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冯老师在唐家漕小学

　　过年以后，过了半个月学校就开学了。新学期开学，冯老师就来到唐家漕的宗文小学。在唐家漕和陆家庄经过恢复整合党支部，对这里几个村庄和党员与群众都已经很熟悉。她未到宗文小学教书之前，也已经来过多次，对张瑞煌校长和张龙回自卫大队长等抗日干部的情况，也都熟悉了。所以很快就在唐家漕村把工作开展起来。
　　我们前面对宗文小学已略作过介绍，宗文小学在唐家漕村的村中央。村中央有一条大路，学校就在村中央大路右边的一片平房里。靠路边的坐北朝南的五间小屋，是老师的办公室、寝室、小伙房以及杂物间。五间小屋对面南边是并在一起的两个教室。一间是一年级课堂；一间两年级课堂。课堂和办公室之间是一个长方形的明堂；通过西边的大门，往南开门出去，是一个一百多平米大的小操场。再外面就是大批稻田了，稻田过去就是后塘河。向东再上去一点就是桥上生着一棵大树的望春桥。再向东、向城里方向过去几里路就是西泠桥了。西泠桥已经与西门连在一起，再上去就是宁波城的西门了。
　　冯老师来到宗文小学后，看看这里的环境和校舍，她感到挺满意的。小小的校舍，小小的办公室，十分安静。从此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学校里随进随出自由自在了。有要紧事情，也不用向谁请假，可以自己作主给同学们讲一下就可以停课或放假。最重要的是，这里离西泠桥近，只有五六里路了，她到联络站看小平山，不要一个钟头就到了。如果冯家村老家有事，也就一个半钟头可走到了。这样说来她等于在自己家门口工作了。
　　再说，因为已经和张瑞煌保长熟悉了，张瑞煌对她来宗文小学教书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由于学校和张瑞煌家相邻，张瑞煌就请冯老师在他家吃饭，说你一个人工作又忙，就不要自己开伙了，饭就在我家吃一口好了。
　　校董张瑞煌的母亲是个很热情、很尊敬教书先生的一个老太太，她看到在梁山伯庙小学教书的冯老师现在到她家隔壁的宗文小学来教书，仿佛多了一个亲戚来到身边，很是高兴。老人家对女老师似乎特别敬重，据说她出身也是书香人家。每次来她家吃饭，她叫儿媳妇煮几碗清清爽爽两晕两素四碗小菜和一个汤，由自己陪着和冯老师一道吃。还不让孩子们上桌，说孩子们上桌会乱抢乱吃，没有礼貌；下课就可现成吃饭。这样好的待遇，自她教书以来冯老师还是第一次碰到。在这个村庄教书实在是太优越了。日常生活也很方便。校旁有河，河边有河埠头；可随地取水洗脸洗衣裳。校里也有专门供师生用的有座板和上面盖着房顶的厕所，大小便也很方便。
　　吃好饭，有时冯老师也常陪老太太说一些家长里短的生活上琐事。这也是老太太最高兴的事，她老人家喜欢和有学问的人说话。
　　因为以前在唐家漕村已经打下了基础，所以冯老师来了后，工作很快就在这里开展起来。她来这里以后，在夜里开了一次支部会议，然后通过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很快就在小学里把识字班办了起来。在放学以后，吃好夜饭，大约七点钟光景，唐家漕村的一些妇女和几个放牛娃，就陆陆续续地来到宗文小学来学习。他们来得早的，先到老师的寝室聊一会天，来得晚一些的就直接到课堂里。唐家漕村和陆家庄的一些党员如张龙回、陆大恩等也来了。在没有正式上课以前，冯老师就让大家在这里谈天说地。
　　冯老师听大家天南地北的讲城里城外的社会新闻，从中也得知一些当时宁波的社会动向。然后就上课。她在课堂上好了正课后，就讲时事，讲讲大家反映的那些社会情况，讲讲国民党的腐败，讲讲人民生活的苦难，来激发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我们贫苦农民怎么才能有出路。如何支持现在社会上学生和工人们的“反内战、反饥饿斗争”。她觉得这里和上阳差不多。群众对她都很好，也很随便。
　　在夜校里她很快发现了一些积极份子。其中一个叫张鸣海的人表现很积极。这人三十多岁年纪，生得高大端壮。每晚必来，来得最早，常问冯老师有什么事情要办，如晚上点灯的煤油还够不够？不够他就去小店里买；然后点了灯，然后打扫一下课堂。接着他带头把孩子们上课的课桌椅用两张并在一起，重新排一下。上课时他发言也很积极。冯老师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也主动帮着去做。冯老师觉得这个人很不错，于是向张龙回了解他的情况和家境如何？
　　张龙回告诉她，“他是个贫困户，种着四五亩田，家里孩子很多，生活比较困难。”
　　问他抗日时期表现如何？张龙回说，“他也参加过自卫队。不过因孩子多，家庭负担重，当时参加活动不多。”冯老师听了点点头。觉得这是个后进分子。也好，后进总比不进步的好。
　　张鸣海不但自己天天晚上来上夜校，还动员别人来上夜校，冯老师感到这个人很不错。冯老师便把他重点来培养。不久冯老师就在党支部里讨论能不能让他入党的问题。大家说：“按照他的家庭情况来说，他也是个受剥削的贫苦农民。只是听说他有个表哥在上海国民党制币厂当厂长，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冯老师问他们：“有没有和他表哥常来往？“大家说：“不了解。一般的有钱的亲戚主动到贫穷的亲戚家来走是很少的。但他是不是去过上海就不知道了。”有人说“制币厂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军队不一样，与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钞票又不能随便从制币厂拿的，即使厂长也不敢随便可以拿印刷厂钞票的，上面有人派来监督。如果可以随便拿，他表哥也会给他一些，他也不会那样穷了。”冯老师听了感到这话也有道理。所以冯老师经向陆子奇请示，就把这个张鸣海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
　　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她还亲自到他家去访问，发现张鸣海家里生活确实很困难。一家三个孩子，大孩子就在她学校里读书，上学来见那孩子也是面黄肌瘦的，穿得破破烂烂，吃的三餐几乎都是粥和高粱六谷等杂粮，饭桌上也没有看到什么菜。
　　那天冯老师见张鸣海的儿子又没来上学，她走到张家去，问张鸣海老婆：“你们怎么不叫孩子来上学？张鸣海老婆愁苦地告诉她说：“割上来的一些稻谷都叫地主和政府拿走了，家里没有吃的了，这两天买点麦来，自己磨磨，只吃点麦糊，这孩子很乖，他看镬里麦糊不多都让弟妹吃了，他吃得少就没有力气来上学了。”
　　在这之前，张瑞煌把冯老师的薪水——一担稻谷放在学校的杂物间里，冯老师本打算把谷扎成米请人家挑到航船埠头送回家去。冯老师在那晚上对张鸣海说：“你把我杂物间里我的那担稻谷挑去吧，我看你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张鸣海起先怎么也不肯接受，说“这，这，这怎么能行？这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钿，我怎么可以拿你的谷来吃？听说你也有两个孩子，家里还有老父母，我再困难也不能拿你冯老师的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钿谷呀！”可是冯老师说：“我家里比你好一些，父亲还在钱庄上班，孩子也没有像你那样多。看你家每天吃粥喝汤的，孩子都饿得没有力气上学了，这怎么能行。自己苦一点还好说，饿了孩子们，会影响他们长身体的，你就挑去吧。”张鸣海这才千谢万谢地把两箩谷子挑了去。以后有事没事，张鸣海风雨无阻地都到学校来上夜校，打煤油、搞卫生，排桌椅板凳更加积极了。
　　不久冯老师就发展张鸣海入了党。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虽积极却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后来冯和兰老师被捕后，吓得胆战心惊，一夜没睡着。他怕自己被连累，竟在冯老师被捕后的第二天，他到鼓楼沿的国民党警察局去自首。说“冯和兰老师在唐家漕小学时，办夜校，讲共产党怎么怎么好，他受她蛊惑，被她强迫加入了共产党。现在他觉悟了，知道加入共产党是非法的，特地来自首。”这样就暴露了冯老师是个共产党员和她在那里当支部书记的身份。冯老师被捕后起先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只是说到693号去是去看她表妹乐菊仙。由于张鸣海的自首而出卖了冯和兰老师，这以后在杭州的军统特务第二次审讯时对她说：“你在你教书的个地方还发展了新党员，人家已经检举你了。你自己不承认也没有用。至此冯老师知道自己被人出卖了。也知道了出卖她的就是那个人。
　　由于这个张鸣海的出卖，以致冯老师最终被国民党判处死刑。从张鸣海这件事上，可知认识一个人并不容易。这么多人往往两面性。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名知姓不知心”。1947年，在城里的四明地下党机关和鄞县地下党机关被破坏，当事人被叛徒出卖是个重要原因。有关事件后来人们经回忆追查，多数人认为冯和兰被出卖也可能是当时在鄮西小学教书的同一个组织的地下党员王亚文。因为王亚文后来在其公公（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的劝诱下也向国民党自首了。她后来出来没有被判刑。但事后王亚文说：“我被捕后是被逼向国民党讲了一些事情，但我避重就轻，关键的事和关键的人我没有讲。我没有讲冯和兰是共产党员。如果我讲了，冯和兰在龙嘘乡中心小学发展的两个党员怎么没有被捕呢？我如果做叛徒，特务带我到上海，叫我去抓陆子奇。陆子奇怎么没有被抓走？我到了陆子奇家里，当时陆子奇不在家，瞒着特务，我转身悄悄地对对陆子奇母亲说，‘陆子奇来了叫她快走。’我留了一张条子告诉她‘特务要抓你，你赶快逃走，不要待在这里了。’后来证实王亚文说的是事实。
　　这样看来，出卖冯和兰的人不一定是王亚文，而张鸣海去自首揭露冯和兰是共产党员却是确实的。
　　张鸣海自首以后，他怕地下党会找他算账，立即变卖家产，带领全家急急忙忙地逃离唐家漕到上海他国民党制币厂厂长表哥处去避难。他表哥就介绍他到上海制币厂工作。解放后，1954年在三反五反时被工厂知情的同乡揭露出来：他曾在鄞县乡下出卖过革命烈士冯和兰的罪行，被判十五年徒刑，押到黑龙江农场改造。1959年刑满释放后他想再回到唐家漕来落户。但唐家漕人看见这个叛徒就恨，是他自首变节检举冯老师害死了冯老师，没有接受他。以后他到江苏去什么地方了。从中可知张鸣海自首叛变出卖烈士罪行是被事实证明了的。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