情形，她想冯老师和陈爱中能做到这样，难道她就不能这样做？
　　在梁弄监狱因特务监视严密，凶狠残暴，陆子奇一般不与牢中难友讲话，特别谨慎小心。
　　有幸的是这时北方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四明山的人民武装也一天一壮大起来，敌人在梁弄就不敢再盘据下去。因此在1948年杀了一批他们心目中认为是三五支队战士和共产党员嫌疑犯之后，即把这个据点撤了，把陆子奇这批疑似共产党人解到余姚特刑厅。陆子奇被押到特刑厅后，慈镇县党组织立即派人来看陆子奇。不久陆子奇又被转到杭州高等法院，（即现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那地方）。关押在小车桥监狱，陆子奇又被审问过一次，然后又转到设在杭州白衣寺的特刑厅。
　　陆子奇被押到杭州后，马上设法和组织联系。在梁弄的绥靖公署时，陆子奇不敢和组织联系，组织也不方便派人来联系，因为那个特务机关，像野兽一样残暴，凡有人来探监，先把探监人扣押起来，审问笔录口供。若和狱中人口供相同的，再给你接见，若口供对不上，就把来人抓起来。
　　小车桥监狱是当年国民党浙江省号称模范监狱，对犯人管理比较文明一些，党组织即派地方党员丁大南同志来找陆子奇，并给陆子奇以政治上的支持。指示在狱中的斗争方向。
　　小车桥监狱女牢有六只笼子，陆子奇关在六号笼里。这只笼子关的全都是政治犯。先后关了14个人，其中一名是浙大学生李雅卿，也是个浙大地下党员，是为闹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运动的学潮被抓捕进来的。
　　后来在杭州等地工作的地下党员杨志行、王子文也被国民党抓来关到这个监狱来了，她们与陆子奇三人组成核心小组。
　　杨志行是在浙江临工委工作期间也是在四明山被捕的。她进监狱后碰到陆子奇，知道陆子奇是慈镇县委组织部长，于是陆子奇就和杨志行、王子文对看守进行教育争取工作，团结难友学习文化，同监狱头子进行斗争。对新来的政治犯进行审查，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报告狱中发生的情况。这个监狱比余姚监狱好些了，不像余姚监狱那样乱杀人了，所以陆子奇她们胆子也大了。
　　有一次，监狱头子叫女难友做军鞋，陆子奇住着的六号笼犯人们都不做。监狱牢头问她们为什么不做。陆子奇等人发出一连串的反问：
　　“军队应该是保护老百姓的，你们这些国军，不但不保护百姓，还无缘无故的打人骂人抓人，连老太婆都抓，这样只会糟害老百姓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做军鞋？我们不做！
　　“再说，我们没有犯法，平白无故被你们抓来已经够倒霉的了，被你们关在监牢里，饭吃不饱，水都不给喝，还要罚我们劳动，我们没有力气干活！”难友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监狱头子没法回答。未听她们说完就尴尬地回去了。
　　到此陆子奇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敌人也是欺软怕硬的。她对难友们说，“我们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就吃亏。得要与他们斗争，你硬一点他们就退一点；你软一点他们就会进一点。难友们认为她的话很对，支持她和监狱一起斗争。
　　陆子奇关进监狱后，慈镇工委书记赵士炘想法设法积极进行营救，起初是派人天天来了解情况，当了解到陆子奇在那里被敌人基本定性，敌人认为她不是三五支队和共产党员而只是三五支队的家属，没有暴露组织情况后，就请了辩护律师为她辩护，最后被判处一年徒刑。
　　1949年2月18日刑满（被关押时间也算服刑），19日出狱前后，组织上派丁南来接她。21日，陆子奇向慈镇工委汇报她在狱中对敌斗争情况。可是陆子奇的组织关系要到四明地委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