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请到田头看收成

　　还了秧籽谷，秋收后又要应付地主们的租谷，这年柴桥大碶一带农民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过了还秧子谷的关，秋季难过地主们的收租关。
　　1940年，大碶、石秋、九峰、亚浦、柴桥一带，遭受大旱灾。1941年先涝后旱，秧苗插下去，就没有水了。因为没水灌溉稻田，稻秧很多都枯死了。收获只比上年好一些，河沿地能收一两百斤一亩，畈心田灌不到水，特别是小户人家又没有长水车，河水一低田里就灌不上水。只收割几十斤一亩。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又加日伪军虏掠，使这一带人民群众生活苦上加苦。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知道这情形，允许二五减租之后适当再减一点，根据实际情况减“三点五到四点五比例”。但是地主们却要求佃户们交全租。他们们天天上门逼租。
　　陆子奇就和农民代表下田头逐畈去议租。根据老农经验，把每畈田里的稻子用“横割六株直割四株的方法”核算产量（因为稻秧每株横行距离较密，直行距离较宽，所以横割六株和直割四株实际上是一个小方块），割下这一小方块“二十四株”稻杆上的谷粒打下来用秤称一下。在这畈田的前后左右和中间各割一块，共是五块，这五块田能打多少谷，称过，以五小块面积的产量再乘以这块田的总面积，这样实地测量来计算这块田的实际产量就比较合理。
　　陆子奇首先到伪县长黄大梁的秘书处进行活动，想以这样实地估产的方法议租以获得县长的认可。因黄大梁爱喝酒赌博不大管事，多数事情都交给秘书处理。
　　黄大梁的秘书叫张志飞，出身农民家庭，读过中学，抗战前在海外替外国人运输船上当过大副，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回国参加抗日。县里知道后，见他既有文化又有技术，且他能说会道，黄大梁很喜欢他，就让他当自己的秘书兼建设科长。镇海县沦陷后，县政府的人都逃到宁海去了，当时的张志飞是以县长秘书兼建设科长的身份带着十几个武装小分队悄悄来到镇海江南地区代表镇海县政府开辟工作的。所以黄大梁日常事务差不多都叫秘书张志飞去打理，因此张志飞这个秘书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代县长。
　　其实镇海县国民党政府当时局促于江南半壁江山，（甬江北面全部被日伪军占领着）而甬江南面的大碶、柴桥地区又被定海国民党苏本善游击队霸占着。黄大梁这个国民党县长想管也不了多少地方。所以他乐得推给秘书去管。
　　张志飞在伪政府的官员中是较好的一个，虽然他是国民党官员，他当过海员工人，同情农民，为人富有正义感，平日穿着朴素，作风正派，陆子奇也把关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情况向他反映。张志飞接受了农会“横割六株直割四株”核算实际产量的意见。还卷起裤脚赤脚和农会干部一起到田头亲自察看“横割六株和直割四株”的实际操作。经过这样的看田议租，每亩在二五减租之后再减一些灾情损失应征多少租谷，在布告上贴出来通知农民。这合情合理的议租方法得到农民们的赞同。
　　张志飞也常常到农会来走走，看看农会干部都朝气蓬勃地在那里办事，他感到农会里这些青年才是真正为农民办事的干部。
　　这天去田头，时间已经很晚了，天气下着大雨，陆子奇戴一顶从家民家里借来的破竹笠，穿着一件大概也是向农民借来的破蓑衣，破蓑衣里面穿的是一件斜襟破布衫，赤着脚，裤管卷到小腿上来到张志飞住的地方，请他一起到田头去实地看稻议租。他看到陆子奇一个学生出身，赤脚撸袖，穿蓑衣戴笠帽和村里的农民一样，令他十分感动。他赞赏地说，“如果县政府里的干部都像陆子奇那样，能深入群众赤脚奔田头就就好了。”
　　那天，陆子奇陪着张志飞到田头看稻秧受灾程度，他看到了田野上一片荒芜，干燥龟裂的稻田里，干枯的稻秧上结着稀稀拉拉的几粒瘪谷，张志飞看了也摇摇头说：“这样的稻杆确是没有多少谷可打的，我小时候跟我爸种过田，也碰到这样的旱年，这样的稻田是收不到100斤1亩的，应该评议在二五减租之后再给予减免1、2成，我会向黄县长去讲的。”
　　此外农会在地主中进行说理斗争。当地最大的地方之一是寺院的和尚。当年各地很多庵堂庙宇都有许多香油田，多的寺院有几百亩，少的也有几十亩，当地僧伲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靠收租谷，平常一些香烛卖钱只作为他们的零用钱。比如当年鄞西龙墟乡有个接待寺，就种着三十多亩稻田，有头大水牛，还雇着一个长年和一个长工。（和尚自己根本不到田里去劳动）插秧和割稻时还雇许多忙工，这种靠自己雇人种田收获生活的寺院算是好的了。一般寺庙和尚尼姑都把田出租，到收割时现成收租，就靠收田租生活。这些田哪里来，大都是当地大老板的母亲和或夫人捐献给寺庙的，所以这些和尚尼姑实际上也是剥削阶级，也是寄生虫。
　　当年九峰山边瑞岩寺的住持（当家）和尚就是个大地主，寺里有几百亩大田，寺院的田都出租给九峰山下的佃农们种着。农会先去寺里活动说服寺主，国民政府颁布了敌后减租条例规定，加上今年这一带又旱灾，农民真正缴不起田租谷了，为此农民兄弟要求寺院再减一点。除二五减租外，看田里的实际收成再打六折和八折。
　　这个住持和尚极蛮横地说：“去年我们没有收入，今年不能再减了，再减我们的生活也要发生困难了。”
　　农会代表乐来法对他说：“去年你们没有收入，但也没有损失。我们是下了种籽又加辛勤耕耘大半年，还弄得放下镰刀没饭吃呢。你们一时虽然少了点田租，但还有香烛钱和做佛事可以生活。我们是全靠田里收上来生活的。去年大旱灾，我们靠吃草籽吃野菜当饭，前年还吃了大户，每个村庄都有饿死人。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一些，但今年先是水灾后是旱灾，收上来的稻谷比常年少了一半。你们却照样要像常年那样收租，收上来的谷子都给了你们寺院，我们种田人怎么生活？明年连秧籽谷都没有了还种什么田？我们的生活就又和前年一样要吃草根啃树皮了。你们佛门的人常说‘苦度众生’，我们这些辛苦种田的众生，收入这么少，种上来的稻谷要都给你们，我们就要饿死了，你们不但不苦度一下，还要苦苦相逼，你这佛门弟子是苦度众生，还是苦逼众生？”
　　大家听了都说：“是啊是啊，你们天天讲修行，你们这样向我们逼租修什么行为呢！”那住持念声“阿弥陀佛”不再说话了。
　　过了几天，陆子奇以农会名义又促使张志飞到瑞岩寺开了一个减租会议，由地主、农民和农会干部100余人参加，县长秘书张志飞便以县政府名义向大家宣布：“根据今年半灾荒情况和敌后‘二五减租’条例的规定，应按照不同情况，在二五比例外再给予减免一点，并分别根据稻田情况分一、二、三等情况实现减免。这个做法是比较符合实情的，它听取了群众意见，用‘横割六株直割四株’的方法估产议租，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地主们不同意这样减免，纷纷到向县政府告状，国民党县书记长沈友梅自己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他下面的的各级书记长和乡保长也大都是大小地主，所以他听到的都是地主们的意见，这些地主们乘机向他哭穷，他听从地主们的要求，认为已经进行了二五减租，不能再行减免，同意复议。
　　张志飞说：“我去现场看过，用‘横割草六株直割四株’核算方法来核算这块稻田的实际产量，今年是比往年还是少收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种实事求是的验收算法方法是科学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用复议了。”
　　沈友梅听不得这些细致繁杂的算法，也不屑张志飞以县长的口气对大家说话。就说“谁看你们怎么割稻啦！什么直割横割的，我们听不懂你们这种土办法议租，不能都听你的！也不能都听农民的！农民得寸进尺，越少交越好，顶好一点不要他们交。”沈友梅强调：“地主们要复议就得复议。”
　　张志飞也不服沈友梅说话蛮横无理，他对沈友梅说：“你要复议你去复议！我不议了。”沈友梅白了张志飞一眼，气得说不出话来。
　　沈友梅叫大家重新在芦港庙开会议租，陆子奇就召集全体佃户都去芦港庙参加重新议租大会。陆子奇对农民们说：“地主们要复议，我们就陪他们复议。”
　　到了那天，陆子奇通过农会召集了600多个农民，都带着锄头铁耙到芦港庙来开会。沈友梅到了芦港庙一看，六七百多个手持锄头铁耙的农民拥在庙里庙外，大吃一惊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这不是行庙会！”
　　九峰乡农会干事长邱雨香说：“沈书记长，不是你发的通知吗？你说重新议租。要议就要两边都来，大家来议，我们自然也来了。”
　　沈友梅说，“我叫地主们都来，没有叫你们农会的人都来。
　　陆子奇说：“只有地主没有佃户你们单方面怎么议？单方面议还不等于是你们说了算？这不合理。要议就要双方派代表共同来议。议到双方意见一致这才公道。”
　　沈友梅气得瞪着眼睛望着大家说：“那你们扛着锄头铁耙干什么？来示威呀！”
　　农民们说：“我们是天天在田头干活的，开好会顺便再去干活。”沈友梅感到自己当时“叫大家都来参加”这句话让农民钻了孔子。
　　现在庙内挤满了人，一部分农民只好站在庙门外，地主代表来了三四十个。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衫，坐在大厅里的几排椅子上。于是沈友梅就站在中间开始讲话：“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年还是风调雨顺的，二五减租之后，许多农民还要求再减，上次会议评得不合理，现在你们可以发表意见再重新评议。”地主们看书记长说话的口气是向着他们的，就大胆说话。
　　有的地主说：“前年大旱，今年风调雨顺，租谷不能再减了！”
　　有的地主说：“去年我们一点租谷也没有收，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按常年的规矩收租谷了！”
　　没有等地主们讲完农民们已经听不下去了，农民们说：“今年那里是什么风调雨顺？去年大旱，今年先是发大水，大水过后，两个月没有下雨，稻苗先是淹死，后来又晒死，是个半荒年，田里的产量只有一半收成。沈书记长说的不是实情。说今年风调雨顺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张秘书亲自看过横割六株直割四株方法来核算产量，算下来每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比正常的年份低四五成，确定应该减免，你怎么说不合理呢？你坐在屋里不去田头看看，每块田里都是大大的裂缝，每株稻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粒谷，说这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本不符合事实！”
　　沈友梅说；“畈畈田是这样吗？”
　　农民们说：“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经过‘横割六株直割四株’的方法来实田核算，算下来的产量比往年低了一半，你们说今年丰年。你们连看都没有去看过，怎么知道今年是丰年呢？”
　　大家跟着说：
　　“书记长不去调查研究，关起门来纯说瞎话！”
　　“书记长偏听偏信！”
　　“书记长完全站在地主立场说话，我们没法听！”
　　“好咯，好咯，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沈友梅挥挥手打断农民说。
　　好一会群众才静下来。”
　　地主代表也上台讲了话：“去年我们没有一点收入，今年又说稻子不好，我们不相信，不能减免。”
　　佃户代表们说。“今年晚稻只割了100多斤一亩，顶好和河沿田也割不到150斤一亩，好在那里？”
　　“你们到田头去看过吗？光在这里瞎起哄有什么用。”
　　“静一下，静一下！”沈友梅拉开嗓子大喊。
　　可是群众议论纷纷意见压不下来，这时青城乡农会干事张顺利到前面说了一句：“大家静下来！”
　　“大家说话声音小了一点。”
　　县农会干事顾荆庸说：“乡亲们，大家不要急，沈书记长一定会接受我们意见的。根据政府敌后减租条例，今年是应该减的，再说今年又遇到了旱灾，应该再减一点。”
　　群众听了都附和着说：“敌后减租条例是政府订的，是符合民情的，如果政府的合理意见可以随意推翻，岂不是上级在故意骗人？现在的灾情不是造出来的，不信你们可以到还没有割进稻籽的田里去看看嘛。有些人家因为割下来还不够给你们田租，割都不想割了。稻秧仍在那里。田里的稻籽长得像癞瘌头一样，一根稻杆上没有几粒谷，一株稻只有三五根稻杆，割稻时一把可以抓十几行。这样的年景还要交全租，下来还要我们交政府的赋税，你们全都都拿去了我们还怎么生活？”
　　沈友梅在事实面前，被驳得理屈词穷，他脸色煞白地撒赖撒泼地说：“单听你们说的，也得听听地主们意见嘛！……你们要讲民主嘛……，你们总说要减租减租，只考虑你们农民自己的利益，可是你们不考虑大局，不讲戡乱建国了？不讲和平民主了？地主们全靠收租吃饭的，你们不交租叫他们怎么活呢？你们不交租税，照这样说，下去你们国家赋税也不想交了？政府机关人员怎么活呢，怎么能叫大局稳定呢……你们这是故意捣乱，我看你们里面有共产党……”
　　群众气得举起锄头在地坪上咚咚地使劲敲着向沈友梅示威：“共产党在哪里？你说谁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支持群众实是求是说的话，共产党也是好样的！我们倒要问问国民党忙书记长，今年这样荒年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丰年又丰在那里！”吓得沈友梅神色惊慌不已。大声地说：“反了反了，你们还允不允许我说话啦？……”
　　顾荆庸乘机向沈友梅说：“我也跟到农田里去看过，今年一亩田也就只割过百把斤谷子，有的田甚至只割几十斤一亩，你们要收全租，一般的中等农户都没有饭吃了，其他小种田的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生活确实很困难，现在农民刚把稻子割进已经在吃粥吃番薯干了，不信你可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政府也已经发下文件，承认今年年景确实不很好，除了二五减租外，可酌情再减一、二成。我们也是按照政府条例办事的，政府都答应根据实际情况今年除二五减租外还可以再减一二成的，你却不同意。沈书记长，你也是县政府里的头头，你怎么能不执行政府的指示呢？你应该答应大家的要求，你要再不答应，今天这会就不会散……”
　　沈友梅见天色已晚，自己答不上顾荆庸的话，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六百多个农民顿锄头的声音越来越响。30几个地主代表的嗡嗡说话声被淹没在600个农民的热烈反响的顿锄头的声音里。看这个形势不利，30几个文质彬彬的地主怎么斗得过600多拿着锄头铁耙气势汹汹的农民？他们每个人吐一口唾沫，也会把30几个地主淹死了。
　　沈友梅感到不知听谁的好，同意地主们的意见呢，农民们就不依。同意农民们的意见，地主们又不依，他没有办法作结论，也没有勇气推翻张志飞和顾荆庸的意见，感到两面为难，他想为地主们翻案的计划破产了，说：“对不起，我去小解一下。”就悄悄从后门溜走了。
　　沈友梅回到镇上，地主们又纷纷去找他，他又无法说服农民。为这事弄得沈友梅在家待着也不安宁，他干脆悄悄地在夜里逃到象山苏本善处躲起来。当时苏本善是象山县长，又兼定海和象山保安总司令，有权有势，沈友梅就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和苏本善打麻将喝老酒。
　　等他回来，当地农户已经按照张志飞（县政府）宣布的办法减好租了。地主们一时上面没有人为他们撑腰，没办法强迫农民多交，只得老老实实让农民们减了。如果你连这点稻谷都不要，佃农们说那我们就都自己吃了。地主们后来见沈友梅回来，都埋怨他关键的时候怎么自己跑掉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气得沈友梅翻着白眼说不出一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