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香港

　　手下有名带工班长叫李响，管着十几个工人，二十多岁，安徽人，他告诉我：“安徽穷啊，我家那儿更穷。以前总是埋怨。现在想通了，穷也可能是好事，穷则思变。当年闹革命的人，都是穷得活不下去才参加红军，我们那儿出了好多将军。我们家就有参加红军的。只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家里太穷不好意思同亲戚们往来，不晓得参加红军那位长辈家的情况。现在改革开放，鼓励发财致富。家里穷，过不下去了，都出来闯荡，一门心思找钱，万一抓住了机会，发了家致了富，说不定哪天就发达了。父母供我上学，不争气，读完高中没考上，拿不出钱没法复读。再说我成绩一般，复读也不一定有好结果，干脆出来打工。跑了若干地方，进了好几个厂，见了世面，总觉得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父母老了得有人照顾，还得结婚生子，我总想多挣点钱回去。最好能在老家做点儿事，开个小厂开个店铺，反正能挣钱就行，让父母不再受苦。出来这几年，见了不少，也有些想法，等把钱存够了就行动。”
　　我把记忆深处的大山讲给他。让他知道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叫石家沟的地方，那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原始的与世无争的日子。他让我明白了，南方发展迅速快捷，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搞钱是报酬，想得最多的是办厂做生意。作为一名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反思自己书教得真是太差。十五年教了数以千计的学生，我说什么他们做什么，没有一个学生像小李，去关心书本以外的许多其他知识，去想多挣钱，改变自己和家庭。教育就是去产生一种内生力量，然后改变一切，我很悲哀，自己的工作很失败，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被下放。对小李来说，我是完全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高中毕业后居然守在大山哪里都没去，十多年算是白过了。反过来，他又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也是白过了，居然没见过高与天齐的大山，没见过森林中那么可爱的生物，山上有山，层层叠叠，能够走向无穷无尽的远方。小李有许多无穷无尽的问题：能不能把山里的东西弄出来卖钱?风景那么好，能不能搞旅游?光棍多不多?女孩子都嫁到哪里去?动物好不好捉，有人买吗?贵不贵，好不好吃?打工的回去都干啥?山里有没有做生意的，好不好做挣不挣钱？
　　小李还替我打抱不平：“梁哥，你帮老板把啥事都考虑好，啥事都帮他搞定，他当甩手掌柜，一个月来不了几次，才给你这点钱，不地道，你太老实。”
　　“老板投的钱，为大家谋活路，该挣大钱！给我开的工资不错了，比我在家教书强得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天经地义。”他说我这叫愚忠。
　　厂里的情况慢慢恶化，先是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少，再后来是国内的订单也越来越少。往日车水马龙的车间，逐渐冷清，常常无休止的给大家放假。老板不断的减员增效。人是不断的减少，效益却一点儿也不见提升。最后只得降低员工工资，到了九七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拖欠工资。好多工人抱怨着，最终收拾行囊离开。老板天南地北地跑，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若大的厂子，只留下零星几个人照看。
　　怎么办?回石家沟吧，面对无穷无尽的大山，回去能做什么？外出闯荡就这样结束了？留在这里，无事可干，半死不活的拖着，真让人难过。老板十分赏识我的忠心尽职，让我替他守着厂区，他豪情万丈的告诉我：前途是光明，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每天在空荡荡的厂区走上几圈，老板按时为我发放工资。年逾花甲的老板儿奔波劳碌，不停的寻找机会，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可能。而年纪轻轻的我，却像一个退休老头，帮他看管着厂房，轻松自在的领着不菲的工资。想想都令人汗颜！我不停的恶心自己，却又找不到新的去处。只要离开这个倒闭的厂区，不但没有收入，马上就会没有可住的地方。偌大的广州，竟然没有立锥之处。我总是告诫自己该走了该走了真的该走了，要不然还像个人吗?可生存的需要，却让自己难以跨出最后一步。脸面自尊在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受着伤害。天一亮眼一睁，我就这样与自己斗争，始终得不出结论。一个雨天的傍晚，早已离厂的李响却找到了我。
　　“梁哥，走走，离开这里，一同出去闯!”小李看着我守着清静的院子，问我：“香港修飞机场，去不去?”
　　“想去就能去啊?”我知道，到香港得办好多手续，不像内地，可以自由往来。
　　“只要愿意，手续老板儿帮你办。”小李说：“飞机场建了好多年，早就该完工。当地人闹事，停了工，就从内地招人去，要抢时间抓进度，老板到处找人，我误打误撞碰上了。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你是个好大哥，爱帮人，一起去好照应。只要你同意，他们啥都帮你弄。”
　　到香港就是出国。虽说香港与广州只是一江之隔，却是不同的世界。平常打工者都在传说香港的先进与发达，似乎遍地黄金，一不小心就会发财。既使不发财，如果真去了，我岂不是石家沟第一个到香港，光凭这一点，也够回老家去吹他几天几夜!说不定误打误撞，还有可能闯出一条路。想想目前的处境，向往电视中看过的香港，毫不犹豫同意了。出国手续很难办，到香港不容易，先答应下来，具体出行的日子估计遥遥无期，我开始心安理得守着空荡荡的厂区打发时光。哪知道刚刚过去两周，小李就跑来告诉我，下周一就动身出发。
　　“咋这样快，不是出国吗，以为要几个月才办得好。”
　　“落后了!香港回归，现在是一个国家，一家人好办事。”
　　我将信将疑到达了香港。比想像的差远了!街道狭窄，到处陈旧，满是沧桑。上工的地方，除了一大群工人，见不到人潮汹涌的场面，也没有电视里的高楼大厦，同广州普通的乡下农村没有两样。老板知道我曾经教过书，能写会算，还帮老板管过厂，就安排我每天负责管理着这帮工人，到处查看工程推动情况，及时处理工作中的协调沟通。主要任务就是抄抄写写、收集资料、整理表册、报送进度、现场检查、督促整改、加快进度，比在电子厂还轻松。工资却达到了不敢想象的三千元。我心满意足，暗自窃喜，全力以赴，把所有经手的工作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想方设法干到最好，尽力为老板打理着一切。
　　老板很满意，常常带着我去机场建设指挥处报送各种资料，到其他标段去联系衔接工作，介绍我时，总是得意宣称：“我不在有事就找老梁，他会搞定一切！老梁是教师出生，他办事我放心。”我受宠若惊，更加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5、遣返
　　
　　飞机场的建设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为赶进度，只能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时加班赶工，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一帮人除了上班，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加班。大家来到香港，就是为了多挣钱。上完自己应上的班，再努力多加班，最多的一个月可以挣到六七千，是以前打工半年的收入，大家都卯着劲，要在香港多挣钱，一夜暴富。整个工地湧动着狂热的挣钱浪潮，我也时常下班后去加班，要知道在老家想挣钱也没门道。就这样干了不到半年，九七年十月，麻烦事却来了。有人到工地来，要求我们停止这种恶性工作，得注意休息，按规定上下班，保证工人们的合法权益。所有人都不理会这些疯子。老板愿意多给钱，我自愿多加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关你屁事。可这帮人天天在四周转悠，一有机会就凑上来。不断在耳边念叨：
　　“老板应该给你们发饮料，免费的，这是政府的规定。”
　　“你们应该配口罩，戴上才不会得矽肺病！”
　　“每周应该休息两天，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休息休息。”
　　“如果加班，应该拿三到五倍加班费!”
　　“该给你们买保险，没买就该涨工资。”
　　“老板该同你们签合同，有合同受法律保护。”
　　大家慢慢发觉，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多拿钱，便不再反感敌视，居然同这些人打成了一片，家长里短起来。这群人都是自愿者，主动为劳工呼吁政策，兑现待遇，给大家详细讲解香港关于劳工的各种法律规定。一比较才发现，老板确实不遵守规定，背着大家规避了若干手续，全部没按规定计算工资。不仅仅没按规定给足加班费，就是应该计算的各种保险福利也克扣了不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老板赚了多少黑心钱啊，资本家真是靠剥削工人发家致富！大家开始愤愤不平，几个标段的人联合起来，准备找老板儿理论。但我还是认为这群人发了疯，一个月几千还不满足，几千块是啥概念哦！在广州一个月一千块，我都觉得高上了天。在老家教书，一个月一百多，这里拿三四千，加班能拿六七千，一年就顶好几年，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人心不足蛇吞象！手中挣着钱，脑子里却在想精想怪，真不地道。
　　但我又很想听这些人的宣讲。他们说着平等自由公平正义，这些都只在书本上读过，从没人告诉我该怎样理解该怎样思考，现在就活生生在眼前。我拿他们讲的去对照十五年的教书生涯，时常责备自己，亏我还是教师，怎么没想到这些？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大山交给了教育，最后一句话就轻轻松忪下放了，算了十五个月工资给我，总共两千多，就算完成了补偿。太廉价了！不过反过来，同我的乡亲们比较，我在大山的十五年，却生活得很滋润，工分算得最高，收入也在前列，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我的乡亲们过得好了不止一倍。我又怎能去报怨故乡，去报怨身边的制度？这是香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与他相比川西的大山不知落后了多少世纪，天上地下完全不同。老人们常说，走到哪个坡就唱那首歌，不能将两个世界拉在一起相互比较。可现实中，我一个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该何去何从？
　　志愿者们讲的有道理，可老板们也不容易。为了挣钱，处心积虑八方求人拿到项目，不知费了多少劲儿才带出来这帮人。事情才刚刚开了头，就被背后捅了刀子，这事做还是不做，这钱挣还是不挣？付出了没有收入，又从哪里去填亏空？承诺带大家出来挣钱，可一切才刚刚开头，大家哪里挣到了钱。做人啊真是难！跟着大家一起闹，能得到什么？老板对我还不错，带我出来是为了挣钱，他在剥削我的同时，也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机会，别的不说，就只冲着带我来香港开了眼界，也得感谢他。左右摇摆了几天，我偷偷将这一切告诉了老板儿。老板握着我的手，晃了好久才放下。
　　工人们在志愿者的教育鼓励下，真的联合组织起来开始罢工，飞机场建设又一次停止。施工场地成了新闻发布现场，大量的政府官员，各国的记者，川流不息。能说会道的工人，走在队伍前面，在镜头前不断诉说自己的悲伤经历，表达着对政府的各种感谢。经过反反复复的谈判沟通，最终为劳工们发放了各种费用，所有的施工队伍全部遣返。老板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釆取了各种预防措施，老板们在应对上游刃有余。老板异常感谢我，给我另发了五千元奖金。让我从此跟着他，回到广州依然继续帮他。用他的话说：“老梁是明白人，是忠臣！该重用！”
　　可我心中却是另一种感受。作为一名打工者，应该同所有的工人站在同一战线。我听了并且接受了志愿者宣讲的观点，就应该为打工者呐喊出力。可我转过身就将情况告诉了老板儿，也就是向资本家告了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工人阶级的叛徒，靠出卖工人阶级的秘密，获得了资本家的赏识，挣着资本家的高额工资，比爷爷还可耻。爷爷只是在追随队伍的半路改了道，他不是正式的红军就不算逃兵，没害任何人。即使就算是逃兵，爷爷当年也才十几岁，还是个娃娃，哪里懂得那么多，顶多算作贪生怕死。况且，爷爷逃跑是为了保命，如果不跑弄不好早就没了命，哪还有我爸和我们，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个特殊的梁姓家族。我现在可不同，三十多岁，早已明白了事理，分得清对错。不告密有饭吃有衣穿，遣返时一样要领补助。可见我比爷爷更可恶。不过，从本质上讲，我们的行为也相通，都是靠不住的人！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血脉里遗传着东西，几十年前到几十年后，高度一致如出一辙。
　　从此我就跟着老板东奔西跑，天南地北的忙。无论是在广州修地铁还是在海南建住房，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冒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革命年代，肯定会经常在两个阵营滚过去滚过来，讨不了好，两边都不是人，弄不好就被当叛徒处决了。也庆幸现在不是前些年，否则会被几个造反派打伤斗残，最后没有好下场。这样东想西想，不停地假设取笑自己，心灵在不断的折磨下，居然慢慢习惯了，不再像当初那样难受。也许是人生的另一种成熟，慢慢的也就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