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成立算帐委员会

　　早在1941年4月，镇海县工委书记陈志达在李倜民陪同下，就找到陆子奇，他对陆子奇说：“小陆，你跟李倜民书记在大碶帮助工作，李倜民对你反映很不错，带领群众做了不少抗日救亡工作和为农民利益斗争的工作，在群众中已经有很高威信。现在李倜民要调走了，组织上决定让你去担任大碶工委书记。”
　　陆子奇听了一时惊讶地说：“陈书记，我还是个学生呢，我入党还不到一年，那里能挑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呀！”
　　陈子达望着她说：“小陆，你虽然是个学生，但是你从上海大城市来的，当过工人，见过上海的大世面。也经过“12.8”“8.13”上海抗日战火的洗炼。我听李俍民和冯老和兰老师反映，说你在工作中大胆泼辣，敢想敢说，又会动脑筋，很会做工作。上半年闹饥荒的时候，你领导大碶农民吃大户救了当地农民渡过了饥荒。后来又带领柴桥农民拦船夺粮，把盛简礼送给日本人的粮食夺回来分给农民。这之后还召开军民联欢会，巧秒地辞退了各路想来分粮的游击队，把义仓的积谷都分给了当地农民，帮助农民度过荒年做了很多工作，当地农民们对你印象很好。农民们这么信任你，在抗日烽火岁月里，你就勇敢地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吧！横河乡支部书记的职务也仍旧兼着。因为一时这里还没有人来接。”
　　陆子奇听了想了一下说：“既然领导上这么相信我，那我就试试看吧。”
　　陆子奇就这样接任了大碶区工委书记，兼任横河乡支部书记的职务……公开的合法身份仍是镇海县是信用生产销费合作社辅导员。
　　陆子奇接了大碶区委书记工作，李倜民把大碶区（柴桥区）党组织和农会辅导员名单都交给她，她拿来一看，上面写着农会组织名称和党员名单。大碶区农会竟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各乡的乡农会干事就有十几个人呢。竟像李倜民书记所说那样，现在的农会就像我们自己成立的农会一样。区农会除顾荆庸外，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秘书包容之是党员；工作人员王子文是党员；司务长施林甫是党员；连通讯员都是共产党员。这说明李倜民在那里发展了不少党员。李倜民老师为大碶地区打下了基实的群众基楚和党组织的根基。
　　按照当时农会法规定，为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立辅导队，李倜民老师已把地下党员都安排在辅导队里。九峰乡农会的辅导员是邵文青；郊区的辅导员是黑陈（因他脸晒得很黑）苏州人；柴桥一带的辅导员是定海随军服务人员杨监青；三山一带农会辅导员是徐建良；张顺利负责宣传股兼青城辅导员；王子文、施林青打入伪保警察中队；县农会理事曾瑞芳任泰东乡农会干事长，并负责县农会交际股；顾财发负责组织股和横河农会工作；贾德裕负责高塘乡农会工作；林荣模负责小港长山一带农会工作。
　　此外还有民主人士施德尧搞统战工作。这时镇海江南地区的农会完全由我党控制。这自然是好事。但这么繁重的工作交给她，自己才二十多岁，陆子奇感到压力很大，这些同志大都比自己大，都比自己资格老，她一个年轻才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却要叫她领导这些都比自己年长的同志开展全区的农会工作，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辅导员，现在却要叫她领导这许多辅导员。自己又是个女的，这些老同志能听自己的话吗？她感到心中没有底。
　　但现在李倜民老师已经调走了，她不想干也不行了。
　　
　　在这之前，在日伪统治下艰难困苦岁月里，陆子奇当是在柴桥供销社当辅导员带领当地农民吃大户、拦河夺粮、分义仓，总算艰难地一天一天地挨过来了。
　　这苦难的岁月总算挨到了春天。如今到了春耕季节，田畈里的草籽虽然经过再三挖割被当地饥民们当饭吃吃了不少，但草籽这种作物生命力很顽强，你越割它越长快，因为它的根株有根榴菌。只要根株在，割了它还会长出来，而且割得越快，长得越好，所以初春虽然被没有饭吃的饥民们割了许多，一到春天，它又欣欣向荣地猛长起来，可谓是镰刀割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五颜六色草籽花又开得万紫千红满天星，又到了横（割）草籽起畈做秧田的时候了。
　　经过去冬和今春的大荒年，大部份农民家的秧籽谷都早在去年就吃光了，人在饥饿的时候也没有远见了，当时也顾不得明年怎么种田，只顾眼前。在饿得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把儿子都可以卖给人家换米来吃，何况吃秧籽谷呢。
　　可是人并没有饿死，又到种田下秧苗的时候了，人们才想到秧籽谷已经吃掉了。当时只顾一时解决肚子饥饿，可现在要种田了，这才知道没有秧籽谷了。没有秧子谷，就没有秧苗，没有秧苗，就插不上秧。插不上秧那稻田就荒掉了。田荒了下半年和明春又吃什么呢？又怎么交得出田租呢？这时候大家心里才着急起来。
　　这样的种田人家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很多家。大多贫穷的农民都没了秧籽谷。
　　几个党员和农会把这严重问题反映到合作社那里，反映到作合作社经理兼辅导员陆子奇那里。陆子奇现在是正式的区委书记了，她感自己的责任更大了。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及时解决好。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四出调查，到处打听，那里可以借贷到秧籽谷？
　　当打听到小港有一家大户人家秧籽谷有多余，可以给别的农民调剂一些。但调剂也要有别样的谷去调换，柴桥和大碶的农民吃的粮谷早没有了，哪有其他谷可以兑换呀？没有现兑换也可以借。陆子奇问怎么个借法？哪大户人家说，我的秧籽谷是专门在一块田里种出来的，没有一颗秕子，肥料施得特别多，谷粒也特别饱满，晒又晒得特别干燥，花费的精力特别多，所以要借，一百斤要还一百五十斤。陆子奇打听得这消息来和农民们商量。
　　农民们听了说，选种秧籽谷是很麻烦很仔细的事，要花很很多功夫，也要花很多肥料，一百斤还一百五十斤还不算太贵，可以借。但小港借种籽谷那人家说得要有可靠的人作保人，没有可靠的人担保他不借。怕借去以后不还。所谓可靠的人，无非是有实力的人家。陆子奇经与顾荆庸和贺有根等商量，顾荆庸说这只有叫李成荣出面去借了。
　　李成荣是柴桥一户说得上话的大户人家。他种着几十亩田，他也是农会干事。于是陆子奇和顾荆庸一起去找李成荣。李成荣想了一下答应了，说：“如果小港户人家相信他，那我就赔点脚头帮你们去借一点来。”
　　李成荣去了与小港那户有秧子谷的大户人家商量，小港大户人家知道李成荣是柴桥的一个种田大户，表示愿意借。但那老板说，“向我要秧籽谷的人很多，现在一百斤还一百五十斤我也不借了，要一百斤还一百八十斤。”李成荣说：“我们要借很多，可能要借几千斤，你就照顾我们一下还是以100斤还150斤借给我们一些吧。”那老板最后也就同意了。
　　李成荣好说歹说借来3000多斤秧籽谷。李成荣觉得这是个自己赚钱的机会。他也应该水涨船高地再涨一些，从中赚一些外快。于是李成荣回来后对大家说，“秧籽谷是借来了，由我担保。但我们给你们得说清楚，到时候一百斤要还二十元洋钱。”这个主意是小港老板出的还是他自己出的，也没有弄明白过。
　　当时一百斤稻谷是六元洋钱，现在李成荣说一百斤要还二十元大洋，要还三倍半还多；也就是要一百斤秧籽谷到稻上市时要还三百六十多斤谷。这是口渴喝卤水呀，但是农民们想想，一百斤秧籽谷总可以种五六亩田了，贵一点也就贵一点吧，于是咬咬牙就只得向李成荣借。
　　但令农民们没有想到，时过三个月，这年新稻谷上市时，奸商们把新稻谷谷价压得一百斤只有三元洋钱。如果按新谷价钱还，借来一百斤按当时定的二十元洋钱还就要还六百六十多斤谷！比原来约定的又翻了一倍！李成荣这时还说，小港那老板还一定要还现钱，给谷不要。农民们都想不通：这是高利贷呀，是比一般高利贷还要高两三倍的高利贷，债主的心实在太黑了！咱们也太吃亏了，辛辛苦苦种上来的稻谷一半都还秧籽谷了，再加政府其他杂七杂八的各种赋税，种上来的新谷要都给了人家，镰刀放下就没饭吃了，这还种什么田呀？于是柴桥农民又来公德小学找陆子奇。
　　陆子奇下去进行了调查，并到小港去问，小港哪家大户说，“我借给李老板一百斤还多少李老板告诉我要我保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向他借怎么算法我也不知道。”陆子奇又去找李成荣，李成荣说：“人家就是一百斤要还二十元洋钱，给谷不要。如今借来种籽谷种籽已经变成新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显然是李成荣和小港老板是事先串通好的。
　　陆子奇问顾荆庸：“李成荣不也是农会干事吗？农会干部怎么也这样盘剥农民？”顾荆庸说，“他是当时国民党上面派进来的。当地农民选代表，农民们选的都是长工和一般贫困农户当代表。县里国民党书记长沈友梅不同意，说是：‘农会不是工会，只有做长工的可以入会，农会应该包括全体农民；也应该有种田老板的代表。’于是李家后来就选一个种田老板当代表，这个代表就是李成荣。李成荣自己种着三十几亩田，雇着两个长工，本来就是一个精明的老板，外号叫‘李精明’，是个老鸦飞过也要拔根毛的人。”大家听了说这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还得出这么多谷呢？”
　　陆子奇说：“你们别心急，既然我们早稻都已经割上来了，现在的困难和刚下秧籽时不一样了，主动权在我们这里了。我们可以和他们慢慢讲道理。我们本来已经受了灾害伤了元气，借来的秧籽谷利息这么重我们怎么还得起？我们可问李成荣，一共在小港借来多少秧籽谷？他不讲我们向下面借进的人家调查，他借来多少我们就知道了。他借谷时的损耗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给他算，亏损了多少也可以算出来的。”
　　与此同时党员和农会在外面宣传，在群众中造成一些誉论说：“这秧籽秧谷不还了。借100斤秧籽谷斤要还600多斤，这么黑心的高利贷，我们还不起！干脆就不还了。”
　　有的说：“就还他本金吧，也就是100斤还100斤，连利息也不给了，天下农民是一家，我们有困难就当小港农民帮了我们一下也应该的嘛。”
　　有的意见比较中肯，说：“有借有还，这是常理，他借来秧籽谷一户一户地分给大家也要损耗一点的，还给他们时加上损耗，再加三个月的利息算给他吧。”
　　于是陆子奇叫党支部和农会讨论大家反映的这三种意见，大家采纳群众那种意见的好？讨论怎么样还？还多少？
　　后来大家讨论的意见基本上与群众意见趋向一致。大家认为，“现在是抗日时期，要团结各阶层的人士为抗日出钱和出力，种田老板我们也要团结他们，包括李成荣。我们当时说是向他们借的，现在不能赖掉不还。做人要讲诚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能过河拆桥。那就按群众说的第三种方案来还。
　　考虑到陈谷的重量轻，新谷的重量重，再加运输、贮藏、各户分借称谷时的损耗，这样一笔一笔算上去，借100斤还170斤新谷比较合理。
　　但怎么和李成荣说呢？一个人是说不过他的，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于是陆子奇提议成立一个“算账委员会”，有党员贺有根、有根娘、金根嫂、顾财发等7人参组成。这算账委员会实际是说理委员会，向李成荣说理，算合理还债的账。
　　十月十七日，是李成荣确定农民归还秧苗谷的日子，陆子奇组织农民挑着空箩担到李家祠堂集合，准备与李成荣算账。李成荣看到大家挑着空箩担来就气得说：“为啥不挑谷来，挑副空箩担来？你们想赖账嘛！”
　　算账委员们说：“账没有算好怎么挑谷？等算好了后自然会挑谷来还给你。”
　　李成荣说，“这账是很好算的，当时借时不是向大家讲好了的吗。按一百斤秧籽谷还二十元洋钱来算。你们不挑谷还洋钱来也行。”
　　算账委员会的人说：“这太贵了，我们还不出，你这是高利贷。一百斤要我们还二十钱，现在稻谷只有三元一百，我们当时借你一百斤秧籽谷只三个月时间要还你六百二十多斤谷，你也太黑心了呀！你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的高利贷！我们实在还不起了！”
　　李成荣说“你们想赖账？”
　　算账委员会的贺有根说：“我们没有想赖，会还给你的。但不能还那么多。”
　　李成荣说“那你们想怎么算？还多少？”
　　算账委员会的季员们充分地同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算账委员会的宗旨是算损耗，给利息，但反对高利盘剥。
　　李成荣说：“种籽谷借来损耗可大了，我把谷子从小港运过来也用了一大笔运费，我又一户一户的称了借出去，掉落地上的和箩里的几十户人家借出时损失几百斤没看见。预先讲好的借贷方案不能推翻。”
　　算账委员会有根娘说：“你从小港借来是一百斤还一百五十斤，我们可以合理算还，但你为又加上那么多？比小港老板还要加码五百多斤！你从小港运输过来，损失有那么大吗？”
　　李成荣说，“小港老板那只150斤？我去借时已经涨到100斤要还200斤了。再说小港老板一定要还现钱，一定要100斤要还20元我有什么办法。”
　　算账委员会金根嫂说：“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小港老板100斤只还150斤，没有说要还20元洋钱100斤的说法。这规矩是你自己定的。”
　　李成荣听了脸红起来说，“我也不是自己赚，我是给农会赚一些谷，好处也是农会的，大家也有份。”
　　算账委员会的委员贺有根说：“农会的经费我们每年在交政府赋税时加上拿出两斤谷了。没有必要再叫你放高利贷积钱。再说过去农会没给我们办过什么好事，我们不愿意为你的农会各积钱。你这是临时自己出的花枪！那级农会叫你放高利贷过了？我这个乡农会主席都不知道？这是你自己巧立目，以为农会积钱当借口，乘借各籽谷机会自己从中盘剥我们！我们还不起这么高的高利贷！”
　　李成荣说：“借都借了，稻都已经种上来了，还说合理不合理，你嫁出去的女儿孩子都生出来了，还能退婚吗？”
　　算帐委员会的贺有根说：“你这是高利贷，比高利贷还要高出好几倍的高利贷，是非法的！你不能这样做。况且今年也还是旱灾，先是涝后是旱，稻苗几次缺水，收成只比去年大旱好一些，还是灾年，秧籽谷要还这样多，又加田租和政府的赋税，我们农民怎么过日子？”
　　算帐委员会与李成荣进行有理有利有节以情以理地与他进行说理斗争，最后对他说：“借了三个月时间，按借时一注一注称谷时的和运输的损耗、运输，一笔一笔算给你看。再给你一定利息，都算上去，借你一百斤还一百七十斤你决不会吃亏。”李成荣一时被农民算得说不出话来。
　　李成荣不服气，叫来了县里的农会干事顾荆庸、张顺利等县农会干部做中间人。顾荆庸、张顺利等两边意见都听听。算账委员会再一笔一笔算给顾荆庸他们看，顾荆庸听了点点头，也认为算账委员会这样算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于是就以一百斤秧籽谷还一百七十斤算还给李成荣。李成荣听县农会干部都这样说，只得作罢。
　　但实际上除一百五十斤还给小港外，再加上一些分借时的损耗，没有20斤的，多少他还是赚了一些。
　　李成荣心里想：“当地的农民没有那么聪明的。还成立了什么‘算帐委员会’，听也没的说过，背后肯定有高人在那里指点。”他看看站在农民一边能说会道的那个说上海话的姑娘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觉得就是这个姑娘在给那帮穷种田的出主意。后来知道她是区农会的辅导员，他听说过给农会当辅导员的大都是共产党员，今天碰到了共产党他没有话说了。又看看算账季员会七八个人，贺有根等个个也都是能说会道凶巴巴的主儿，据说都是当年吃大户、拦船夺粮的头头，贺有根还是个乡农会主任。他感到一时斗不过算账委员会的人，算他晦气。想从中赚一大笔是赚不来了，但仔细想了一下也没太吃亏，只是少赚一点罢了，也就算了。于是算账委员会的农民与李成荣合理合法斗争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