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日军疯狂报复四处抓人，雪林意外遇上大哥雪山

　　“嗖！”的一声，炸弹飞上了检阅台，“轰隆！”一声，巨大的爆炸，检阅台被炸塌，台上的日人死的死，伤的伤，一片狼藉，检阅台下，人们四处逃窜，一片慌乱，日本人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在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竟然有人能够制造如此大的爆炸案。
　　炸弹爆炸后，看到检阅台上的日军首脑死的死、伤的伤，尹奉吉根本就没有想要逃脱，他抱着一心赴死的决心来的，他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朝鲜独立万岁！朝鲜独立万岁！万岁，万万岁！”
　　等到日本人从慌乱中回过神来，已经离爆炸发生十分钟了，虹口公园门外的日军才紧急集合，他们迅速封锁了公园的各个出口和包围了虹口公园周围3里之地，严密盘查所有的与会者和区内所有的人，并当场抓捕了一些韩国人。
　　“此事与他人无关，乃我一人所为。”看见疯狂的日军不断地抓捕其他韩国人，为保全他人，在投弹时已经暴露的尹奉吉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
　　四、五个日军士兵将尹奉吉死死按住，尹奉吉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喊：“此时我一人所为，大丈夫敢做敢当，朝鲜独立万岁！”
　　日军疯狂的报复目标却不会只限于尹奉吉一个人。他们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
　　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人，同时被抓捕关押的，除了韩国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
　　安昌浩虽然得到了金九先生托人传递的消息，但他还未来得及转移，就被闯进法租界的日军给堵住了，日军二话不说就将安昌浩强行带走了。很快，安昌浩就和其他被抓的苏联人、中国人和韩国人一起关入了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被严刑拷打。
　　第二天凌晨，他们又分乘12辆卡车再次冲进法租界，又搜捕了17个韩国人，金九先生因藏身到美国传教士费吾先生家里，才躲过了日军的抓捕，幸免于难。
　　尽管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但日军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侵入上海却付出惨重代价，死亡一万余人。这时又发生了虹口公园爆炸案，自然而然，日本人认定这背后一定是中国在捣鬼。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他们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但直到尹奉吉的身份查清，才开始把报道的矛头指向朝韩人。事实上，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和中国方面一定有关，他们认为，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执行的爆炸事件一定是从中国抗日团体接受了资金、炸弹等方面的援助……
　　尹奉吉被日军抓获后，震怒的日寇对他进行了非人的严刑拷打，但无论如何，视死如归的尹奉吉始终只承认是他个人所为，可是，日寇还是疯狂地抓人，尤其是确认尹奉吉的朝韩人身份后，针对朝韩人的抓捕更加猖狂了。
　　为制止日本军警对韩人报复，金九先生决定以韩人爱国团首领的身份在《申报》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公开信不仅公布了此案的策划和实施的经过，还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自己的经历。金九先生在《申报》上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夺满洲，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首遣李奉昌赴东京，于一月八日谋击日皇，次派尹奉吉于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领袖。”并表明了恢复韩国独立的决心：“余之武器，唯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今后余将坚持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
　　不久，尹奉吉被押往日本，当年12月19日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日军对尹奉吉恨之入骨，对他使用了日本最残酷的刑法、以“木刑架”的方式将尹奉吉分尸处死，并将其遗体埋葬在金泽陆军墓地的路面下。尹奉吉从容就义时，年仅24岁。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尹奉吉的遗骨才被迎回韩国安葬。
　　蒋介石称赞尹奉吉：“中国一百万大军都没能做到的事，结果却由一名朝鲜青年完成了，真令人感动！”
　　安昌浩在朝鲜被日军监禁四年，1935年获得假释，1937年6月又因为“同友会事件”被捕，1938年病逝。大韩民国尊称安昌浩为“韩民族独立之父”。
　　金九先生被日军恨之入骨，视为肉中刺，恨不得拔了而后快，于是日军悬赏20万元巨款要买他的人头，后又追加到60万元。
　　在美国神甫费吾生和中国友人、同盟会元老褚辅成的鼎力救助下，金九先生由上海躲避至褚先生的家乡浙江嘉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日军都未能抓住金九先生。
　　虹口公园爆炸的喜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忧虑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
　　蒋介石问戴笠：“虹口之事，何人所为？”
　　戴笠回答说：“此乃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
　　蒋介石说：“哦，是庐山之事背后同一之人吗？”
　　戴笠问蒋介石：“是的，委员长，该如何处置，请示下？”
　　蒋介石：“实乃聪明之义举，当予以褒奖。”
　　于是，蒋介石令戴笠送四万大洋给王亚樵，上海别动司令胡抱一（1891—1943）将四万大洋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给结拜兄弟王亚樵，并要王亚樵回书答谢蒋介石。王亚樵说：“蒋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蒋介石见拉拢未成，又派胡宗南（1896—1962）前往笼络王亚樵，胡宗南跟戴笠、胡抱一一样，也是王亚樵的结拜兄弟，胡宗南向王亚樵提出愿与其共同组建安徽省政府，被王亚樵婉言谢绝了，王亚樵回复胡宗南说：“区区此心，惟知救国。草野之身，他复何望。”
　　蒋介石两次笼络，均遭王亚樵拒绝而未成，又派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去见王亚樵，欲以陆军中将职位收买王亚樵，王亚樵再次拒绝。蒋介石三次拉拢王亚樵未成，遂怀恨在心。
　　虹口公园的爆炸巨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可见，日本也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付出了日军血溅沪野，伤亡10254人，更换四名军事总指挥的代价，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国际上的所谓声誉一落千丈，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如战端再次扩大，日本并无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才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至此，“一二八”事变正式宣告结束。
　　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投掷的炸弹让日军的“祝捷大会”变成了“丧礼大会”，各报连篇累牍刊载。
　　“卖报，卖报。”小报童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一边沿途大声叫卖，“白川义则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随着小报童的叫卖吆喝声和上海市民的奔走相告，“虹口公园爆炸，日军首领伤亡惨重”的新闻迅速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血了国耻，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一扫真如被日军占领的阴霾，一时间上海洛阳纸贵。
　　“给我拿一份报纸。”正骑着自行车的高雪林见到报童，就立即刹住车，停下来，对报童喊道。
　　“两元一份，还差一元。”小报童一边将报纸递给高雪林，一边伸手接过高雪林的一张纸币说。
　　“昨日才一元，今天就两元了。”高雪林嘟哝着，又将一元纸币递给了小报童，小报童接过钱后又大声叫卖：“卖报，卖报，两元一份。”
　　就在高雪林一手拿报纸，一手扶车把，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往前奔走时，突然，“嘶嘶嘶……”的急刹车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路中央，挡住了高雪林的去路，高雪林的自行车差一点就撞上了黑色轿车。
　　“找死啦！”车门打开，下来一名年轻的司机，他查看了一下车子的前杠，发现无恙后就开口吼道。
　　“谁找……”高雪林正准备好不客气地回敬对方，却让他惊讶的是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人突然拉开车门，走到他面前，关切地问道：“小兄弟，你没伤着吧？”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于是，高雪林抬头一看，仔细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一副墨镜，非常像自己的大哥。就在高雪林迟疑之际，当他取下墨镜时，喜出望外的高雪林定睛一看，果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大哥：高雪山。
　　“大哥。”高雪林兴奋地叫道，将单车往旁边一放，就展开双臂要跟大哥拥抱。
　　“二弟。”高雪山激动地喊道，他也展开双手，将雪林揽入怀中，两人紧紧地拥抱着。
　　高雪山和高雪林，两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兄弟在上海的大街上相遇。
　　“这是贾四海，大哥的朋友，上海警察厅侦缉二队队长。”高雪山转身又向贾四海介绍高雪林来，“这是我二弟……”
　　“四海皆兄弟，贾大哥好。”高雪林一边朝贾四海点点头，一边打断高雪山的话说，“我是高雪林，同济大学医学院外科系大一学生。很高兴认识你，贾大哥。”
　　贾四海大大方方地点点头说：“在上海，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来找我。”
　　“到时候，贾大哥可不要嫌小弟麻烦就好。”高雪林毫不客气地说。
　　“怎么可能呢？雪山兄的二弟就是我的二弟。”贾四海当即承诺说，“来时，只要说是我的二弟即可。”
　　“那敢情好。”高雪林问，“大哥，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今早从南京过来的，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高雪山感慨道。
　　“都五年了，自从你和嫂子结婚那天离开后，家里人就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了。”高雪林就是高雪林，刚与大哥见面，就直接责备大哥说。
　　“大哥是因为有紧急事情才离开的。”
　　“紧急事情办完了，也应该回家去看望一下老爷和嫂子吧。”
　　“几年不见，人长大了，翅膀硬了，学会教训大哥了。”高雪山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反问高雪林，“今天不用上学吗？”
　　“学校被日机炸毁了，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但只有少部分同学能够上课，而我们大一年级的还没有恢复上课。”高雪林回答说。
　　“即使不用上学，也应该呆在家里，陪着老爷和你妈，外面乱得很，不要到处乱跑。”高雪山对高雪林叮嘱道，“我还有要事去办。”
　　“大哥，那你办完事回家去看看吗？”高雪林说，“老爷和嫂子都在家盼着你回家呢。”
　　“回头再说。”说完，高雪山就拉开车门上了小轿车，摇下车窗说，“代问老爷好。”
　　“大哥，你还是自己回家，向老爷去问好吧。”高雪林对着启动的小车说，而后又自言自语：“这么多年也不跟家里通信，不知道大哥到底在干什么？”
　　高雪林突然间想去看看大哥到底在干什么，就临时改变了主意，悄悄地折返了。他骑着自行车，两眼紧盯着高雪山乘坐的那辆黑色轿车，悄悄的跟在后面。因为人流车流较多，黑色轿车的速度并不快，走走停停的，所以，跟在后面的高雪林骑着自行车也是走走停停的，始终保持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
　　令高雪林十分震惊的是高雪山乘坐的黑色轿车竟然在一家日式公馆前面停下了，早已等候在公馆门外的一个穿日本和服的中年男人迎了上去，车门打开后，高雪山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同日本中年男人热情地握手和简单地寒暄后，就一同走进了日式公馆。
　　这一切都被高雪林看在眼里，高雪林本想冲上去的问个清楚，但他的大脑阻止了他的双脚，他躲在一个货摊的侧面，悄悄地观察着，他实在不明白，几年不见的大哥就怎么会跟日本人搅合在一起？更何况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上海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这个时候。
　　原来，新婚第二天一大早，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之际，高雪山留下一封信后就不辞而别去了日本，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读书，主攻新闻学。1930年底回国，回国后，高雪山便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部，从事行政事务助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下野。1932年元旦，汪精卫（1883—1944）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没想到汪精卫刚上任不久，日寇就给了汪精卫当头一棒，发动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日寇在遭到中国国民军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宣布停战，并就停战协议开始谈判。因高雪山曾留学日本，学习的是新闻学，且积极肯干，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的赏识，汪精卫将其借调至外交部，做一些协助外交部在对日洽谈“谈淞沪停战协定”中做一些联络性事务工作。
　　得知在东京大学求学时结识的同学岸田英平来到上海，这天一大早，借着谈判的空隙，高雪山就从南京乘火车到达上海，并让贾四海开车送他，为的是跟他见面。岸田英平喜爱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围棋和中国茶情有独钟，而这两样爱好也是高雪山喜欢的。高雪山在日时，由于相同的爱好，课外之余的空闲时间，两人经常在一起，一边品茶，一边切磋围棋棋艺，久而久之，两人就成了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结束了大学学业，高雪山即将回国时，岸田英平将两人经常下的一副围棋作为礼物送给高雪山，但高雪山没有接受，仅仅从中取了两粒棋子，一粒黑色的，一粒白色的，并将其中黑色的围棋子递给岸田英平说：“黑的你留下，白的我拿走。”
　　“雪山君，这是何意？”岸田英平问道。
　　“黑先白后，这是围棋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人的待客之道。”高雪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解释说。
　　“哦，我明白了。”岸田英平似有所悟地说，“先礼后兵，后发制人。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为人之道。”
　　“谦和礼让，才是我中国人的为人之道。”高雪山不卑不亢地说，“先让人三分，后发而制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才是我中国的处世之道。”
　　“雪山君，我们是同学和朋友，国家之间的战与和，与你我无关，不影响你我的关系。”
　　“只要英平君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我的祖国，英平君就永远是我高雪山的同学和朋友，我定会珍惜的……”
　　眼前的这一切，令高雪林十分难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他呆呆地立在那里……