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雪林冒失误闯密谈会所，中韩联手炸死白川义则

　　真如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大肆屠杀中国百姓，顿时，真如区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残垣断壁，哀鸿遍野。日寇的残暴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尤其是王亚樵，这个威震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即使是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头子，对他也要避让三分，而蒋介石、宋子文更是差点命丧其手，蒋更是对王亚樵恨之入骨。“斧头帮帮主”、“暗杀大王”仅这两个名头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他王亚樵搞暗杀的对象不是黑帮的对头，而是他认为阻碍中国历史进步、危害中国政局的达官显贵。炸沉“出云号”功亏一篑，这让王亚樵有点窝火，他决定伺机再给日寇一点颜色瞧瞧，他要告诉日寇：“我王亚樵绝不是吃素的！”
　　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3月3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讨论结束上海战事的调停会议，中日双方宣布停战。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就在以英、法、美、意等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联盟尚在调停之中，中日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之际，日本外相重光葵抵达上海，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的要求下，冲昏头脑的白川义则狂妄地对外界宣布：决定借着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生日），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庆祝日本在上海取得对中国战争的胜利。
　　日本决定于4月29日“天长节”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这无疑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侵犯中国，又在中国的国土上为日本天皇祝寿和庆祝胜利。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上海军民更是无比愤慨。
　　一直在等待机会的王亚樵获悉白川义则宣布要在虹口公园举办“天长节祝捷大会”的消息，愤怒的王亚樵觉得这是一个行刺日酋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将白川义则这个战争恶魔，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送进地狱。
　　同样，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将军，听闻日本人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怒不可遏的他将桌子一拍，说：“决不可让日本人的祝捷大会成功！”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若有中国人进入虹口公园，则一律作奸细惩处。如此这样，困难重重，但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陈铭枢将军还是抱定了破坏日寇的“祝捷大会”，给狂妄自大的日寇还以颜色的决心。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汉族客家人。1889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曲樟乡璋嘉村。1906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中央第二敢死队对清作战，清帝退位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次年，离开学校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庐学校，1915年回广东策划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活动，事泄被捕入狱，后越狱，再次逃往日本，直到1919年，才回到广东肇庆，在肇军游击营任营长，次年任粤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22年参加北伐，在回师平定陈炯明叛乱途中被陈炯明部瓦解，不久辞职，改名真如，避居南京学佛。1924年经邓演达介绍任粤军第1师第1旅旅长。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接着回师广州，参加南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当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926年7月率第10师参加北伐战争，在友军配合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守军。11月所部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复任第11军军长，率部击败张发奎后，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司令。1931年9.18事变后，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1932年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冒雪连夜步行到达真如前线指挥部，依原计划指挥战事。他们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电对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19路军光荣传统，抗击日本军队，反对妥协政策，并表示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很快，陈铭枢抵达上海，为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积极奔走。
　　就在陈铭枢将军苦思冥想之际，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神出鬼没，行踪不定，一下子难以联系上，而这个人就是“暗杀大王”王亚樵。
　　“嘀铃铃！”正在房间来回走动的陈铭枢听见电话铃响，就走过来顺手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王亚樵的声音，陈铭枢十分惊喜地说：“王九老弟，我正愁到哪儿去找你呢，没想到，你就打电话来了。”
　　“噢，陈将军，日本人要在虹口公园集会，庆祝‘天长节’呢。”王亚樵将他打听到的消息告知陈铭枢，他们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关系十分密切。
　　“是的，我也是刚得到了这个消息。”陈铭枢兴奋地说。
　　“陈将军，我们总要弄点事情才好，不能便宜了这帮鬼崽子。”王亚樵建议道，对于他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不容错过。
　　“这想法，正合我心意。我跟憬然、贤初合计一下，明天晚上我们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商议此事。”显然陈铭枢将军也想要给日寇以教训。
　　“好，不见不散。”王亚樵与陈铭枢一拍即合。
　　第二天晚上，静安寺沧州饭店灯火辉煌，二楼一间包厢内，淡黄色的灯光下，装扮成富商的陈铭枢，戴着黑色边框的眼镜，手持黑色短柄烟斗，吸了一口后，轻轻吐出一口烟，说：“如十九路军出面破坏，恐因再起事端，蒋、蔡两将军不宜公开出面，但说愿全力支持，配合行动。”
　　王亚樵说：“那我来组织市民冲击日本人的会场如何？”
　　陈铭枢摆了摆手说：“不行，这样会造成更多无辜人员的牺牲。”
　　王亚樵说：“可我的铁血锄奸团即使有心去做，也无法进入虹口公园。可恨日本人只准欧美使节、朝鲜人和台湾人参加，不准国人入内。”
　　“九弟，你与朝鲜人走动频繁，日寇也是他们的死敌，可否联手呢？”陈铭枢试探着问王亚樵。
　　“好主意，这个我来想办法，可是……”
　　“别吞吞吐吐的，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来解决。”
　　“主要是经费问题。”
　　“你负责找到行动的人，其它问题我来解决。”陈铭枢说，“具体你跟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范志陆主任联系。”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一名年轻人闯了进来，此人不是别人，恰是高雪林，他一边推门，一边大声喊着：“生日蛋糕来啦。”原来，他跟贵文山、郑琳、洪铁军等几个同学正在同一层的另一间包厢聚餐，为余虹颖庆祝十八岁生日，没想到他上完厕所后，就到前台提着一盒生日蛋糕走了过来，看了没看包厢门牌号，就直接推门闯进了陈铭枢和王亚樵所在的包厢，将正在密谈的陈铭枢和王亚樵给吓了一跳。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高雪林一边道歉就欲退出去，没想到，他却被人从背后给推了一把，手中提着的蛋糕差一点掉落。
　　高雪林回头一看，两名黑衣人站在自己的背后，凶神恶煞似地瞪着他。胆颤心惊的高雪林连忙解释说：“我真的走错房间了，我的一个同学过生日，我们几个人在为她庆祝，不信，我带你们去，就在这一层”
　　“听到什么没有？”陈铭枢问道，他语气十分柔和。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只是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高雪林表明自己的身份，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稍有不慎，便会有生命之虞、杀身之祸。
　　“小同学，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乱说，不然性命不保。”说完，王亚樵手轻轻地一挥说，“小同学，你可以走了。”同时，眼神示意两名黑衣人去落实一下高雪林所说的。
　　高雪林向王亚樵和陈铭枢鞠躬后，便提着蛋糕退了出去，在一名黑衣人的陪同下去往自己和同学们原所在的包厢。
　　等高雪林离开后，陈铭枢起身对王亚樵说：“九弟，离‘天长节’只有十多天了，时间紧迫，务必抓紧。”
　　“将军，请放心。”王亚樵
　　“日本特务最近活动十分频繁，九弟可要特别注意啊。”陈铭枢关切地叮嘱王亚樵说。
　　“将军，保重。”随即，两人握手道别。
　　
　　送走陈铭枢将军后，王亚樵又让人将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处长范志陆请到静安寺路沧州饭店来。当范志陆抵达后，王亚樵就将“欲制造爆炸，破坏‘天长节’”的初步设想告知范志陆。范志陆听后，大吃一惊，对王亚樵说：“这个主意好。日寇太猖狂了，必须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但此事太大，我需要汇报给军部首领，请等我的回信。”
　　当晚，范志陆便给在苏州的蔡廷锴将军去电话说：“军长，破坏某会，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廷锴军长问：“有何办法？”
　　范志陆回答：“敌方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乃以炸弹对付。”
　　蔡廷锴嘱咐道：“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
　　范志陆请示道：“可否予以资费？”
　　蔡廷锴问：“需要多少？”
　　范志陆谨慎回答说：“炸弹制作费，死士车船费和家人抚恤费，需要三万元左右。”
　　蔡廷锴爽快地答应道：“那就支四万元给他们作为行动经费。”
　　范志陆很快就将蔡廷锴将军的首肯和支持告知了王亚樵，王亚樵听此消息后，心中大悦，但他很快又焦虑了。行刺的方案确定了，行动经费也得到了保障，但是谁来实施呢？进入会场的行刺的人，必须是日本人、台湾人或朝鲜人，且此人必须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不畏死，才能保证事情顺当。
　　“哥，愁眉不展的，在想什么呢？”王述樵问。
　　弟弟王述樵的问话，一下子让王亚樵豁然开朗，他立即从椅子上起身，对王述樵说：“你马上去霞飞路，叫安老到沧州饭店来，我有要事相商。快！”
　　原来，王亚樵觉得由中国人假扮日本人进场行刺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需要借助朝鲜人的力量，因为朝鲜被日本占领后，不少朝鲜人逃到中国，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很多朝鲜侨民日语非常流利，言行举止更接近日本人，从朝鲜侨民中寻找合适的对象，乔装成日本人来完成行刺任务，比中国人来执行行刺任务更有把握。于是，王亚樵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曾与他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安老——安昌浩。
　　安昌浩（1878—1938），号岛山，朝鲜平安南道江西人。他是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要人，也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元老，1929年3月1日，安昌浩、金九等人在上海组建了韩国独立党。1931年10月22日，时任韩国旅沪侨民联合会长兼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安昌浩在上海金陵酒家招待新闻记者，指出“孙总理曾言，韩国独立，就是断绝日本侵华之桥梁，故为中国存亡之关系云，希望诸君深体此言云云。”
　　安昌浩应约来到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与王亚樵稍稍寒暄后，王亚樵就直奔主题，将请朝鲜人帮助行刺想法和盘托出。豪爽的安昌浩欣然应允，当即答应安排合适的人来实施行刺计划。回到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后，安昌浩即刻与金九先生商议行刺实施行动。
　　金九（1876—1949），又名金天山，号白凡，韩国黄海道海州邑人，是朝鲜抗日独立运动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后被尊奉为大韩民国独立运动之父。他还是一名暗杀高手，1894年，加入了东学党并身任先锋官，1896年，在安岳鸱河浦赤手空拳击杀了日军中尉、特务土田让亮，并痛饮了倭寇鲜血。1929年，金九与安昌浩等人在上海组建了韩国独立党，任韩国临时政府的首脑。1931年组建了特务队，负责锄奸，专门暗杀日本高官。1932年1月8日，他策划实施了李奉昌义士在东京樱田门前暗杀日本天皇的事件，李奉昌向天皇车队投掷了两枚炸弹，一枚命中副车，另一枚命中了天皇座车——可惜是哑弹，没有爆炸。
　　金九先生同意了安昌浩的提议，决定执行破坏日寇在虹口公园举办的“天长节祝捷大会”特别行动，于是，他开始了紧张的筹备。金九想：要实施行刺计划，在那种场合下，唯有炸弹是最行之有效的。但做什么样的炸弹能够带入会场又不被日寇发现呢？就在金九陷入苦思之时，桌上的日方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刊登的一则新闻提醒了他：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
　　“有了，对，就做水壶和饭盒型炸弹。”想到这，金九立即屈尊找到被十九路军控制的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军后方情报局长、韩国独立党党员的韩侨王雄（本名金弘逸）。通过王雄的引荐，金九与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取得联系，向其订购了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各一枚，并约定三天后交货。
　　为吸取李奉昌行刺日本天皇的哑弹教训，保险起见，金九先生对宋式骉厂长说：“炸弹做好后，请通知我，我要当场验货。”
　　晚上，王雄从上海兵工厂回来后就对金九先生说：“你要亲自到兵工厂去一趟。”
　　第二天，金九先生就去了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兵工厂。
　　兵工厂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宋式骉厂长为了让金九先生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制造的水壶和饭盒形炸弹的性能，就将金九先生带到了演示场。
　　演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坑口四周衬上铁板，然后将炸弹置于其中，从雷管上引出一条长线，王伯修将引线拉到数十步外，然后躺下，趴在地上，随着他的手指一扯，“轰”地一声，土坑里传来猛烈的爆炸声，铁片四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
　　爆炸成功后，王伯修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走到金九先生面前说：“没问题了，明天可以交货了。”
　　“能够万无一失吗？”金九先生问。
　　王伯修点了点头说：“像这样的试验要进行20多次，若没有一次失败，才能装在试验物里。这次我们格外细心，因为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药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我们非常内疚和遗憾，所以这次特别小心了。”
　　爆炸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天，宋式骉考虑到金九搬运炸弹这类禁物的困难，就派人用汽车载着两枚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送到了位于西门路的王雄家，金九见到这两枚炸弹时，内心十分激动，他兴奋地说：“非常感激兵工厂的帮助。”
　　随即，他脱下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一套在估衣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亲自把两枚炸弹送到法租界里一个信任的同胞家。
　　为了保密，金九先生并没有跟主人说明真相，只说告知这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就这样，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金九先生在为炸弹奔波的同时，也在积极物色合适的行刺人选。相对炸弹来说，行刺人选的物色更加困难，因为行刺人不仅要胆大心细、意志坚强，更重要的是，在戒备森严的“天长节”会场里投掷炸弹，几无生还的可能。若没有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和对光复祖国的坚强信心，是无法做出这种舍生取义的壮举的。“尹奉吉”，金九。
　　尹奉吉（1908—1932），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幼而聪颖，有“神童”之称，15岁时，已饱读诗书，具超众的汉学才能。17岁时，尹奉吉在家乡开办乡学，教授贫苦农家子弟。期间，目睹日本人对朝鲜经济与政治的压迫，对朝鲜人民的迫害和屠戮，决意为国报仇，且又了解到有大批朝鲜志士仁人在海外开展反日独立运动。1930年2月，尹奉吉决定投奔远在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于是不辞而别，离开家乡到中国流亡，一路辗转漂泊，先后去过东北、青岛，1931年到达上海，并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组成朝鲜临时流亡政府的金九。
　　尹奉吉是为了做大事而来上海的，他挑着菜担子在虹口来来去去，就是在等着机会到来。现在淞沪战争也结束了，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于是，他敲开了金九先生的房门，进屋后就问：“请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能让我去执行呢？”
　　金九先生回答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正为寻找像你这样的人而苦闷呢！”
　　金九又说：“日寇在这次上海事件中获胜，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呢！4月29日他们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天长节，你这次去完成一个大任务如何？”
　　尹君欣然答应，“我完全听您的吩咐，现在已下定决心，请赶快准备吧。”
　　4月26日，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在韩国国旗下，他胸佩“韩人爱国团”徽章，目光炯炯，神态坚毅，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韩人爱国团”宣誓文，他郑重宣誓，誓词上写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接受任务后，尹奉吉每天都穿着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购买了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膏药旗，并搜集了不少白川义则的照片。
　　4月28日，尹奉吉进入虹口公园实地考察，恰好碰见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一行也来此视察，尹奉吉当时就想杀了这个白川，幸亏没有动手。
　　从虹口公园回来后，尹奉吉对金九先生略有些失望地说：“今天白川这家伙也去看会场的设施，就站在我身边，我想今天我身边有炸弹的话，当场就可以把他解决了。”
　　金九听了，马上正色道：“这是什么话呢？猎人打猎不射栖鸟和睡兽，一定要使之飞、使之奔而后才射，这才感到痛快。现在尹君你说这话，看来你对明天的事信心还不足。”
　　尹奉吉急忙辩解说：“不是的，那家伙一站到我身边，我心中马上起了这个念头。”
　　金九先生不愧是个暗杀高手，他告诉这个志在必得的年轻人：“一定要镇定，内心不安情绪就不稳。”
　　当晚，尹奉吉在住所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写遗书。他在给两个儿子的遗书中写道：“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因为我将离开你们而走，你们不必过于悲哀，你们还有那慈爱温柔的母亲，会给你们慈爱哩！我希望你们，在你们那慈爱的母亲的教导之下，将来也成个伟大的人物。”
　　“像过去的历史所载，如东亚的先哲孟子和震动西欧的名将拿破仑、世界发明家爱迪生等，他们都是受了母亲的教育而成功的伟人，我希望你们的母亲也像这些伟人一般的母亲，在你们，也都像这些伟人一般的受导和成功，这是我最后所盼望和所遗给你们的。”
　　4月29日清晨，天色阴沉，夜色还未完全褪去它的黑纱，金九先生驾驶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他身旁的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位神情泰然的年轻人，他就是尹奉吉。尹奉吉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一个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和那些赶来参加“‘天长节’祝捷大会”的日军、日侨无异。
　　他们一大早就到了韩侨金海山的家中，金海山为尹奉吉做了一顿香气四溢的牛肉面。这是金九先生特意嘱咐的，昨日夜晚，送尹奉吉回住所后，金九先生带着两枚炸弹到了金海山家，告诉金海山：尹奉吉明天有重要任务要远赴东三省，请他买点牛肉，明天早上做给尹奉吉吃。
　　尹奉吉吃面时有滋有味，神情泰然。吃完早餐后，早已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的尹奉吉解下自己的手表，递给金九先生说：“再过一小时，这块表对我就没用了！”金九先生也将自己廉价的手表送给了尹奉吉。
　　从金海山家出来后，金九先生和尹奉吉一路上就看到日本军警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十字路口和交通要道都有全副武装的日军警卫，戒备森严，而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更是排满了日本军车，日军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枪。
　　黑色轿车在虹口公园附近停了下来，金九先生侧身与尹奉吉话别：“余为祖国光复与民族自由，切祈于将作伟大牺牲之君，赫赫之成功，将与君长在。惟最后有一言语君，吾人之敌，倭寇而已，则今日举事，切须审慎，万勿加于倭寇之外各友邦人士。”意思就是：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一概不能伤及，因为参加“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而这些大使们属于“无辜”，不应被牵连。这番话，金九说得非常悲壮。
　　下车时，尹奉吉十分平静地说：“我去了，愿与君再面于地下。”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
　　一个人愿从容赴死，舍生取义，绝非偶然。一切义举的背后，都是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结合。
　　下车后，尹奉吉径直走向了虹口公园门口，整个虹口公园，洋溢着日军“狂欢乱舞”的胜利快感。
　　七点四十五分钟左右，尹奉吉十分顺利地进入了会场。见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金九先生马上到另一名韩国朋友的店里，写了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信上写着：“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紧接着，金九回寓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移到一位美国朋友家，焦急地等候消息。
　　进入会场后，尹奉吉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最后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站立，这是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位置。此时，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军和日侨，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奔赴到虹口公园，甚至还有襁褓中的婴儿，在母亲的怀里，也来参加“祝捷大会”。
　　10时整，“祝捷大会”正式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林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
　　按照大会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
　　阅兵式结束，已是十一时许，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早有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所以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加之突然天空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故而各国领事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纷纷向场外走去。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了。
　　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宣布祝捷会开始并致辞后，村井总领事宣读简短祝词，接着台上台下全体日本人肃立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18架日本飞机在国歌声和礼炮声中呼啸翻飞。
　　这时雨越下越大，但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河端、重光葵等肃立在检阅台上，挺起胸膛，梗着脖颈忘乎所以地唱着《君之代》。天赐良机，在第三声礼炮声响之时，尹奉吉冲出人群，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在距主席台几米的地方，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炸弹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
　　“轰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检阅台上的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被弹片破腹，当场毙命，体态肥胖，身材魁梧的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弹抛到半空中后重重摔了下来，身中204块弹片，奄奄一息，5月26日毙于上海。而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